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用“雨后春笋”形容全国各种文学刊物的诞生最为贴切，其中《当代》仅凭这个刊名，就让写现实题材的人感到亲切，觉得离这家刊物很近。1980年我到文学讲习所进修，讲习所聘请了几位文学大家担任导师，像中彩一样我被当时的《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选中，做了他的学生，自然也就跟《当代》结缘。从文讲所毕业时，秦先生给我留了个作业：给《当代》写个中篇。

当初进京上讲习所，曾费了好大的劲，几经周折才请下假来，回厂后自然要好好表现，一进入车间的生产节奏就身不由己了，任务堆积如山，设备需要检修，有近半年的时间根本顾不上想自己的小说，但也不敢从心里真正放下导师布置的作业。进入冬季趁车间的大设备检修，我开始写《赤橙黄绿青蓝紫》。

那时我的写作习惯是趁歇班连轴转，上班的时间不要说写小说，连想想都不可能，等到周末从晚上开始，一直干到周一的早晨上班，动笔后中途最好别间断。写短篇至少初稿就完成了，写中篇不行，下个周末再接着干。写到三万多字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创作的兴头上，一个朋友来串门，他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小说组长，看我正在写小说，自然要看一看，看了几页就强行将我三万字的稿子装进他的书包，说不打搅我写作，带回去仔细看。我有点着急，赶紧申明这是给《当代》写的，是秦先生交代的任务，无论如何你们不能用。

一周后他把稿子送回来了，还没头没脑地扔出一句话：送审没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