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愧 张定胜 邹恒甫

一、引言

近年来，新兴市场①新兴市场最早由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Van Agtmael提出，本文所指的新兴市场包括金砖国家、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以及其他南亚国家或地区、墨西哥、土耳其、东欧国家等。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不断增加。特别地，以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核算，中国2013年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②根据联合国贸发会 （UNCTAD）公布的数据，2013年，以当年价格和汇率计算，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4.086万亿美元，美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886万亿美元。。然而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全球垂直专业分工的结果，发达国家把加工制造等价值链上低附加值环节离岸外包到新兴市场造成其进出口额急剧增加。众所周知，新兴市场加工贸易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很大，而对于非加工贸易出口，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中间产品依靠进口。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出口中的很大比重源自于发达国家的增加值，传统贸易统计方法将严重高估它们的进出口量。尽管如此，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新兴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重要力量。伴随新兴市场的崛起，世界也见证了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GVC）的兴起与发展。那么新兴市场与GVC究竟存在何种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学界普遍认为对外开放，也即参与GVC对新兴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很少研究新兴市场在GVC中的重要作用及角色。根据已有文献，本文首先探讨了新兴市场对GVC兴起与发展的贡献；然后从产品、行业和企业层面分析了它们在GVC中的地位；最后讨论了它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以改善其在GVC中的位置。

GVC主要由发达国家控制的跨国公司主导（UNCTAD， 2013［1］）， 这些国家占据着 GVC 中高附加值的产品研究和开发，价值链管理、营销等环节。所以新兴市场一直都被认为是GVC中的被动参与者，然而若没有它们提供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以及巨大的需求市场，GVC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基于此，我们认为新兴市场是GVC兴起的必要条件和发展的基础，并且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虽然新兴市场的GVC参与度已经很深，但是其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仍然较发达国家低，在世界增加值出口中的份额也较低。因此，新兴市场需要分析其在GVC中地位不高的原因并找到一条可行的路径以提升其地位。我们提出了三点政策建议以加快这个进程。第一，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特别要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以提升出口中的服务含量。第二，实施GVC导向的政策，培育在GVC中具有竞争优势的环节。第三，深化优惠贸易协定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PTAs），建立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分层次的经贸合作体系。

二、新兴市场在GVC中的作用

现有研究表明以金砖五国 （包括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以及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不仅从国际分工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与发展机会，而且在GVC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Gereffi和 Sturgeon， 2013［2］； Gereffi， 2014a［3］）。 后金融危机时代，随着全球需求的重心由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转向中国和印度等国，新兴市场有望成为GVC 新的动力源泉 （Kaplinsky 和 Farooki， 2011［4］；Hanson， 2012［5］）。

（一）GVC兴起的必要条件

一方面，GVC是紧随新兴市场加入国际生产分工而形成的；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其劳动力、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融入国际市场。Banga（2014）［6］指出 GVC的雏形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区域供应链，随着产业内生产分工的全球延伸， GVC开始形成。 Gereffi（2014a）［3］也指出 GVC兴起于华盛顿共识以及WTO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在此期间，新兴市场加快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教育投入，努力维持国内宏观经济稳定，为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和离岸外包创造了必要的市场环境。可见，GVC与新兴市场是同步发展的。从1980年开始，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或地区逐渐由进口替代型政策转向出口导向型政策，1989年以后，中国和印度又分别加快了改革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进程。新兴市场出口导向型政策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新产业与发达国家竞争，而是利用其劳动力比较优势承接发达国家各产业的加工制造等环节，迎合了垂直生产分工的需要（Baldwin， 2011［7］）。 新兴市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以及丰富的农产品和自然资源 （见表1）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提供了离岸外包的必要条件。例如，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的大部分业务都被外包到印度，而发达国家服装行业的生产加工过程基本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完成。此后新兴市场出口迅速增长，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15%上升到2007年的33%，特别地，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在2007年甚至达到了43%（Gereffi， 2014b［8］）。 此外， Bhatia （2013）［9］也认为GVC的兴起与东亚和东南亚等国实施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当准时生产、标准化产品和大额订单等已成为GVC的新特点时，新兴市场在加快工厂现代化建设、推进产业集聚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速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有助于新兴市场的生产要素与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理念相融合 （Hamilton 和 Gereffi， 2009［10］）。

