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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初探

2015-07-23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100871

图书馆 2015年2期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化史艺术史

王 波(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初探

王 波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 100871)

〔摘 要〕在新兴的基于图像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启发下,建议以《中国历代画目大典》和《中国美术全集》作为资料基础,梳理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以开辟阅读学、图书馆学研究的新领域,为读书图的专题收藏和利用提供线索,以弘扬中华民族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为阅读史、图书史上很多问题的研究带来富有趣味的图像证据。

〔关键词〕中国古代 读书图 阅读学 阅读推广 图书史 艺术史 文化史

人物和书籍处于同一画面,人物做出将要阅读、正在阅读或刚刚读毕之状的图画,就叫读书图。创作于远古至清代的读书图,就是中国古代读书图。文章主要探讨对录入各种画目、流传至今的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进行初步筛选、分类、解读的可行性及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1 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意义

1.1 开辟阅读学研究的新视角、新领域

中国对阅读学的研究启动较晚,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推出了一批成果,理论方面的专著有曾祥芹的《阅读学原理》、《国外阅读研究》、《阅读学新论》,王龙的《阅读研究引论》,龙协涛的《文学阅读学》,以及王波的《阅读疗法》等。史料方面的著作有曾祥芹主编的《古代阅读论》、《历代读书诗》,王三山编著的《文人书趣》,王余光等主编的《读书四观》。通史方面有王余光正在牵头编纂的《中国阅读通史》等。

可以说,关于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料,在诗歌、事迹、掌故、言论、方法、思想等方面均已有著作加以系统梳理和总结,唯留中国古代读书图的情况,尚未有人作条贯分析。据笔者所见,目前国内只有袁逸的《书色斑斓》一书中的几篇随笔谈到、用到了几幅中国古代有意思的读书图。已出版的阅读学专著基本上都是偏重文字的著作,很少配上相关的读书图,即便偶有插图,也是取材随意、随机,缺乏学术依据和时空序列感,没有和文字密切配合、相辅相成,不能给读者带来更丰满的信息和进入古代读书情境的现场感。

相反,国外的一些阅读学著作,如加拿大的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英国的戴维·芬克尔斯坦和阿里斯泰尔·麦克利的《书史导论》等的配图相当丰富,若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书中选用的关于读书的插图,由古而今井然排列,显然是经过了系统梳理、精心研究。而德国博尔曼的《阅读的女人危险——从图画进入女性的阅读世界》更是将西洋名画中的读书图推进到了专题整理和研究的阶段,成为了这方面的经典。

中国古人读书治学讲究“左图右史”,在历史文献中常常以“图籍”二字指代文献,留下了以图佐文、以图佐学的优良传统,如以《山海经》为代表的地理类文献、以《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中药学文献、以绣像小说为代表的文学文献,都是善于用图的典范。图像所承载的信息十分丰富,不但可以佐证、补充文字信息,而且某些只可意会的内容,还非文字所能表达和描绘。我们研究阅读文化和阅读史,经常要探讨古代的书籍形制演变以及书籍的创作、校雠、抄写、雕版、流通等流程的具体细节,研究古人的读书行为、读书场景、读书情结、读书趣味等,这些内容单靠文字描述是无法传达立体信息的,结合图画来论证才更有说服力,才能给读者以身临其境、重回历史现场的感觉。

根据中国古代文体创作和遗留文献的特殊性,经、史、子、集、图构成了诸多学科的史料的五维一体。对于阅读学来说,经和子方面的史料不多,主要是历代名人关于阅读的若干言论,可以简称为“论”。史的方面主要是历代名人的读书掌故,可以简称为“事”。集的方面主要体现为历代诗家所写的读书诗,可以简称为“诗”。加上读书图,这样一来,阅读学史料就可以综合简称为事、论、诗、图的四维一体。目前,事、论、诗方面均有集成性质的史料汇纂,唯独读书图一维缺乏总结,不能不引为遗憾。启动读书图的研究,有填补空白之功,将为阅读文化和阅读史的研究带来新风,开辟新的支流和领域。

