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张慎

让思想的犁铧进入现实大地
——秦岭乡村题材小说分析

山西 张慎

秦岭的乡村题材小说大胆直面农村的历史现实困境，敏锐地聚焦于西部农村困境症结所在的种种问题，在揭示农民贫苦的生活、匮乏的教育、沉重的赋税、毫无保障的医疗等现实生活境遇的同时，峻急地追问了农村以及农民遭受苦难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

秦岭 乡村小说 现实问题

从《绣花鞋垫》《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弃婴》《皇粮》《本色》《分娩》《皇粮钟》《杀威棒》《摸蛋的男孩》《借命时代的家乡》到刚刚获得百花文学奖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秦岭的乡村题材小说大胆直面农村的历史现实困境，敏锐地聚焦于西部农村困境症结所在的教育问题、赋税问题、饮水问题、医疗问题，在揭示农民贫苦的生活、匮乏的教育、沉重的赋税、毫无保障的医疗等现实生活境遇的同时，峻急地追问了农村以及农民遭受苦难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更重要的是，在小说中，秦岭不仅审慎地反思了半个世纪以来不平等的城乡社会结构，而且对20世纪90年代社会的转轨进行了独立的批判性思考。显然，强烈的问题意识与批判意识，是秦岭小说备受关注、多次获奖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秦岭被指认为“思想型作家”①的主要理由。

近年来的一个文学现象是，文学的现实意识与批判意识再次受到重视，文学的“及物性”、介入功能再次成为文学界关注的话题，与当下中国社会城乡差距、贫富分化、腐败乱象等问题日益凸显密切相关。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当年曾积极鼓吹先锋小说的变革意义，并为“新潮批评”的“落伍”而深感不满的李陀先生，率先“反戈一击”，将20世纪90年代文学疏离现实的责任归因于所谓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②然而，所谓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纯文学”观念是否是“真命题”姑且不论，文学的现实意识、批判意识问题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而这，也是在系统地读了秦岭的乡土小说之后，既为他渐渐走上现实批判的文学道路击节赞叹，对其未来的创作充满期待，又不免为他能够在这条充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上走多远，而深深地感到忧虑的原因。

农村困境的揭示与追问

在访谈中，秦岭曾多次强调作家的道德良知与社会使命，认为文学应该是社会的“感应神经”。他不仅对作家的恶俗、知识分子与世俗“暗通款曲”表示深恶痛绝，而且对“轻佻”的文学投去了不屑的目光。在谈论文学的现实批判意识时，文学界往往习惯性地纠缠于作家的写作伦理层面，作家的使命、责任、担当与良知是不断被谈论的话题。然而，在衡量作家的写作伦理之前，最先应该考虑的事实上是文学的生存环境、作家的言说空间问题。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李陀等人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回避现实的问题简单地归之于“纯文学”的看法，无疑是找错了问题的症结。甚至如毕光明先生所言，有将“现实的错误转移”，将“纯文学”视为“假想敌”之嫌。③还是吴亮先生说得确切：“你还说作家们‘主动放弃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可是作家们不可能放弃他们并不曾拥有过的东西。”④因而，指责作家们缺乏现实批判意识容易，真正实践批判现实意识的文学却不能不是“冒险的文学”。

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秦岭的小说创作因其敢于直面农村、农民生存的真问题、大问题，并以强烈的历史现实批判意识，深切追问农民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的血泪的根源，而血气淋漓、富有棱角，在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显得难能可贵。

与秦岭的从教经历有关，“乡村教师”特别是“民办教师”在贫苦生活与基层权力压榨之下的道德困境与人性扭曲，以及由此所触及的农村贫陋的教育状况，是他率先揭示的问题。在《乡村教师》《绣花鞋垫》《烧水做饭的女人》等作品中，赵举科、赵祖国、王世界等乡村民办教师不仅待遇低微、生活困窘，而且他们的命运被基层政府的“权力潜规则”彻底掌控：若要改变民办教师卑下的处境，获得“转正”的机会，他们就不得不通过送礼行贿，甚至出卖妻子、自己的肉体来打通关节。而他们如果选择了坚守良知，对“权力规则”有所违拗，则随时都有丢掉工作的可能。另外，像赵举科、赵祖国这样没有渠道打通关节的民办教师们，生活窘困到无法解决婚姻大事，只好利用自己身为教师的“权力”，在更为弱势的女学生中培养自己的妻子，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屈从并践行了“权力潜规则”。大弯乡咀头中学的校长一方面严厉反对教师们从女学生中培养妻子，另一方面，又无法无视赵举科的生活困境，只好在“这世道还是权力比教鞭强”的叹息中，顺从了教师们的做法。⑤校长面对这种畸形“师生关系”的内心分裂，深刻地揭示了教师们内在的道德困境。

