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吴礼明

何人能揾英雄泪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新解

安徽 吴礼明

一般在解读辛弃疾这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人教版实验教材高中语文必修四）时，都归结于“表现了他御敌抗金的爱国思想和壮志未酬的愤慨之情”。虽然无多大问题，却总给人以贴标签之嫌，辛氏诸多之作似乎皆如此。然而，事涉具体文本时，何人能揾英雄泪？词人究竟在词里表现了何种思想与情感？笔者以“无人会，登临意”为关纽，总揽诗词情境特征，重点勘察词人用典上的微妙用心。

辛弃疾 《水龙吟》 用典 新解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一

有一年我陪学校的一位老师去外地参加一个省级教学大赛，其中就有《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种赛课既要显示教师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同时课堂还要出些彩，有一些教学的亮点，所以我当时就词里的一句话“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何人能揾英雄泪？

不是明知故问吗？不就是词里提及的“红巾翠袖”，也就是陪酒演唱的歌女吗？我说，当然还不能这么说，因为照字面的意思是“‘请谁’去叫陪酒演唱的歌女来给词人揩泪呢”。而这个“请谁”则事关非常。又说，所请的应当还是一位美女，当然这是比喻了。那些老师似乎都有些吃惊，动问缘故，我说就是这首词前面提到的“玉簪螺髻”，也就是美人啊。中唐韩愈有诗曰：“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送桂州严大夫》）南宋张孝祥也说：“江山好，青罗带，碧玉簪。”（《水调歌头·桂林集句》）所谓“青罗带”，是指女人穿着的青色丝衣带；所谓“碧玉簪”，是指女人头上所插的由碧玉制成的簪。这些都是以人拟物了，或喻水的曲折环绕，或喻山的苍翠挺拔，都显得秀美，都显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而螺髻，螺旋盘结的发髻，也就是形似螺壳的发髻。白居易《绣阿弥佛赞》曰：“金身螺髻，玉毫绀目。”本为佛顶之髻，顶中梳单螺髻。这种发式在初唐时盛行于宫廷，后在士庶女子中也流行。玉簪螺髻，以美人为喻，皆是形容远山的秀美。具体到本词里，只有那一个个“献愁供恨”的美人才能够揩拭英雄的泪。而从词人“遥岑远目”来看，那些山峰当是指北方沦陷区的大好山河了。也就是说，唯有沦陷的大好山河被收复，词人才能收住他的“英雄泪”。如此说来，本词的意思也就明显了：词人为山河的沦落飘零而感伤落泪。当然，这还只是本词意思的一方面，还不够全面。

二

我们看词的正题“登建康赏心亭”。所谓“赏心”者，心意欢乐，娱心悦志。能够赏心的地方，当然首先是地方风情必有可观者，另外就是地势较高，登高时可以壮浪心胸，排解烦忧。词中所说的“赏心亭”，是南宋建康城上的一座亭子。据《景定建康志》记载，“赏心亭在（城西）下水门城上。下临秦淮，尽观赏之胜”。所以这一天，当时身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的辛弃疾，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拾级登亭，希望在这里翘首远望，娱心悦志一番。

晚唐诗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诗：“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所写的也是登高兴致之豪健，抒发了以旷达消解多忧的人生情怀。而本词与老杜的名诗《登高》一样，带有点“万方多难”的性质，虽然登临赏心不成，登高消愁愁更愁，内心的情致不增反减，于是落下了伤心的泪。

我们看词人于赏心亭上所见：深秋时节，楚天千里空阔，而江水连天，秋意无限。这眼前的一切，不能不说是气象宏大、景色壮观了。词人举目远眺，就见那层层叠叠的远山，像一个个梳着螺形发髻、头插玉簪的美人，然而，她们又仿佛是含着无限的哀愁，一个个地都跑到词人跟前来“献愁供恨”，结果引发了词人无限的惆怅和愤懑。这眼前的景象，又何其触目惊心了！

一想到自己为排解心中的烦忧，竟然漠视了身肩的时代大任，词人的内心不禁又沉重起来了。“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辛弃疾：《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他北望江淮前线，再望中原旧疆，多少如画的江山竟在沉沦、竟在幽怨啊！所以，到这里，越是秋色无边，越是秋高气爽，词人的目力所及越远，其烦忧便越发沉重起来。

