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陈友军

历史良知与中国电视剧反法西斯叙事的演变

北京 陈友军

中国电视剧自1958年诞生以来，在其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不乏以抗日为题材的反法西斯艺术文本，这些文本与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相互呼应，体现出反法西斯电视剧艺术创作在叙事视野的变迁、形象内涵的演变以及叙事意义的认定等方面的变化。作为艺术化、戏剧化、类型化的历史文本，中国电视剧在反法西斯叙事的历史观念、形象创造和价值指向等方面都积累了成功的艺术创作经验，但同时也存在不少误区。本文试图在梳理中国电视剧反法西斯题材创作的基础上，探讨历史良知与电视剧艺术叙事之间的辩证关系。

抗战题材 电视剧 反法西斯叙事 历史良知

2015年“两会”期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回答日本记者提出的中日历史问题时指出：“七十年前，日本输掉了战争，七十年后日本不应再输掉良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莫斯科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庆典时也指出，中俄两国分别举办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同各国人民一道，珍爱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共创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美好未来。电视剧作为艺术化的历史，它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理应传达人类历史认知的最新成果，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制高点，体现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认知高度。

电视剧反法西斯叙事回顾

在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电视剧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有表现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作品。初创时期(1958—1966)抗战题材的电视剧与十七年文艺对革命历史的建构相呼应，如《花园》（1961）、《白杨》（1962）；电视剧的复苏发展阶段（1978—1990）也不断有力作呈现，如《少帅传奇》（1984）、《夜幕下的哈尔滨》（1984）、《四世同堂》（1985）、《忻口战役》（1989）等试图还原历史的现场，以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艺术地呈现这段中华民族悲壮的历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走向成熟的电视剧（1990年至今）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更是不断推出有分量的力作，如《赵尚志》（1991）、《马本斋》（1994）、《远东阴谋》（1996）、《血战万源》（1996）、《东北抗联》（2001）、《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2001）、《大染坊》（2003）、《新四军》（2003）、《记忆的证明》（2004）、《历史的天空》（2004）、《吕梁英雄传》（2004）、《八路军》（2005）、《刀锋1937》（2005）、《亮剑》（2006）、《诺尔曼·白求恩》（2006）、《血色湘西》（2007）、《狼毒花》（2007）、《中国兄弟连》（2008）、《我的兄弟叫顺溜》（2009）、《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雪豹》（2010）等从不同的视角呈现这段历史，丰富了当代中国对反法西斯抗战的认识。当然，瑕不掩瑜，在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创作中，也有娱乐化、商业化、消费历史的抗日“神剧”出现，如《抗日奇侠》（2011）、 《永不磨灭的番号》（2011）、《箭在弦上》（2013）等。可见抗日题材电视剧是多种意识形态交锋、多种文化角逐、多种艺术观念探索的艺术重镇。

电视剧反法西斯叙事观念的演变

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昂扬明朗、百废待兴的时代氛围相呼应，20世纪50年代，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始了一轮革命历史的艺术建构，这其中自然包括中共抗战历史的艺术建构。受当时政治观念的影响，这个时期的反法西斯抗战作品有着十分鲜明的政治诉求。和该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讲述的是中共发动、领导的‘革命’的起源，和这一‘革命’经历曲折过程之后最终走向胜利的故事”①相似，电视剧尽管形式比较简单，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十七年”文艺作品反法西斯叙事的基本立场和主要美学风格。歌颂英雄，缅怀先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教育人民不忘历史，体现了时代环境下宏大叙事的基本特征，也是早期电视剧叙事的主要目的和基本立场。

粉碎“四人帮”后复苏和发展阶段的电视剧，恰逢国际政治关系的大调整，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和揭露，“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福田主义掀起了一股投资潮后，东南亚地区一直处于一种实用主义的沉默状态”②。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在邦交正常化后有了改善，但中国电视剧艺术对于反法西斯抗战的艺术思考并没有停止。与此前单一的政治叙事相比，这个时期的抗战剧开始凸显抗战的民族性，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中国的反法西斯抗战是一场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这无疑是对以往政治藩篱的突破，深化了对于艺术化历史的认识。如《忻口战役》开始表现国民党军人在正面战场的对日抗战；《四世同堂》从现实主义的历史叙事出发，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史诗建构中，以民间抗战的个人性、普遍性和广泛性填补了以往叙事的不足，加上20世纪80年代文化启蒙所树立的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剧中的艺术呈现，国家视角和个人层面叙事视野的融合，较好地再现了中华民族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法西斯题材电视剧的“艺术抗战”风生水起，取得了令人欣喜的突破。这期间，经典性的艺术作品不断推出：《记忆的证明》《历史的天空》《八路军》《亮剑》《我的团长我的团》《雪豹》都堪称经典。伴随全球化视野带来的文化观念的转变以及反法西斯国际化视野对于中国电视剧艺术家的启迪，中国抗战题材电视剧显示出其叙事视野向人类文明制高点的迈进。许多电视剧在政治叙事、国家叙事和个人叙事的基础上，开始借鉴全球正义对战争的认识、思考和辨析的成果。

电视剧反法西斯“抗日”的话语体系

电视剧作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其艺术形象体系所建构的历史常常带有虚构的成分，但这并不能作为否认实在历史的借口。建立在艺术诗学理论基础上的艺术真实，对于历史真实的揭示往往更能洞见历史的本质。艺术形象作为本质的直观，其价值就在于能够呈现现象背后隐含的意义。在中国电视剧反法西斯形象体系中，作为抗日中流砥柱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国民党军人以及作为民间抗战主体的普通百姓，共同书写了中国抗战的历史。对于东方反法西斯战场的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世界的认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形成中国影视艺术独特的反法西斯抗日话语体系的因由，也是自1931年抗战以来中国人民不断反思战争历史的结果。

