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晰

一、引言

入世以来，中国传统农产品如水产品、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已逐步在日益开放的全球农产品市场找到了出路，由此带来了我国农业出口外汇收入的增加。然而，予以农产品出口杠杆加速从而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农民收入增长效应对我国而言却是一个挑战。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农产品出口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是偏低的。全球农业改革日益加深，这并未给予中国农业部门带来显著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多样化效应。实践已经证明，各种单边多边的FTA带来的市场准入机会作为单一因素并不足以支撑我国农业的外向发展目标。除了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机会，如何增强我国农业企业对国际市场的适应性和处理好国际市场波动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新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表明，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除了要大力开拓新产品、新市场以降低国际市场波动风险并缓解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不利结果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出口贸易流的能力。因为证据表明，经济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大多数的国家—产品层面的新贸易关系都在短短数年之内消失 （Reis和 Farole，2012［1］）。就国别层面而言，不同目的市场在市场增长、经济与政治稳定、市场竞争性、消费偏好及贸易壁垒、质量标准方面差异巨大 （Rez等，2013［2］），因此，探讨我国农产品出口在具体国别市场的生存和深化状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笔者拟选择我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场日本作为代表性案例进行研究，试图通过高度细分的数据分析揭示微观层面存在的特征事实和规律，为我国企业和政府的策略调整提供理论启示。

二、文献综述

新新贸易理论一般把对出口增长动态的分析分为四大模块：一是集约边际，主要关注现有市场和产品的出口增长数量和金额发展动态；二是扩展边际，主要关注产品—国家层面新贸易关系动态；三是质量边际，主要关注产品层面质量、复杂度、价格发展动态；四是可持续性，主要关注现有贸易关系的生存与深化状况。目前已有不少研究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集约边际、扩展边际、质量边际进行了研究，代表性的文献如狄献辉等 （2014）［3］、何敏和田为民 （2012）［4］、 袁德胜等 （2014）［5］、 鲍晓华等（2014）［6］。对于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最近几年有少数文献进行了关注。何树全等 （2011）［7］使用1989—2008年HS10分位数据分析了中美农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特征和初始贸易量的影响。冯伟等（2013）［8］基于 cox 比例风险模型、 Exponential模型和Weibull模型，运用HS6分位数据分析了影响我国农产品贸易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谭晶荣等 （2014）［9］在分析中国与金砖国家贸易关系的论文中，部分探讨了农产品贸易持续时间问题，发现农产品贸易持续时间虽然短，但不同类别农产品贸易持续时间存在较大差异。由上述文献看，目前国内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动态分析还刚刚起步，存量文献相对较少；对于中国农产品出口可持续性的分析目前还处于一般化研究阶段，针对性的国别分析和比较分析相对较少；另外，考虑到新新贸易理论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贸易发展动态，除了少数研究外，研究的数据口径有待进一步拓宽。

笔者关注的焦点是中国农产品在日本的出口生存和深化状况，运用从WISER TRADE贸易数据库收集2002—2014年共13个年度的HS8分位农产品出口流量数据对中国出口日本农产品的可持续性进行全面分析。入世以来，日本一直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目的地，我国农产品对日出口额从2002年57.18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12.36亿美元 （如图1），虽然其市场份额比重从31.7%下降到目前17%左右，但仍然明显领先于其他出口目的地。入世后，我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8%的平均增长率大大落后于其他目的地市场，如美国的18%和中国香港的12%。根据鲍晓华（2014）［6］的研究，中国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无论从品种而言还是从产品价值而言，其增长都发生在集约边际 （品种88%，价值99%），因此，研究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的生存和深化无论在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进一步巩固和拓展中日经贸关系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图12002 —2014年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额

三、模型及数据说明

生存分析方法一般用于分析涉及一定事件发生和持续长度的时间数据，以揭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它是根据现代医学、工程等研究中大量实际问题提出的，着重对截断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笔者运用此方法来研究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持续性。

