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王红旗

华裔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
——解读旅美女作家江岚的新长篇小说《合欢牡丹》

北京 王红旗

本期话题：从自然生态到精神生态——女性的日常叙事与精神建构

女性天生细腻敏感，对自然生态总是有着独到的体味，并常常能将其对自然的独特体味与日常生活有所关联，最终融入自己的精神建构，生发出全新的意义。这种出自天性的审美自觉与后天的敏感智慧相结合，再加以通灵的妙笔表达，所构成的文学文本，自然有着天籁之美与精神之美。正如王红旗老师所说，这是女性“精神生命的花朵”，无论对于女性自身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编者

美国华裔女作家江岚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是作者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书写的一部新世纪曼哈顿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江岚善于以日常生活细节，彰显女性的个体生命内在信仰。这种书写把爱的碎片连缀成一种超越自我生命的大爱，引领每个人攀登灵魂之高原，去采摘精神的花朵——牡丹。它是现代女性自我尊严与独立精神的象征。

江岚 《合欢牡丹》 知识女性 精神花朵

长篇小说《合欢牡丹》，是美国华裔女作家江岚十年酝酿，数易其稿，以自己和周围华裔女性的生命体验而书写的一部新世纪曼哈顿中国知识女性的成长传记。这群为追寻梦想而进入美国的中国知识女性，有的是随丈夫出国留学深造的陪读妻子，有的是自己出国读硕士、博士的女研究生，她们经历生命移植的艰辛、情感破碎的疼痛，在孤独焦虑中直面现实命运的种种困境，重构女性与自我、与家庭、与社会、与自然的复杂关系，其个体人格精神超越时空、性别、种族、地位等方面的屏障，从割断依赖的“母脐带”到自我觉醒，从与周围世界的疏离紧张、矛盾冲突到融入和谐，全身心地投入实现自我生命的理想，像一簇簇迎风傲雪的“合欢牡丹”，绽放出现代人性美善仁爱的华彩芬芳，点亮了华人世界以及人类灵魂栖息之所的明媚，令人凝思浮想而致远。

“合欢牡丹”是小说的灵魂意象，流贯全篇情节推进、人物命运的精神气韵，与篇首“平分造化双苞去，拆破春风两面开”的题记，以及整体的叙事艺术遥相呼应，构成文本形而上的逻辑肌理。小说“合欢牡丹”以唐代诗人徐仲雅一首诗的题目来命名，显示出江岚对“母国文化”的情有独钟，并深谙牡丹丰富的象征寓意与女性精神符旨的联系。因为，这里所展示的不仅是“合欢牡丹”“平分造化”的自然之美，而且寄托着华裔女性苦苦求索的性别平等之意、和谐理想之境，隐喻其生存情感遭遇“悬崖”困境时积极主动、乐观向上的心理状态，不屈、自信的坚韧精神，以及创造生命独特价值与美好未来的智慧勇气。尤其江岚在行文中引用的诸多古典诗词，如数家珍随手拈来，针砭女性问题、社会时弊，别出心裁一语破的。来自故国“原乡”的文化记忆、牡丹传说，均成为华裔女性在异国“他乡”认识、反省、积蓄自我生命活力，从“小我”蜕变成“大我”的文化“母乳”。虽然每位华裔女性的现实处境各不相同，但是其独立的自我意识，竟都是从遭遇婚变寒霜的那一刻起开始生长。如江岚在小说结尾所描绘的：“那经历风霜雨雪的锤炼之后，用时间和生命蕴蓄出来的，成熟、丰满的芳华尽情招展，从容端丽，仪态万方。而且还有香，不是玫瑰的浓郁，也不是茉莉的恬淡，微风过处挟带起的丝丝缕缕，仿佛无处不在……”在异乡的天空下，牡丹国色天香流溢出来的生命能量，呈现出华裔女性日常的优雅情调与生命哲学。这些不同纬度的象、意、神、境“合一”的精神气象，生成了一种绽放的人文精神生态风景。