1.2 顺应人文社会科学重视图像研究的新潮流

目前,在一些历史悠久、研究充分的学科,人物、事件、文献、时段、专题等等堪作研究的对象,均已有了累累硕果,殊难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一批一流的学者创造性地将研究的目标转向了图像。图像研究不仅是学术方向的转移、新的学科生长点的探索、新的学术富矿带的发现,还可以说是学术方法的创新。这方面的实践以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最为典型。陈平原的治学路线清晰地呈现出“文本——图像——声音”的轨迹。他早年研究小说史,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主要是发掘、梳理史料,加以分析阐发,可谓做的是文本功夫,靠对文献竭泽而渔式的调研和别具只眼的细读取胜。后来,陈平原转向图像研究,连续出版《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图像晚清——点石斋画报》、《看图说书——小说绣像阅读札记》等书,所著不是图像汇编,就是以图像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图像的专题宏观审视和重点显微观察,得出单看文本所不易发现的结论。2008年秋,陈平原给北京大学一年级博士生上大课,讲的是“舞台小天地——现代中国文学视野中的戏曲人生”,宣称他致力的方向已经由“文字的中国”、“图像的中国”转向“声音的中国”。

不单陈平原教授,文学学科的其他著名学者也很重视图像研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杨义教授联合中日学者编纂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志》,开创了“以图出史、图文互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是通俗文学研究的权威,出版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在出版学领域,也出现了肖东发编的《中国出版图史》。目前,插图本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比较盛行,出现了一批优秀成果,和以往那些基本以文字为主的学术著作相比,信息量更大、可读性更强、普及面更广。由于我们当前处在一个生活节奏飞快,人人没有时间咬文嚼字,更喜欢速览图片的“读图时代”,被图像研究成果所充实了的学术论著,受众面更大,传播的速度更快、范围更广,更容易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作用。

开展中国古代读书图的研究,可以说是对其他学科,特别是对文学学科研究图像的新动向、新潮流的借鉴和模仿,也可以说是一种呼应。图像研究已经为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开创了新的局面,相信也一定会为阅读学研究带来新的面貌、新的惊喜、新的精彩。参考陈平原教授的学术路径,将来我们也可以进行读书音、读书姿的研究。中华五千年弦歌不断,历朝历代、东西南北的人们是如何读书背书的,倘若能将其音调、姿态还原出来,也是非常有益有趣的研究,只是难度肯定要比读书图的研究要高出许多。

1.3 发扬中华民族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中国古代书香门第常用的对联,“耕”代表生产力、农业文明、经济基础,“读”代表生产关系、科举制度、文学艺术,是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维持和谐的两大基础法宝。可以说,耕读传家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耕”和“读”也是中国古代画家经常着墨的题材,代有佳作。可是颇令人遗憾的是,自从南宋画家楼俦创作了耕图21幅、织图24幅,诗意地描绘天子扶犁、皇后亲蚕、男耕女织——这种中国古代美丽的小农经济图景,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嘉许后,“耕织图”便成为社会熟知的画作品类,而以“读”为题材的图画,却迟迟没有人汇总或进行系列化的创作。“读”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本来和“耕”是最佳搭档,应该将这两个题材的画作汇集起来,或者创作一册传世套图,合称“耕读图”,那样先民的力量和智慧、古国的物质与精神就能得到相辅相成、反差鲜明、富有张力的展示,更能反映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精神风貌。可惜的是,前人在创作系列图画时,简单地以同类项相从,将“耕”和“织”捆绑到了一起,而拆散了“读”和“耕”的搭档关系,乃至忽视了对读书图的总结和对读书系列图的创作。

耕织图有很多版本,目前最为通行的底本是清朝康熙皇帝南巡时,命宫廷内侍焦秉贞创作的耕织图,其复制品繁多,复制方法多种多样,有纸摹本、绢摹本、瓷摹本、墨彩印绘本等,配诗则分别有康熙皇帝的、雍正皇帝的和乾隆皇帝的。为了庆祝中国农业博物馆建馆10周年,1995年,王潮生收集各种耕织图,出版了《中国古代耕织图》。在2009年4月21日正式上线的世界教科文组织主持建设的“世界数字图书馆”中,中国国家图书馆提供了57件藏品,其中之一便是配有康熙皇帝御制诗的焦秉贞所作“耕织图”,由此可见“耕织图”在中国文化中的代表性及其重要地位。[1]