（一）生存数据的特点与估计方法

生存数据的特点是：有2个变量生存时间数及结局（存活与否）；存在截尾数据 （由于某种原因未能观察到观测对象的结局，所以不知道观测对象确切生存时间）；分布类型复杂，影响因素多，规律难以估测。

非参数估计是生存分析最常用的方法。当被研究事件没有很好的参数模型拟合时，常用非参数方法研究生存特征，笔者采用Kalpan-Meier方法。K-M分析法主要适用于能够准确记录事件和删失发生时点的数据。

令nt代表在时期t开始时尚未失败且尚未删截的观测案例数量，令dt代表在时期t内观测中发生的失败数。Kalpan-Meier存活函数关于生存时间超过t的估计是在时间t与在此之前各时期生存概率的连乘积：

而风险函数为：

（二）样本数据说明

笔者以WISER TRADE贸易数据库HS8分位的2002—2014年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数据作为样本，一共包含了产品1284种，16692个出口观测值。笔者以WTO《农业协议》中所定义的HS编码范围来确定农产品种类，具体包括第1章到第24章内容加上HS 编码 2905.43、 2905.44、 33.01、 35.01—35.05、3809.10、 3823.06、 41.01—41.03、 43.01、 50.01—50.03、 51.01—51.03、 52.01—52.03、 53.01、 53.02。 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2.0。

基于产品年度数据，本文通过建立贸易时间段来表明贸易关系的持续时间。贸易关系表示某产品在进入特定贸易市场到退出该市场过程中维持的状态。以表1为例，本文列出了部分HS编码产品的贸易持续时间来加以说明。以表中编码03056910农产品出口为例，该产品分别在2002—2003，2005—2007、2012—2014年出口到日本，于是该产品发生了3段贸易，生存时间分别为2、3、3年。表1显示，出口持续时间可以是一段，也可以是多段，有的产品在整个观测期出口持续，有的则贸易关系不太稳定。根据总体样本统计，多段持续时间总品种数量为250种，占样本比重19.5%，单段持续时间在中日出口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为1034品种，占样本比重为80.5%。由此看来，中日农产品出口贸易关系总体比较稳定，这也与前文提到的中日贸易集约边际占绝对比例形成呼应。

表1 贸易持续时间说明样表

四、可持续性实证分析

（一）总体样本及细分品种分析

在实证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数据删失问题加以说明。本文研究对象是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2002—2014年的数据，然而在样本中存在部分农产品在2002年之前就已经产生贸易关系并持续至样本期间，另外还有部分农产品在样本期间产生贸易关系但是截至样本时间结束尚未终止出口关系。这两种情况称为数据的左删失和右删失，由此可能导致统计偏误，如左删失数据可能导致出口持续时间低估，至于右删失数据问题，Kalpan-Meier估计则能相对恰当地进行处理。本文采取的处理方式是首先采用全部样本数据进行分析，然后对左删失第一年数据做稳健性对比分析。

首先，对总体农产品样本做一个描述性分析。HS8分位下一共有农产品品种1284种，一共有1654个持续时间段，平均出口持续时间为5.6年，中位数持续时间为3年。从总体样本看，25%的农产品出口关系在2年内终止，50%的农产品出口关系在5年内终止，整个观测期内终止的出口关系数并未达到75%，因此并未给出75分位数的统计值。进一步地，按照HS2分位划分农产品大类，本文考察了这些大类下细分HS8分位农产品的统计状况。在报告期内，根据25、50、75百分位统计，生存率最高几个大类分别为HS07、HS17、HS19、HS21，这些大类下的细分品种有超过50%的比例出口关系经过观测期仍然没有结束，不过除了HS07品种下有152个贸易关系以外，其余几个品种下贸易关系较少，分别为28、26和29个。在超过100个以上出口贸易关系的大类中，除了HS07之外，HS12（166个出口关系）和HS20（136个出口关系）的生存率相对较高，经过观测期，仍然有超过30%的贸易关系仍在继续。对比何树全 （2011）［7］对中美农产品出口持续时间的研究，可以发现，中日农产品出口关系无论从持续时间来看，还是从大类的存活比率来看，都要优于中美农产品出口关系。

