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学勤

摘   要：近年来，留学德国在中国不断升温。通过访谈和问卷的形式，本研究对154名在德国求学的中国留学生进行调研，考察他们的跨文化适应现状，探讨影响该群体跨文化适应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情况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在人际交往维度上的适应程度最低。留学生个体的性别、旅居时间长短、德语水平等因素对其跨文化适应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中国留学生;德国;跨文化适应

一、研究背景

作为全球第三大“留学国”，德国以其丰富的教育资源、一流的科研水平吸引着众多外国学子。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2013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1999年在德国高校注册的中国学生共5054名;两年后，激增至8745名。至此，中国留德学生数远远超过俄罗斯、比利时、波兰等国跃居第一，成为德国高校中最大的外国学生群体。此后，中国一直高居赴德国际学生生源国排行榜首。2013年冬季学期，在德国高校注册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已升至30511名，占全球赴德留学的国际学生总数的10.12%[1]。这个庞大且数量急速增长的群体业已引起了德国教育界的关注，遗憾的是，对中国留学生的研究在德国学界基本上还是空白。

跨文化适应泛指对不同于自身源文化的异文化环境逐渐适应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矛盾、苦痛的心理冲击被称为“文化震荡”（Culture Shock）。“文化震荡”是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阶段和最主要的部分。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对留学生的学习体验、文化认同、心理健康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探索，但以在华的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居多;针对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状况的考察主要集中在英语国家，特别聚焦于留美学生。关于中国学生、学者在德国的跨文化适应问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严文华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2]。但考虑到普通学生与访问学者之间无论在年龄、跨文化经历，还是在经济状况方面均悬殊甚大，本研究只关注在德国高校攻读学位的中国大学生，而不包括访问学者。本研究从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三个维度梳理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现状，探讨制约他们融入德国社会的因素，以期帮助未来的留学生们更好地为海外学习做准备;同时，为我国外语教学界的同行改进教学、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现实依据。此外，本研究有助于德国高校管理者，特别是德国大学生服务中心增进对中国留学生的了解，为他们改善管理现状、提高服务水平提供现实依据。

二、调查工具及程序

（一）调查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前期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借鉴德国教育研究部2012年施测的“德国大学生社会状况调查”问卷，编制了“中国留学生社会状况问卷调查表”。之后随机与12名中国留学生进行开放式访谈，并根据访谈结果修正了初始问卷中不适合中国学生的题项及测试形式[3]。本研究正式施测问卷共36个题项，用汉、德双语呈现，受试者可自行决定用汉语或德语答卷。问卷内容主要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背景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旅居时间长短、受教育程度、德语语言水平、收入状况等;第二，跨文化适应量表：研究者将在前期探索访谈中由受访者自由列举出的面临的社会文化困难分为生活、学习以及人际交往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设计选项，依次从1到5赋值（1=没有任何困难，5=非常困难），受试者用自评方式评价各项困难的程度。受试报告的困难程度越低，表明该受试者对德国的文化环境适应水平越高。三个维度的内在一致性信度分别为0.63、0.64、0.80，该总量表的内在一致性信度为0.76。

（二）调查程序及受试者情况

本研究通过柏林工业大学中国留学生会、柏林洪堡大学中国留学生会、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留学生会、中国留德学者联合会以电子邮件、传单等方式向中国留德学生做了充分的前期宣传，随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在线匿名问卷调查。为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每个IP地址只能提交一份答卷。

此次问卷调查共收到154份有效答卷，其中男性受试者占59.1%，女性受试者占40.9%。从年龄分布来看，20～24岁的受试者占34.4%，25～29岁的受试者占53.3%，30岁及其以上的受试者占12.3%。从所受教育程度来看，11%的受试者为本科生，64%为硕士研究生，25%为博士研究生。从旅居的时长来看，留学德国不足1年的受试者占23%，1～3年的占49%，4～6年的占20%，超过6年的占8%。

三、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跨文化适应基本状况

研究以受试者在“跨文化适应量表”的总得分除以该部分的题项数所得数据，作为衡量该受试者对德国社会文化适应水平的指标。结果显示，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居中，平均分为2.93（见表1）。进一步统计显示，受试者在生活、学习及人际交往三个维度上的平均分依次为2.94、2.86和2.95，表明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在这三个维度上也处于中等水平。其中，受试者在人际交往维度上的适应水平最低（M=2.95），在生活维度上的适应水平较低（M=2.94），在学习上的适应水平最高（M=2.86）。