就读书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而言,并不亚于耕织,只是因为种种机缘,读书图没有作为一个品类,得到广泛的创作、临摹、流传,已成为历史留下的遗憾。现在的画家们已经没有必要再创作反映古人读书情境的系列的读书图了,因为离开了地道的传统技法,离开了皇帝御制诗,新作的读书图已经很难达到“耕织图”那样的艺术水准、文物价值和历史地位。要弥补读书图遭受冷落的遗憾,只有将历代的读书图加以搜集整理,使之完整、系统地呈现于世人,或许能够引起人们对读书的关注,激发人们的读书热情。从大的方面讲,也是对中国悠久的耕读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

1.4 满足图书馆环境设计和阅读推广的现实需要

图1 美国国家艺术馆收藏并展出的法国画家Jean Honore Fragonard于1770年创作的《阅读的少女》

到访过欧美图书馆的人都会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即关于书的图案和读书的画面、雕塑,作为一种元素,大量地出现在图书馆的外墙、壁画、雕塑、纪念品上,比如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图书馆的外墙的柱顶上就是一本书,该馆室内大厅还有一个马克·吐温读书的铜像,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工程图书馆邻近大门的墙角也有一个穿着蓝色夹克的大学生模样的读书人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波士顿市公共图书馆的壁画上,有很多宗教题材的和临摹名画的读书图,在这些大型公共图书馆的礼品部,还能买到以西洋名画中的读书图为素材的日历、笔记本、书签、领带等。这些丰富的关于读书的元素,使图书馆具有很强的识别性,读者未及走进便能分辨出这就是图书馆,并在由外而内的步步深入中,不断接受越来越密集的读书元素所传达的诸如阅读、学习、高雅、文明等概念的强烈暗示,从而不由自主地调节自己的心态,产生对知识的尊重和崇拜心理,很快融入图书馆所特有的气场和氛围当中。

图2 美国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阅览室门顶上的读书图

国内的图书馆在建筑和空间设计上,对于读书元素的应用虽然也很普遍,但多是在“阅读”的外围作文章,往往显得大而无当或简单直接。比如树立孔子等文化名人的雕像,但这些雕像并不是名人正在读书的雕像,挂了很多名人名言,和阅读直接相关的也并不多。把“书”字的很多变体甚至在各国语言中的写法雕刻在外墙上,却没有直观的书的图案。馆内有很多风景画和名人头像,可是没有一张读书图。问一问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留下经典的读书图?都有哪些?谁也说不清。当然,更不用说把中国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做成日历、笔记本等礼品来传播了。

进入21世纪以来,效仿发达国家,国内掀起了推动全民阅读的高潮。图书馆在阅读推广的浪潮中日益活跃,创造了很多新颖的推广形式。比如2013年的世界读书日,北京大学图书馆推出的主题为“书读花间人博雅”的摄影展和好书推荐活动,其主要内容是和校内的学生社团“青年摄影学会”合作,请他们在各院系招募12位女同学,手持需要推荐的好书,模仿西洋名画中的读书图拍照,然后将仿照和名画对照展出。这项活动因为实现了书画结合、图文结合、中西结合、古今结合,兼顾了文化素质教育和艺术素质教育,拥有年度好书、西洋名画、北大女生、摄影展览等吸睛看点,故而好评如潮、大获成功,受到诸多媒体关注,网上传播迅速,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然而在展览时就有读者反映:为什么要模仿西洋名画,而不模仿中国名画?为什么模仿者都是女生而没有男生?其实在活动开始之前,我们就对中外的读书图作了调研,西洋名画中的读书图因为有《阅读的女人危险》这样的经典著作进行梳理,线索明确,极易检索得到。而中国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则无人进行系统筛选,缺乏最基本的指导目录,因而很难得到一系列画作。

可见,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至少有两大现实需要:一是可用于图书馆建筑材料的定制和空间设计的装饰,提升中国图书馆的文化氛围、阅读气息和民族特色。二是可用于全民阅读推广工作中,因为与阅读推广有关的宣传载体,比如徽标、展板、书刊封面、版面装饰、小册子、日历、书签、纪念品等,可能会用到中国古代读书图中的某一幅或其局部。这些客观需要呼唤我们加强对中国古代读书图的研究。