究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与美国是个农业生产大国不同，日本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更高，而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水果、园艺产品、畜产品，其需求规模远远大于美国，而且这些产品大多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中日市场价差也远远大于中美市场，从而生存能力更强；第二，日本是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传统市场，而美国是中国农产品多样化发展的新兴市场，厂商在日本市场更长的先前经验 （例如品牌认知优势、信息沟通、渠道优势、干中学效应）也会增强农产品的生存能力；第三，中日地理距离更近，因此从可变贸易成本角度中国出口到日本的成本优势更大，此外由于日本进口的主要农产品以鲜活产品为主，比较依赖空运，相对于欧洲、美国、南美的竞争对手，中国厂商的成本优势明显，这样大大提升了贸易关系的持续性。

其次，本文对总体样本以及HS2分位大类下的细分样本进行了Kalpan-Meier估计，分别给出了1年、4年、7年、10年、13年的生存率，其中细分品种给出了各4个在观测期最高生存率和最低生存率的品种，最后3行给出了另外3个贸易关系超过100的大类的估计结果。从总体样本看，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第1年生存率比较高，75.9%的贸易关系得以继续，这也意味着只有24.1%的失败率。随着时间推移，从第1年到第7年，有32.3%的出口关系终止，生存率下降了43.6%。但是，贸易关系发展10年以后生存率逐步稳定，第10年到13年仅有1.5%的贸易关系结束。这可能也意味着对出口方而言，由于 “干中学”效应，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对日本市场需求、法律法规的逐步了解和与进口方合作默契的逐步形成，不确定性逐步消除，将使得双边贸易关系从试探阶段逐步进入稳固阶段，贸易关系终止的风险大为减弱。这一过程也可以从图2的存活曲线形状直观地看出来，贸易发生初期生存率的急剧下滑最终随着时间的流逝被磨平。基于与同类研究对比，这一总体样本的分析结果也显示，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的持续时间要大大优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总体可持续性，相对中美农产品贸易关系也更加稳固。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对日农产品出口以集约边际为主，扩展边际比重较小，但由于中日间这种比较稳固的贸易关系，才使得日本市场能够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中国的第一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的地位。

图2 总体样本生存曲线估计

从具体HS2分位大类来看，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HS17（糖及糖食）、HS19（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HS21（杂项食品）在观测期贸易关系持续状况最佳，13年的生存率高达50%以上，最高值为55.9%，平均首年生存率达到了77.7%，从第1年到第13年，平均仅仅有25.4%的贸易关系终止，大大优于同期总体样本42.4%的结果，显示出这些类别产品出口商维护出口业务关系的能力。与此相反，HS02（肉及食用杂碎）、HS11（制粉工业产品；麦芽；淀粉；菊粉；面筋）、HS15（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HS04（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则属于表现不佳的品种，在观测期结束时平均生存率仅有11.2%，最低值为2.2%，几乎全军覆没。另外无论从平均首年生存率59.1%，还是1到13年的终止率来看，都低于总体样本结果。最后，表2给出了贸易关系高于100的其他几个大类的表现，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HS12（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HS20（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观测期平均生存率为32.6%，首年平均生存率80.7%，1到13年关系终止率48.1%，基本接近总体样本结果。从分类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关系稳定性要高于中国总体平均水平，但具体到细分的大类品种，其生存能力却是差异巨大，这侧面上也说明对于具体市场而言，不同属性的产品具有不同的适应能力。

表2 Kalpan⁃Meier估计结果

接着，本文对总体样本数据中包含有2002年和2014年的贸易关系段予以剔除，对剩余的贸易关系段进行稳健性考察，结果发现平均出口持续时间有所下降，由5.6年下降为4.8年，首年生存率下降为69.5%，观测期终止时的生存率下降为28.2%。但这种变化对前文的基本分析结论并不构成影响。另外，本文对占总品种比例达80.5%的单段贸易关系也进行了估计，剔除多段贸易关系后，平均出口持续时间有所提升，达到5.9年，首年生存率提升为80.1%，观测期终止时的生存率提升为44.2%。这说明相对于多段贸易关系单端贸易关系更加稳固，持续时间也更长。