表1 2011年七个主要新兴市场对比

（二）GVC发展的基础

表1的数据显示新兴市场在要素禀赋、生产技术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这使得其作用能遍布GVC的各个环节，成为GVC持续发展的基础 （Gereffi和 Sturgeon， 2013［2］； Gereffi， 2014a［3］；Freeman，2006［11］）。根据资源禀赋和发展程度，可将新兴市场分成三大类：第一类为资源型国家，包括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等；第二类是参与GVC较早，发展程度较高，人均GDP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包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等；第三类是参与GVC较晚，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土耳其等。虽然这些新兴市场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它们都从各个位置上嵌入到了GVC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利用其劳动力优势迅速成为 “世界工厂”和 “世界后台管理系统”，印度出口的离岸服务量是世界总量的45% （Fernandez-Stark等， 2011［12］）。 巴西和俄罗斯则分别成为世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天然气、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主要出口国 （Gereffi和 Sturgeon， 2013［2］）。 韩国和中国台湾等新兴市场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已跃居GVC的较高位置，主要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特别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现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成为沟通南北贸易的枢纽 （Gereffi， 2014a［3］）。 一方面，中国相对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存在一定的技术与管理优势，中国进口这些国家的原材料与自然资源等用以生产初级和中级制成品以及技术含量较低的最终产品，这些制成品中很大一部分再出口到发达国家。2010年，中国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和矿物质出口到了中国 （Gereffi和 Sturgeon，2013［2］）。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为许多原材料和自然资源的最大进口国 （Gereffi， 2014a［3］； Kaplinsky 等，2010［13］）。另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中国在高技术行业与现代服务业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到现在为止，中国还只是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外包的东道主国家。实证研究表明，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的组装过程大部分在中国完成 （iPod，iPhone等），咨询和计算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也有相当大的比重外包到中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以后，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以及需求低迷的困境，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加快了在新兴市场FDI、外包、设立分公司以获取商业存在的进程 （Gereffi等，2005［14］）。一方面，将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放在新兴市场进行可以获得成本优势；另一方面，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广其品牌，占据新兴市场迅速扩大的市场份额。

（三）GVC新的动力源泉

大部分新兴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需要修建现代化工厂和更快捷的运输系统等，投资需求旺盛；同时其居民收入有所提升，消费需求也会相应增加。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由于其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以及巨额的财政赤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需求将处于低迷状态。 Staritz等 （2011）［15］指出了这种现象且发现从2005到2010年，欧盟和美国的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仅为27%和14%，但是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的增速分别达到147%、111%、129%和51%。同时他们也指出，除了进口中间产品，新兴市场的进口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最终需求引起的。进一步，在2010年，亚洲国家制成品中的52%出口到了发展中国家。其实从2000年以来，中国、韩国和墨西哥已成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巴西、俄罗斯和南非是初级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最重要的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快速增加 （Gereffi， 2014a［3］； Gereffi和 Sturgeon， 2013［2］；Staritz等， 2011［15］）。 同时 Hanson （2012）［5］注意到从1994年到2008年，全球出口总额中，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增加了一倍，从21%增加到43%，且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已经大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他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大幅下降；第二，中间产品的贸易量迅速增加，总贸易量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复计算，反映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是GVC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进一步，Kaplinsky和Farooki（2011）［4］认为在未来的10年里全球消费和生产的重心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市场，中国和印度将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GVC将会出现新的特点。

三、新兴市场在GVC中的地位

不管是基于特定产品的案例研究还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行业研究，抑或是基于企业数据研究，新兴市场在GVC中所占的增加值份额仍然较低。图1给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在GVC中的增加值份额，数据显示主要新兴市场①包括中国大陆、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12个新兴市场。仅占全球增加值总额的25%，而6个发达国家②包括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增加值份额高达 33% （Banga，2014［6］）。然而准确地定量测度一国在GVC中的地位非常困难，已有文献包括基于产品层面的研究，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和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各项研究必须在数据收集的复杂程度，测度的精确性和覆盖范围之间权衡，综合这些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一国在GVC 中的地位 （Amador和 Cabral， 2014［16］）。

图12009 年世界各国或地区在GVC中的增加值份额

（一）基于产品层面的研究

产品层面的研究通过追溯特定产品从概念、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等生产链各环节创造的增加值，从而对产品的总价值进行分解，进而清晰地了解GVC上各参与者 （环节）的增加值份额 （Dedrick等，2009［17］）。此类研究的优点是精确度高且对数据的要求适中，但是其缺点在于覆盖范围太窄 （Amador和 Cabral， 2014［16］）。 Tempest （1996）［18］对芭比娃娃的研究表明生产所用棉花取自中国，其他原材料来自于日本和中国台湾；模型和其他装饰性材料来自美国；生产过程在印度尼西亚、中国和马来西亚进行。但是在2美元的出厂价格中，中国所赚取的劳动收入仅有35美分。而在美国的售价为10美元，高于出厂价格的部分主要由美国公司所获得，包括设计、物流、营销等收入。Dedrick等 （2009）［17］对苹果公司的iPod和惠普公司的笔记本电脑的增加值来源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发现这几种电子产品的组装过程都在中国完成，但是组装过程所获得的增加值仅占出厂价格的5%和3%。 Linden等 （2009）［19］对苹果公司的iPod的价值链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表2给出了主要投入品和组装测试过程的价值及来源国，在144.4美元的出厂价格中，日本、美国和韩国分别获得67%、9%和2%的份额。组装测试过程外包给中国台湾公司，但是在中国大陆完成，使用的是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仅获得3%的份额，而且利润率是最低的。其他零部件的技术含量较低，分散在各个国家，所得份额为19%。而iPod的零售价格为299美元，高于出厂价格154.6美元，绝大部分由苹果公司以及批发和零售过程所得，这些活动基本由发达国家控制。 类似地， Kraemer等 （2011）［20］对苹果公司的iPhone4和iPad的研究表明：产品设计、软件开发、核心部件生产、市场营销等高附加值活动都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公司完成，而中国所从事的组装过程所获得的增加值分别不到10美元和8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工资收入，仅占总售价的1.8%和1.6% （零售价为549美元和499美元）。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的劳动价值也仅有3.5%和5%。因此Xing和Detert（2011）［21］指出因苹果手机等高科技产品最终装配过程在中国完成，传统贸易统计扩大了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且高估了中国在GVC中的地位。Ali-Yrkkö等 （2011）［22］对诺基亚 N95 的增加值分解显示，即便组装过程是在中国完成且销往美国，欧洲的增加值份额仍然高达51%，而中国的份额只有2%。进一步分析表明服务和无形资产对增加值的贡献非常大，有形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流动与增加值的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正在弱化。 Baldwin （2009）［23］、Meng和 Miroudot （2011）［24］分别对波音飞机和沃尔沃汽车的零部件来源进行了分析，其中技术含量很高的关键零部件、软件和操作控制系统都是由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少数发达国家制造，新兴市场基本还没能参与进去。上述基于产品层面的研究探讨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所参与的价值链环节以及相对价值，其中发达国家生产的高技术含量的中间部件以及R＆D等获取了产品价值的绝大部分，而新兴市场的增加值份额相对较低。以上研究也显示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存在相当大的误导作用，将夸大最终产品出口国 （往往是新兴市场）的出口，而低估中间产品出口国的出口。产品层面的研究能够使我们对贸易增加值分解以及新兴市场在GVC中的增加值份额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但是这种方法存在很多缺陷。第一，大部分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信息难以获得；第二，经济系统中有无数种产品，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产品进行分析；第三，仅对产品进行分析，难以获得对一国贸易增加值的全面认识。基于此，学术界已将研究焦点转移到基于行业层面的数据对GVC进行分析。

