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倩［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论杨希闵《词轨》的词学思想

⊙李倩［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 300071］

清词中兴的一大标志是清代词学理论的发展壮大。晚清词学家杨希闵编选的《词轨》一书旨在以选词方式匡正词坛风气，尽管此书鲜少被提及，但其中总序、小序与批注部分都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受到常州词派词学思想的影响，杨希闵主张词之涵义与寄托，推崇词的蕴藉深厚之致，反对浙西词派后期词作的空疏之弊；与此同时，杨希闵并不完全为常州词派所囿，对浙西词派的长处同样给予肯定，显示出兼容并蓄的特点，从而体现了晚清词学批评圆熟严整的特点。

杨希闵 《词轨》 词学理论

清代被称作是词的中兴时期，所谓“中兴”是与宋代这一高峰相对而言，这一称谓的由来不仅与元、明两代词的沉寂有关，更是缘于清词与宋词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其中，词学批评体系的完备是清代词学相较于宋代的一个重大进步。在这个词的“中兴”时代，词学理论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多元的流变过程，逐渐成熟起来。

自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词》在南京刊刻成书，朱彝尊师法“姜张”的理论逐渐于词坛风行以来，浙西词派历康、雍、乾、嘉四朝，始终处于词坛主流位置。至张惠言所推的常州词派崭露头角之后，方逐渐归于沉寂。常州词派以“意内言外”为词的中心特质，主张词的含蓄蕴藉，以意为主，力求反对浙西词派后期空疏无物之流弊。尤此，清空骚雅不再是评词的首要标准，“意内言外”慢慢取而代之。在常州词派的影响之下，许多论词学者表现出了与常州词派倾向靠拢的词学主张，晚清学者杨希闵就是其中之一。

杨希闵，字铁佣，号卧云，江西新城人。据《新城县志》所载，“道光丁酉科，候选内阁中书”①，后弃官于乡里讲学，为人称仰。除词作选本《词轨》外，还有诗选本《诗轨》，主要论述诗之“正变”、唐宋诗之异同之问题等，卓有见地。《词轨》一书编选成于清同治二年，正编八卷，补录六卷，主要由序、总论、总目、每卷题识、每卷目录、所选词作构成，由不同层面体现理论批评主张，体现出较高的词学理论水平。然而这部极其具有研究价值的词学选本却始终没有得到太多的关注，即使有所提及也是一带而过，并没有深入展开的分析研究，对这部能够反映出晚清词学发展状况的词学选本进行研究显然十分必要。

总体而言，《词轨》一书所体现的词学理论主张与常州词派的理论比较接近，然而又不完全为之所囿，呈现了一种比较严谨圆熟的论词态度，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说明。

一、否定浙西词风

在对浙西词派风格评价的问题上，杨希闵与常州词派的观点基本相同，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比如他认为浙西词派所追求的清雅空灵都过于流于表面，并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与深厚的含义，实为谬误；又认为过分推重姜、张则是对学词人的一种禁锢。概括而言，杨希闵对浙西词派词学思想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应重形轻义，二是不应独尊南宋。

首先说重形轻义的问题，具体而言，所谓重形情义，就是说对于词的形式方面过于追求而忽略了其内容与情感方面的表达，杨希闵认为这正是浙西末流的最大症结所在。自朱彝尊以词坛宗主地位推尊姜、张，崇尚骚雅以来，创作严谨、语言典雅、声律精准等要求便日益成为众词家信服的不二法门。与此同时，统治者的肯定与推崇也促成了浙西词派领军词坛的局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浙西词派在发展与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难以避免的问题。创作的雅正态度有时被词人当作了其清高自诩的一种标志，语言清雅与音律和谐的过分追求使得填词越来越像是一种文字游戏，其本身的抒情性质被大大地忽略了。例如咏物词在浙西词派创立之初，是以《乐府补题》所录词作为标准的，将深挚沉郁的情感隐藏于婉曲密丽的文字之下，《浙西六家词》中就不乏这样的作品。然而至嘉、道间，浙西词派渐有“群芳谱”“气”之讥，或执着于音律的规范精巧，或以生新奇诡为美，偏离了雅正清空的初衷。杨希闵在《词轨》中仔细分析浙西末流之弊端后并得出结论，认为造成种种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浙西词派太过于雕琢字句与音律而忽略了词的内涵。