（二）生存时间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从产品的出口规模来对出口关系持续时间进行分析。本文将所有样本的贸易关系分为10万美元以下、10万到100万美元及100万美元以上三个数量级。从描述性统计量来看，100万美元以上出口关系占总体样本的27.4%，生存时间均值为8.70年，中位数为10年。100万美元以上出口关系数最多的三个大类为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99个，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62个，HS20（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50个。生存函数估计结果显示 （见表3和图3），100万美元以上级别的出口持续性非常好，观测期生存率几乎是总体样本的一倍，达到63.3%，首年几乎全部生存 （98.7%），第1年到第10年有34.1%的出口关系终止，10年以后生存率即稳定下来。而金额在10万和100万美元之间的中等规模农产品占所有关系20.4%，贸易表现也不错，生存时间均值为7.33年，中位数为6年。这个规模中出口关系最多的大类为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65个，HS12（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37个，HS20（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33个。中等规模贸易关系观测期生存率达到44.9%，大大高于总体样本，首年生存率为92.0%，第1年到第10年有45%的出口关系结束，10年以后生存状况即大大改善。相比之下，10万美元以下的小规模出口就显得表现不佳，虽然其占总体样本比重高达52.1%，但是第1年就有超过50%的关系失败（生存率45.8%），到第4年仅有四分之一的关系仍然存活，到13年只有十分之一厂商存活下来。

表3 按出口规模的Kalpan⁃Meier估计结果

前文已经提到，中日农产品出口集约边际占绝对比重，数据已经很明显地说明，尽管仅占不到一半的贸易关系数，但中等及大规模农产品出口是维持日本作为中国第一大农产品市场的主力，小规模贸易关系虽然数量极大，但其生存和深化的状况不佳，这一定程度会影响到长期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的增长率。

图3 不同贸易规模的生存曲线

Meliz （2003）［10］指出厂商面临在出口和在国内销售的选择，而由于较高的出口沉没成本，厂商一旦选择出口就会将贸易关系持续下去。然而，本文数据分析表明，由于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的复杂性，维护出口关系 （收集需求和贸易环境变动信息、稳定与交易对象的关系、对生产技术改进和产品质量管理、应对国外的贸易壁垒等）对出口商的实力和管理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很明显，在日本农产品市场上，拥有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出口能力的厂商明显比中小厂商对这些细节问题管理得更好，因此也获得了更好的出口业绩。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对国内农业实施高度的保护和补贴，导致农产品进口关税水平居高不下。此外，日本特色的非关税壁垒更是给中国出口商带来了更高的交易成本，例如，日本的命令检查制度延长了通关时间，增加了出口商仓储、检查的通关费用及出口收益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了厂商的可变成本和利润边际；又如日本的肯定列表制度不合理而歧视性的标准，也会增加出口商的固定成本 （用于增加生产流程监控、生产设备、工艺升级的投资）。而这种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的变动，使得大量小规模出口、低生产率、低利润边际的厂商无法承受，从而选择退出日本市场。

（三）出口关系深化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中日农产品贸易可持续性进行全面理解，这里简要地对贸易关系的深化进行分析。对于多数发展成熟的市场和贸易商而言，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现存的出口流向现存的市场 （集约边际），对于长期以来作为我国最大出口市场的日本尤其如此。由于扩展边际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非常低，那么现存厂商能否不断拓展贸易规模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图4可以看出，在样本观测期，有59.1%的贸易关系消失，除此之外有13.3%的贸易关系出口量呈现下滑趋势，仅有27.6%的贸易关系持续增长。这也侧面解释了为何日本市场在中国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入世初期超过30%下降到目前17%左右，年均8%的增长率也明显低于其他大的出口目的地，如美国的18%和香港地区的12%。具体从HS2分位的大类品种来看，贸易规模出现增长的关系较多的品种有：HS12（含油子仁及果实；杂项子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稻草、秸秆及饲料）46个，HS03（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66个，HS07（食用蔬菜、根及块茎）56个，HS20（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52个。其中，HS03和HS07同时也是出现贸易规模下降关系较多的品种，分别达49个和34个。另外，有少数品种出现了下降的贸易关系超过增长的贸易关系，分别是HS10（谷物）和HS18（可可及可可制品）、HS22（饮料、酒和醋）。