表2 第五代iPod主要投入品的价值：2005年 单位：美元

（二）基于行业层面的研究

从行业层面研究和测度GVC的方法主要有3种：基于中间产品国际贸易统计的方法；基于加工贸易海关统计的方法；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的方法。第一种方法覆盖面比较广，对数据的要求也不高，但是其精确度太差；第二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很低，精确度很高，但是其缺陷在于覆盖面太窄 （Amador和Cabral，2014［16］）。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可以把一国 （或一国某行业）的出口分解成包括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等在内的多个组成部分，并通过各种指标以测算一国在GVC中的相对位置和参与程度。该方法对数据收集和处理的要求非常高，但是近年来国际组织 （WTO、OECD、UNCTAD和EU）已经开发了多个世界和地区范围的投入产出表（见表3）。另外，该方法得到的一国出口中的国内份额以及其他反映一国GVC相对位置的指标精确度很高，且具有很好的覆盖范围，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研究GVC的主流方法。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介绍该方法的最新理论进展以及所测度出的新兴市场在GVC中的地位。

表3 主要的世界投入产出表

1.测度新兴市场GVC地位的方法和指标。

从投入产出表角度测算增加值贸易的方法有2种：其一为利用单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侧重测度一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其二为运用地区或世界投入产出表，把GVC分成几个阶段，追溯增加值在国家间的流向 （Mattoo等，2013［25］）。基于分解数据，学者们构建了一系列指标以测度一国GVC相对位置和参与程度。

Hummels等 （2001）［26］利用单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第一次构建 “垂直专业化率”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Share，VSS）指标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以及出口中国外含量的占比。VSS等于出口中的国外投入品价值与出口的比值。在严格的假设下，他们分别用10个OECD国家和4个新兴市场①10个OECD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丹麦和挪威。4个新兴市场为：韩国、中国台湾、爱尔兰和墨西哥。的投入产出表估算了各国和地区的VSS。OECD国家的平均VSS为20%，而新兴市场的VSS高达33%。新兴市场出口导向型行业占总出口的比重偏大且VSS更高是其VSS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他们假设进口的中间产品平均分布于国内消费和出口中，在新兴市场加工贸易盛行的情况下，可能低估了它们的 VSS。Johnson 和 Noguera （2012）［27］放松 Hummels 等（2001）［26］的假设， 在 GTAP数据库基础上构建世界投入产出表，并开发了一种把一国出口分解到各国的增加值出口的方法。他们定义出口中的增加值比重（VAX率）用以测度一国出口的增加值含量。在三大产业中，制造业的VAX率较低，发达国家出口集中在制造业，然而它们出口的产品VAX率更高，这使得其VAX率比新兴市场更高。在非制造业，VAX率与国家收入有正相关关系，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显著。比较地区VAX率，他们发现：在欧洲，爱沙尼亚、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的VAX率比原欧盟国家的要低；在东亚，日本的VAX率最高；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墨西哥的VAX率最低。 Daudin 等 （2011）［28］所用数据库和方法与Johnson和 Noguera （2012）［27］类似， 但是区分了传统贸易、垂直贸易 （Vertical Trade）与增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并估算了三者的大小。Hummels等 （2001）［26］定义 VS1为一国出口产品中被用作进口国投入品以生产其出口的部分，在此基础上，Daudin等 （2011）［28］定义 VS1∗表示一国出口产品中被用作进口国投入品以生产最终产品并返回到国内的部分，VS1∗是VS1的一部分。在国家层面，垂直贸易等于VS与VS1∗之和的2倍，传统贸易与垂直贸易之差为增加值贸易。他们发现欧洲的垂直贸易份额从1997年的29.2%降低到了2004年的27.8%，而亚洲的垂直贸易则从26.3%提高到了33.3%，亚洲新兴市场居多，加工贸易比重上升导致垂直贸易增加。进一步，东欧、南亚、中国、墨西哥等新兴市场的垂直贸易份额更高。总体来说，传统贸易高估了新兴市场的贸易量以及世界对其出口产品需求的依赖度。