朱彝尊在浙西词派创立之初便明确提出以姜、张二人作为学习对象，其初衷在于“去《花庵》、《草堂》之陈言，不为所役”。随着《词综》《浙西六家词》的刊刻与传播，这种模范式的清空骚雅之风与精于遣词造境的创作特点也逐渐为一众词人所吸纳效仿。然而，正是由于末期浙西词人对雕琢词句与营造氛围的过于热衷，才导致词作的语言与情感严重脱节，常显得空洞无物。杨希闵在《词轨》的序言部分即针对这一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那些专注学习吴文英、张炎的浙西词人往往是“伐材近而创意浅，雕琢文句以自饰，心力瘁于词，词外无事在，而词亦卒不高胜也”。很显然，在杨希闵看来这种只做文字的表面工夫而毫无内涵深义可言的词句，是难成佳作的。

姜白石词自载有谱，今人视之，亦昧昧。万红友《词律》，亦第依古人旧调，推寻为之，是为竭力于腔调异同、字句增减、音韵平仄之委流，而于诗乐之大源，丝毫无补。吾故不暇为之也。吾选诗求之风典比兴，及音节者为多，词亦犹是。美人香草，必原骚怨之由；濮上桑间，亦严郑魏之辨。庶别裁有体，而小道可观也。

这段文字比较明确地表现了杨希闵的词学理念，即词沿袭了诗骚传统，应有“风典比兴”的寄托在内，即使是用男女相恋的体裁和华艳婉丽的词藻，其核心都应有与诗一脉相承的深厚寄托。自清初以来，以词为诗、诗词同源的说法便被一再提出。如朱彝尊在《红盐词序》中提到词是“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周济更是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②的概念，并以“归诸中正”为词的评价标准。杨希闵在诗词之辨的问题上也是持相似观点，认为词应有与诗相同的情怀与内涵方是正统，才符合“小道可观”的标准。因此，对于浙西末流那种内容空洞、流于形式的词作，他是持反对态度的。基于此，杨希闵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关于词的创作观点，他指出“夫文章本于性情，济以问学，二者交至，下笔遣词，自有天放。长短篇幅，无定也。清空质实，亦无定也”。这又体现了杨希闵对词作风格与词之内涵的认识，“性情”与“问学”是他认为写词的两大要点。他认为写词首先应该具备感情，词作首先应该具备真实情感与思想的基础，此外才谈得上以学识和技巧加以润色，否则就有无论怎样精巧雕琢，都难免有堆砌之嫌了。

除了对字句的雕琢之外，浙西词派对填词的声律规范也十分看重。朱彝尊在《群雅集序》中说：

徽宗以大晟名乐，时则有周邦彦、曹组、晁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宫调，无相夺伦者也。自乎南渡，家各有词，虽道学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声中律吕，而姜夔审音犹精。

由此不难看出，朱彝尊认为评价词作优劣的一大依据便是其是否合乎声律，而他之所以对姜夔格外推崇，也跟姜的精通音律有很大关系。可见，他所定义的雅词自然也应该是严格遵循声律规范的。从浙西词派创立之初，雅合音律一直是评价词之高下的重要标准，不仅朱彝尊持这一观点，即使发展到浙西后期，戈载等人在是否合律的问题上依旧十分坚持。特别是浙西末流，更是认为音律的重要性高于内容。对于这一点，杨希闵在《词轨》中再次提出了相反的论调，他在序言中这样论述道：

吾不能得古人歌法，斥斤斤抉剔于平陂阴阳，以为细密。安在为细密也？旦古诗皆入乐，后来诗不入乐者甚多，仍不害为佳诗色，但自然之音节，则不可失耳。词亦犹是也，能歌固善，庸讵非辞人？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姜白石词自载有谱，今人视之，亦昧昧。万红友《词律》，亦第依古人旧调，推寻为之，是为竭力于腔调异同、字句增减、音韵平仄之委流，而于诗乐之大源，丝毫无补。吾故不暇为之也。