江岚是华裔女性深层心理的把脉者，她善于以日常生活细节彰显女性的个体生命的内在信仰。她描述的女性生存场景，总是和牡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们灵魂律动相契合的深刻性表述堪称绝妙。江岚试图采取以“现实”检视“传统”、以女性与牡丹互证的叙事伦理，以生命触摸生命的灵魂对接，在冷漠与空虚、隔膜与伪装的异乡，构建女性自我生命的认同感、族性感、融合力，以“某种价值观念的生命感觉”呈现个人的独特命运，重建女性精神生命的价值观。比如，全职陪读太太王涓涓，在遭受丈夫羞辱打骂时，看到的是“一棵棵牡丹宽大的绿叶次第展开来了，护着枝顶凌空挺立的蓓蕾”， 用画笔临摹的是“‘春和景明’图，三两朵盛放的牡丹花，昂首迎向一双翻飞的彩蝶”。因为，她认为“这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似乎与北美的气候条件有些奇妙的亲缘，不大招惹小动物骚扰，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一旦扎下根，或迟或早必定开出‘一枝红艳露凝香’”。沈玉翎厌倦了只懂得钻实验室的丈夫与单调重复的日子，她看着“窗外蓝天澄净，白云悠然，牡丹的枝顶上挺立着日渐丰满的花苞，一对黄蝴蝶在初开的杜鹃丛中飞来飞去”，她如父亲般的情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竟然也是粉白色相间的牡丹花。尤其，沈玉翎与方若施是“同窗共读，同室而居”的大学同班同学，当年还都被选为“中文系之花”，“也都是以牡丹花名品命名为‘状元红’与‘丛中笑’”。江岚从不同生活层面表现女性与牡丹的密切关系，不仅展示出华裔女性的个体人格成长与命运嬗变，更汇聚起傲然屹立的华族人格共同的底色。像王涓涓所言，“如果女人们都如花，像玉翎和阿施她们那样的女人毫无疑问是牡丹。她们被从故土连根拔起，漂洋过海到此间落地，熬过一季季的风刀霜剑，只是要生根发芽，渐渐茁壮，终于开花——她们真有牡丹的命运，牡丹的性情”。也就是说，牡丹花是华裔女性的生命之花、信仰之花、精神之花。在此情境之上，达到本土情结与原乡诗学“思接千载”的精神契合，叩问人性与性别、现实与理想，形成了跨文化、跨时空的审美力量。

江岚把女性置身于华人家庭与群体关系之中，以日常生活性别叙事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她笔下的女性形象，不仅有身边周围的人物原型，甚至还有自己的影子。沈玉翎是随丈夫赴美的陪读妻子，现在是有固定职业的摄影师；王涓涓初来美国是全职家庭主妇，现在是美甲师；方若施现任万通商业投资银行业务开发部主管，是正牌的单身“女强人”；肖瑀是《华声报》的总编，是华人社区的顶级名人之一；最年轻的韩悦为出国读博士与丈夫隔洋分居，拿到博士学位后已被沈玉翎丈夫的公司聘用。这群女性不仅在欧风美雨的大浪淘沙中“落地生根”，而且在工作事业上各个都经营得风生水起。她们面临的困境，更重要的不在于社会生存层面，而在于家庭情感层面，甚至可以说，真正把她们逼到“悬崖”边的是她们妻子与情人的家庭情感角色，她们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困境——无爱的焦虑。

