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黄平

上海青年批评家读书自述（二）从狄更斯到王小波

上海 黄平

那好像是1998年的夏天，小城的马路像暑假一样安静，在高纬度的阳光中，一切都亮闪闪的。那年我十六七岁，和往常一样兴冲冲地下楼，骑着自行车钻出胡同，车筐里放着《大卫·科波菲尔》的上册，一路经过客运站、百货大楼、县委广场，骑到电影院向北拐，两三百米外就是县城的图书馆。还书，填单，借下一本，紧张地在窗口前徘徊。等了十多分钟，管理员回答说，还是你自己进来找吧。就这样，第一次推开书库的大门，藏书架一排排延伸下去，微尘在阳光中浮动，空气中充满着一种森林中的气味，迷人而神秘。

这座今天已经化为瓦砾的图书馆，是我成长岁月中的教堂。后来我游学外乡，去过太多高级的图书馆，从国家图书馆到上海图书馆，但是一直难以找回当年干干净净的心情，用一个矫情的说法，所谓“初心”吧。很长一段时间，我心底觉得家乡的文化环境对于我有所亏欠，也想过倘或出生在京沪，会有多么优越的阅读环境。我在中学时的指导读物之一，只是一本地摊上买来的电大文学史教材啊，但上面那种教条化的叙述，已经让我觉得大开眼界。然而，在上海定居多年后，心态渐渐变得平和，很多年前那种封闭的文化环境，可能是一种难得的保护：小城的教育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竞争，几乎所有人都“胸无大志”，一切反而自由自在，可以从容地阅读。一个人，一座图书馆，在没有目标的十六七岁，悠然地过了三年。

回顾自己的读书之路，我最怀念的还是高中三年，那是一种天真状态下的气定神闲，混混沌沌地与经典相遇。在人生十六七，那种阅读也不是单纯的美学教育，而是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我对于世界的想象。现在想来，如果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的读书自述有所意义，那可能在于我的读书之路，无形中契合着现代世界经由“文学”对于一类青年的询唤与再造：这类青年就像青春时的我，有空疏而不乏真诚的志向，被远方所吸引，自我的成长不断与周围的世界脱离，最终经由“文学”形塑出全然不同的感觉结构。在城市化风云激荡的今天，这个故事三十年来方兴未艾。现在的我，或许可以跳出自己来回望自己了。

小城里的19世纪

十几岁开始读书的时候，没有谁来指导，阅读欲过于旺盛的我，只是找到什么就读什么。首先是家里的藏书，大多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的残留，半本《中国哲学史》，几本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零落的几期《中篇小说选刊》之类。其中也混杂着《艳阳天》，我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读完，只是觉得封面真好看：红色的封面中央，金黄色的一车稻子。最有印象的还是家里几本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故事，情节全然模糊了，也许难免有抓坏人之类，但回忆起来觉得很干净。总之，家里的藏书带着标准的20世纪80年代青年工人的趣味，而且还不够多，一个立式抽屉就装满了。

自己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找书看，来自书橱里的 《天龙八部》，只有第一卷，还是首尾不全的，我怀疑是父亲出差的时候从哪里顺手带回家的。故事又好，而且又残缺不全，实在是太吊胃口。我自己动手找齐，从家附近的租书店里，有些怯地一本本找来看。尽管父母从来不管我读什么，但租书店里花花绿绿的气氛，总让人有些难为情。我每次租回家，都藏在褥子下面。我的家在辽宁，如你所料，书拿出来都是热的，有几次有股糊味了，这是有温度的阅读。就这样，我从《天龙八部》开始一本本把金庸读完，之后开始读古龙，也读了温瑞安《四大名捕》之类。我的阅读习惯，就是从武侠小说开始的。尽管和一些同龄人动辄从柏拉图开始相比，我的趣味低级得无以复加，但也不必羞于承认。你有你的雅典，我有我的江湖。