杨希闵明确提出填词不必过分追求音律严谨的观点，尤其是他对姜夔自制词谱和万树竭力复原古人词律的做法，都给出了较低的评价。对于“腔调异同、字句增减、音韵平仄”等形式上的细节，他还说自己“无暇为之”，不甚重视，其轻视之意可见一斑，这无疑是与浙西词派所持观点相去甚远的。在此，杨希闵提出了一个与诗词格律相对的概念，那就是“诗乐之大源”。他认为古诗自出现就是有配乐的，即使后来的诗不再有硬性的格律要求，它本身也被赋予了天然的韵律，即所谓“自然音节”。因此即使不做刻意要求，诗歌也可以具备声律和谐的特点，大可不必为了使诗歌的音律完全符合标准而令其思想情感受到局限，诗乐大源所说的应该就是这种传统。同样，杨希闵认为词也应该追随这一传统，而不是如浙西词派所提倡的那样，向姜、张这样精于音律的词人学习，使得词作完全符合声律标准。

此外，独尊南宋的观点也成为杨希闵批驳浙西词派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明确表示：

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惜乎白石乐府五卷，今仅存二十馀阕也。

除此之外，他还在自己的词作《解佩令》中发出了“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这样的创作宣言，而凭借朱彝尊的词坛宗主地位，这种对南宋词以及对姜、张风格的推崇也就迅速地传播开来，在词人中蔚然成风。对此种现象，杨希闵提出了明显的反对意见，他在《词轨》开篇的序言中讲道：

书家学真书，必从篆隶入，乃高胜。吾谓词家，亦当从汉魏六朝乐府入，而以温、韦为宗，二晏、秦、贺为嫡裔，欧、苏、黄则如光武崛起，别为世朝。如此则有祖有，而后乃有子有孙。被截从南宋梦窗、玉田入者，不啻生于空桑矣。故伐材近而创意浅，雕琢文句以自饰，心力瘁于词，词外无事在，而词亦卒不高胜也。

杨希闵认为，如果要得到词学的真谛就必须较为全面地关注词的源流与发展脉络，不能只被南宋一朝蒙蔽双眼。他正面指出了专学南宋词所导致的如创意浅近、过分雕琢、缺乏余味等弊病，并将其指责为“生于空桑”。另外，他还借列举汉魏六朝乐府诗、温庭筠、韦庄、晏殊、晏几道、秦观、贺铸、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为学习对象的方式，间接批驳了浙西词派独尊南宋的观点。将词作范本远溯至汉魏六朝乐府与杨希闵所谓“诗乐大源”相一致，他认为乐府诗在以男女恋情寄托深意方面与词异曲同工。而在他所举词人之中，温、韦最早因词闻名，并初步奠定了词的婉约基调；二晏、秦、贺追随婉约之风并各有风貌；欧、苏、黄则在此之外另辟蹊径，独开豪放一派。不难看出，杨希闵想要借此说明的是，词早在南宋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词的范本源头可追溯至汉魏六朝乐府，浙西词派的独尊南宋无疑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二、继承常州词派

杨希闵对张惠言词学理论的认同与继承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对“意内言外”论的突出强调，讲求“意内言外”的词学观点可以说是常州词派的核心理论，张惠言作为常州词派的领军人物，首先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词选序》中写道：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声哀，放者为之，或跌荡靡丽，杂以昌狂俳优。然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

首先，张惠言引用了《周易章句·系辞上传》中“意内而言外谓之词”一句，并将其作为自己词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所谓“意内言外”，简单来说就是先有感而后有言，先有思想情感的波动或现实生活的经历作为基础，然后再用语言将其描述出来，“意”应在“言”之先。这种认为词应表达真实情感与现实生活的观点，正是常州词派的一个重要思想。其次，张惠言在此句之后所说的“缘情造端”“感物而发”“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都是围绕“意内言外”一句所做的进一步阐释，他认为词的创作目的不应仅仅是文字堆砌或者逞才自娱，没有思想感情和现实意义做基础的词是不符合标准的。同样，强调词的思想内涵也是杨希闵的主要词学观点，也正因如此他才对浙西词派“重兴轻义”的做法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在《词轨》一书中这样写道：