图4 中国农产品对日本出口深化各类关系比重

贸易深化主要通过集约边际起作用，而集约边际的增长主要取决于供给成本和市场需求。以下几个因素可能是导致目前对日贸易关系深化状况不佳的原因：第一，国内农业投入品、劳动力价格不断提升、国际上人民币升值导致了农产品出口企业的成本优势和利润边际被日益削弱；第二，日本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日元不断贬值，兑人民币汇率从2008年的100∶6.6跌至目前的100∶5.21，导致大量的农产品企业面临较大的汇率风险，不敢大规模地接受日本订单；第三，日本日益严格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和检查制度使得企业成本不断提升，比较优势削弱；第四，最近10年中国食品安全事故频发，基于食品安全和成本控制角度，日本逐步把肉类和部分加工农产品采购向东盟转移，而与此同时，东盟成员国纷纷加强了对本国农业企业出口扶植力度，因此一定程度形成对我国企业的市场份额挤占。从目前看，这些影响因素并非是短期发挥作用，而体现的是长期趋势，对我国企业和政府而言，需要的调整不仅仅是经营和管理策略上的，更多的应是从硬环境和软环境方面战略上的升级。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运用2002—2014年中国对日本农产品出口高度细分的HS8分位数据，笔者对我国农产品在这个最大的目的市场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考察。生存分析表明，总体上我国农业企业维护与日本贸易伙伴关系的能力是比较强的，观测期的平均生存率要高于以往研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总体及中美农产品的生存率的数据，但各个HS细分品种的表现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说明不同属性产品对于日本市场的适应性存在较大区别。相对于碎片化的多段贸易关系，单段贸易关系更稳定，持续时间也更长。基于贸易规模考察，100万美元以上的大规模贸易和中等规模贸易 （10万至100万美元）的生存表现都远远好于总体样本，而占据样本量一半以上的小规模贸易关系则远远低于平均生存率。从贸易关系的深化来看，除了59.1%的出口关系终止外，继续存活的贸易关系中大约三分之二出口额呈现增长趋势，而余下三分之一贸易量下降。考虑到集约边际在中日农产品贸易中的绝对比重，这种状况对于中日农产品贸易长期持续发展形成了一定阻碍。

Melitz （2003）［10］的模型中指出， 在跨越一定生存率门槛后，企业就可以持续服务于各种可能的市场。也就是说Melitz模型主要只关注了企业如何跨出本国市场。而事实上，即使跨越生存率门槛，由于对于外国市场不熟悉，企业也将面临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同时，长期维护贸易关系所需的管理能力 （收集需求和贸易环境变动信息、稳定与交易对象的关系、改进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管理、应对国外的贸易壁垒）也对出口企业提出了挑战。过去中国制造业加工模式的成功也许可以给我国农业以借鉴，代工模式非常有效地规避了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自身管理能力的不足，也持续不断地带来了稳定的贸易流。事实上，大力引进外资不仅可能有助于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稳定，同时通过上下游的契约关系、采购支付保障、最低质量标准和质量控制、高品质产品溢价、农业贷款和农业技术推广服务支持等方式增强我国中小农产品企业的竞争能力，为大量的小规模农产品出口成长壮大创造条件。除了外资，农村金融的发展完善也将有助于解决小微农产品企业的流动性约束，提升其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及产品质量升级的资金需求。

本文以日本为代表研究了国别层面农产品出口持续性的特征和规律，限于文章篇幅，本文未更广泛及深度地挖掘影响中国对日农产品高生存率和不佳的贸易深化表现的因素，此方面有待未来更多的研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