在这里，词人将江山幻化成一个个多情的美人，他用他的深情之笔与大好山河做着最亲密的交流。在他的眼里，这山河是美艳绝伦的，又是凝眸含愁的，如何割舍呢？词人真是个多情郎，向着这北方的山河——这一个个多情而旷世的美人抒发着款款的深情，表达着深深的歉意，以及拳拳的眷恋。读着这样的句子，让人感到，山河不再死寂，却多了一种感动我们心灵的元素了。正因为多情，正因为期盼，尽管词人正在为自己的处境而烦恼，但是，面对这样的恋人，这样多情的情人，面对她们如此的苦痛，又如何能够赏心悦目呢？于是词人的内心便由登临时的壮阔转化为凝重深沉，他觉得他要担负起一种责任了。

而其实，这正是词人将他心中的烦闷向着江山的倾诉，唯有眼前的山峦才能知会他的心意与心灵。那一个个“玉簪螺髻”的“献愁供恨”，是理解，是体贴，同样是关心和慰藉，是在相同境遇下同样沦落天涯的有情人之间的“同病相怜”。而那一片“楚天千里清秋”，那一派“水随天去秋无际”，虽然在意境上造境壮阔，但到底因辽远而变得空疏，因无情而化为寂冷，终于让人茫茫无对了。

我们理解了词人此时的心境，方能了解此时词人在苍茫秋景之下的孤独与无助。一个阔大的景，横亘在他的眼前，而使他愈感到威压。而他心中的那个如毒蛇一样死死纠缠不放的“功业”意识，越是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越能像发酵的烈酒，使他难以自持了。以往论家论词，评说辛弃疾这首《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只提及其景色的壮阔，而不说其令人沉郁峻切的一面，又怎能理解本词上阕所要表达的苍凉的情思呢？

此身在何处？这是一种由物向己、由外向内的审问。“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落日残阳里，冷冷的余晖映照在楼头，让人凄凉感伤；而暮霭沉沉，寒空里失群的孤雁传来阵阵的哀鸣，又让人情何以堪！一个“江南游子”，道出了词人身在异地、人在异乡的寂寞和惆怅。而读者读词，又会感到词人仿佛就是那掉落凡尘的孤雁，由此更加牵动了人们尤其是时人对远在北方的故土的思念。“落日楼头，断鸿声里”，这一见一闻之间，通过日暮景色渲染出一种苍茫悲凉的气氛，又以有声有色的物象更进一层写出了词人的孤寂和悲苦。总之，楼头的落日、一声声一阵阵的雁啼，更增添了这个江南游子的愁怨。

当然，说“那失群的孤雁也正好是词人自身的写照”，自然是没有问题的；而如果说“那落日残照又恰好是面临覆灭的南宋王朝的反映”（引自许金榜：《〈水龙吟〉赏析》，见《辛弃疾词鉴赏》，齐鲁书社1986年版），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词人还没有愤恨到要在词里去影射自己安身立命的家国的地步。“落日”或“日暮”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意象，更多的是指向一个乡关之思，即所谓“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崔颢：《黄鹤楼》）。对一个有着如此鲜明的爱国情怀的词人来说，他又怎能忍心去含沙射影呢？而南宋的灭亡还不是眼下词人所要考虑的，何况词人还要借助这首词来为自己表白、来澄清别人的误解呢。

词人要澄清和表白什么呢？我们来看“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几句。应当说，词人感慨处境，登上斯亭，怀思乡关，又备觉“英雄无用武之地”，无人能够理解他的内心。他感慨万千。