夫文章本于性情，济以问学，二者交至，下笔遣词，自有天放。长短篇幅，无定也。清空质实，亦无定也。

或者又以词贵意内言外，明之者少。不知意内言外，凡文章造微者皆然，不独词。词之拙者，流于曲诨，乃异是耳。

由上述两段引文不难看出，意内言外、本于性情同样是杨希闵所强调的词之基本属性。第一段中，他指出性情为词作的根本，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才是词应具备的首要特质，并进一步说明博学多才只应该是词作的辅助条件，只有将思想感情与学识技巧相结合，才能做到在词的创作方面不为风格所拘泥，无论长调小令、清空质实，便都是浑然天成的佳作。由此，不难看出他对浙西末流逞才炫技之创作手法的抨击。第二段引文则阐明意内言外这一特点之与词的必要性，并指出未领会此作词要旨的词人为数不少，有些词之所以流于低俗，正是因为缺少了意内言外的属性，此言所针对的群体也应是同时期的浙西词人。无论是通过强调情感内涵的重要性来侧面说明，还是直接在自己的词学理论著作中提出“意内言外”四个字的重大意义，都可以看出张惠言所提出的“意内而言外谓之词”这一观点对杨希闵词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如果说张惠言“意内言外”一论是对词的内容与情感提出要求的话，那么比兴寄托则应是他对词的写法与技巧所提出的要求了，杨希闵在这方面也持相同观点。

在《词轨》开篇的序言中，杨希闵就两次提到了对比兴寄托观点的认同。一是说“美人香草，必原骚怨之由；濮上桑间，亦严郑魏之辨。庶别裁有体，而小道可观也”；一是“嘉道间常州张皋文，乃上溯金荃，参以南渡，运心思于幽邃窈折之路。情寄骚雅，词兼比兴，遂又别开境界”。前者说词虽然是小道，但也应该具备如《诗经》《离骚》那样比兴寄托的特点，使人能通过婉转幽微的言词去领略其中深义；后一句则是直接表达了对张惠言所提出的词应比兴寄托一观点的赞同，他解释说，像张惠言所提倡的用比兴的语言技巧来表达如同《离骚》那样雅正深挚的感情正是词应具备的，所以他才对张惠言作出了“别开境界”的正面评价。

不仅如此，在《词轨·卷六题识》中，杨希闵所引用宋翔凤对姜夔的一段评价，更是明确地表达出了他对比兴寄托一说的深刻认同：

近人宋翔凤于庭至谓：词家有石帚犹诗家之有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欲切则词欲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能有白石道人也云云。赏叹可谓致至。要之白石词南宋无出其右者，玉田、梦窗诸君，皆附庸也。

不难看出，虽然同为对白石词的赞赏与推重，然而杨希闵与浙西词派诸家的立足点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朱彝尊等浙西词人所标举的那些清空、淳雅等字眼在这段话中并无提及，相反的，比兴寄托被定义成为了姜夔词作的最为过人之处。在这段引言中，姜夔被比作了“词中杜甫”，用比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的思想情操，也成为了他词作中最难能可贵的特点。不仅如此，如《齐天乐》《扬州慢》《暗香》《疏影》等姜词名篇在引言中还进一步被解释成为具有某种特殊寄托含义在内的作品，深切的人文关怀与忧患意识取代了野云孤飞般的虚无缥缈，一时间，以婉转幽微的语言来表述难以言明的黍离之悲成了姜词在这一时期的新定位。杨希闵会在《词轨》中引用这样一段言论并表示深切赞同，其原因不得不说是受到了张惠言“比兴寄托”说的影响。毕竟，在此前几百年的时间里，姜夔的词作只是在审美情趣高妙的方面被诸多词人大加赞赏，至于像忧国忧民这样关系到社会现实方面的进步意义，几乎从未有人提及过。杨希闵在此引用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张惠言所提出“比兴寄托”说的一种响应，是对张所提出的词应反映现实生活观点的一种响应，而在浙西词派最为推重的词人——姜夔的词作中挖掘比兴寄托的影子，无疑使得这种响应更加有效。此外，这段引言的作者宋翔凤正是张惠言的学生，从杨希闵对他的赞赏之中也不难看出他对张惠言这一学派的肯定态度了。