Koopman 等 （2014）［29］在更一般条件下， 构建了把各国各行业出口分解成国内含量 （Domestic Content，DC） 和国外含量 （Foreign Content，FC） 的总体框架，DC可以进一步分解成增加值出口 （VT）和中间产品出口中返回国内的部分 （VS1∗），VT、VS1∗和FC又分别可以分解成三部分①具体分解方法及9个组成部分可以参考Koopman等 （2014）［29］，这里的VS1∗和Daudin等 （2011）［28］中的VS1∗不一样。。上文的VS、VS1、 VAX、 Daudin 等 （2011）［28］中的 VS1∗是以上各组成部分的线性组合。以GTAP 7为基础，结合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以及中国和墨西哥的投入产出表，他们构建了2004年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表4为各经济体上述各指标的值，综合这些指标能够较好地判断一国在GVC中的地位。第一，发达国家的VAX率与DC率比亚洲四小龙与制造业新兴市场大约高20%，表明新兴市场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较低，在GVC中的位置不高。但是资源型新兴市场的VAX率和DC率较大，其VAX率甚至大于发达经济体，但是DC率比发达经济体的要小，说明这些国家主要以出口自然资源为主。第二，四个经济体的VSS分别为15.2%、41.4%、39.1%和16.8%，其中发达国家和资源型新兴市场的VSS（VS1）比亚洲四小龙和制造业新兴市场的VSS低 （高）。McGregor和Stehrer （2013）［30］也发现新兴市场 VSS 处于两个极端：俄罗斯、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资源型国家的VSS很低，但是中国、墨西哥和东欧国家的VSS很高。这说明制造业新兴市场进口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度高的中间产品和资源型新兴市场的自然资源，使得这些经济体的出口中嵌入了大量后两类经济体的增加值，也说明资源型新兴市场出口的最终产品很少。第三，出口垂直贸易比重 （VSS和VS1率之和）和重复计算比重 （1-VAX率）度量各国GVC参与度及GVC依赖度。亚洲四小龙和制造业新兴市场的GVC依赖度最高，资源型国家次之，发达国家依赖度最小。

表4 2004年各经济体GVC地位指标 （%）

然而Wang等 （2013）［31］指出以上测度 GVC的方法仍存在诸多不足。其一，Johnson和Noguera（2012）［27］、 Koopman 等 （2014）［29］以及 Daudin 等（2011）［28］采用前向分解法②关于前向分解法和后向分解法的详细说明和区别请参考Wang等 （2013）［31］。（Forward Linkage Decompostion），主要针对总出口，难以对双边或者行业层面贸易的GVC位置进行准确测度。其二，这些指标不能反映一国是在GVC的上游还是下游等其他重要信息。例如虽然两国的VAX率相同，但出口结构及对国际生产分工的依赖度可能差异巨大，造成在GVC中的位置不一样。所以Wang等 （2013）［31］开发了一个基于后向分解法对双边行业层面的出口进行分解的框架，出口可以分解成国内增加值 （DVA）、先出口再返回国内的增加值 （RDV）、国外增加值（FVA）和纯重复计算 （PDC）四大组成部分，这四大部分又可分解成总共16个小组成部分。在总出口层面，前向及后向分解法得到的四大组成部分是相同的。他们第一次运用WIOD数据库对双边行业出口进行分解，不仅能够得到一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重，还能探究国外增加值的国家来源。一方面，发达国家的DVA更高，对比中美两国的DVA和VAX率，发现美国比中国高出大约10%，且新兴市场的DVA中更多依靠最终产品出口，而发达国家更多来自于中间产品出口；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RDV份额更高，反映发达国家更多的是出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以运输设备制造业为例，美国的DVA不高，但RDV很高，综合起来FVA较低，说明美国该行业在GVC中的位置较高；但中国和墨西哥的DVA和RDV均不高，而FVA和PDC很高，说明这两国该行业处于GVC的低端。同样，我们可以从FVA的构成和FDC判断一国的贸易结构和GVC参与度。在FVA来源国方面，新兴市场占发达国家制造业FVA的比重越来越高，但占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FVA很低。McGregor和 Stehrer （2013）［30］也发现从1995 年到2007 年，中国和印度的FVA增幅最大，分别从10%增加到15%，从10%到22%。除资源型新兴市场外，新兴市场的FVA明显比发达国家高。

基于对亚洲投入产出表①该投入产出表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美国。的分解，WTO和IDEJETRO （2011）［32］证明所有亚洲国家的 VSS 都在增加，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VSS增速最快，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VSS最高。日本和美国的VSS相对较低，演变路径也相似，反映出两国主要生产高技术含量的零部件。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和现代服务业，如电子设备行业、工业设备行业以及贸易和运输服务业，美国和日本的VSS最低。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的VSS几乎是它们的2到3倍。但是值得欣慰的是，新兴市场出口国内含量的增速快于美日两国。Meng等（2013）［33］详细介绍了亚洲投入产出表的建立过程及其应用，并证明在亚太地区中，日本和美国主要出口中间产品，居于地区价值链的核心地位。但是Baldwin和 Lopez（2014）［34］发现 G7国家在制造业 GVC上不断让位于新兴市场，而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生产性服务上。不管从出口的行业结构还是行业内出口的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例，中国在GVC中的位置都在上移。从行业结构看，高技术行业在中国总出口中的比例正在上升。在行业内，境内外包逐步取代中间产品进口，尤其是在高技术行业。