1.5 服务于专题收藏和展览

随着国家的繁荣富强,富裕阶层在不断壮大,很多人的投资已不满足于股票、房产等,而开始涉足文物收藏领域。文物的范围很大,珠宝、家具、器物、字画、古籍等等都在此列,每个方面的藏品数量和价格又极惊人,全面收藏任一方面的文物可以说都是不可能的。基于“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收藏原则,每个投资者要想使自己的收藏的价值最大化,通常需要选择一个专题来收藏。从理论上讲,投资者选择的收藏专题越独特、越容易被他人所忽视,那么其收藏特色就越分明,就更有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

当前,虽然还没有听说哪家图书馆或个人将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作为专题收藏,但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徐雁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王波副研究馆员出于职业敏感,已开始留心收集所接触到的当代读书图和读书人偶,在博客上连续展示。随着公私专题收藏的持续分化和个性化,随着中国读书气氛的提升、阅读文化研究的深入,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必将会引起公私藏家的关注,成为富有价值的收藏专题。

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就是要为可能到来的关于中国古代读书图的专题收藏提供一个全景图、路线图、藏宝图,启发、推动这样的专题收藏早日到来。专题收藏总是伴随着专题展览,届时人们将会全景式地看到中国古人的读书生活,启迪自己如何古为今用,改善阅读状况,更好地延续阅读这种世代相传的生存手段和生活方式。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公私藏家对中国古代读书图的关注和收藏能够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将对全民阅读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

2 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资料基础

研究中国古代读书图,必须基于两大前提:第一,古代读书图的存量必须是有限的,可以计量的,如果是天文数字,那么研究的范围就无从把握,更不用说做汇总、分析、归类等研究了。第二,有相关的工具书反映古代画作的全貌,使人能直观地看到画面,否则仅根据图画标题,难以判断哪些是读书图,哪些不是。好在这两个前提目前均已具备。

首先,现有资料表明,照相术在晚清才传入中国。中国出现的第一张照片通常被认为是时任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于勒·埃及尔,于1844年到中国参与中法《黄埔条约》的谈判时,给时任两广总督的清宗室耆英拍的照片。[2]而此时离1839年法国人路易·加克·达美尔发明摄影术不过5年。到了1856年,照相已成为贵族时尚,皇族及地方长官照相已较普遍。

照相术传入中国的这个时间节点,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读书图非常有利,同时差不多也宣告了不可能进行整体统计、研究近代以来的读书图。由于照相机成像方便,照相机普遍民用之后生成的读书图成上亿兆,犹如恒河沙数,已经无法对其进行整体调查和研究。而在此之前,图画的制造,大宗是画家在帛、纸等软载体上用笔墨所绘,小宗是艺术工匠在金石、家具、陶瓷等器物和墙壁上的创作,古人对这些图像作品中的佳作进行了认真的造册登记。中国古代目录学发达,不但关于文字图书的目录代代相沿,著录画作的画目也是生生不息。南京艺术学院的周积寅教授及其夫人王凤珠女士,收集历代画目,编有《中国历代画目大典》,这套书计划出四卷,分为战国至宋代卷、辽至元代卷、明代卷、清代卷,共编入画家5千余名,包括各类画迹7万余幅,2002年已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前两卷。

另外,2006年12月,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等联合出版了《中国美术全集》六十卷,该书汇集从原始社会到清代的中华五千年艺术珍品,分为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艺术和书法篆刻五大编,小八开豪华精装,共辑入彩色图版1.2万余幅、论文及图版说明400余万字。全书规模宏伟,编辑周密,内容丰富,印制精美,代表了我国美术出版的最高水准,是我国有史以来美术出版方面规模空前的宏篇巨帙,亦是未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无需重复和难以企及的高峰,是一部最权威、最全面、最经典的中华艺术综合性大典,堪称“中华艺术大百科全书”,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3]

读书图的来源多端,除了纸帛等软载体上的绘画外,还可能从壁画、画像砖、版画、年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上辑出,本来不易收集。可是《中国美术全集》对各种载体和表现形式的图画均有收录,这就为读书图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4]

