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推进“四个全面”

推进“四个全面”要求我们既要客观冷静分析、研究当下现实，又要体现预见性和战略思维，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时代特点和特有优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联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事求是推进“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一是以人为本，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奔小康。面对当前国家经济总量世界领先而人均落后，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平衡、不协调等矛盾和问题，就要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需要，使人们从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司法中得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体现人格尊严和个人价值。二是探索实践，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大胆试大胆闯的魄力，涉险滩，啃硬骨头，遵循国际通行的经济规则，消除各种影响改革的瓶颈，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和体制机制的羁绊，体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三是遵循规律，以制度去衡量和改变各种不平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行协商民主法治化，建立一整套基本定型的制度体系，保障各群体表达、平衡、协调利益诉求的平等性，把中华民族带入法治社会的新时代。四是抓住关键，加强对执政党的严格管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严”字当头，严明纪律、严肃考核、严厉问责，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引领各方的作用，确保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

（摘自《学习时报》）

以“三严三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贵在驰而不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贯穿着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体现着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和政治品格，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明确了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为加强新形势下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党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同样要强化“问题导向”：着力解决理想信念动摇、信仰迷茫、精神迷失，宗旨意识淡薄、忽视群众利益、漠视群众疾苦，党性修养缺失、不讲党的原则等问题；着力解决滥用权力、设租寻租，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得过且过、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等问题；着力解决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对党不忠诚、做人不老实，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心中无党纪、眼里无国法等问题。可以说，教育是为了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好的教育。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中，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把握“以上率下、示范带动”的活动要求，带头学习提高、带头查摆问题，努力当好忠诚、干净、担当的标杆，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让“三严三实”成为各级领导干部修身做人用权律己的基本遵循、干事创业的行为准则。

（摘自人民网）

习近平真挚为民情怀秉承了党的优良传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靠的是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深切回顾，“从毛泽东同志关于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思想，到邓小平同志关于必须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改革和一切事业根本标准的重要思想，到江泽民同志关于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到胡锦涛同志关于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重要思想，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线，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不能”表明共产党人的心迹：“我们必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摘自《北京日报》）

延安时期党如何培训情报人员

延安城南的七里铺有个偏僻的小沟，1938年6月，这里突然来了30多名学生，大家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他们被告知，不准与外界联系，不要互相打听来历……这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举办的第一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而后又连续举办7期，培训了大批情报侦察干部。由此，人们戏称七里铺是培训中共情报保卫人员的“黄埔军校”。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在训练班讲授革命气节，因为学员们毕业后要被派到敌后工作，将面临出生入死的考验。同时授课的李富春、孔原、徐特立、高自立、邓杰等人都在白区从事过地下工作，有些曾经被捕过，经受过酷刑的考验，他们的课让学员们坚定了信念。时任中社部副部长的潘汉年向学员们介绍日本情报机构。临时从国民党统治区回延安的李克农也抽空到训练班讲课，他特科时代从事地下活动，国共合作时期具有合法身份，两种条件下开展秘密工作有不同的方式。怎样英勇锄奸，如何骗过特务监视……李克农讲得比小说还生动。

训练班的课程同正规学校不同，没有教材，也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授课人个个都有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结合实例讲解，学员们收获颇丰。训练班里最有意思的是实习课。一次，七里铺一个学员实习谍报员，化装成卖菜小贩到了预定地点，这老兄把担子横在路上叫卖。与此同时，三十里铺的学员实习抓特务，一看这人就不像小贩，哪有挡路做生意的小贩？于是，三十里铺学员抓了七里铺学员，一直闹到上级那里，才弄清都是自己人。这些从训练班里出来的学员后来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成为新中国情报、保卫战线的骨干。

（摘自人民网）

宣传思想工作要『虚功实做』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既要做到『虚』与『实』的结合，更要虚功实做。首先，宣传载体要实。宣传思想工作不仅仅是喊喊口号、拉拉横幅、贴贴标语，而要通过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深入人心、潜移默化，要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中，才能起到实在的效果。其次，贴近民生要实。宣传思想工作对象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头，始终把目光投向基层，投向普通群众，既要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又要尽力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再次，创新工作要实。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旧的工作方法已经不能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广大宣传思想工作者应当走创新之路，成为创新的大力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在充实提高基础上创新、在加强和改进基础上创新。在思想观念上，将『领导者』的身份转变为『服务者』的角色，尊重群众、了解群众、鼓励群众；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一味地说教、灌输，充分利用网络微博、感动人物等传播面广、宣传速度快的宣传方式和载体。

