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段崇轩

“新字号”小说的潮起潮落
——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个侧面观察

山西 段崇轩

以1985年的小说变革为“分界线”，1977—1989年的新时期小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构成一个强大的文学潮流，后一阶段以“寻根”“现代”“先锋”以及新写实小说等平分天下，文学进入了多样化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新字号”小说类型，本文着重对“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新笔记小说”进行了梳理，在结合具体文本的基础上，指出其产生的背景、创作的特点，以及发展乃至消亡的历史过程，可看作是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个侧面观察。

“新字号”小说 新写实 新历史 新笔记

1977—1989年的新时期小说，可以分为两个时段，1985年的小说变革是为“分界线”。前一时段以“伤痕”“反思”“改革”小说构成一个强大的文学主潮，是短篇小说的一个鼎盛时期。后一时段的“寻根”“现代”“先锋”以及新写实小说等平分天下，已经没有主潮，文学进入一个多样化时代；在这样一种文学格局中，又出现了众多的“新字号”小说类型，给盛极而衰的文学平添了一种热闹和生机。其实1985年之后，短篇小说虽然仍有不少佳作，但已开始式微，眼花缭乱的各类“新字号”小说中，短篇小说的表现不算出色，代表性作品往往是中篇小说，还有少部分长篇小说。尽管如此，短篇小说依然值得关注，因为它总是代表着一种文学的创新和走向。

“新字号”小说的出现，有着很深的社会、文化和文学根源。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进入深水区，商品化潮流加剧，外来文化蜂拥而入，人们的思想观念活跃而混乱，这些都直接促进了文学的自由化和多样化。从文学内部看，“一体化”的文学体制和思想逐渐松动乃至涣散，作家们都在努力探索一种新的思想资源和表现领域，而报纸、刊物、出版社也在竭力寻找和创造文学“热点”，以刺激和推进文学的发展。于是在文学体制、作家和评论家、文学编辑等的多方合力下，一个发现、制造小说现象和类型的时代开始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是一个思想涌动、“主义”林立的文学时代。各种各样的小说类型，隔一段就会冒出一种，而且要挂上“新字号”招牌，以引起社会和读者的关注。有些小说类型是名副其实的，有些则是炒作出来的。名正才能言顺、行远。新写实小说是“新字号”小说中最重要的一种小说形态，它是现实主义发展到极点时的必然结果，也是小说走向世俗化社会的一种先兆。它得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但它的艺术生命是有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被“现实主义冲击波”所取代。新历史小说与寻根小说、先锋小说几乎同时出现，很多情况下它们是重合的。它是在西方现代历史观的启蒙下产生的，改变和提升了中国历史小说的面貌和标高。但在90年代中期之后，它堕入了戏说历史和取悦读者的境地。新笔记小说80年代初就出现了，但文坛和读者关注不够。它并非新的小说类型，只是古典小说的一种复活和再生。它诞生了一大批精品力作，丰富和扩展了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和手法。但笔记小说终究是表现“凡人琐事”的小文体，因此虽可以持久不衰，但终难改变边缘地位。此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外一些小说概念及其类型，但在社会和文坛影响不大。譬如新现实主义小说，由于概念的含混、所指的模糊，没有引起文坛注意；譬如新实验小说，它与现代派小说、先锋派小说多有重叠，也未能流行开去；譬如新乡土小说，则不够新颖，且同时还有农村题材小说、新乡村小说并用，因此也没有得到广泛认同。还有新市民小说、新城市小说等概念，虽然提出甚早，但没有一批力作支撑，一直到90年代之后才得到注目。“新字号”小说横跨两个文学时期，在90年代结局迥异，有的悄然终结，有的逐渐隐退，有的依然在发展。与此同时，文学界还在不断命名，推出和制造着各种小说现象和类型。

1993年初，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编者在“出版说明”中称：“近年来，我国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富有创新意识的小说，无论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还是审美观念，与前几年的作品相比，都别有一番洞天，体现了小说艺术的深层变革。基于这个创作背景，我们选编了这套《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时间上以镌刻着小说观念深刻变革的1985年为分水岭，根据近年小说的创作现象，分为新写实小说、新笔记小说、新实验小说、新历史小说、新乡土小说、新都市小说等六种。”①这是对新时期文学中后期创作的一个总结，是对“新字号”小说的一次检阅。