江岚进入女性日常生活的帷幔，捕捉不同纬度的面相，倾听灵魂深处的脉动，发现其日常生活不同形态的“无爱的焦虑”，并没有使这群华裔女性的意志衰退与沉沦，反而化为一种主动超越困境的内驱力，在一次次生存与情感突围中更体验到自我价值实现的独特潜能。在工作方面，事业成功的单身女人方若施亲身体验到女性“靠山山倒，靠水水流，最可靠的还是自己”；“做新女儿国的模范公民：要才气有才气，要风度有风度，性格独立磊落，能吃苦，不流泪。人生的旅程当中若不幸与艰难困苦短兵相接，也只当一脚踩到了狗屎，打落门牙和血吞，照样昂头挺胸，横行竖过”；就得如牡丹花“在大庭广众的视线里从容不迫地盛放”。为实现理想出资创办《华声报》的肖瑀，谈到她的创业经验时说：“立志固然重要，但真正的创业者首先是要行动，光有理想是不能成功的。扎扎实实地去做、去试、去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不断培养自己处理危机和驾驭复杂场面的能力，才是通向成功真正关键的因素。” 在家庭婚姻方面，沈玉翎认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束缚，追求爱情从来不等于追求自由”，“在人的世界里，我要我爱的人都爱我，在灵魂里，我只要自己”。女博士韩悦，智慧地把丈夫从“第三者”怀里拉回美国，她深有体会地说：“一个女人到了中年，一桩稳定的婚姻举足轻重。只要能守住他，多么痛苦艰辛的容忍与迁就她都能够应付。” 江岚以自己对生活独特的敏锐感受力，穿越叙事表层深入到隐喻层面，考证每位华裔女性的举止言行，解剖其工作与家庭冲突的真相，即在婚姻情感方面基本的爱与自由的缺失。她借方若施之口，一语道破女性情感深层心理焦虑的原因：“可见女人再聪明、再能干，专业上再出色，最终想要的也只有一样。爱情真是女人身上的死穴，她们需要去爱，更需要被爱。”把真实纷呈的日常生活升华为一种丰富的“经验的现实”，给当代女性以深刻的思想与精神性启示。

江岚以沈玉翎为贯穿小说始终的核心形象，把她与陪读妻子王涓涓、同学方若施以对比手法来塑造，意在揭示导致华裔女性“无爱的焦虑”婚姻状况的复杂性。沈玉翎作为陪读妻子，乐观自立，勤奋好学，刚到美国“一切从头学起”，打短工贴补家用，练出一口流利的英文口语，忙里偷闲考完TOEFL、GRE，到丈夫大学的护理学院入学读书，逐科啃完社会学、行为学、护理学、心理学……不仅被老年护养公寓聘用，还做《华声报》的兼职记者。然而双重负担的忙碌，使她与忙着钻实验室的丈夫变成了两条平行线，即使他们从小一起长大，有如青梅竹马的爱情基础，也没有了真正爱情的心灵交会。因为，家庭婚姻生活的爱可以复杂到柴米油盐，细微到一个眼神，尤其当夫妻各按自己轨道行事的“忙碌”成为一种习惯，经常会把日常生活里真实拥有的爱情一点点地丢失。其实，缺乏爱的婚姻生活正是沈玉翎红杏出墙的内在原因。而学习英美文学专业的王涓涓，不仅被父母在“一种休眠的状态下被移植” 进不满意的婚姻，并随夫迁徙异国他乡，而且把从小对父母的依赖再次转嫁到丈夫身上，放弃可以享有的读书与工作机会，甘愿做全职陪读太太，尽心料理家务，苦心钻研菜谱、园艺、家居设计等，却成为丈夫经济捉襟见肘、工作不顺心的“撒气筒”而常遭打骂，婚姻关系令人窒息。前者因过分“忙碌”，后者因过分“依赖”，都置自己的婚姻生活于“无爱”的尴尬与危险的境地。江岚以华裔女性形象对女性双重角色不同程度的深度反思，颇具历史与现实文化意义。

其实在现代性的婚姻关系中，夫妻之爱是一种尊崇个人独立自由的相互依赖，是创造出的由衷的移情喜悦，是达到一种灵魂与精神的和谐满足。这也是传统意义上爱情的最高境界：灵肉合一。但是，当下社会的婚姻，承载了太多的爱情之外的物质重负，甚至根本就不存在爱情，只是想以婚姻的实质获得良好的物质生活，却为失去自己内心最想要的而痛苦。人们在情感意识中，常把爱等同于性爱，或者把爱与性分离开来，甚至扭曲到把爱与权利、金钱一起打包兜售，爱情的是非真假就显得曲直难辨。更何况沈玉翎、王涓涓的丈夫秦中凯、章明博士都来自中国，从小接受“男主外，女主内”、事业成功才是伟岸男性的文化观念影响，虽然在高科技现代化的创新前沿能够出类拔萃，但在夫妻情感方面却有一种重责任轻情感的传统观念，尤其婚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江岚伸出一个女作家的敏锐触角，在华人世界自己存在的意识深处，创造出两种女性生存情感的体验空间，虽然夫妻一起吃饭睡觉，一起看电视、看录像，身体相互依偎，却失去了自己发现爱、感受爱的心境与能力，其心理距离越来越远。她以华族家庭夫妻关系中爱的困境，揭示出当下人类所面临的现代性的生存情感危机。