初中的我对于阅读抱持有一种肤浅的功能主义思想，就是消遣用的。我当时没想过从事文学大业，当时倒是想过当一名物理学家，看了几部港台律政剧之后，又深深被刘松仁的优雅与米雪的美丽打动，转而决心当一名律师。直到我实在没书可读了，事情渐渐起了变化。我把金庸古龙翻来覆去读了几遍了，钱锺书有云“横扫清华图书馆”，我做到了横扫家乡租书店。那时候我好像初中刚刚毕业，初中到高中的暑假格外漫长，我父亲突发奇想，把我带到图书馆办了一张借阅证。要知道在我们当地，图书馆尽管馆藏不算差，但近乎摆设，完全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掉了，我的借阅证大概是那一年办出去的几张借阅证中的一张。

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借的书，是鲁迅先生的《呐喊》与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借《呐喊》无它，只是因为在中学语文体制中，这大概是最有名的书。我当时不知道《呐喊》只是薄薄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也不大懂图书馆的排列，见到面前一排《呐喊》，以为《呐喊》是一系列的皇皇巨著，径直抱起就走。这第一次借书，洋相无数，《呐喊》不必说，《基督山伯爵》也纯粹是误打误撞。然而，当我回家之后，翻开小说的第一页：“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在避风堰瞭望塔上的瞭望员向人们发出了信号，告之三桅帆船法老号到了。”这是我熟悉的江湖气质的开头啊，而这本小说的曲折悬疑，和金庸比起来不遑多让。就这样，我顺畅地进入到欧洲文学的世界，一个无比广阔的天地在我双手间慢慢展开。

一本书总会将你引向另一本书，在家乡的图书馆里，我开始了自我教育。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世界文学名著普及本，在封底印有丛书的目录，我一度以此为指引。此外读的书多了，渐渐就有模糊的西方文学史知识，大致清楚经典的作家有哪些。我基本上只读经典，英国读莎士比亚与狄更斯，也读勃朗特姐妹与奥斯汀；法国读雨果与巴尔扎克，也读莫泊桑；俄国读托尔斯泰与普希金，也读契诃夫、屠格涅夫与高尔基；美国读马克·吐温与德莱赛等。欧美之外，也读《一千零一夜》，读川端康成。其余杂七杂八，有些记不清楚了。慢慢读下来，大概有近百部。

现在知道，这类书单不过是大城市里中学生课外阅读的基本篇目，像我这样的家长，大概在女儿初中的时候，就会引导她读这些。然而当年的我和现在的学生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我读这些书的时候，完全没有外在的介绍与指引，完全受内心的驱动。无疑，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是当时的我误打误撞，还浑然不觉。

很难准确地描述这种阅读的冲动来自何处，对于小城里的我而言，大概是19世纪欧洲文学所展现的世界的壮阔与人性的博大。与读者共享一个当年深深震撼我的段落，引自《巴黎圣母院》，这一段过于经典，前后情节不用我赘述：

卡西莫多在门廊下停了下来。他的一双大脚立在教堂石板地上，好像比沉重的罗曼式石柱更坚实。他那头发蓬乱的大脑袋瓜深深埋在双肩之间，有如埋在只有狮鬣、没有脖子的雄狮的双肩之间。他长满老茧的大手举着那还在心惊肉跳的姑娘，好似举着一条白练；他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托着她，好像生怕把她打碎，或是把她像花一样弄枯萎了。他似乎觉得，这是一件精雅、优美、

珍贵的宝贝，是为别人的手而不是为他的手而做成的。不过，他好像连碰都不敢碰她一下，甚至不敢对着她呼吸。到后来，他蓦地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紧贴他的鸡胸，仿佛那是他的珍宝，他的财富；好像他是这孩子的母亲一样，他的独眼低垂下来，看着她，把温柔、痛苦、怜悯倾泻在她脸上，然后又猛然抬起头来，眼中充满光芒。这时女人们哭的哭，笑的笑，人们兴奋得直跺脚，因为这时候，卡西莫多真正显出他的美。

试想一下，一个东北边疆偏僻小城里的十七岁少年，每天的活动半径不会超过五公里（再远就到江边了），学校里的课程连语文都很乏味，校长和教务主任们带着茶色眼镜、腰带上别着BP机和一大串钥匙在校园里走来走去……他放学回家，躺在床上，翻开《巴黎圣母院》，就那么一瞬间，卡西莫多从圣母院的钟楼上飞下来了，飞越巴黎泥泞的街道，冲散喧嚣的卫队，掠过教士阴沉的长袍，一双大手将艾丝美拉达搂在怀里，一下子飞回圣母院，大喝一声：“圣地！”——还有比读书更幸福的事情么？