结合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RCA Index）、上游度指数 （即与最终消费的加权距离）、GVC参与度和GVC位置指数等有助于更好判断一国在GVC中的地位。Antràs等（2012）［35］和 Fally （2011）［36］分别构建了上游度指数，前者发现出口上游度指数与法律制度、金融发展程度以及人力资本负相关，与国家收入呈U型关系；后者指出上游度指数与资本密集度正相关，而与技术密集度负相关。所以可以推测发达国家倾向于从事具有高附加值的 GVC两端的活动。Koopman等（2010）［37］构建了GVC位置和参与度指标以评估一个行业是处于GVC上游还是下游以及参与GVC的程度。假如一国处于上游，代表该国主要出口中间产品或者提供自然资源。对于电子设备行业，美国、日本、原欧盟15国处于GVC的上游，而中国、新加坡、新欧盟12国、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处于GVC的下游。结合GVC参与度可以更好地评估一国在GVC中的位置，例如，对于制成品金属加工行业，虽然从GVC位置来看，美国、墨西哥和日本都处于产业链的上层，但是只有美国和日本的GVC参与度很高；而中国和墨西哥的加工贸易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但GVC参与度超过70%，其他行业也有类似现象。此外，原欧盟国家和新欧盟国家基本处于产业链的两端。即使两国的GVC参与度相同，它们的参与方式也可能不一样。OECD （2013）［38］发现发达国家前向参与 （Forward Participation）GVC的程度高，而新兴市场后向参与 （Backward Participation）GVC的程度高，表明它们在GVC上的位置不一样。Koopman 等 （2014）［29］和 Wang 等 （2013）［31］用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替代总出口，重新计算了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新RCA），发现与传统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传统RCA）相比存在很大差异。传统RCA甚至会误导我们对一国某行业显示比较优势的判断。例如，对于最终金属制品行业以及房地产和商务服务行业，传统RCA显示印度存在优势，但是新RCA表明印度处于比较劣势。总体来说，对于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传统RCA会高估新兴市场的比较优势，而低估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在GVC背景下，新RCA更能表明一国某行业的竞争力。

2.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

新兴市场进出口额迅速增加的重要原因是其加工贸易比重过大。从表4可以看到，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大于非加工贸易，墨西哥的加工贸易出口是非加工贸易的两倍多。自1996年以来，加工贸易占中国总出口的50%以上， 而 Hummels等 （2001）［26］假设进口中间产品在出口与本国消费之间的份额相同，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考虑到加工贸易后，中国的DVA份额将低得多，墨西哥和越南等新兴市场也存在类似现象。

对于中国和墨西哥，虽然加工贸易利用国外中间产品比重很大，但是非加工贸易中间产品的出口比较多， FVA较低 （Koopman等，2010［37］）。 中国加工贸易的VAX率仅为0.13，而墨西哥的VAX率更低，为0.08。考虑加工贸易后，中国的VAX率从0.70下降到了0.59，墨西哥从0.67下降到了0.52（Johnson和Noguera， 2012［27］）。 Koopman 等 （2008， 2012）［39］［40］假设生产过程中针对国外和国内市场的投入产出系数不一样，开发了一套同时估计这两套系数的方法以分别估计新兴市场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等，并且对中国的出口进行了分解。他们发现虽然中国的DVA份额在加入WTO后的五年在上升，但是FVA 比重几乎是 Hummels等 （2001）［26］计算方法的两倍。对于技术含量高的行业，如电脑、通信设备和电子设备等行业，国内含量更低，大约在30%左右。此外，对出口按企业产权分类表明：外企解释了中国总出口的50%，且DVA最低 （30% ～40%），其次是合资企业 （44%左右）、然后是国有企业 （70%），最高的是私企 （80%左右）。其中外企和合资企业的DVA增加了10%以上，后两者基本不变。由于外企和合资企业大部分从事加工贸易且占总出口比重很大（Wang， 2008［41］）， 所以中国 DVA 份额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企业DVA的增加。总体来说，这两类贸易的FVA份额存在巨大的差异。Cruz等（2011）［42］运用 Koopman 等 （2008）［39］的方法估计了2003年墨西哥的出口贸易，发现其制造业DVA平均份额只有34%，其中80%的制造业行业DVA份额没有超过50%，但是DVA份额随时间在不断增加。Dean等 （2011）［43］在识别加工贸易进口和普通进口的基础上，分别利用Hummels等 （2001）［26］和Koopman等 （2008）［39］的方法计算了中国各行业以及与各贸易伙伴的VSS，两种方法计算的2002年中国货物出口VSS分别为25%和46%，但是两种方法计算的VSS的差距会随着加工贸易进口比重减少而降低。此外，加工贸易还会造成中国出口产品的复杂度虚高。Chen等 （2005）［44］在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投入产出系数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研究中国出口的DVA份额和就业效应的投入产出框架，在此基础上，Chen等 （2012）［45］进一步区分了国内最终需求、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三大需求，并且同时分解出了2002年和2007年三大需求的DVA份额和就业效应，每种需求的DVA和就业效应是不同的。其中国内最终需求的DVA和就业效应最大，其次是非加工贸易，最后是加工贸易。但是随时间变化，这种差别在缩小。他们还对这三大需求的行业构成进行了计算，发现服务业在国内需求中占比很大，但是在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出口中的权重很小，且随着时间变化，服务的权重更小。 WTO 和IDE-JETRO （2011）［32］对亚洲投入产出表的分解也表明中国的VSS偏低，其原因是标准的投入产出表没有考虑加工贸易。