总体而言，无论是杨希闵对“意内而言外谓之词”的认同与强调，还是对“比兴寄托”说的肯定与运用，其原因在相当程度上都可以看作是受到了张惠言词学观点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尽管杨希闵并不是常州词派的成员，但是在经历了声势浩大的词学理论变革之后，他还是难免被常州词派的理论观点所浸染，这也是大趋势使然。

三、词派之外的独立与兼容

经过上文的种种例证与分析之后，杨希闵反浙西而举常州的基本词学立场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了。然而，杨希闵毕竟独立于常州词派之外，他的某些观点与张惠言、周济等常州词派代表人物的看法还是有不尽相同之处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则是表现在推举不同词人“为宗”的这一问题上。

词人论词，往往乐于提出某一个或某几个词人作为范本，并以此来举例说明自己的词学观点与倾向，例如浙西词派所推姜、张，阳羡派所推辛弃疾等皆同此理。至常州词派也是如此，张惠言极力推重温庭筠，并以金荃词为意内言外、深含寄托的典范；周济更是著《宋四家词选》以立周邦彦、辛弃疾、王沂孙、吴文英四家为宗，力图标榜正宗的学词典范。杨希闵也不例外，在《词轨》序言中，他也罗列出了这样几宗：

吾谓词学当从汉魏六朝乐府入，而以温、韦、二晏、秦、贺为正宗，欧、苏、黄为大家，屯田诸子为附庸，则途辙不谬矣。欧、苏、黄似为词之一变，此如近体原于六朝，唐初皆沿之。李杜数公出，摧破壁垒，旌帜改观，变而得正。后世为近体者，转不能舍李杜数公，专尚六朝矣。欧、苏、黄于词亦然，跌宕潇洒，轩豁雄奇，一洗绮罗之旧，此正变而正得正者，奈何断断奉花间为职志乎？吾今以金荃为一宗，晚唐五季为一宗，二晏为一宗，欧、苏、黄为一宗，秦、贺为一宗，石帚一宗，稼轩一宗。同时名家以次附列，嗣后作者，准是而为衡焉。寸珠片玉不可遗者，别为补录缀后。

《词轨》作为杨希闵所编的词选范本，其旨自在规正词坛风气，而所选谓为“正宗”的词人，自然代表着编者的创作理想。不同于张惠言的独尚金荃，也不同于周济的力主四家，杨希闵共举出七宗作为范本，而且除了温庭筠、姜夔、辛弃疾这三宗之外，其他各宗的成员数量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这样一来，杨希闵的范本论在广度上就大大地超越了张惠言与周济等常州派词家，尤其是他推举欧、苏、黄三人为一宗以及推举浙西词派范本人物姜夔为一宗的观点，更是常州词派诸家鲜有提及的。进一步而言，这种广度超前的范本论恰好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杨希闵词学风格论上兼容并蓄的特点。

首先是杨希闵对欧、苏、黄三人的推崇，这一观点显然与常州词派的代表观点有异，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明确提出“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应为词的典型风格特色，那么在常州词派统领词坛的时期，如欧、苏、黄三人这样多有清旷任性之言的词人自然就会受到冷落了。然而杨希闵的观点却不是这样的，他认为凡是具备本于性情，兼具才学这样特点的词作一概都是佳作，并不因婉约或豪放的差异而分别视之。因此，杨希闵对于欧、苏、黄三人没有受到当世词家重视的现象表示颇为遗憾，并以“六一、坡、谷一途，游履尚多未历，世有豪杰，必不惮问津也”的句子作为引起关注的一种呼吁。自常州词派兴起以来，关于南北宋之争的声音逐渐平息下去了，一种兼收并蓄的词学观正悄然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词学的单一化与极端化发展，无疑是一种进步现象。然而就风格论的问题上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严格要求词的意内言外与比兴寄托两大标准所导致的。杨希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对常州词派的词学观点持认同的态度，但独立于外的身份毕竟给了他更开阔的思考空间，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被“低徊要眇”这四个字局限住，才会将欧、苏、黄这样具有典型豪放词风的词人收入《词轨》并列一宗，这对多元化词学观的形成无疑是具有推动作用的。