研究结果还显示，在某些单项上，受试者的适应水平偏低，其中适应水平最低的单项依次是“租房”（M=3.16）、“吃西餐”（M=3.10）、“跟德国居民交往”（M=3.08）、“用德语交流”（M=3.01）。“租房”和“吃西餐”属于生活维度上的困难，这两个单项在以往的研究中未被提及过。租房是包括德籍学生在内的所有大学生都面临的难题，对国际学生而言难度更甚[4]。据统计，只有40%的中国留学生能成功申请到学生宿舍。语言不通及不善于跟当地居民交往都增加了中国学生租房的难度[5]。此外，由于中国学生饮食上不习惯西餐，做中餐难免油星四溅，致使德国房东不愿租房给中国留学生。“跟德国居民交往”以及“用德语交流”属于人际交往维度上的困难。心理学教授弗恩海姆（Furnham）等人在英国调查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的研究中也提出过这两项困难[6]。语言震荡是文化震荡的形态之一，它的起因是未熟悉掌握宗主国的语言。语言是人类沟通的首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不通，必然阻碍中国留学生与德国居民的人际交往;反过来，隔绝于当地居民之外，就很难自如运用德语。相对于在人际交往和生活方面所受的冲击，中国学生所受的教育震荡程度最低。37%的中国学生相信自己在学习适应上“没有困难”，49%的受试者认为“困难不大”，认为“比较困难”和“相当困难”的分别只占11%和3%。这说明，尽管中、德两国的教育体制差别较大，但中国留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普遍较强。

（二）跨文化适应在性别上的分布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受试者在跨文化适应的总体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p=0.014<0.05，女生的跨文化适应水平（M=2.79）高于男生（M=3.02）（见表2）。进一步分析两组受试者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三个维度上的状况发现：不同性别的两组受试者在生活适应和人际交往适应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学习适应上差异显著，p=0.028<0.05，已达到0.05的显著水平，女生的学习适应水平（M=2.68）高于男生（M=2.98）。

（三）跨文化适应在旅居时间长短上的分布差异

根据受试者旅居时间长短将其分为四组，分别为旅居德国不足1年、1～3年、4～6年、超过6年。方差分析显示，旅居时长不同的受试者在跨文化适应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p=0.004<0.05，表明旅居时长对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比较发现，旅居超过6年的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总体水平（M=2.647）明显高于旅居不足1年的受试者（M=3.215），而其余各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旅居时长不同的受试者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三个维度上的差异，结果显示旅居时长对受试者的学习适应有显著影响，p=0.000<0.05（见表3）。比较发现，旅居超过1年的受试者学习适应水平明显高于旅居不足1年的受试者；旅居超过6年的受试者学习适应水平明显高于旅居1～3年的受试者。也就是说，随着旅居时间的增长，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总体水平以及学习适应水平都有提高。

（四）跨文化适应在德语水平上的分布差异

研究按德语语言水平的高低将受试者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组，探究不同德语水平的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方差分析显示，德语水平不同的受试者在跨文化适应总体水平上差异显著，p=0.000<0.05。进一步比较发现，高级组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优于中级组，中级组优于初级组。同时，三组样本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三个维度上同样存在差异显著，其p值分别为0.023、0.000和0.001，均已达到0.05的显著水平（见表4）。进一步比较发现，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三个维度上，高级组受试者的适应水平均优于中级组，中级组优于初级组。也就是说，德语水平越高，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总体水平以及在生活、学习、人际交往三个维度上的适应水平也越高。该结论与阎琨研究的中国学生在其他文化中的适应有相似性。[6]

此外，F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受试者在跨文化适应的总体水平及其三个维度的适应状况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年龄大小、学历高低及收入多少对受试者的跨文化适应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

本研究从性别、年龄、旅居时间长短、德语水平、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六项变量实证考察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水平，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中国学生在德国感受到的社会文化困难总体处于中等水平，适应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学习维度、生活维度、人际交往维度。

第二，留学生的性别、旅居时长、德语水平等因素对其跨文化适应状况具有显著影响。女生的总体适应能力及学习适应水平优于男生。旅居时间越长，中国留德学生跨文化适应水平及学习适应水平越高。德语水平越高，中国留德学生跨文化适应能力越强。

注释：

①“N”代表受试者的数量；“M”代表均值，即一组数的平均数；“SD”代表标准差，它测量了相对于均值的平均离差。

②“t”值用于比较两组样本的均值；“p”值是用于确定能否在所设定的置信水平上拒绝零假设。

③“F”值用于比较两组以上样本的均值。

参考文献：

[1]DAAD， HIS-Institut für Hochschulforschung. Wissenschaft Weltoffen 2013-Daten und Fakten zur Internationalit？覿t von Studium und Forschung in Deutschland[M]. Bielefeld： W. Bertelsmann Verlag GmbH & Co. KG， 2013.

[2]严文华. 跨文化适应与应激、应激源研究：中国学生、学者在德国[J]. 心理科学，2007（4）.

[3]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Lage der studierend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2012 [M]. Hannover： BWH GmbH， 2013.

[4]Johanna Wank， Janka Willige， Christoph Heine. Wohnen im Studium： Ergebnisse einer Online Befragung im M？覿rz und April 2009 im Auftrag des Deutschen Studentenwerks[M]. Hannover： HIS Hochschul-Informations-System GmbH， 2009.

[5]Xueqin Mao. Die soziale und wirtschaftliche Lage der chinesischen Studierenden in Berlin 2010 [M]. München： Grin Verlag， 2011.

[6]Furnham， A. & Bochner， S. Social difficulty in a foreign culture： An empiricalanalysis of culture shock. In： Bochner， S.， Culture in contact： Studies in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C]. New York： Pergamon， 1982. 161-198.

[7]阎琨. 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状况探析：跨文化适应和挑战[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1（2）.

编辑 潘雅 校对 秦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