3.新兴市场出口中的要素含量。

产品的出口是要素出口的表现形式，传统贸易理论假设要素不能流动，但是在GVC背景下，任何国家的进出口中都包含有本国和外国的要素所创造的价值。研究一国出口和进口中的国内外要素含量及其分配也将有助于判断一国在GVC中的位置。Reimer（2006）［46］和 Trefler和 Zhu （2010）［47］开发了一个在国际生产分工情况下测度产品要素含量的方法，Reimer （2011）［48］利用 GTAP 数据库计算了 2001 年 14个经济体①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中国、墨西哥、巴西、印度、南非、澳大利亚、俄罗斯、孟加拉国和马拉维。出口的国外要素含量和进口的国内要素含量。从进口方看，新兴市场劳动进口中的本国份额更大，而发达国家资本进口的本国份额更大；从出口方看，新兴市场劳动出口中的国外份额更小，而发达国家资本出口中的国外份额更小。进一步，他们在计算时考虑到进出口中都包括本国和外国的要素含量且利用了全球中间投入品矩阵，发现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中资本与劳动之比大于进口产品的资本与劳动之比，而新兴市场正好相反。这说明发达国家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而新兴市场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 不同于 Leontief （1953）［49］以及 Baldwin（1971）［50］，里昂惕夫悖论在这里不成立。此外，大量关于GVC与收入分配的研究证明GVC对高技能劳动以及资本更有利，其中资本收入增加的幅度最大，而低技能劳动获益很少 （Timmer等，2014［51］；Goldberg和 Pavcnik， 2007［52］）。 由于新兴市场接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很多，占国内总资本的比重较大，而很少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市场在GVC中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

然而就要素的总出口来说，McGregor和Stehrer（2013）［30］估算出新兴市场在增加值贸易中趋向于出口更多资本，进口更多劳动，发达国家出口的高技术劳动更多。虽然新兴市场往往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从事组装等低技术含量的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资本很低，现代化工厂的资本密集度很高，而一些资源型国家的资本含量也很大。相反，发达国家逐渐把资本密集型活动外包到新兴市场，仅专注于处于GVC两端的高附加值活动。在2007年，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有较小的净资本出口，但净劳动出口很大；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则相反。中国等新兴市场的中高技术含量的净劳动出口都为负，仅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净出口为正。而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其中美国只有高技术劳动净出口为正，其他都为负。中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中，国外劳动份额 （31.8%）大于国外资本份额 （19.8%），而发达国家则正好相反，美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含量中，国外劳动份额为10.2%，国外资本份额为16.8%。

（三）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

投入产出法测度GVC的主要缺点有两个：其一，行业分类标准以及行业加总方法会影响增加值分解的结果，造成一定偏差；其二，以各国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等为基础编制世界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必须设定一些假设，这也将影响结果的精确性。企业层面的数据允许我们控制企业异质性，结合其测度GVC无疑是投入产出法的重要补充。标准投入产出表假设一个行业的每种进口中间产品与其该行业需求的比值等于总进口与总需求之比值 （Houseman等，2011［53］）。但是该假设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尤其对于亚洲国家。所以 Feenstra和 Jensen （2012）［54］提出可以用企业数据构造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表，然后加总成行业投入产出表。 Ahmad 和 Araújo （2011）［55］及 Ahmad 等（2013）［56］用企业数据区分出口和非出口企业，并结合投入产出表分别估计出两套投入产出系数。后者对土耳其的研究发现2005年该国出口中的国外含量大约为27%，比用标准投入产出表估计的值高6%。鉴于企业数据在很多情况下可能缺乏代表性与全局性，Ma等 （2015）［57］结合中国投入产出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测算出口中的国内外含量，其中企业数据能够减少测度误差。他们首先利用企业数据识别出所有权不同的两类企业 （外资企业和国内企业），然后区分两类贸易模式 （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他们发现，在2007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含量占总出口的59%左右，但外资企业占国内含量的45%，而中国加工贸易企业仅占不到5%；出口收入的52.6%归属于国外要素所有者。Kee和 Tang（2012）［58］用企业层面的数据估计了中国加工贸易企业的DVA比重，发现自2000到2006年平均DVA比重从35%增加到49%，与 Koopman等 （2008，2012）［39］［40］基本一致。 此外， 他们发现以国内中间产品替代进口中间产品是DVA比重增加的主要原因，中国在GVC中的作用有所扩张，不再仅限于最后的组装环节。 Upward等 （2013）［59］完善了 Hummels等（2001）［26］计算VS的方法，用中国工业企业以及海关数据估计中国出口的国内含量和技术密集度。他们发现，自2003年到2006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含量从53%增加到60%， 这与 Dean等 （2011）［43］和 Koopman等 （2012）［40］的结果十分吻合。同时，他们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密集度也有所提高。总体来说，利用企业层面的数据测度GVC的文献还相对较少，但是增长速度很快 （Amador和 Cabral， 2014［16］）。