其次，杨希闵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论还体现在把姜夔列为一宗上。由于常州词派自兴起以来便旨在纠正浙西词派之流弊，可想而知，姜夔作为浙西词派所标举的人物自然难以受到常州诸家的青睐。然而杨希闵却将他独立列为一宗，这无疑是对姜夔词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这一观点上他也是与常州词派成员大不相同的。另外，杨希闵对白石词的赞赏并不只是如上文所述那样站在比兴寄托的立场之上，他还引用前人评论，对白石词的清空骚雅之风表示肯定，而在这些评论中，他甚至还引用了朱彝尊的观点：

乐府指迷云：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慢、淡黄柳等曲，不惟清虚，且又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远。又云：暗香、疏影二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立新意，真为绝唱。

由此观之，尽管杨希闵认同从家国之痛的思想层面去分析姜夔的词作，但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姜词在审美意趣上所独具的清空淳雅之味，这一点与常州词派诸论者的观点是相去甚远的。这种对多种风格的审美包容性可谓十分难得。对于浙西词派的态度，杨希闵并不像另外一些更为尖锐的抨击者那样壁垒分明，如谢章铤就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③中将偏爱学姜、史的词人以“蔽”称之，并尝以“”讥讽浙派咏物词，明显与杨希闵宽容公允的批评观不同。

四、结语

自嘉庆至道光间，正是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的交替之际，此际开始，许多词人论词就已经不再如先前那样壁垒分明，偏好明显，而是逐渐显现出更客观、更成熟的倾向。如浙西词派后期代表人物吴锡麒，他在《董琴南楚香山馆词钞序》中就提出了自己对词风多样性观点的肯定：

词之派有二：一则幽微要眇之音，宛转缠绵之致，戛虚响于弦外，标隽旨于味先，姜史其渊源也。本朝竹继之，至吾杭樊榭而其道盛。一则慷慨激昂之气，纵横跌宕之才，抗秋风以奏怀，代古人而贡愤，苏、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桐而其格尊。然而过涉冥搜，则缥缈而无附；全矜豪上，则流荡而忘归……一陶并铸，双峡分流，情貌无遗，正变斯备。

可见，除了浙西词派向来推尊的姜、张一派之外，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词风也是为吴锡麒所肯定的，他认为这两种风格完全可以并存，并且对一味追求清空缥缈而全无依附的作词方法也提出了批评，这和之前的浙西词家是大不相同的。再如浙西殿军郭在《灵芬馆词话》中也说道：

词之为体，大略有四：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施朱敷粉，学步习容，如宫女题红，含情幽艳，秦、周、贺、晁诸人是也。柳七则靡曼近俗矣。姜、张诸子，一洗华靡，独标清绮，如瘦石孤花，清笙幽磬，入其境者，疑有仙灵，闻其声者，人人自远。梦窗、竹屋，或扬或沿，皆有新隽，词之能事备矣。至东坡以横绝一代之才，凌厉一世之气，间作倚声，意若不屑，雄词高唱，别为一宗。辛、刘则粗豪太甚矣。其余幺弦孤韵，时亦可喜。溯其流派，不出四者。

总而言之，杨希闵的《词轨》是清代一部非常具有理论价值的词选，从这本著作中，研究者既可以发现当时统领词坛的常州词派影响之深，又可以看到如杨希闵这样游离于系统之外的独立词学家所特有的词学观点。不可否认，清代的词学理论之所以高度发展，除了大的流派与成系统的批量著作的影响之外，像杨希闵《词轨》一编所载的这样相对分散的词学理论著作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因此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与关注。

①刘昌岳：《新城县志》，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清同治九年刊本影印），第1069页。

②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③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485页。

[1]唐圭璋编.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吴梅.词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严迪昌.清词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4]孙克强.清代词学批评史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张宏生.清词探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朱惠国.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作者：李倩，南开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清词文献与理论研究。

编辑：郭子君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