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 诸玄识

论古希腊的原始性质
——读董并生新书《虚构的古希腊文明》（下）

英国 诸玄识

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是由中国学者所写的第一部全面质疑“欧洲古典历史”的著作。作者通过引述大量西方文献，对西方御用文人及学者虚构古希腊文明的经过做了详细考述，系统揭示了重重虚构的西方古典历史学术传统的真相。该书还对西方学术的真实源头也做了辨析，发人猛省。

虚构 古希腊文明 西方古典 西欧中心论

西方不存在“古典文明”

1.古希腊的客观条件否定文明

进入“古典时代”的克里斯提尼改革，仍是部落社会。“公元前508年……将原来阿提卡岛上的四个部落解散，分成了十个新的部落区。”改来改去还是部落社会，号称“古典的雅典部落制度”。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只是一种原始的划分”。大家很容易被其“改革”（包括梭伦改革）所蒙骗，而不清楚其部落之危害性，和它的变本加厉，阻碍文明，振古如兹！——其排他性与冲突性，使希腊不能形成民族国家和语言文字（直到19世纪才基本改观）。

换句话说，古代希腊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同质部落”的“集合名词”，但远不是真正集合。“它们从未被凝成单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热衷于分裂性的各自为政。”

希腊“土地从不让人容易生活，肥沃的平原几乎没有，土壤很薄和贫瘠”，“雅典处于荒凉的阿提卡半岛……土地贫瘠，几乎全是岩石……极难生产必需品来维持简单生活”。

此种状况只会造成紧张对抗，哪来“文明”与创造！古希腊是在一个很小范围内的许多地理碎片之中，不同族群以邻为壑、彼此倾轧；而且又在更大的环地中海的战乱祸水的旋涡之中，亦为亚非帝国的战场。这种无休止的暴力冲突，内争外斗，就注定了古希腊不可能成为创造科学与文明的土壤，更不可能成为人类艺术的圣地。耶鲁大学建筑艺术史家文森特·斯库利说：“没有古代文字证据来证明，希腊人对人类活动的环境有什么重要作为。”

这归根结底是由其地理环境决定的。美籍希腊学者约翰·托马斯·拉西在20世纪初，从地理环境方面论证古希腊的社会形态：它的众多的仇外心理的部落种族，数千年来阻碍着其民族国家的形成。现摘录其著述如下：

对我来说，古希腊没有被提升到有效社会的规模是深层原因，从这个国家的地理可见一斑……霍加斯认为，地理环境在希腊人生活倾向中起着决定因素。其地理与地形培植了希腊精神中的小群分立与强烈的地方父权主义……狭窄谷地之间缺少交流使得文化单位极小……

希腊没有提供理想成分的实践空间……外敌入侵使他们暂时忘却地方歧见，但不能团结合作尤为可怕……

希腊在经济上的统一亦不可能，其地理空间和“文明时段”皆不能承受社会发展的波动……不存在充分广度与持续的邦际贸易，以形成合作的习惯，与多样性、长期性的交往。它的社会意识没有超越部落阶段。族群沟通的自然障碍不能被克服……假如希腊的自然地理能让它发展较大规模的本土贸易，我想希腊历史走势则是不同的。

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这是最适合古代希腊的，恒是部落仇外、以邻为壑。如果不是中古与近代之间，被卷入“中西会通、近代转型”的大潮之中，希腊永远不会有民族国家，遑论文明！进而言之，若非中国智慧及其成果对世界发生作用，欧洲人不可能凭借己力克服“画地为牢、神权禁锢”的窘况。同样，近代希腊也是在“丝路辐射、中学西被”的大环境下超越其自然地理的障碍，到了19世纪40年代左右，它终于有了“文明国家”和统一的语言文字（这还是欧洲列强和“西方中心论”打造的。后文详述）。

2.希腊是与“社会进化”相反的

不和谐的古代希腊只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冲突的牺牲品，因而不可能产生任何科技、思想和文明。

唐纳德·休斯指出：“环境耗丧的证据足以解释整个地中海盆地与近东的古文明的毁灭。这个结论似乎说明，自然环境与文明进程的关联是不可逃脱的。”我想说的是，地中海—近东地区的生态脆弱与其古代族群之不和谐所致厄运，这是事实。然而这里是否曾有“文明”？