所谓吴钩，本指古代吴地所造的一种弯形刀，后泛指锋利的刀剑。李贺有诗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十三首·其五》）这两句曾经激励了多少志士仁人，每个驻足于前的人无不惊觉于这昂然之气。对于词人辛弃疾来说，他也曾经有跃马山河、纵横驰骋的得意时，然而，现在意志被消磨，被动的享乐又让自己不堪其废，“把吴钩看了”，他是多么想手持这锐利的武器，驰骋疆场、杀敌报国啊！但眼下，这武器却只能闲置在身旁，甚至只能当作赏玩之具，这就把作者虽有沙场立功的雄心壮志，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也烘托出来了。“栏杆拍遍”，可以见出词人的心情是非常激昂的，情绪是非常激烈的。正如闵泽平所说的：“往日意气风发，今日衰老投闲，这辛酸的滋味肯定不太好受。一世豪杰，一位英雄，却偏偏生活在一个懦弱的时代；一位磊落轩昂的山东勇士，不得不寄居在妩媚的江南，将一身的豪气消磨殆尽：这究竟是怎样一种痛苦呢？”（闵泽平：《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辛弃疾》，湖北崇文书局2008年版）所以，词人满腔悲愤无处发泄，只能一遍一遍地、不断地拍击着栏杆来发泄心中的悲哀了。

然而，颇具荒谬意味的是，词人这种心情却不被人所理解，尤其是那些对他心存避忌的朝臣们，他们还以为词人登山临水逸兴满怀呢。不但词人要赴前线杀敌和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没有人理解，就连他此时登山临水以排愁遣恨的心情也无人能领会。前者进取，却被理解成冒万千生命于不顾的“以要名爵”；后者清介，又往往被理解成对眼前国事漠然而置之。无奈半壁山河，朝廷主和，使志士不得其位，进不能思进，退不能自守。应当说，词人是非常难耐的。苏武说：“征夫怀远路，游子恋故乡。”（《文选·古诗·苏子卿诗其四》）一“怀”一“恋”，这两种情感其实都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要知道，这时词人自江北率领人马来到南宋已有十多年了，眼望着年复一年，残山剩水依旧，归期渺茫啊。所以，“无人会、登临意”，词人慨叹自己空有恢复中原的抱负，而南宋集团内很少有人是他的知音。

至此，词人基本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今来到赏心亭想排解一下内心的郁闷，不是来游山玩水、娱心悦志；而满目所见又让“我”伤心，北望大好河山沉沦，而“我”竟然无所作为，反而遭人不解，心情非常郁闷。

三

当然，对于起义南归的辛弃疾来说，要将自己完全融入到南宋社会，又谈何容易！不仅要遭遇种种不解，还要经受种种猜忌。所以这首词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词人为自己的一个辩白和申诉。这在词的下阕，就更为明显了。

词人自绍兴三十二年（1162）由江北率领人马来到南宋，到他写作本词的淳熙元年（1174），已有十余年了，却一直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

当年南投被授承务郎，这个官职为文散官第二十五阶，从八品下。虽然因率领五十骑直趋山东袭入五万军中将叛徒张安国劫出金营，押解至建康斩首而名重一时，却被委任为江阴签判。这个所谓“签判”，就是京派判官，掌诸案文移事务。南归之初十年，辛弃疾斗志高昂、豪气干云，对于恢复大业充满信心与希望。他虽然官职低微，仍不断上书进献谋略，先后奏进《美芹十论》与《九议》，提出自治强国与用人的一系列具体规划和措施，充分显示出他经邦济世的非凡才能。但是，他的意见得不到采纳，他的进取计谋也得不到同情与支持，而他也只是在江阴通判、建康府通判等任上，干些与前线抗敌无关轻重的文职事务。而后来的三十年，或赋闲散居，或沉沦下僚，“一腔忠愤，无处发泄”，不得不“自诡放浪林泉，从老农学稼”，借歌词为陶写之具。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一世之豪”，被迫过着“宜醉宜游宜睡”“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万事云烟忽过》）的无聊生活。

有论者指出，那是因为他有着几种特殊的身份，使得朝廷对他不能信任：一是他是仕金官员的后代。当年“靖康之难”（1127）发生，他的祖父辛赞未能脱身南下。辛赞在做了金朝的朝散大夫后，还让十四岁的辛弃疾参加了金人的乡举。后来辛赞又两次派辛弃疾跟随计吏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而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也做了金朝的官，担任蔡州新息县令。二是他曾参加过农民义军，向来封建朝廷与民间的紧张无须多说。三是他是个意志坚决的主战派。单就整个统治集团利益格局的划分来说，辛弃疾的坚持抗战自然会触犯当权者的利益，所以他遭遇种种排斥便不足为怪。