这种幸福感在开始阅读狄更斯之后更为强烈，大概每个文学青年，都会在十几岁遇到影响终生的大作家。19世纪文学大师云集，我感到最投契的，还是狄更斯。第一次读狄更斯，是从图书馆里借的《远大前程》，著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网格本。读其他大作家的书，我会敬佩不已，但那是站在神庙前的敬佩，崇高，伟大，而似乎与自己有层隔膜。唯独读狄更斯，从匹普到大卫·科波菲尔，我仿佛在读自己：狄更斯的写作和我这种处境的青年相吻合。多年后我读到奥威尔谈狄更斯，那是我所见的最精彩的分析：“狄更斯作品中的主人公，都长着柔软的巴掌。他的小主人公——尼古拉斯·尼克尔贝、马丁·朱泽尔维特、爱德华·切斯特、大卫·科波菲尔、约翰·哈蒙——都是所谓的‘男配角’。他喜欢小资产阶级的外表和小资产阶级（不是贵族的）的口音。”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而且狄更斯善于从童年写起，如奥威尔所谈过的狄更斯进入儿童视角的能力无人匹敌，从故乡的沼泽一路写到远方的伦敦，这不正是我这代人的未来之路么？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图书馆里也有卡夫卡与福克纳，但20世纪的破碎与阴郁还无法打动我，那是“现代人”的中年独白，但我还没有经历过19世纪。我也清楚，伟大的19世纪文学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文学的“形式”总要契合所在时代的感觉结构，现在的作家倘或像托尔斯泰一样写作，恐怕更像是一场闹剧。但在二十年前的图书馆里，从19世纪文学开始，这是莫大的幸福。文学和人生一样，总要有一个坚韧的支点。

遭遇王小波

上大学之后，还是延续着高中养成的阅读习惯，在大一第一个学期，我重点读《悲惨世界》。我很少上课，尽管对有些老师不恭敬，但在目前的大学体制下，围绕经典的自我教育是比上课更好的方式，带着问题和老师讨论，比漫无目的地听课记笔记好得多。在空无一人的寝室里，我继续读雨果也读狄更斯，母校贵为东北第一高校，逸夫图书馆比家乡的图书馆大多了。

阅读的转向，开始于第一个学期结束后的寒假。好像是2000年的1月吧，刚刚庆祝完千禧年的到来，东北一年最冷的季节，天寒地冻，漫天大雪，我在沈阳客运站候车，跺着脚走来走去。车站里有一家小书店，卖着《百家讲坛》与地摊文学之类。在一排乌七八糟的畅销垃圾之间，我翻出了一本《我的精神家园》，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王小波。站在书架前翻了几页，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位很特别的作家。寒假回家，从杂文到小说，我完全沉浸在王小波奇妙的叙述里。在生日当天，我母亲把当地新华书店里唯一的一套“时代三部曲”（花城出版社）买来送给我，当时的母亲不会预料到，这套书在未来会将我送到北京读博士，我会成为这套书的研究专家。

王小波带给我的阅读有几个层面的影响：比较直接的影响，是从西方文学渐渐转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上来。在此之前我在中学时只读过鲁迅先生的小说、杂文、散文与诗全集，还有河南人民出版社的那套廉价合集，也读过茅盾文学奖的一些流行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再就是《家》《子夜》之类的现代名篇，在数量和影响上远不如西方经典。开始读王小波之后，我慢慢关注起中国当代文学；更深层次的影响，是我的阅读越来越围绕自己的生活展开。在十多年后，我分析过王小波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他以反讽为核心的喜剧形式，对应着以虚无为底色的一代青年的情感结构。王小波繁复地穿梭于历史迷宫的小说叙述，实则构建出“脱历史”的局外人视点，治愈着青年一代面对历史的焦虑。这一观点出自《革命时期的虚无》一文，这大概是我目前就个人学术水平而言最好的论文。学术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自己的生命历程深融在一起的。

“为己之学”