四、新兴市场在GVC中升级的政策措施

新兴市场需要寻找一个适当的位置以嵌入GVC，然而同样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提升其在GVC中的地位。利用OECD-WTO的TiVA数据库， Banga（2014）［6］证明OECD国家获得了GVC所创造增加值的67%，而金砖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 （地区）①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和文莱。仅占25%，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总共所得为8%。新兴市场亟需在价值链上升级，这是一个从增加值较少的价值链一端向增加值较高的价值链一端转移的动态过程 （Cattaneo， 2013［60］）。 根据 Kaplinsky 和 Morris （2001）［61］、 Humphrey 和 Schmitz（2002）［62］及 Giuliani等 （2005）［63］， 在 GVC 背景下，存在四种价值链升级的形式：过程升级 （Processing Upgrading），即提高生产效率；产品升级 （Product Upgrading），即提高生产线复杂度以生产单位价值更高的产品；功能升级 （Functional Upgrading），即从事价值链中增加值更高的生产活动；行业升级 （In-tersectoral Upgrading），即利用已有优势参与另一增加值更高的价值链。其中功能升级最为困难。

（一）提升出口的服务含量

微笑曲线表明价值链两端的服务捕捉了产品价值的绝大部分，而产品制造过程所获得的增加值相对较少。在制造业全球生产中，大约需要40种配套服务（National Board of Trade， 2010［64］）， 制造业出口中30%的增加值由服务业创造 （OECD， 2013［38］）。2009年，服务占发达国家增加值出口的比重已普遍超过50%，其中39%是国内增加值，11%是国外增加值；然而，服务占金砖国家增加值出口的比重只有33%①以上数据来自于2013年版的TiVA数据库。，其中8%是国外增加值，其他新兴市场有类似现象。特别地，对于中国，服务占增加值出口的比重仅为29%，其中11.6%是国外增加值 （Banga，2014［6］）。可见，新兴市场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偏低的重要原因是服务含量太低，所以提高国内服务业竞争力和国外高质量服务进口，从而在出口中嵌入更多国内外服务含量是提高其增加值出口比重的途径之一。

已有研究表明降低供应链壁垒 （包括提高边境管理的效率、增加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服务以及其他相关服务的可得性）比单纯降低关税对经济增长和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大。 WEF （2013）［65］的实证研究发现降低供应链壁垒能使GDP和贸易分别增加5%和15%，而消除关税仅能使GDP和贸易增加1%和10%。 同样， OECD/WTO （2013）［66］发现高运输成本是发展中国家提升GVC位置的关键障碍。WTO和IDE-JETRO （2011）［32］的研究则表明基础设施服务如运输、通信、金融、保险、监管和法律体系、争议仲裁方法等已成为新兴市场GVC升级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在基础设施服务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2009年，就集装箱运输量来说，在全球前10大的港口中，中国内地有5个，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各有1个。2003年至2009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市场的信息技术投入几乎增加了一倍。2005年至2008年，大部分新兴市场货物进出边境的时间和成本在减少。另外，OECD （2010， 2012）［67］［68］认为无形资产如软件和数据、知识产权、品牌价值、人力资本和管理网络等将成为GVC新的增长源泉。

（二）实施GVC导向的政策

参与GVC本身不能保证一国能够获益，更无法确保一国自然地向GVC更有利位置攀升，甚至可能落入低附加值活动的陷阱。所以一国必须采取合适的产业和贸易政策以促使其在GVC中升级，即从低附加值活动向更高附加值活动不断转变。Gereffi和Sturgeon （2013）［2］区分了三大产业政策： （1） 水平政策 （Horizontal Policies），其目的是通过改善交通、教育、法律等基础设施以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2）选择性政策 （Selective Policies）或垂直政策 （Vertical Policies），目的在于提高某些行业的竞争力；（3）GVC导向的政策 （GVC-Oriented Policies），致力于改善已有行业在GVC中的位置。GVC导向的政策致力于创造并维护全球和地区价值链，关注价值链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会考虑GVC主导性公司以及全球供应商的利益和力量并努力在价值链上向这些公司靠拢 （Gereffi， 2014a［3］）。 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服装行业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就是GVC导向贸易政策的经典案例 （Gereffi， 1999［69］）。 此外， 建立地区一体化生产网络以便利中间产品或服务的进口将有利于新兴市场的产业升级。例如中国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紧密联系使其进口高技术含量的中间产品变得容易。资源型新兴市场如南非和巴西，也试图减少其自然资源的出口，分别建立以它们为中心的地区价值链从而对初级原材料进行加工后再出口。巴西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电子行业全球供应商，目前全球排名前12的全球供应商中已经有5家在巴西设立工厂，其中最大的富士康已经在巴西设立了5家工厂（Gereffi和 Sturgeon， 2013［2］）。 此外， GVC 主导型企业也已经在巴西设立研发中心。但是对于某些新兴市场来说吸引全球供应商比吸引GVC主导型企业更为重要，因为全球供应商具备为多个主导型企业供应产品的能力，且其本身也进行大量投资和出口。新兴市场国内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全球供应商以参与GVC。