新写实小说的兴衰

在新时期文学后期，新写实小说无疑是一股至关重要、影响深广的文学潮流。它的产生与社会生活越来越商品化、世俗化，文学自身努力贴近日常生活和凡俗人生的自觉要求有密切关系。评论界一般把1987年池莉《烦恼人生》的发表作为新写实小说的开端，这一时间比“寻根”“先锋”文学迟了两三年。新写实小说既是作家的苦心探索，也是文学刊物和评论界合作推动甚至“炒作”的产物。1988年，就有多位评论家注意到了小说创作中突出写实的创作倾向，并给予了及时评论。1989年第3期《钟山》杂志隆重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此举一直持续了整整两年，共举办八期，发表小说二十八篇。同年10月，《文学评论》与《钟山》联合召开“现实主义与先锋文学”研讨会，对新写实小说创作及概念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紧接着，《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上海文论》《文学自由谈》等刊物，发表了成组的、一系列的讨论新写实小说的文章，可谓盛况空前。经过广泛而热烈的探讨，评论界对新写实小说的诸多问题有了较清晰的认识。一些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被人们逐渐认同，如池莉《不谈爱情》《烦恼人生》，刘震云《新兵连》《一地鸡毛》，刘恒《伏羲伏羲》《苍河白日梦》，方方《风景》《落日》等。此外还有李晓、叶兆言、赵本夫、范小青等的一些作品。这些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基本集中在中篇小说文体上，似乎新写实小说的内容和手法，更契合中篇小说形式。但这些重要作家，也有一部分短篇小说，思想艺术同样精彩，值得关注和研究。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特征，《钟山》1989年第3期的“编者按”做了基本概括：“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艺术上的长处。”

一种文学品类能否确立，主要看它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哪些开拓。正是在这方面，显示了新写实小说的鲜明特色。刘恒的代表作《狗日的粮食》，写的是贫困农民杨天宽和妻子曹杏花，生活那样艰难，地位那样卑微，他们全部的人生内容只剩了人的两项基本要求：“吃”和“性”。池莉的优秀作品《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写的是市井生活，这些底层市民不管是酷暑还是严冬，他们乐天知命、吃喝拉撒，沉浸在世俗人生中，满足着城市的丰富生活和古老传说。刘震云的力作《塔铺》，写的是一群农村青年，抱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目标复习功课，参加高考，全景式地展现了他们的家庭背景、学校环境、艰苦生活、刻苦复习。而李晓、叶兆言的一些短篇小说，写的是机关普通公务员的现实生存。由此可见，新写实小说在表现题材上，实现了从主流社会向个体生存的转换。这不啻是一场“革命”，但也潜藏着“危机”。小说在写人上由正面形象回归凡人面目。叶兆言的《绿了芭蕉》，刻画了一个人到中年的普通公务员老赵，离婚之后带着女儿生活，日子过得孤独而落寞，只有原始的情欲不断困扰着他。刘恒《教育诗》里的大学生刘星，并不珍惜宝贵的学习时光，而是搞恋爱、旅游、练气功，显示出一个青年学生在社会转型期精神上的空虚无聊和行为上的放任自流。这些无疑是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新写实作家还解构了现实中的正面人物。譬如方方《一唱三叹》中的主人公琀妈，本来是一位富有社会理想和奉献精神的老母亲的“高尚”形象，但作者却揭示了她失去儿女之后的悲痛和晚年贫困、孤独的生活。小说卸掉她头上的光环，还原了老母亲惨淡的人生。再如池莉《细腰》里那位刚刚离休的老干部郭老，他的一生自然是光辉的、尊贵的，但卸任后权力的失落、家庭的不和以及夫人的翻脸，使他深深感到世态的炎凉和情感的空虚，他只有偷偷地去昔日的情人身边，去寻求情感的慰藉。作家扒去了这些正面人物华美的外衣，露出了严峻的人生真相。