当然，辛弃疾在备受压抑、内心愤懑的情形下，难免会消极，会赋闲。而消极赋闲又引发了一些人新的猜忌。比如，一种论调是，原以气节自负、功业自许的辛弃疾，现在把虎啸生风的英雄本色消磨于写句填词、弄花赏月，究竟想要干什么，该不会是想做那个说“鲈鱼堪脍”，在西风声里悄悄回去的“明哲保身”的张翰张季鹰吧？

对于张翰与“鲈鱼堪脍”，《晋书·文苑·张翰传》里说：“齐王冏辟为大司马东曹掾。冏时执权，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祸难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子善以明防前，以智虑后。’荣执其手，怆然曰：‘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耳。’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原来张翰对时代失望，见时局动荡，所以提前效仿不食周粟而采蕨薇以充饥的孤竹君之子伯夷、叔齐，借口思念家乡味美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弃职而去以适己任性。这就是所谓“君子见机，达人知命”（王勃：《滕王阁序》）的道理。

但是，一些人用张翰的事来影射辛弃疾“失望于时代”，可能就带着恶毒的用意了。词人说：“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意思是说“我”回去了吗？“我”借口“鲈鱼堪脍”了吗？不要猜忌“我”现在消极，想伺机北逃，也不要猜忌“我”现在还没有“逃跑”，是所谓“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我”绝不做张翰临危而隐退，“我”是要抗战回家而耻于弃官归隐，是因为报国的壮志仍在心中。现在深秋时令又到了，大雁寻踪飞回旧地，而“我”这个漂泊江南的游子，尽管有万千的故园思念，“我”也是不会偷偷地潜逃而回的。

其次，当时恐怕还有一种论调，就是辛弃疾到了南方十余年了，并未见其置办田舍，究竟意欲何为？因为按照一般的情形，既然向南投入了国家（南宋）的怀抱，就应当在这里安身立命，岂有简单到连一点田产、房舍都不置办的道理呢？这恐怕是不想在这里长期待下去吧？所以词人这里便借“刘郎才气”来申辩。

本词中的“刘郎”，是指东汉末年的枭雄刘备。“求田问舍”就是买地置房，也就是安家落户。辛弃疾所用典故，见《三国志卷七·魏书七·陈登传》。传文说：“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色，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许汜说陈登是湖海之士，身上有一股骄狂气，并且还以亲身经历的一次冷遇，来为自己辩解。而刘备不以为然，慷慨陈词，直斥许汜只知置办产业，谋求个人私利，而没有远大的志向。这当然说得许汜无地自容了。而对于刘备来说，他深知陈登为人，所以又非常感慨地说：像陈元龙这样文武兼备、有胆有志，只能在古时寻得，我怎能轻率随便地跟他相比呢。

辛弃疾用这个典故，颇有以忧国忘家的“刘郎”自比的味道，同时表达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显示现在国家仍然处于危难的关头，需要每一个人的拯时救世，只知道置办房产田地，过自己的小日子是不道德的；二是揭露攻击他的那些人其实都是些宵小之辈，可能连“求田问舍”的许汜都不如，因为他还被人称为“国士”。

在这一阕里，词人还引用了一个典故——桓温北伐“泫然流泪”的故事，来为他自己做进一步的申辩。桓温，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士族，相貌温伟，有奇骨，面有七星，当时左长史温峤称其为“真英物也”（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下引同），永和名士、长于清言的刘惔称他“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他十八岁手刃杀父仇人而名声大振，步入仕途，长期控制荆州地区，曾经溯江而上剿灭盘踞在蜀地的“成汉”政权，三次出兵北伐，战功累累，建立了赫赫威名。只是晚年欲废帝自立，未果而死。桓温“豪爽有风概”，有直干云霄的血性；同时还是个重感情、遵孝道、忠于朝廷的人。母亲病逝，他“上疏解职，欲送葬宛陵（今安徽宣城）”。第一次北伐时，“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在打败姚襄进入金墉城后，他“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收复河南后，他曾上表要求朝廷“移都洛阳”。结果“表疏十余上”依然不被准允。所以，他也有过光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也有过报国无门、多遭阻挠的经历。词人拿桓温自比，颇有惺惺相惜的意思。无论是相貌、经历，还是精神气质，他们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这里，我觉得今人闵泽平的描述，比较精当，可能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就个人气质而论，辛弃疾绝对是南宋统治集团内一个令人生畏的“异类”。闵泽平说：“史书上说，辛弃疾‘肤硕体胖，目光有稜，红颊青眼，壮健如虎’，即说他身体魁梧，强壮如虎，眼露青光，这模样一般人看着确实有点发怵。尤其是其眼神之悍厉，连朋友碰见了都不敢对视，心里老打鼓，与他交情甚深的陈亮说辛大人‘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流浪诗人刘过也声称‘精神此老健于虎，红颊白须双眼青。未可瓢泉便归去，要将九鼎重朝廷’（《呈辛稼轩》）。”（闵泽平：《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辛弃疾》）