（摘自新华网）

用道德典型引领社会价值取向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需要凝聚社会共识，找准思想道德和人们情感的“契合点”。一个道德典型，就是一本生动鲜活的教科书，给人精神激励，给人信心动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评选道德模范具体应做到以下三点：一是精心发掘典型。我们身边并不缺少典型而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因此，各地的典型需要“慧眼敏思”去发现、培养、放大。可以通过群众推举、媒体挖掘、社会评议等多种方式，在熟人中推荐好人，在生活中发现好事，建立身边榜样典型宣传库，选树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身边榜样。二是大力宣传典型。注重对身边典型的宣传推广，创新宣传方式，采取令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身边的典型所展现的主流价值观真正在人们心中扎根。充分利用各类媒体，不断探索新媒体时代典型宣传的有效途径，最大限度地发挥身边榜样的辐射带动作用，让身边的典型“走”上报纸、“走”进荧屏，为广大百姓所熟知和学习。三是培育完善典型。一方面，通过褒奖群众身边看得见、摸得着、学得到的“平民英雄”，推崇在基层涌现的“凡人善举”，让人们能从工作与生活细节中感知意义、体验崇高、增进认同、唤起共鸣，将普遍号召内化为价值追求和行动自觉；另一方面，不断完善关心关爱身边典型的长效机制，创造性地开展帮扶身边榜样的活动，形成“学好人、帮好人、敬好人、做好人”的社会风尚。

（摘自中国文明网）

将悠悠乡愁融入核心价值观的践行

对于乡愁，我们最熟悉的可能就是余光中先生的那首诗，寄托了对祖国、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和牵挂。广义上的乡愁，不再局限于对故乡的感情，更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对成长的期许。同时，乡愁也是中国人共同意识的一种外显，是人们集体价值认同的一种表现，体现着人们最基本、最原初的道德情感和行为选择。

最近热播的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正是这种家国情怀的生动体现，把活在乡村里的传统文化和长在老百姓心中的价值观用中国故事的方式挖掘出来、表现出来，进一步涵养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折射和彰显中国精神，更好地实现中国梦。万千乡愁还传承着中国传统的优秀价值观，滋养着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生成、建设发展。乡规民约、乡村文化礼堂、乡贤文化、家风祖训、家族宗祠场所等作为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建设具有持久性和渗透力的重要载体，承载和体现着中国人的勤劳、善良、踏实、坚强、勇敢的传统美德，是当地群众在多元的现代社会中，寻求精神家园、凝聚文化共识、加强价值认同的重要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镇化要融入现代因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要引领人们凝练传统乡愁的时代表达和文化提升，引领人们将乡愁乡思转化为价值观践行的实际行动。

（摘自《光明日报》）

中共中央对东北抗联的高度评价

1948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阅批转的《东北局关于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的决定》指出：“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同志们，在党中央领导与抗日救国的总的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的残酷和英勇斗争，得到东北人民的爱戴。‘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共产党光荣历史不可分的一部分。杨靖宇同志等和一切为反对敌伪而英勇牺牲的东北人民无名英雄们是永垂不朽的，应该永远纪念他们。”

早在全面抗战初期，朱德也高度评价和肯定了东北抗战在全国总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他指出：“所幸东北同胞，组织了数万人民革命军和义勇军，不让日本强盗在那里安然开发资源和利用市场。相反地，日本强盗为了维持东北的‘治安’，却要派极大的军队，耗费了许多有生力量和每月数万万的军费。‘九一八’到一九三二年三月期间，日寇为了占领东北，只花了三千万余日元的军费，而为了对付东北的游击战争，却要花更大的军费，总计自‘九一八’到一九三七年三月，日寇的军费消耗为十一万万日元”。