《中国美术全集》收录的图片类型多、总量少,《中国历代画目大典》收录的图片类型单一,但总量大。两书互不能替代,具有互补关系。这两本书的出版,明确传达给我们一个信息:首先,中国古代图片的总量是有限的,可以览尽,可以计量,辑录和研究读书图不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其次,《中国历代画目大典》和《中国美术全集》对于图画的著录,除了文字信息,还配以缩微原图,这就为我们判定一幅画是不是读书图,以及采集读书图提供了方便。

3 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主要课题

读书图研究的切入角度有很多,最直观者,当属下面几大课题。更具体的课题,则有赖于不同学科、不同个性的学者,根据其兴趣点和关注点的差异,而进行个性化的发掘。

3.1 确定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总数

《中国历代画目大典》收录图画7万余幅,《中国美术全集》收录图画1.2万余幅,那么读书图到底有多少幅?这是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首先应该认真翻检此二书,在仔细鉴别的基础上,辑录出所有读书图,统计出总数和各朝代分布数,掌握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总体情况。

3.2 划分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类型

统计数字有了之后,要对所有读书图进行定性分析,最基本的定性是划分类型。笔者已经对《中国历代画目大典》中前两卷的读书图,即战国至元代的读书图作了辑录。初步判定中国古代读书图有以下6种主要类型:

(1)直接命名为“读书图”的画作。多见于中国画的大宗——山水画,画面以山水为主,以读书的人物、场景、气氛衬托山水的宁静和空灵。如元代王蒙的“春山读书图”。

(2)读书典故图。如牛角挂书、凿壁偷光等。

(3)校书、勘书图。记录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如宋代无名氏画的“勘书图”,北齐杨之华所绘“校书图”。

(4)皇帝读书写字像。多见于清代,有康熙、雍正、道光、乾隆等皇帝的读书写字像。

(5)文会图。主要描绘古代文士小团体以文会友的聚会活动,如北宋赵佶画的“文会图”、宋代无名氏画的“十八学士图”,历代画家画的“竹林七贤”等,这些画上的人物一般都摆出读书写字的姿态。

(6)宗教读书图。文殊菩萨在佛教里是智慧的化身,其固定姿态是一手执书,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读书图,如元代雪涧画的“草衣文殊像”、“绳衣文殊像”。还有描述僧人、道士读书的,如五代贯休画的“罗汉图”,北宋燕文贵画的“三仙授简图”。

3.3 划定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经典

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有的直接以“读书图”、“书屋图”、“诵书图”、“读易图”、“勘书图”等命名,可以直观判定为读书图,有的不以“读书”等近似字眼命名,但画面却是描绘读书情形的。题名中直接含有“读书”等近似字眼的画作不多,笔者在《中国历代画目大典》战国至元代这前两卷中,仅发现18幅,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读书图的经典,具体见表1。

表1 中国古代读书图中的部分经典(战国至元代)

南宋 刘松年 秋窗读易图南宋 马远 渔村读书图南宋 萧照 柳堂读书图宋佚名 勘书图宋佚名 晴窗展卷图五代 王齐翰 勘书图元龚开 天香书屋图元郭畀 山窗读易图元盛懋 柳阴书屋图元王蒙 春山读书图元王蒙 松山书屋图元谢伯诚 茅亭读书图元赵原 临董源夏山读书图元朱德润 秋林读书图

3.4 从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了解古人的读书生活

粗略翻阅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就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画作对春夏秋冬四季的读书生活都有描绘,表达了心闲便是读书天的理念。关于读书的环境,画家普遍推崇到大自然中读书,描绘的多是到对山傍水的窗下、树下这种半露天的空间环境里读书的惬意,视到山乡读书为雅趣,不提倡到城市读书。读书的主角,除了可男可女的文殊菩萨,基本上都是男的,反映了在中国古代,不鼓励女性读书,读书的女性为极少数。