江岚把沈玉翎为寻爱而红杏出墙，写得感情真挚、感人至深，指破了“情人时尚”遮蔽下的真实灵魂。沈玉翎在采访时遇到亚裔知名企业家刘家鼎，在理智与情感之间不能自已，对这位有妇之夫、年长自己三十岁的如父亲般的男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喊出了“我爱你”。他们带着爱的奇迹与奥秘坠入爱河，“很刻意地合力按动一个看不见的遥控器，将那个小小套房用无数幅粉红色的布幔与世界隔开。他们沉醉在这布幔之内的幻境里，在没有生活琐事烦扰，没有外界约束的状态下，体验着一种更接近于其本质意义上的，纯粹的两情相悦”。这种超越世俗与年龄的、久违了的美好爱情体验，让这个灵魂深处渴望被爱的女人如痴如醉，任由他把自己从“一个平凡普通的少妇”还原成了“一个被娇纵被宠爱的小女人”。其实更深层的心理，是因为她从小缺少父爱，在外婆、小姨与母亲三个女人的呵护下长大，刘家鼎“长者”式的关怀，一下子激活了她深藏于心底的“恋父情结”，使其产生了一种父亲般情人的复杂情感。她全身心投入这份“一无恩怨的纠葛，二无利益的牵扯，三无名分的约束”的热烈纯粹的爱情中，来暂时逃避自己缺乏爱情的婚姻，似乎获得了崭新的生命。但是，当刘家鼎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一意孤行要把私有房产赠予她的时候，她反而无动于衷地回归到自己的家庭，拒绝“空洞”“物化”的情人角色。至此，虽然沈玉翎形象达到了一种呼之欲出、超凡脱俗的艺术与精神境界，但是，这种“回家”，是隐喻沈玉翎还能再次找回婚姻生活里遗失的爱，还是挣扎到无路可走的窘境？

方若施是沈玉翎大学时代的同班室友，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女强人”“女汉子”，她在美国读完MBA之后，立志要先创业再谈感情，她的焦虑在于多年走不进“围城”婚姻，却竟然有了嫁入豪门的晚运。江岚把方若施与孟繁星的订婚宴场景写得极尽铺陈之能事，把方若施性格的和善柔美、优雅华贵的另一面，描绘得淋漓尽致。她身着“带一点点浅浅粉色的短裙套装，上衣镶细褶花边的小立领，益发衬托出她的雪肤花貌，明艳照人，连指甲盖都贴满了小碎钻”。“头上，用假发盘成高髻，顶着一个小小的水钻冠儿。礼服用米色软缎裁成，V字领，灯笼袖，前面的裙幅，到膝盖处突然剪断，从两边划一个大大的圆弧，拖到身后，沿裙边嵌着很宽的一道金线刺绣，连绵不断的‘蝶双飞’图案。还带着沉甸甸的全套纯金首饰。”她笑容可掬地招呼宾客，对孟繁星的“暖男”品质也颇有好感，似乎对他的同性恋倾向已有所知：“人家说，女人比较容易接受男同性恋者，男人比较容易接受女同性恋者，因为觉得他们对自己不构成威胁。其实同性恋也没什么，你不要那么尖锐。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选择所爱的权利。只要他们敢于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其实也不需要全世界认可。”这番高论隐匿了太复杂的生命感受与未来寓意。那么，是知识女性精英对当下社会显性或隐性歧视的恐惧，无法走进婚姻殿堂，还是当下婚姻承载了太多爱情之外的物质标准，迫使其走进无爱的婚姻家庭？或是一种对传统婚姻的改造与挑战的主动选择？江岚对华裔女性在爱情婚姻情感泥沼中自信的丰富灵魂，均有自己独到的把握与见地。