Cattaneo 等 （2013）［60］则指出新兴市场应该专注于价值链的某一环节。在GVC背景下，产品和行业竞争已经转变为更细化的任务 （Tasks）或功能（Functions）的竞争。一国不必要追求某个行业全局性竞争优势，而是要找到嵌入该行业GVC的最具竞争力的任务和商业功能，打造GVC某环节的比较优势。传统上，新兴市场偏爱进口替代型和出口导向型政策，但是在GVC背景下，任何产品或服务都是国际合作的产物，进口和出口同等重要。降低贸易壁垒以增加中间产品和服务的进口更有利于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相应地，Miroudot等 （2013）［70］讨论了在GVC背景下四种贸易政策的效果得出四点结论。第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紧密联系，对货物征税即在一定程度上对服务征税，将对服务业产生一定影响；第二，以加拿大单方面降低制造业中间产品的关税为例说明更大程度的贸易开放有利于增加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还将减少中间产品的成本，激励创新以增加一国生产率；第三，地区贸易协定有助于提高地区一体化程度和贸易伙伴之间的匹配程度；第四，加入全球性的关税减免协定有助于增加相应行业的GVC参与程度，例如信息技术行业全球协定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三）深化优惠贸易协定

优惠贸易协定 （PTAs）按一体化程度可以划分为双边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与货币同盟，旨在降低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壁垒以加强彼此的贸易联系。近年来，GVC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同时也见证了PTAs数量的快速增加。然而，相对于欧盟和北美等发达国家，新兴市场的优惠贸易协定签订较晚，数量还较少，一体化程度较低。近年来，新兴市场意识到了双边以及多边合作的重要性，签订了包括东盟自由区、中韩自贸区以及韩印自贸区等各种形式的PTAs。相对于WTO规则，PTAs包括更多条款且更灵活，能更好解决GVC中与投资、行业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与境内壁垒相关的问题 （bruhn， 2014［71］； Horn 等， 2010［72］）。 PTAs 对新兴市场融入GVC并升级尤为重要，大量研究表明优惠贸易协定有效提高了一国总出口、中间产品出口和增加值出口 （Baier和 Bergstrand， 2007［73］； Orefice和Rocha，2013［74］）。在GVC背景下，由于贸易壁垒降低的杠杆效应 （Koopman等， 2014［29］； Wang等，2013［31］），优惠贸易协定对一国进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

总而言之，PTAs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影响新兴市场在GVC中的参与度和升级。第一，它不仅可以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而且能够作为一种表明政策有效性、透明度和可预测性的承诺机制 （Hoekman，2011［75］；bruhn，2014［71］）。这将有效降低政策风险，激发国内外投资者以及贸易伙伴的热情。例如，中国在2014年设立上海自贸区，在2015又新增天津、广东以及福建自贸区。这些自贸区采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的开放水平。自贸区能够提高服务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比重 （裴长洪等，2014［76］），这将有利于国内服务业发展以及提高制造业出口的技术复杂度。第二，区域贸易协定有助于区域一体化建设，帮助区域内各经济体优势互补，并产生规模效应以提高整个地区的增加值出口比重。一体化程度较高地区由于其区域价值链建设的成本更低，所以更能吸引GVC主导型公司和全球供应商 （Cattaneo， 2013［60］）。 第三，通过PTAs包含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最新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将加快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转移 （Baldwin， 2014［77］）。 虽然发达国家通过其掌握的核心技术控制GVC，但是凭借技术进口，新兴市场可以参与更复杂产品的GVC并获得一定的技术外溢。虽然PTAs限制了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简单模仿，但是新兴市场仍能够借此对世界前沿技术有所了解，避免了研究过程中的方向性错误。然而，新兴市场必须意识到PTAs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一国的政策自主性，因此，新兴市场在签订该类协定之前，应该评估利弊，选择有利于自身的PTAs条款 （bruhn， 2014［71］）。

五、总结及简评

近20年，伴随着GVC的兴起、发展与深化，国际分工和贸易、区域经济结构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新兴市场已经崛起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并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垂直分工、区域生产网络和区域贸易协定迅猛发展，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正在加强。笔者结合现有文献，着重研究了新兴市场在GVC的兴起与演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在GVC中的参与程度和位置测度以及在GVC中升级的政策措施。

本文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新兴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是GVC兴起的必要条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资源、劳动力与市场等物质基础，并且是其未来发展的新动力源泉。其次，基于产品、行业和企业层面的研究一致表明虽然新兴市场在GVC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是出口的国内增加值比重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在GVC中仍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最后，为了促进在GVC中升级，新兴市场有必要改变传统的政策思维，采纳GVC导向的政策措施，深化优惠贸易协定，并且努力提升出口中的服务含量。

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市场，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腾飞与GVC的兴起与发展存在时间上的协同关系，这不会完全是巧合。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是中国搭上了GVC的顺风车还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改变了全球分工和贸易的方式？这将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议题，然而更迫切的问题是怎样对中国在GVC中的位置进行准确评估及定位，并且制定未来的升级路径。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国内学者 （黄先海和杨高举，2010［78］； 唐东波， 2013［79］； 樊茂清和黄薇， 2014［80］）发现中国在GVC中的地位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升级将不会一蹴而就。可喜的是，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了更加合理的对外开放三大总体目标和三大战略 （包括 “走出去战略”、“对外开放战略”和 “一带一路”战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 （裴长洪，2015［81］）。这些目标和战略与GVC导向的政策措施十分吻合，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在GVC中的地位并引领地区甚至全球价值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