图3 南宋刘松年的《秋窗读易图》和元代郭畀的

《山窗读易图》

在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最“上镜”的图书是《易》,有多幅画作题名为“读易图”。这或许是因为易经作为深奥的智慧之书,更适合到大自然中沉下心来解悟;或许是因为《易》描述了包括山水在内的宇宙的活动规律,更适合放到大自然中,一边参格万物,一边咬字体味,一边推演卦象;或许是因为《易》一向是高深书籍之首,象征着阅读的品位,唯有高山大川适以匹配;或许仅仅是因为以一个字作书名的书籍不多,“易”字又是仄声,以“易”入画名,更顺口,更符合平仄协调的美感。这个现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以上只是举例说明,从古代读书图中还可以发现许许多多的读书现象,对这些现象进行精审、提问、解谜,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先民们的读书观念、读书生活。从读书图中还可以观察到图书形制的转变、阅读行为的变迁等,比如,哪幅画中首先出现简策、缣帛、纸书、经折装、蝴蝶装?阅读用的书案、椅凳、灯盏等在发生什么样的历史变化?校书图、勘书图中各个人物的分工及其关系?等等,这些都是书史、阅读史研究所特别关注的问题,将那些具有历史节点性质的读书图找到,对我们进行书史、阅读史的历史分期、细节考察,具有很大的佐证作用。

3.5 对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扩展研究

依靠《中国历代画目大典》和《中国美术全集》来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可以奠定读书图研究的大局,但仍然不够全面,不能表明掌握了全局。到了明清,绣像小说兴起,插图流行,《西厢记》、《红楼梦》等书籍中都不乏关于读书的插图,书籍插图中的读书图在中国古代读书图中已然占有较大的比例,对之进行调查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晚清还创办了《点石斋画报》等以图像为主的刊物,也需要加以调研。

单对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进行宏观研究是不够的,还需要对一批具有类别代表性的典型的读书图逐一进行著录和专业赏析,交代画作的时代背景、作者简历,详细阐发读书图中所承载的对阅读史、书籍史、出版史有用的信息,也是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比如北齐杨之华所绘《校书图》(通常亦称《北齐校书图》),是流传迄今的关于古代“校雠”题材的尺幅最大、人物最多的画作之一。弄清了《校书图》中的人物关系、人物职责、工作分工、工作流程、工具用途,基本上也就弄清了当时校勘图书的细节和流程,对学习校勘学、文献学无疑具有极大帮助。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中外观众最热捧的展览项目是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巨幅放大的电子动态版的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如果在文献学家、画家和动漫工程师的合作下,《校书图》能够变成动态的电子图画,或者请导演拍成短剧或微电影,那么将会变成极有教学效果的素材,可广泛用于文献学、出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文化史、艺术学等学科的课堂上。

图4 北齐杨之华绘《校书图》

再如,清代禹之鼎绘的《乔元之三好图》,是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难得的宣扬读书趣味的彩色长卷,堪称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此图纵36.5厘米,横107.1厘米,藏于南京博物院。深味书情书色的人,都喜欢这幅图,近年此图曾出现在袁逸的描摹古人读书风尚的《书色斑斓》一书中。此图主要表现学者乔元之的生活意趣。画中乔元之踞榻而坐,后面的案几上书卷堆积如山;左边三个女乐人正在吹拉弹唱,而右侧他的妻子和女仆抬出一瓮新酒。书籍、酒坛、女乐寓意着书、酒、律(音乐)“三好”,充分展示出主人公痴迷书籍、爱好广泛、豪宕放纵、不拘一格的性格特征。乔元之的面部用写真法绘出,勾染细腻,具肖像效果。仕女用笔工整,设色清丽,姿态婀娜,展示出秀媚古雅之美。此图人物造型优美、色调温暖清爽,可广泛用于图书馆的环境设计、阅读推广的展览设计、与书文化有关的书刊封面设计等。

图5 清代禹之鼎绘《乔元之三好图》

笔者曾将上述两图分别用于拙作《可爱的图书馆学》、《快乐的软图书馆学》的封面设计,传达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专业气息。

3.6 对中外读书图异同的研究

将中外的古代读书图进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比如可以将阿尔维托·曼古埃尔的《阅读史》中的古代读书图与中国同期的读书图作比较,找到一些异同点,发现一些规律。有个有趣的例子是,国外的读书图,喜欢将“书呆子”这类人降级成动物,画成驴的样子,号称蠢驴。而中国的读书图相对厚道,喜欢将“书呆子”降级成物体,画成书橱的样子,号称两脚书橱。