新写实小说在表现形式和叙事语言上进行了大胆革新。譬如在叙事态度上奉行“零度叙事”，作家自觉地降低叙事高度，运用平视方式，冷静客观地叙述故事、描绘人物，而让读者身临其境，自己领悟。在方方《纸婚年》、李晓《天涯海角》等作品中，读者很难读出作家的理性判断和情感态度。譬如在表现方法上，不露痕迹地使用了象征、荒诞、反讽等手法。赵本夫《远行》中年轻媳妇豌豆，终于跟着同村的男人跨出家门去上海闯荡了；范小青《瑞云》里那块也叫“瑞云”的石头，含有象征意味；李晓《机关轶事》中一份档案要经过七个人、循环两圈才能入档；方方《一唱三叹》里琀妈满墙的奖状，都藏着作家的荒诞、夸张手法。新写实小说汲取了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诸多形式和手法，却有机交融、浑然一体，受到了文坛的肯定和读者的喜爱。自然，新写实小说也有致命的弱点，如关注了庸常生活，却忽视了现实中的变革；如突出了世俗人生，却淡忘了人的积极进取；如着力于全面、细腻、客观地描摹现实生活，却放弃了小说创作本应有的选择、概括、升华日常生活的创造功能。这类小说普遍存在着琐碎、混杂、孱弱的倾向。因此，新写实小说从1987年滥觞，历经新时期后期，跨入多元化时期门槛，到1991年后就难以为继了。

重写历史的“新历史小说”

与新写实小说关注现实的旨趣不同，“新历史小说”回眸历史的创作实绩呈现出又一种“风景”。大约在1986年，在寻根、先锋小说勃兴的时候，新历史小说也破土而出了。虽然没有理论上的倡导，没有文学报刊的推举，但它依然强劲而持续地活跃起来。几种类型的实力派作家的加盟，大量别开生面的中、长、短篇小说的涌现，使它成为文坛上的又一种潮流，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了一个不小的高潮。20世纪80年代后期，就有评论家开始关注、研究新历史小说。关于它的概念，一直存在分歧。评论家王彪指出：“与传统历史小说面临的历史对象不同，新历史小说中的历史常不是不可更改的客体存在，而是现在与过去对话中的重新构筑过程，渗透着现时色彩和个人对历史的认识、体验。”②新历史小说不仅迥异于传统历史小说，也不同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出现的新编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特别是革命历史小说，遵循的是既定的历史真实、客观规律，表达的是国家、阶级、群体的思想和意志，是一种“大叙事”；而新历史小说表现的往往是历史背景、碎片、传闻以及野史，传达的是个人对历史的发现、想象乃至虚构，是一种“小叙事”。新编历史小说同样依循的是历史真实、信史事件，只不过表现的是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和对现实的讽喻；而新历史小说描述的是被解构、颠覆了的历史和人物，凸显的是一种现代历史观念和认识。新历史小说的概念较为宽泛，而“新历史主义小说”主要指那些接受了西方新潮理论的作家创作的“具有‘新历史主义’倾向的历史观”的作品。但不管是哪一类作品，都或多或少受到了西方新历史主义思想的冲击和影响。譬如意大利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卡尔“历史就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等历史名言，成为中国作家观照历史的思想“利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大批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家和作品。长篇小说有苏童的《米》、格非的《敌人》、张炜的《古船》、余华的《呼喊与细雨》等；最重要的收获在中篇小说上，有乔良的《灵旗》、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苏童的《妻妾成群》、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周梅森的《军歌》、杨争光的《赌徒》等。短篇小说也有一些优秀之作，但整体表现并不突出。评论家对中长篇小说研究甚多，而对短篇小说关注不够，这一课题应该弥补。