辛弃疾的确太强悍了，太令人畏惧了。“辛弃疾力能杀人”，甚至在一些朝廷官员的眼里，他就是一个“唯嗜杀戮”的人。面对这样一个长相粗壮、精力过旺的人，确实让人想要与之保持距离。所以，朝廷只给他一些文职属官，至多也只是地方官当当，绝不肯让他带兵去抗金复国。在这种境遇下，他自然会深感受压抑而内心愤懑不平了。但是，一些人可能只看到一个威严杀伐的桓温，却没有看到一个为北伐焦心劳虑的桓温，更没有看到一个由风华正茂的青壮盛年步入两鬓秋霜的垂迈之年的抚今追昔、悲从中来的功业之叹的桓温。史载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即时任宰相的王衍。他虽然身居三公之位，却“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八王之乱、五胡乱华，晋朝几乎覆亡，他对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心而论，在东晋偏安一隅的局面下，桓温三次北伐，还是体现了他恢复中原、不甘外辱的英勇气概。而事实上，正是他阻止了前秦、羌戎以及前燕的南下入侵。所以对于词人辛弃疾来说，个人的荣辱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关键是现在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时光流逝，北伐无期，恢复中原的宿愿不能实现。年岁冉冉而增，恐再闲置便无力为国效命疆场了，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

至此，本词下阕里，词人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来到了南方也已经十余年之久了，可还是遭到种种怀疑，老实说，在此国家危难的关头，“我”绝不做消极隐遁的事，所以尽管“我”思乡情切，“我”还是要坚定地与国家一道战斗到最后。有人又问“我”为什么不置办田舍，是不是不打算长久在这里，“我”要说那不是大丈夫所为。可叹时光年年流逝，国家仍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令人忧愁，难道说要“我”就这样坐等到死吗？现在，“我”只落得泪眼滂沱，谁又能够懂得这其中浓深的忧思呢？“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只能是自伤抱负不能实现，而世上又无知己者，得不到同情与慰藉的表征了。

四

总之，本词是辛词名作之一，它对辛弃疾与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的矛盾有充分的揭示。词人于词中所做的种种辩解，可以见出此词的意涵是相当复杂的。

自香港大学罗慷烈先生发表《漫淡辛稼轩的经济状况》（《1990年·辛弃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见上饶师院“辛弃疾研究网”）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诸如辛弃疾“贪污老手”“求田问舍”“凶暴虐民”“热衷搞工程”“跑项目”等批判声不绝于耳，似乎掀开了辛弃疾的另一面。而即使有辛词名家邓广铭先生的极力维护，这种批判的声浪仍然不减。我想，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人性的复杂所决定的，另一方面，难道不更是由社会的复杂所决定的吗？其实只要稍稍研究一下从《后汉书·马援传》以来相似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就不难理解马援与辛弃疾们从一个统治集团进入并融入另一个统治集团所经历的令常人难以想象的尴尬、挣扎与艰辛。

这首词提及的三个问题，或者说词人的三个辩白，无疑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比如一个慷慨英雄，无论是作为地方主要负责人，还是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怎么会蜕变成一个“杀人如草芥”的草莽呢？一代抗金名将，一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的英雄式的人物，怎么后来竟然也“求田问舍”，甚至“横征暴敛”而蜕变成贪官？……其实都可以在本词内找到某种前因，或者某种蜕变的线索，或者某种思想与心灵的转捩。

作 者：吴礼明，安徽枞阳市语文教师，课堂现场论首倡者，安徽省比较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建筑生命的课堂》《汉书精华注译评》《后汉书精华注译评》《散文阅读新路径》等。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