另外,从宏观上看,西洋画偏重写实、偏重人物、偏重彩色。在文艺复兴之前,创作了大量的宗教题材的画作,画作的内容多与阅读《圣经》有关,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可归为读书图。文艺复兴之后,艺术加工的对象从神转移到人,画家们又把画板朝向了世俗,创作了大量的各阶层人物的肖像画,其中不乏读书人像。因而从西洋名画中,很容易找到大量的千姿百态、情感饱满的人物读书图,既有宗教题材的又有现实题材的,特别是女子读书方面的画作,可谓精品纷呈、蔚为大观。即便在当前流行的微信朋友圈中,也能经常看到非专业人士拼接的西洋名画中的女子读书图,真的是美不胜收、赏心悦目。

而中国画偏重写意、偏重山水、偏重水墨,导致传世画作中的主体多是高山流水,人物反倒成了配角。浏览传世数量不多的读书图,不难发现一种普遍现象:读书的人物多是中老年男性文人,蜷缩于画面一角的屋下或树下。画风普遍追求的是景阔、人老、书古、意幽、心适的格调,这样的艺术风格拉大了表象与具象、艺术与生活、古人与今人的距离,导致我们在现实中很难模仿其景深高远的场合,也很难模仿其衣着相貌,因为画中古人的形体、容貌大多被抽象化、格式化了,以致于很难猜想古代具体人的具体容貌,自然不便于在生活中找到理想的替身。不易照搬于现实,这既是中国画的高妙之处,也是它的一个缺点,当用中国古代读书图指导现实的阅读推广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这一点。而西方名画中的读书图,即便创作于几百年前,因其高度写实的特性,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人物相貌和今人并无二致,甚至会感觉到画中的人物就是身边的某一个人,只不过衣物、饰品、空间的风格有些古老而已。加上西方名画中的读书图突出人物,多为近身特写,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背景,这就使得西方的读书图比中国古代的读书图更适合当代,更具有吸引力、适用性、装饰性和模仿性。

整体来看,中国古代读书图描摹的多是男人、文人,附庸和夸大风雅的意图更明显,适合于启发有阅读能力和阅读习惯的人,让他们善于阅读,把阅读和养生、交游结合起来,以提升阅读的品位和做人的品位,成为文化上的精英和道德上的圣人。西方古代读书图描摹的多是处于求知阶段的各阶层的普通的年轻女孩,展示的是知识浸润下的启蒙之美、人体之美、神态之美、光线之美、色彩之美,更适合于启发心智初开、有阅读饥饿感的年轻人,让他们追求阅读、向往阅读、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享受阅读。掌握了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在阅读推广中分对象推荐读书图,当面对青少年读者时,多用西方古典名画中的读书图吸引他们,解决“让不爱读者爱读”的问题;当面对爱读书的中老年读者时,多用中国古典名画中的读书图启发他们,解决“让爱读者善读”的问题。

当然中西方古代读书图的异同远不止以上列举的几点,以上只是就大体观感举例说明而已。更全面、更详细、更深刻的剖析需要通过对大量读书图的普遍泛览、重点精审、沉潜深悟才能获得。

总之,关于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研究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值得引起广大图书馆工作者的重视。因为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核心资料——《中国历代画目大典》中的明代卷和清代卷迟迟没有出版,所以这项研究的基本条件尚未成熟。此文只是初步阐述了研究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理由和可行性,并根据接触到的资料揭示了中国古代传世画作中的读书图的大致特点,希望起到抛砖引玉、拓荒首锄的作用。

(来稿时间:2014年10月)

参考文献:

1.焦秉贞.耕织图.[2014-12-11].http://www.wdl.org/zh/item/ 289/view/1/1/

2.孙慨.于勒·埃及尔和“中国第一幅照片”.中国摄影报,2012.6.26

3.周积寅,王凤珠.中国历代画目大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4.段文杰等.中国美术全集.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等,2006

〔分类号〕G25

〔作者简介〕王波(1970-),男,博士,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大学图书馆学报》副主编。

Study on Reading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Wang Bo
(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Abstract 〕Ancient China Reading pictures Reading science Reading promotion Reading history Art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Key words〕This study on reading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adopts popular research method based pictures to open up a new area of reading science and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housekeeping based farming and reading in ancient China. Bank of Ancient China’s Bibliography of Pictures and Complete Works of Chinese Art as main reference books lead it is feasible to study on reading pictures of ancient China, which will answer many questions on history of reading and book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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