重写历史客体，发掘历史深层中更多样、更隐秘的思想内涵，是短篇新历史小说着力的重心。余华的《鲜血梅花》是一篇思想艺术精品。它写的是古代武侠江湖中为父报仇的古老故事，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小说通过环环相扣的故事情节，表现了一个深广的社会、哲理主题。它揭示了人乃至人类某些行为的荒诞性。武林宗师阮进武的儿子阮海阔长大成人，背着父亲的梅花宝剑走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复仇之路。但他既无父辈的血性，又无家传的武功，这本身便显出了一种荒诞性。他一路前行，走过高山河流、荒村集镇，找到了两位武林高手，却错失了打听仇人的机会，显示出行动中极大的偶然性。但他的诚实行为又帮助了两位高手，促使高手联合杀死了真正的仇人，他最终的复仇目的在阴差阳错中得以实现，又显示出行动合乎逻辑的必然性。荒诞性、偶然性、必然性在小说中形成了一个充满思想诱惑的迷宫，揭示出历史深层中的某种奥秘。格非的《迷舟》揭示了北伐时期一场战争中偶然因素的重要作用。小说中战事的推进以至失败，不是因为高层指挥部门出了问题，而是由于一位萧姓旅长的一连串个人行为所导致。萧的趁机回乡、幽会情人，改变了战事的部署和进展。由此可见偶然性在历史事件中的重大影响。北村是一位“激进”的先锋派作家，在新历史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内容设置上可谓煞费苦心。《披甲者说》写的是清康熙年间，一支军队在两个月中的衰败、消失，其原因自然与总兵吴万福动用军费修建寺庙而引起军心动摇有关，同时也与继任总兵黄大来不懂军队治理不无干系，但更与许多偶然因素相关，譬如让军队垦荒种地等。作品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思索的空白。雨城的《洪高梅》写的是抗战时期，洪高梅地区的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日本人，三种力量争夺徐山石矿的掌控权，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斗争中，主要人物秀伯爸、洪老太、上梁，都成为告密者，而真正使事情走向悲剧的雇工上梁却逃之夭夭。有意和无意的告密成为改变历史的关键原因。这样，新历史小说就消解了历史发展中的逻辑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等，呈现了历史活剧复杂、微妙、隐秘的一面。但这样重写历史，也容易导致历史的虚无感和荒诞感。

重塑历史人物，揭示历史人物身上的文化、人性等复杂根性，是短篇新历史小说的重要特点。苏童被人称道的新历史小说大都是中篇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不多。他的《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是“枫杨树”系列中的一篇，作家不仅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瑰丽神奇、古风犹存的江南村庄，同时刻画了一个独特的幺叔形象，这个生长在富裕人家，长得矮小结实的男人，一辈子不务正业，热衷于养狗、搞女人，后来竟溺水而亡，连进祖坟的资格也没有。在他身上有一种潇洒无为、追求自由的类似道家精神的人生境界。文瑜的《棋道》写的是古人下棋的故事，棋王陶文从读残碑上的棋局顿悟棋技，用“精妙”手法称霸棋坛，最终又领悟到“精妙”手法的局限而参破棋道禅机，进入一种随心所欲、至高无法的境地。作品凸显的依然是历史人物身上的道家精神。杨争光的《叛徒刘法郎》是一篇内涵丰富，但未被人注意的精短小说。主人公刘法郎历史上确实参加过八路军、共产党，还打过仗、负过伤，因此自称“老革命”。但他又确实被国民党军队俘虏过，住过监狱并写了悔过自首书。可悲的是，因不识字竟把自首书作为参加革命的证据让村干部验证，于是被当作叛徒批判。一个贫困、无知、懒散，用精神胜利法支撑生存的流氓者形象跃然纸上。这是对历史人物复杂身份的真实揭示，是对一些所谓“老革命”精神性格的深刻解剖。当然，短篇新历史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成果并不多，已有的一些人物也往往存在着性格简单、理念先行、形象薄弱的缺憾。

重构历史写作方法，开创历史小说新的创作道路，是新历史小说在艺术上的孜孜追求。传统历史小说尤其是革命历史小说，已经形成了一套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模式，阻碍着历史文学的良性发展。新历史小说摒弃了既往的僵化模式，在写作方法和手法上进行了大胆变革，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小说的叙事者不再是说教式的“大我”，而是平常的“小我”。“我”立足现在讲述历史，贯通了历史的“时间隧道”，形成了一种“对话”关系。“我”自由地发掘、想象、虚构历史，使古老的历史呈现出“万花筒”般的景象。譬如苏童、余华、格非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二是叙事语言的内倾化、抒情化。作家讲述历史，不再按照事件和人物的进展有条不紊地展开，而是切入人物的心理世界，用主人公的眼睛和心理去呈现世界，表现出一种极大的随意性、抒情性。譬如余华的《鲜血梅花》，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由主人公阮海阔一路上的所见、所感表现出来的，环境、人物、情节等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三是对现代表现形式和手法的自觉运用。譬如格非《风琴》写抗战中的一桩惨案，作家抽丝剥茧，复原现场，使人们真正意识到了历史的扑朔迷离，颠覆了后人的武断结论，采用的是“迷宫”“空白”的叙事方法。譬如墨白《失踪》写村民戴着木匠雕刻的鬼怪面具，边唱边跳，吓退了抢夺大藏经经板的日本兵，使用的则是荒诞手法。“迷宫”、荒诞、象征、心理等手法的恰当运用，强化了新历史小说的现代色彩。