抗战胜利后，尤其新中国成立后，影视艺术家通过艺术方式呈现中国人民直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奋起反抗的主题和内涵有了进一步的变化，这便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革命历史的艺术建构，小说、电影、电视剧以及其他艺术门类都参与了这个革命历史建构的过程。由于国共两党的对立，当时海峡两岸的艺术创作在政治话语支配下所塑造的抗日英雄谱系并不完整，留下了许多遗憾。国民党对于共产党抗日功劳的抹杀，共产党对于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揭露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国民党军队抗战价值和意义的忽视，都导致了抗战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缺失和偏颇。国共两党对于战后文艺表现反法西斯抗战中的领导地位之争，成为一个时期艺术形象设置的壁垒，它从某种程度上转移了对于战争的全面思考，削弱了这类作品艺术表现的力度和意义。这一时期，国内对于日本鬼子的戏谑和嘲弄，以及对于日本鬼子的妖魔化与漫画式的艺术表现，和高大全的抗日军民的英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真善美与假丑恶的二元对立思维所定格的日本鬼子形象充满了“喜剧”色彩：小矮个、罗圈腿、仁丹胡、军帽两边的“屁股帘儿”，基本上成了“鬼子”的外在形象符号。当然，它也是那个时代胜利者心态的艺术表征，是胜利后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的体现。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内的文艺思潮迭起，其中对于人道主义的重新认识以及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促使抗日影视作品中对日本“鬼子”形象的塑造向“敌人”转变。从“鬼子”到“敌人”的这种转变，说明了在反面形象塑造上对于反法西斯抗日形象体系的推进。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以及艺术观念的解放，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抗战是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御侮，因此从国家民族的视野看待这场抵抗侵略的战争，使得抗战剧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尤其是《四世同堂》从战争处境中人的命运遭遇方面反思战争，从普通百姓的视野来描写战争，丰富了个人化历史叙事的生动性、具体性，纠正了宏大叙事本质化描述的概念化和抽象性，宏大叙事和个人化叙事的结合，为20世纪90年代同类题材电视剧的推进做好了铺垫。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法西斯题材电视剧《记忆的证明》《历史的天空》《八路军》《亮剑》《狼毒花》《我的团长我的团》《雪豹》的面世，大大提高了这类题材的美学高度。首先，它廓清了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中国人民对于日本法西斯的抗战是一场救亡图存的战争，是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不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其他党派和人民阵线，甚至是占山为王的“土匪”，都被卷入到这场战争的洪流中，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亮剑》所表现的楚云飞和李云龙在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的真诚合作，《我的团长我的团》所再现的滇缅远征军的抗日价值和意义，都具有了历史的合理性，它也是对于抗战史料的重新发掘和重新认识。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格局改变了电视剧艺术单向度的表现视野，艺术家从单一的艺术思维中解放出来，很多影视艺术家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深入探讨了战争中的人性。电视剧形象话语体系中的多样化、多维度的描写丰富了对于正面形象和反面形象的塑造。如《亮剑》中李云龙形象的坚定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的艺术圆形人物的创造，再如《烈火金刚》中的日本士兵武男义熊作为“敌人”对于战争的思考以及其忏悔意识的展现，《雪豹》中的日本人竹下俊军人品质与日本武士道的关联，《亮剑》中的对山本一木的智性描述等，都还原了“敌人”的复杂性存在。再次，重新认识中国反法西斯抗日战争的世界意义，争取世界话语权。在欧洲中心论认识世界反法西斯意义的话语主导下，中国十四年与日本的恶战以及它所蕴含的意义被西方有意轻慢和忽视，世界反法西斯体系中中国角色的边缘化、从属化与缺席引起了艺术家们的高度重视。1931年至1945年间，中国战场消灭了逾一百五十万日军官兵，占到日军整个“二战”人员损失的百分之七十的事实以及战争期间中国军民死伤人数达三千五百万，损失及军事支出逾五千六百亿美元的事实，为什么西方的历史学家视而不见？西方的某些史学家和政治家们为什么自“冷战”起便开始掩盖真相？人类文明的进步显然不允许某些国家或利益集团为了一己的私利来亵渎人类的公平与正义或拿它来做利益的交换。

“修正历史”与历史良知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等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作为“实在的历史”，以各种方式留存给中华民族。但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日本右翼淡化日本“二战”中暴行的“安倍健忘症”。以安倍晋三为代表的历史“修正主义”，蓄意修改历史，淡化和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甚至以受害者的形象示人，引起了遭受日本军国主义蹂躏的亚洲人民极大的反感，也引起了世人的警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针对艺术创作重提历史良知？这是因为良知是人类的公理和正义。呼唤良知，是唤醒人们对军国主义复活的警醒。从国际政治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视野出发，电视剧理应全面揭示日本法西斯的反人类罪行。我们看到，《记忆的证明》曾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结合，探讨过有关日本历史良知缺失的主题。要知道，“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有军国主义侵略犯罪前科的国家，对历史罪行不知反省、拒不忏悔的国家，一个惯于隐忍、心怀仇恨的国家，一个无视历史教训和国际行为准则的国家，姑息养奸，助纣为虐，不仅是政治道德的堕落，也是对历史教训的无知”③。

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孟子就提出了人之为人的基本良知。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没有历史良知和变态的道德价值观，我们的电视剧艺术家理应抛弃幻想，以创造符合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艺术形象，为世界和平和正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②戴尚志：《日本需做出邻国能接受的道歉》，《参考消息》2015年5月13日第10版。

③彭光谦：《姑息纵容日本军国主义遗患无穷》，《参考消息》2015年5月22日第11版。

作 者：陈友军，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影视艺术史论等。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