另一方面，多数环境历史学家都把现代世界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希腊思想”，并且认为希腊和罗马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悲剧的“杰作”。在我看来，这是“悖论”。西方的“与自然做斗争”知识系统（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包括基督教的相关思想），只能驰骋于近现代的“全球循环”之中，而不能通行于先前的、需要“和谐文化调节平衡”的地区环境之中（所以中世纪基督教以“神权禁锢、窒息人智”来确保族群幸存）。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希腊智慧、古典文明”是不可能存在于历史时空的。

天人及族群皆严峻对抗，其所致的“负能量”极大，它使社会滞溺于部落冲突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语）——“战争总是在城邦之间进行，从不和解。”“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难道还存在着一个稳定生活环境，来培育“与自然做斗争”的知识系统吗？何等荒谬！诚然，有些社会动乱能够刺激哲学思考（例如“百家争鸣”），这是“适度挑战”。但是，长期的灾祸只会摧夷一切——尤其是在自然环境不支持社会发展的情况下，全然是文化荒漠！

关于古希腊社会的内部外部冲突及其对于文明、文化的否定，乔治·詹姆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历史表明，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这段时期，希腊人是其内部分裂的牺牲品，同时，他们又生活在外部入侵的恐惧之中……他们不是互相厮杀，就是与波斯人战争……我认为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即哲学思想的产生必需一个免于动荡与战乱的环境。通常所说的希腊哲学繁荣的阶段（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全无和平与安宁，哪来产生学术的条件！否定希腊哲学的缘起和发展的，不仅是频繁内战和持续外患，而且最坏的，是雅典暴民政治的灭绝行径……

文化包装的背景与过程

1.重申真实的古希腊

真正的古希腊是半原始、无文字、极贫困、频战乱的氏族部落社会。直到19世纪30年代被欧洲中心主义“塑造”之前，希腊始终滞留于史前状态——前文明、前文字、前民族国家的“自然状态”（霍布斯语）。

古代的地中海的冲突是很强烈、很残酷的，希腊的国土尤为贫瘠，因而不可能支持一个可观规模的人口与相对稳定的社会，遑论发展与文明！

整个西方都是如此。1492年前后有着天壤之别！近现代是“全球循环”，地球财富、资源向西方倾注，所以它能够“暴富”。历史上的文明应该主要是在相对丰饶的“季风亚洲”。中华文明（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欧洲是地球生物圈“自我保护系统”的薄弱环节，是通往彼岸大陆的捷径）。近现代西方乘着“天时地利”而成了“文明的暴发户”，就来认祖归宗，编造谱系。史蒂芬·丹佛指出：“作为独特文化的古典希腊文明的图像，是一个19世纪的伪造。”

再看古希腊，由于山多地狭，部落林立，方言闭塞，战斗与破坏皆为常情。一个面积不大的地方，因其适合农耕的土地极少、又很贫瘠，只能够承载微小的人口规模；又由于地形崎岖，而形成数百个“以邻为壑”的族群，每个族群仅有五千左右的人口，内外频繁战争（人口稍有增加，就会出现生存危机）。这种情况，冲突压倒一切，怎能不是在（前文明的）“自然状态”中恶性循环呢？！

希腊，与整个欧洲一样，在其分享中国“四大发明”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的语言文字、民族国家和市场网络。

以下七点是西方学者对古希腊的定性：

Ⅰ.被理想化的原始社会。法国历史学家甫斯特尔·德·库朗日称：“古希腊是……原始社会的理想类型。”

Ⅱ.古希腊是“前文明、前国家”的部落社会。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托马斯·海因·尼尔森社会人类学家把希腊城邦定性为“非国家的部落社会”。美国学者埃里克·沃格林说：“希腊城邦是牢固地基于部落氏族。”

Ⅲ.古希腊经济。两位历史学家、教授沙伊德尔（美国斯坦福大学）和雷敦（德国弗莱堡大学）指出：“古希腊的经济真的是相当原始。”两位丹麦学者、经济史家伊萨格和斯伽兹戈尔德说：“希腊农业在城邦国家阶段是相当原始的。”

Ⅳ.古希腊是“前文字”的。古典学家乔治·亚历山大·肯尼迪认为：“古希腊依靠口语表达……口语交流实际上贯穿着整个古典阶段。”

Ⅴ.古希腊社会属于战争部落。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罗林说：“希腊人——尤其是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始终是好战的。”许多历史学家共识：“在古希腊世界，战争构成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Ⅵ.古希腊是反智主义的愚昧。古典学家、美国戴维逊学院教授皮特·阿仁斯道夫说：“古希腊城邦——特别是雅典——普遍而长期地迫害学者。”