新历史小说潮流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突然间涌现了一批成熟而厚重的长篇小说，如陈忠实的《白鹿原》、成一的《真迹》、李锐的《旧址》、北村的《施洗的河》等，形成了一个灿烂的创作高潮。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逐渐出现了一种虚拟、戏说历史的现象，新历史小说随之走向了末路。

新笔记小说的复兴

新时期的短篇小说，可谓潮流激荡、写法频变。新笔记小说就是在文学发展中，悄然复兴并逐渐成长壮大的一种文体。

在中国文学历史中，笔记小说源远流长。从魏晋时期出现，到清末时期终结，创作的作品不下三千种。学界一般依照鲁迅的观点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主要类型。广义上的笔记小说，泛指文人创作的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之类著作，多为文言类，也有白话类。“笔记”要求作者的记叙是真实、客观、历史的，而“小说”要求作者的创作是虚构、主观、艺术的。这是一种矛盾的文体，却为作家的创作和探索提供了广阔、自由的空间。从“五四”时期到“十七年”期间，笔记小说不能说没有，但几近绝迹了。新时期文学开始，笔记小说悄然萌发，生长壮大，在内容和写法上出现了诸多变化，人们称为“新笔记小说”。所谓“新”，是指表现内容上更加丰富多样，思想内涵上融入了现代观照和理念，表现形式上借鉴了现代文学乃至西方文学的方式方法。当然，在融合新元素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一些当代作家对古典笔记小说的生疏、仿造甚至“混搭”，变成了一种“四不像”，与笔记小说的意趣已相距甚远。新时期短篇小说已成为一个十分庞杂、宽泛的概念，它与“五四”小说迥异，与“十七年”小说也不同。它以当下的主流文化为主调，容纳了现代、当代、西方的短篇小说元素，构成了一种正规的、通行的文体范式。其实它匮乏的正是古典短篇小说的元素，而新笔记小说的兴起恰好弥补了它的缺失。新时期短篇小说自然涵盖了新笔记小说，但后者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且处于支流、边缘位置，只是随着作家们创作的升温，读者们兴趣的提高，才逐渐活跃起来，并影响着整个短篇小说的创作。

在十几年的新时期文学中，新笔记小说的发展正如有评论家概括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数位文化功底丰厚、历经“文革”磨难的老作家，率先进行艺术“变法”，复兴了笔记小说文体。孙芸夫（孙犁）1981年就开始了笔记小说写作，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芸斋小说》，是最纯正的笔记小说，冲破了传统小说创作道路上的“坚冰”。另一位老作家汪曾祺，用他醇厚、淡雅的笔墨，既描述过去的生活，如《故里杂记》《钓人的孩子》等，又改编前人的作品，如《蛐蛐》《樟柳神》等，点染出一幅幅饱含传统文化韵味的“水墨画”。还有两位老作家林斤澜和高晓声，前者的《十年十癔》《短篇三树》，后者的《钱包》《飞磨》，用散淡、幽默甚至讽喻笔法，表现世态人心，显示出笔记小说的无穷魅力。老作家的创作深刻地影响着青年作家的探索。贾平凹书写故乡山水和风情的《商州初录》，李庆西揭示社会百相和文化积淀的《人间笔记》，何立伟描绘南方古镇历史沧桑的《小城无故事》等，以独特的题材内容、鲜明的艺术风格、熟练的笔记小说写法，构成了一道古色古香的“风景”。到80年代中期，在“寻根派”“现代派”前呼后拥的文学态势中，新笔记小说得到了强劲发展。一些寻根派的中坚作家，也开始有意识地创作笔记小说，或者说用笔记小说的形式，表达他们的文化主题，在内容和形式上达到了高度契合。如阿城《遍地风流》、韩少功《史遗三录》、矫健《小说八题》，既可称为寻根小说，也可名为新笔记小说。同时还有一些浸润于古典文化和文学，追求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的作家，创作了一批更本色的新笔记小说，如聂鑫森《强盗》《贤人》《血牒》，如范若丁《打孽》《棺屋》《四小姐》，如侯贺林《女子世界》《阴阳先生》，等等。这些作家和作品，无疑壮大了新笔记小说的创作。80年代末期，在各种文学潮流轮番登场、时起时伏的变局中，新笔记小说却长盛不衰地发展起来。老一代作家依然笔耕不辍，中青年作家纷纷加盟，新笔记小说进入“百花盛开”的境地。田中禾《落叶溪》笔记小说，阿成“哈尔滨故事”系列小说，魏继新《不朽木》《驿道》《熬鹰》，张曰凯《扇坟》《判尸》等，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此时新时期文学已到衰落和转型时期，新笔记小说的持续发展，充分显示了它的强劲生命力。