江岚对男性形象的塑造虽不及女性细腻，但对中国知识男性求学奋进的人格魅力，也写得个性鲜明、生动可感。秦中凯追求事业的执着痴迷，章明来自农村的自卑心理，赵明中顾念与妻子同甘共苦的回头是岸，小说以日常生活 “习惯”不变的细节，刻画其保守的婚恋、家庭观念，逼真而传神，甚至可以说击中了其灵魂深处的性别集体无意识。而且从更深的生活层面看，男性理想伟岸的英雄形象已不复存在，面对自我生存发展与家庭情感生活的诸多压抑，男性缺少甚至丧失了责任与担当的“铁肩”，而变得冷漠、彷徨、恐惧与焦虑，尤其当遭遇渴望爱与被爱的女性时，或手足无措、固执己见，或能躲就躲、能藏就藏。而在沈玉翎眼里，刘家鼎是一个例外，他炯炯的双眸流进沈玉翎干涸的心田，让她感受到一见钟情、一次次性爱的“高峰体验”。但是，江岚剥开层层表象，以“爱与死亡”揭开其内心最深刻的矛盾心理真相。其一，是刘家鼎“到了这般年纪，他开始厌倦一成不变的生活，开始畏惧生命本身的压迫力，当原以为早已烟消云散的爱情蓦然对他回眸一笑，哪怕仅仅是个影子，他也会拼命抓紧”的孤注一掷。也就是说，刘家鼎对沈玉翎的爱并非简单纯洁的爱，而是“到了这般年纪”对生命死亡的畏惧感爆发出的一种更加开放性的爱，他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构筑起一个情感生活新世界，试图点燃他/她生命的喜悦与快乐，更确切地说，是以她的青春活力缓解他暮年垂老的生命恐惧。其二，是刘家鼎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死亡迫近之后，以“我是真爱你的”的名义赠给沈玉翎私有房产的一意孤行，更是以爱的名义对女性的再次占有，也就是死后都要以房屋的“空洞之爱”占有一个女人。如果在性别情感关系中，爱被某一方“占有”，爱还存在吗？从男性人性深层的自我中心与占有欲、与女性寻找理想真爱南辕北辙的悖论来看，女性只能以败北而告终吗？

在小说结尾处，江岚缝合华人的“在地”生活，融合传统与现代、故土与异乡、庸常生活与灵魂诉求，借助方若施与孟繁星的订婚宴，邀请所有人物出场亮相，勾勒出一个充满爱与友情的、“可能性”的未来的华人世界。大家相聚在一片延迟开放的牡丹花丛前，迎着初夏午后的阳光，“笑容璀璨明媚，没有一丝阴霾”。这个“开放性”“在路上”的温暖尾声，不仅蕴含着重构性别伦理、爱情婚姻关系的美好愿望，“太阳光下”不可预知的华裔女性命运的变数与悬疑，而且暗喻人类文明物质与精神进化的某种规律性。因为，人类曾经百万次地面对这种经验的现实，每一次跋涉未知都心存焦虑、步履艰难，每一次爬上坦途都坚信超越、风景无限。华裔女性以爱情婚姻日常生活的不同情感体验，把爱的碎片连缀成一种超越自我生命的大爱，引领每个人攀登灵魂之高原，去采摘精神的花朵——牡丹，它是现代女性自我尊严与独立精神的象征。经验丰富而又内心坚韧的纯洁女性，“如同时代的精灵，行为敏捷，衣袍飘动，长发飞扬，大踏步地前进”。我相信，这部小说作为女性精神形象的文学读本，会在世界华文女性文学史上，越来越显示出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独特价值。

作 者：王红旗，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女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女性文化研究基地主任，《中国女性文化》《中国女性文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