Ⅶ.古希腊不可能有“智慧”（科学与哲学）。历史学家乔治·詹姆斯说：古希腊的好战、频繁人祸、极度贫困和群氓迫害的情势，根本否定了产生任何学术的可能性。

西方文明的“希腊源头”和有关它的文献与文物都是被伪造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都是被杜撰出来的。16世纪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彼得吕斯·拉米斯（Petrus Ramus，1515—1572）宣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被伪造或虚构的。”

质言之，所谓的“希腊科学、希腊哲学”都是“近代现象”，属于近现代西方的知识系统，它们都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反自然、害生态、非生命”的。然而，仅在华夏（文化与科技）透过西洋“联通世界”（1492）之后，它们“以空间换时间”驰骋于偌大的生物圈之中，在“繁荣→毁灭”（基督教“创世→末日”）的前一段发挥“正能量”。但无论如何，希腊—西方知识系统不能单独存在于1492年之前的“国土环境”之中，否则便是直接的“自毁家园、自取灭亡”；而其雏形，只能存在于华夏智慧的框架之下，被培育、监护和驾驭。因此，欧美及现代文明的源流“在东不在西”（《文明突变”：华夏派生欧美——历史的尽头》）。

2.“希腊语”不是希腊的

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是以“中国热”为内容的——实际上是中国在非宗教或俗世性（人文民本）的方面——“启蒙欧洲”。为了抵牾法国的中心地位（巴黎是欧洲的中国文化的中心），德国思想家一反莱布尼茨以来的亲华慕华的传统，开始塑造希腊，挖掘西方自身的“文化源流”。不久，随着法国的“革命与战争”陷入低潮（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失败），尤其是随着英国及欧洲的工业革命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全球进军（包括鸦片战争），德国的“希腊主义”（古典主义）完全取代了已经冷却的“中国热”，而成为应运而生的泛西方的“欧洲中心论”的原旨。

19世纪30年代，德国的（巴伐利亚）奥托王子在欧洲列强的安排下，“入主”希腊，开始了“欧洲中心论”的重大实践——用“古典文化”来激活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度（雅典仅有一万人口，全然像是贫民窟），尽管当时的西方人知道此时的希腊人并非“原种”。德国学者雅克比·菲利普·弗勒马瑞耶（Jakob Philipp Fallmerayer, 1790—1861）说：“现在的希腊人不是古希腊人的后代，而是在中世纪移民而来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然而实际上，古希腊人和中世纪的斯拉夫人与日耳曼人都是很原始的。在透过阿拉伯征服和蒙古征服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前，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都是不用文字的部落社会。

奥托统治希腊的最大功绩就是推行了希腊语，它是基于古代的“共通语”；后者说是古代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泛希腊语”，实际上是曾为犹太—基督教徒使用的语言，而与希腊地区的族群没有关系（《新约圣经原文不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圣经·新约》是中世纪伪造的，犹太—基督教曾使用“希腊文”（与拉丁文同时和之前）。

在奥托一世推行希腊语（19世纪30年代）之前，希腊人使用各种方言（号称“民间通俗语”Demotic，实际上是各地方言，不能联通），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绝大多数都是文盲，也从来不使用书面文字。

“‘希腊化一词，最早是由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于1840年左右在柏林大学构思出来的。这是一个比较近代的概念。他把许多分散和不一致材料融为一体，进行编造和杜撰……”进而，希腊语和“希腊文化”概念，都是在19世纪30至40年代虚构出来的。德罗伊森是“希腊化时代”概念的创立者，正是这位德国历史学家，于19世纪30年代在奥托王子的请求下，大胆虚构出了“古希腊”的概念。详述如下：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1833年发生了什么。雅典及其周围地区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成功地脱离了奥斯曼帝国。确切地说……希腊独立乃欧洲列强之“赠予”，这仅是因为它们需要这样的战略位置，来打通被土耳其人控制的地中海。众所周知，别人给你独立，别人就可以统治你。于是……这个新独立的国家迎来了一位日耳曼统治者，奥托王子成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

……他（德罗伊森）被请来为雅典和希腊各族创造“新的历史”。

奥托让德罗伊森在语言方面给他一些思路，如何使各民族免于彼此火拼。德罗伊森起初建议可用当时大多数雅典人所操的阿尔巴尼亚语，作为希腊的核心语言……奥托不同意……德罗伊森发挥其聪明才智，提出以久已失传的阿提喀方言（koine，实际上是犹太—基督教曾使用的语言——引者注）为主的希腊共通语……奥托欣然接受德罗伊森的这个创意……这个“共通语”第一次被作为知识语言推广开来，学校被要求采用，尽管老人不接受它……奥托王子就称其为“希腊语”（Greek/ Katharevousa）。