2005年国家宣布免征农业税之后，秦岭敏锐地意识到赋税问题是农村、农民困境的重要根源。因而，从《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皇粮》《本色》《摸蛋的男孩》等中短篇，到长篇小说《皇粮钟》，秦岭揭示了沉重的赋税给农民带来的生活负重与精神痛苦。他不仅在《皇粮钟》中将“皇粮”问题与两千多年来农民的赋税史相勾连，以农民切身的生活现实，颠覆了革命乡土小说中农民“翻身道情”的乌托邦叙述；而且在《摸蛋的男孩》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反哺城市”的不平等的城乡政治经济制度。更为可贵的是，农业税免征之后，秦岭并没有陷入赞歌合唱之中，而是在《皇粮钟》中叙述了历史上也曾有过免征农民赋税的短暂历史，在结尾，让象征着农民沉重赋税的皇粮钟再次响起，囊家秦爷死而复生，表达了自己对“皇粮”制度死而复生的隐忧。

粮食问题之外，在《硌牙的沙子》《被马咬掉耳朵的主人》以及颇具诗意的《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等小说中，身居天津的秦岭越来越关注西部农村的饮水问题。而这无疑与他在甘肃天水的生活体验有关。如果没有切身的生活体验，很少有人会想到“天水”这美丽的地名背后有着怎样粗粝、焦苦的生存。因此，在谈论文学的现实意识之时，还必须考量作家基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对社会生活的不同体认。因而，在不得不呼吁文学的现实批判意识，要求文学关注现实生活之“重”，承担起部分相关责任的时候，我们固然没有必要出于道德的义愤，全然蔑视在另外的生活境遇中的文学对人类生存之“轻”的省察。然而，如果在中国的现实土地上，全然追随米兰·昆德拉，宣布“小说考察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⑥，认定小说只是对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探讨，无疑将是中国文学的耻辱。真正怀有人类意识的作家，应该既深切关注深陷贫苦的群体的物质匮乏，又对在咖啡馆里陷入精神困顿的人们投去悲悯的目光。无论如何，秦岭的饮水问题小说，以及《弃婴》《分娩》等触及农民无法承担的医疗问题的小说，对于身居都市，浸泡在娱乐、消费文化的群体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粗粝、痛苦的现实，让他们去凝视一位农民母亲因无力承担婴儿的医疗费用，只好选择弃婴时的那一双“死定死定的，像死羊眼”⑦一样的眼睛。

权力潜规则的揭示与批判

在揭示、追问农村现实困境的根源时，秦岭也对时代社会进行着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而这种独立思考，尽管还有商榷的余地，却不能不说提供了不同于既有历史叙述的思想认识。在短篇小说《杀威棒》中，秦岭首次从农民的立场审视了知青返城的历史：“代课的知青像刑满释放的冤家一样走得理直气壮，走得义无反顾”，农村学校的知青教师突然流失，“大队的支部会成了对知识青年的声讨会”。硬着头皮做了教师的农民曹尚德，通过借“杀威棒”对城里孩子甄文强的体罚，来发泄对知青经济、政治、文化优势所昭示出来的命运不公的不满与愤恨。小说让“我们在以知青为反思主体的程式化的知青文学中，迟到地、惊异地感受到了农民和农民式的愤怒”⑧。

更能体现秦岭对时代的发现与思考的，是他对政治“权力潜规则”的集中批判。早在“乡村教师”系列小说中，基层政府权力对教师们命运的掌控、精神的伤害，对本已匮乏的乡村教育资源的掠夺侵吞，便是其重要的主题。在“皇粮”系列小说中，甄大牙、岁球球、唐岁求当上了收“皇粮”的验粮员之后，也由于获得了“权力”而身价倍增。然而验粮员的工作职责与对村民们的同情，又使他们陷入了道德的矛盾：如果遵守严格的验粮标准，就会给村民们沉重的生活雪上加霜；如果通融了村民们，则又违背了验粮员的职业操守。“皇粮”取消之后，身为农民的他们一面满心欢喜，另一面又因他们“权力”的终结而备感失落，并且不得不面对新的人生变更。在“验粮员”小小权力的得失之中，他们道德的、生活的尴尬与变化，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在《父亲之死》《断裂》等“官场”小说中，“权力潜规则”不仅扭曲了正常的医患关系、官民关系，而且形成了难以挣脱的“连环套”，让卞绍宗等曾经怀抱理想的大学生，从对“权力潜规则”的抗争、屈从，到对这些规则的熟稔玩弄，一步步改变了初衷，最终不能自拔。

而中篇小说《借命时代的家乡》则将对“权力潜规则”的揭示与批判，深入到了发现与批判时代的体制性弊病的高度。小说借农村青年董建泉的个人奋斗史，将20世纪90年代“绑架”了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权力潜规则”与农村古老的“借命”规则联系起来：在干旱、贫苦的西部农村，生存能力薄弱的农民家族必须通过“借命”的方式，为自己的生活吸纳进更为强大的依傍力量。而那些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的董建泉、苟万昌、贾昌耀等农民企业家们，则必须借助政治权力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他们事业的成败动荡，也往往与政治权力的亲疏远近密切相关：苟万昌利用“官二代”的父亲批到地皮，一次就为他节省了三百万；董建泉也是通过赵大球局长的关系才让自己的事业渡过了难关……这无疑一方面深刻地揭示出了政治权力对90年代经济改革的决定性作用，并对这种政治权贵主导之下的经济改革机制投去了批判、审视的目光；另一方面，小说借农民之口将90年代命名为“借命时代”，将金钱与政治权力相苟合的经济改革机制，与农村带有宗法性的古老“借命”法则关联起来，暗示出这种经济发展方式与乡土中国古老的宗法、家族伦理之间密切的变异关系。