新笔记小说在新时期的复兴，不能不说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奇迹。它不仅丰富了短篇小说的艺术品种，提供了一种历久弥新的表现形式和方法，同时预示着古典小说艺术的再生。正如钟本康所指出的：“新笔记小说的勃兴，至少提出了两个很有启示性的命题：一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二是文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母体。”③

从新时期文学始，涌现了众多的新笔记小说作家，这里先介绍几位。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但他50年代就中断了“颂歌式”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一直到1981年才重新握笔，转向笔记小说写作，构成了一个多姿多彩的《芸斋小说》系列，共三十一篇。前十五篇集中写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艰难经历，同时写了这场所谓“大革命”的情景和进程以及自己的同事、亲朋乃至婚姻等；后十六篇内容较为庞杂，主要写了新时期后自己的写作、生活、患病、婚爱以及老友、亲人的情况，常常把现实与历史打通，回到战争年代的人事之中。孙犁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他信奉“人性善”的理论，在前期的短篇小说中以抒情的方式表现了普通人的美好人情与人性；而经历了十年的“文革”浩劫，走过漫长的坎坷人生，他的人生观、世界观虽未改变，但也兼信了“人性恶”的观点。这种转变使他在看取社会人生时，达到了一种新的深度和高度。《小D》中那位穿着工人服装，实际上是流氓无赖的勤杂工，在“文革”中成为“造反派”头头，狠毒地批斗、虐待知识分子，源于他的阶级偏见，他用报复的方式发泄他内心的不平衡。《高跷能手》里的李槐，本是印刷厂的刻字工人，只因在旧社会开过一个小作坊，就被打成“资本家”而受到批斗和关押。他深切地表现了对社会人生的理性反思。《葛覃》写一位南方青年，投身革命根据地抗日，革命成功后隐居白洋淀乡村做了一名小学教师，一生平安自足。作者对这样的人生深表赞赏：“人之一生，能够被一个村庄，哪怕是异乡的水土所记忆、所怀念，也就算不错了。”他成功地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鸡缸》中的古董商摇身变成的“造反派”老钱，《王婉》里从昔日的“鲁艺”学生到“文革”时期政治风云人物王婉，《一个朋友》中资历很老、不善当官，因喜爱做点小买卖而仕途中断的张姓朋友，《罗汉松》里“不只游戏人生，且亦游戏政治”的“善泳者”老张，《幻觉》中漂亮聪明、好花钱、善交际、会算计的精明后妻钱女士……作家对这些人物着墨不多，但性格鲜明，内涵丰富，写得扎实而灵动，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的深厚功力。他创造性地发展了笔记小说的写法。他把“纪事”与“小说”区分开来，说：“我这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表现了他在理念上的矛盾和将二者糅合的努力。他遵循史的真实，多用真人真事，是对传统笔记小说的继承。他艺术地剪裁题材、结构情节、刻画人物、锤炼语言，文尾加一段“芸斋主人曰”，是对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表现方法的发扬。晚年孙犁对笔记小说的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他这批小说由于同现实社会距离较远，所写又都是凡人琐事，因此并未在读者中引起大的反响。