（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东北抗联·绝地战歌》）

贺龙如何“讲党课”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我党为克服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严重困难，开始全面加强党的建设，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在此情况下，时任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给党员干部上了一堂关于密切党群关系的党课。

贺龙上课没有讲稿，只在讲桌上放了三样东西：一碗小米、一双布鞋和一个盛着一条小鱼的水碗。正当听课人感到不解的时候，他笑着指一指那碗小米说：“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我们军队要打胜仗，不吃饭不行！这粮食都是老百姓种的，打胜仗就要依靠群众啊！”接着，他又拿起鞋子说：“这鞋底有16层布，是老百姓一针一线纳出来的。”然后，他又端起盛有鱼和水的碗，问一位听课的同志：“你能说说这是什么意思吗？”那位同志回答说：“这象征着党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贺龙接着那位同志的话，阐明了我们党要想在敌后扎下根，打败日本鬼子，就必须像鱼儿离不开水那样，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的道理。这堂生动活泼的党课，使大家受到了一次党的群众路线的深刻教育。贺龙同志讲党课的生动事例可以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一是讲党课的形式要不拘一格；二是要善于运用各种载体；三是讲课者的自身素质和能力十分重要。

（摘自《北京日报》）

毛泽东纵论“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前一棵苹果树下的石桌旁会见了第五次到访中国的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毛泽东对斯特朗提出的美国是否可能进行反苏战争的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系统的回答。当斯特朗提出：“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等问题时，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毛泽东进一步解释道：“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当时担任临时翻译的美国医生马海德最初把“纸老虎”一词译成“稻草人”，毛泽东摇了摇头，告诉斯特朗，他所说的“纸老虎”，不是插在田地里用来赶鸟和吓唬小孩子的稻草人，而是样子看起来像只可怕的老虎，但实际上是纸糊的，一受潮它就发软，一下雨雨水就会把它冲跑。

毛泽东解释后，在谈话中继续使用“纸老虎”这个词。他把沙俄、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比作纸老虎，之后，毛泽东坚定地说：“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

后来，斯特朗撰写了《中国人征服中国》一书，其中介绍了这次访谈，向全世界传播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很快传遍国内外，并且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信心，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摘自《中国组织人事报》）

任弼时：放松了党的建设『是很危险的』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革命胜利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任弼时也在认真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并严正指出：『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将来更可能发展。忙于各种经济建设和行政事务，放松了党的建设，忘掉了党务工作，那是很危险的。』

1949年4月，任弼时在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只会破坏旧的，而不会建设新的，如果它不能建设起新的，确实使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比以前在旧社会里要过得好一些的生活，那人民会由不满而反对它的，而它终将走向失败。』因此，在全国胜利以后，还必须同过去一样保持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要准备节省每一个铜板去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积累一分力量。他语重心长地说：『一切以为革命胜利了，可以安闲起来，或者以为已经艰苦奋斗了几十年，已经为人民尽了力、出了汗、流了血，现在可以享受一下了，这些想法应当认为都是不健康的。』

（摘自《北京日报》）

我党早期的“金融战”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赣南瑞金成立，并分别组建成立了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国家银行，开始着手印制发行自己的苏维埃国家货币。

苏区货币畅通无阻，白区货币遭到抵制、驱逐。围困苏区的蒋介石坐不住了，他提出要求：“破坏苏区金融秩序，使共党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此后，在一系列破坏活动的影响下，苏区的金融秩序和对外贸易遭受重创。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迅速反击，国家政治保卫局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镇压了一批金融反动分子，查处了一批货币投机分子，堵死了假币制造的源头和流通渠道。此外，中央造币厂重点改铸白区通行的“老鹰头”银洋，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金融秩序渐趋稳定。

1937年7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苏维埃货币至此完全停止发行流通，但两党之间的“金融战”从来就没有真正停止过。特别是“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终止财政拨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被迫奋起反击，发行边币，驱逐法币，赢得了独立的货币发行与金融贸易政策制订主导权。待到抗战结束、内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先声夺人，掌握了货币兑换的主动权，把法币币值压落谷底。而国民党发行与民争利的金圆券，致使国统区财政金融体系彻底崩溃，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