现实批判的思想性问题

秦岭身居天津、心系天水的写作姿态，在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知识分子身上常常见到：在城市繁杂拥挤的间隙，他们念兹在兹的总是农村、农民的悲苦。然而令人尴尬的是，农村现实问题的解决本应该是一个良性社会制度的责任，而此时，诸多问题却必须由具有勇气的作家来揭示、来思考、来追问、来批判。在当下的小说界，秉承这种使命，具有“冒险”精神，敢于直面现实，而又能体现出强烈思想性的作家屈指可数。秦岭以其可贵的乡土小说探索，正渐渐踏上这样一条创作道路。

然而，不能不说，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文学道路。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也并非如批判者所言，大都是所谓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合唱，而没有出现独立的批判意识。干预生活的文学创作潮流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便有所萌芽。然而，正如许子东曾指出的，这种萌芽在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前后便受到非议，遭遇了挫折。“伤痕文学”也因此被迫分化，或转向了冷峻的历史反思，或转向了明朗的歌颂与训育。⑨因此，文学的现实批判意识的有无，以及这种批判有没有“模式”与限度，的确并非仅仅是作家自己的事情。1986年，刘再复试图通过提倡“文学的主体性”来确立人的主体价值，王若水便敏锐地指出，能够决定文学主体性有无的根本不是作家自己，人的价值的实现，也不是一个文学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实践的问题，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文学自身”⑩。具有现实意识的作家应该深深地明白，现实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文学自身的问题，文学的“批判和抗议的目的不是为了使文学变得更伟大，而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享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⑪。正因为如此，在对秦岭未来的创作充满期待，期望他能够越来越切中时弊、走向深入的同时，又不免为这样的创作能够走多远而感到深深的忧虑。

“皇粮”是免除了，农民的贫苦生活得到了缓解，然而他们何以依然难以在乡土上安身立命？经济收入、资源分配的城乡差异，致使他们无法享受良好的医疗与良好的教育，于是他们大都离开了乡土，成为城市的打工者，一座座乡村正在因此而迅速沦为老弱留守的“空村”。在秦岭的小说中，不论是学生们借《捕蛇者说》对苛政的责骂，还是赵瘸子“咱们这里穷得像旧社会”、《春天的故事》不过是别人的故事的愤懑，都可以感受到作家自己强烈的不平之气。然而如果理性地继续追问下去，赋税之外，粮食的价格问题、土地的流转问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诸多现实的问题都是不得不面对，而又是作家及文学无力思考和解决的。即使农民的赋税、饮水等物质层面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农民们是否就获得了人的尊严与公民的权力，也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追问下去。

成为一个面向现实的思想型作家，在思索历史与现实之时，必然还要面对诸多价值层面的问题：如何理解人与人性？人是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原始的性本善的万物灵长，还是一个同时具有神性与罪恶，需要不断找寻自我的个体？而这并非是玄学的思辨，而是触及乡土作家在悲悯农村、农民的同时，应当怎样认识农民自身的精神世界问题。同样，真正的思想型作家，在进行现实批判之时，批判的立场也不可能建立在简单的道德义愤之上，其对现实的不满往往催逼着他从人类生活的历史长河中、在人类对自己生活制度的种种理想设计中评判当下。因此，他需要了解人类文明的丰富遗产……

立志成为一位具有深广现实情怀的作家是难的。他不仅要洞察广阔的现实，还要将周遭的生存与自己的内心良知建立起密切的关联：“无穷的地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⑫他不仅要追问这充满缺憾的现实的历史、制度、文化根源，还须审视这历史文化的变动中人性的变异，他必须审视一切，审视被批判者，也审视被悲悯者，更要审视自己的观念尺度与价值立场……而这要有多么长、多么艰难的路要走！“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秦岭们能够在这充满荆棘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①杨显惠：《小说如何实现参与历史的当下性》，《文艺报》2012年5月21日第2版。

②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李陀访谈录》，《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③毕光明：《理解纯文学》，《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④吴亮：《吴亮和李陀关于“纯文学”的通信》，《文学报》2005年8月4日第4版。

⑤秦岭：《乡村教师》，《鸭绿江》2001年第8期。

⑥〔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⑦秦岭：《弃婴》，《作品》2006年第5期。

⑧杨显惠：《对历史和世事的洞悉——浅析秦岭近期的小说创作》，《文艺报》2015年7月8日第7版。

⑨许子东：《刘心武论——〈新时期小说主流〉之一章》，《文艺理论研究》1987年第4期；许子东：《新时期的三种文学》，《文学评论》1987年第2期。

⑩《王若水向刘再复提出质疑》，《文艺争鸣》1988年第4期。

⑪吴亮：《吴亮和李陀关于“纯文学”的通信》，《文学报》2005年8月4日第4版。

⑫鲁迅：《“这也是生活……”》，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页。

作 者：张慎，大同大学文学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