李庆西是寻根小说作家，又是新笔记小说作家，还是文学评论家。他与大多数倾心传统文化和文学的新笔记小说作家不同，他承袭了较多的“五四”启蒙思想，汲取了西方现代文学，具有较强的现代知识分子思想意识。因此他的新笔记小说，在文体形式上，运用了传统的古典小说套路；而在思想意蕴上，却贯穿了鲁迅等现代作家改造国民劣根性、重铸民族灵魂的现代思想，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表现出一种矛盾和纠结状态。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他的一组“人间笔记”系列小说，在文坛上引起轰动，被认为是新笔记小说的代表性作品。他精心描绘了底层社会的世俗生活。如《街道与钟楼》展开的是一幅光怪陆离的市井图画，既有改革开放后市场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更有各种人物繁琐的生活以及他们内心的躁动与困惑；如《星期四》写的是一对中年市民的夫妻生活，这里绝没有渲染两性色情的意思，而是写了他们人到中年被世俗生活所淹没，夫妻之间极为重要的性爱生活也变成了每周一次的例行操作，而其时讨论的也依然是油盐柴米，等等。作家的审视与批判蕴含在作品中，他深入洞察了各种人物的文化性格和心理。如《阿鑫》写的是一位科研单位的烧锅炉职工，他卑微、坚韧、乐观，是知识分子们嘲笑的对象，但他节俭、勤劳，善于聚财，捡破烂成为万元户后，才使人们惊讶、佩服起来。在阿鑫身上有一种深厚的民间文化和性格。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写的是几位公职人员，他们爱烟如命，引出许多有趣的故事。作者一面写了他们顽固的抽烟习惯与心理，一面又对这种癖好做了善意的审视与讽刺。如《钥匙》和《锁》写的是知识分子，前篇的主人公骆老师是一个五十岁的光棍汉，祖传的红木箱锁着元宝锁却没有钥匙；后篇的主人公是一位老姑娘，收藏有各种各样的钥匙却没有锁。作者写了这两位有身份的人的独来独往和怪癖性格，写了小巷居民对他们的议论、猜测乃至窥视，同时暗示了他和她无性的困境，是对知识分子社会处境与精神困境的象征性写照。他潜心探索了新笔记小说的表现方法和手法，说：“‘新笔记小说’的艺术特点具有如下几点：一是以叙述为主，行文简约，不尚雕饰；二是不重情节，平易散淡，文思飘忽； 三是取材广泛，涉笔成趣，富有禅机。”④李庆西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对新笔记小说起了推动作用。

何立伟被誉为抒情小说作家，他短中长篇小说兼写，最出色的是那些篇幅精短、格调优美的新笔记小说。他的短篇小说较多，有的重在写景写人，抒发情怀，属于那种正规的短篇小说，而不是新笔记小说，如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白色鸟》。他在笔记小说《小城无故事》《砚坪那个地方》《一夕三逝》中，描绘了小城小镇古朴、宁静、和谐的人间风俗画。在《雪霁》《末岁》《小站》里，雕刻了普通百姓、文化人等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善良、美好的人情人性。他在新笔记小说中苦心营造意境，创造巧妙结构，推敲诗意语言，已突破了笔记小说的写法，或者说丰富了笔记小说文体。汪曾祺评价说：“立伟的小说不重故事，有些篇简至无故事可言，他追求的是一种诗的境界，一种淡雅的，有些朦胧的可以意会的气氛，‘烟笼寒水月笼沙’，与其说他用写诗的方法写小说，不如说他用小说的形式写诗。”⑤

阿成从新时期文学后期开始创作，既写那类正规的短篇小说，如《年关六赋》等，也写新笔记小说，而后者的题材多取哈尔滨的风土人情、凡人小事，构成了一个“哈尔滨故事”系列。譬如《我新搬的这个楼》中写了当地人不管是警察、工人，还是文人，都喜欢站在铺子里喝酒的风俗习惯。譬如《黑龙江的山好多了》写了林场工人干部，热情、好客、豪爽的性格，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譬如《韩先生》刻画了一位有文化、讲仁义、尽孝道，对文学有着独特见地的中学教师形象。而在《卖针的》《卖胰子的》中，用哈尔滨的地方风情，衬托了河南、山东两位做小生意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阿成钟情哈尔滨的现实与历史以及各种人物，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一发而不可收，用浓郁的民情风俗、有力的人物特写、自由的情节结构，简练传神的叙事语言，描画了一幅东北古城的市井长卷。

新笔记小说“处乱而不惊”，默默地生长、变革、自强，在多元化时期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

①《中国当代最新小说文库·出版说明》，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②王彪选评：《新历史小说选·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③本康选评：《新笔记小说选·序》，浙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④李庆西：《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⑤汪曾祺：《小城无故事·序》，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作 者：段崇轩，评论家，山西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评论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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