孔老夫子所推崇的“古之学者为己”，带着古典时代的乐观想象，“学者”被想象为一种澄明的主体，其学问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这个时代的“为己之学”，不敢像老夫子那么乐观，我们所面对的“己”，是一个被历史环境所潜移默化塑造出的自我，这一点不可不察。太多学者将自己的观点看法，过于天真地视为一种“透明化”的真理，并以此臧否是非。今天的“为己之学”，首先要清醒地面对自己与解释自己，在自我深处洞悉历史的运行，这大概就像鲁迅先生所讲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

我读书的些许经验，就是牢牢围绕“自我”展开，在中学和大学的时候，这方面还没有清醒的自觉，只是模模糊糊地这么读下来。在读研究生之后，这一点越来越清楚。读书读到硕士阶段，一个苦恼就是阅读开始专业化也功利化了，阅读的立足点不清楚，很容易被各种“玄学”带着走。谈理论不是不可以，但不能沦为空谈，任何一种理论在其原初都是高度历史性的，其历史谱系与对话对象很清楚，只是在全世界的旅行中、在大学隐形的利益结构中慢慢变成教条。对于无法被具体的文本或自身的经验所验证的理论，我一直比较怀疑。故而，我一开始的阅读不是从“大理论”而是从“小理论”开始，专注于解说文学作品形式的理论，硕士阶段大致上是通过赵毅衡教授的一系列大作，了解怎么分析文本的形式，以及通过作品的形式分析展开历史分析，形式在这里意味着历史的结晶。博士阶段延续着这一思路，最受启发的著作是奥尔巴赫的《摹仿论》，《摹仿论》的分析框架契合于自己原来的理论趣味。

我这个读书的脉络，和学界的潮流有所疏离，这主要是由于当年的“无知”，但这种“无知”也未必不是一种保护。学界所流行的，往往是各个领域的学术领袖基于自身的知识结构与问题意识所倡导的著作，并不是这类书不好，而是说跟着潮流读书，务必要有一个基本的反思态度，别人的问题意识，和自己的未必重合。其实学术的脉络千万种，很难讲有一份“最正确”的书单，我以为比较重要的，是带着真实的问题开始阅读。阅读的基点，首先是“己”，我的阅读都是围绕自己展开。这几年特别打动我的理论著作，比如特里林的《诚与真》、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克尔凯郭尔的《论反讽概念》，在学术界都是冷门。我在讨论会上提起《论反讽概念》，往往是一片沉默，学术著作也有流行和不流行的区别，而我读的似乎太生僻了。在据说叫“存在主义”的这个路数上，谈起尼采大家就会活泼一些。然而，我不知道还有哪本书比《论反讽概念》更能解释今天的“80后”一代。如果按照学界领袖的问题意识来阅读，“反讽”似乎仅仅是油滑之类的低级美学，这种理解方式停留在一百五十年前克尔凯郭尔写这篇学位论文的时候，以别人的方式读书，往往遮蔽了自己。

基于同样的心境，我最近一两年对于史料的兴趣越来越大。我所在的当代文学专业，一直由当代文学批评主导，文学批评既是国家文化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图书流通市场的产业链之一环，有这样的主宰力可以理解。相比较而言，史料功夫自然是寂寞的事业，然而每当我翻起三十年前的旧刊，总会感慨今天的很多批评常识是如何的不可靠。我现在有一座过于奢侈的图书馆可以使用，四层大楼平日里几乎只有我自己，完全的开架阅读，《文艺报》《人民文学》《中国青年》之类旧报刊摆放得整整齐齐，旁边有一张阔大的写字台，中央空调微微地发出声响，看不见的空气里WIFI信号强劲地闪烁。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读一些扎实的东西如同犯罪。对了，还有鲁迅先生的《呐喊》，依然像家乡的图书馆一样壮观的一排，就在我的写字台的一侧，我伸手就能抽出来。但是我很少重读了，我只是翻阅旧报纸之余，偶尔抬头看看书脊。图书馆里太安静了，安静到盯着《呐喊》看的时候，仿佛真的能听到历史不安的呼啸，从四面八方泛黄的报刊中隐隐传来。

作 者：黄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