……德罗伊森进一步帮助奥托来调和希腊的“民族汤”，而使“希腊文化”（希腊古典文化，Hellenism）这个词语诞生出来……也就是说，是在1836年，Hellenism（希腊文化，音译：“海伦主义”）这个词被杜撰出来……就这样，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从一个失败的历史学家那儿，获得了她的名称“希腊”（Hellas），进而“希腊共和国”（Hellenic Republic）……

在希腊，基于“古典”的希腊语（Katharevusa）在19世纪30年代被创造和普及。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语言的支持者（Katharevusa）和原生方言的支持者（Demotic，民间方言，已经文字化、民族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后者取胜。最终，1976年，以民间通俗语（Demotic）为基础的希腊语（属于中世纪部落方言），正式被确立为希腊的官方语言。这就是说，19世纪的西方中心论的“包装希腊”——其主要内容之一是把一种被称为（古典）“希腊语”强加于希腊人，基本上是以失败告终。

西方的源头是华夏

1.四大发明

西方文明开始于“四大发明”传入欧洲。不仅在“物质文化”（科技等），而且在“非物质文化”（思想与制度）上，中国全面地造就了西方。这里只讲物质文化，主要是：中国技术连通世界地理和奠基科学—工业革命。在此前后，纸与印刷术催生了欧洲的书写文字，促成了它的社会变革：血缘部落→地缘国族；火药和指南针导致其内部与外部的征战，从而形成了民族国家必需的组织力与动员力，这反过来又强化了书写文字。

尼尔·鲍得教授说：没有纸就没有西方文明。人类学家张伯伦认为，西方文明是从纸开始的，而古希腊的历史是不真实的（尽管他正在西方中心的立场上，武断地把造纸的“专利”归于西方）。英国古文字学家大卫·迪林格说：“……在纸的引进和印刷术的发明与传播的帮助下，字母写法已经普遍解决了文字语言的难题。”所以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坚持用“书写文字”的标准，来否定西方“历史谱系”。如大卫·格雷斯说：

斯宾格勒拒绝那始于歌德和温克尔曼、继承于尼采的希腊崇拜。对于斯宾格勒来说，希腊和罗马不是西方，而是有其自身的循环规律的不同文化……至于为什么希腊人不是我们（西方人）的祖先，斯宾格勒从书写文字这件事来阐明的。他说，书写文字是西方文明的基础；西元10世纪的时候，西方完全没有文字，因而那以前不可能有历史。书写文字，对于信件、发明记录、诗集、传记、报告、宪法和政治报告，乃至西方的基本文献——《圣经》，都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西方来说，没有书面文字，其文化是不可想象的。

……斯宾格勒批评希腊是西方源头这一说教，是他的历史哲学的一部分。该历史哲学具有多文化交流的建设性意义，它否定单纯西方的历史模式和古典→中古→近代的“三段论”。

2.结束语：深度推断

从理论上来说明，所谓的希腊哲学与科学、西方源流或传统，都是不能成立的。

欧美文明的“基因”是人作为“智能生物”的反克自然的“本能”。由于它（智能基因）是双刃剑，极具副作用，故而，除非被东方智慧所监护，它不能自育自生；（在其长成起来以后）除非被东方智慧所驾驭，它必将毁人毁己。

在1492年之前，即在人受制于地理环境和自然占绝对优势的“前近代”，西方式或希腊式的“文明”与“知性”（其基本特征是“与自然做斗争”），是不可能存在于相对封闭的地区生态之中的（而非像今天的“世界联通、全球循环”）；动辄自毁家园、自毁族群——那时，若无“与自然和解”的智慧（天道、中庸、阴阳等），则绝难享有文明！

进而言之，在近代以前，上述“智能基因”，也就是西方式或希腊式的“文化基因”，不能单独存在——要么在西方被“神权禁锢”（智乃巨蠹），要么在中国被“开发有度”（开物成务）。后者联通世界地理，奠基科学革命，再加上中国文化的“启蒙欧洲”，于是，才形成了“俗世现世、民本民主、发明发展”的西方文明及当今世界！

作 者：诸玄识，原名朱恩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留校执教，与人合著有《第三次选择》一书。1990年定居英国，先在阿伯丁大学深造，肄业而去台湾拜师学儒。回到英国做了多年律师，后辞职专心治学。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