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娜［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70］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评析

⊙刘 娜［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呼和浩特 010070］

《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人刘义庆编撰的一部记录魏晋时期名士轶事及其风度的故事集，描写对象以男性为主。其中《贤媛》篇从貌、识、才、情、德等方面对当时的女性进行了描绘，别有意趣。本文依据史籍记载与诗文流存，力求详细地勾勒出《世说新语》中所涉及的女性的精神风貌与心理特点。

《世说新语》 女性形象 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包括“德行”“言语”“政事”等多个门类，涉及范围极广，是反映魏晋生活的一面镜子。该书为女性单列了《贤媛》一门，较为详细地描写了二十五位女性。我们可从貌、识、才、情、德几方面由浅入深，更加全面地分析《世说新语》中所展现的魏晋女性形象。

一、以“貌”引人

从古至今，女子之美为人所称颂。汉代李延年一首《佳人曲》成为千古之声。《世说新语》中的女子之美糅合了传统儒道两家所强调的精神气质内容，即内在的人格气质与独立的自由精神。本书对于女性外貌美的直接描绘较少，这一方面表明作者在选材时深受《列女传》的影响，注重传统儒家所强调的女性之“德”；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社会名士风流的“玄心、洞见、妙赏、神情”，影响到了刘义庆辑录女性题材的标准，即注重女性“才”之美。

中国传统对于女性外貌美的心理定势还是很强的。如《贤媛》第二则：“王明君姿容甚丽，志不苟求，工遂毁为其状。后匈奴来和，求美女于汉帝，帝以明君充行。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作者寥寥一语“姿容甚丽”，外加一个“惜”字，就活脱脱地表现出了王昭君的倾城之貌，令汉元帝大为后悔。当然其自愿和亲、出使塞外的高风亮节也为人景仰。《贤媛》第二十一则描述李势妹之美：“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不为动容。”桓温平蜀，以李势妹（一说为李势女）为妾。该女子美貌非凡，桓温很是宠爱。桓温之妻南康公主出于嫉妒便带领侍女欲杀之，不想却被李氏惊为天人的美震撼住了，产生了“我见犹怜”之心，就不忍杀害她了。当然李氏的转危为安还依靠她淡然处之的态度与真挚的言语，这是后续了。因对于美的欣赏而放下屠刀，可想而知这份美丽足够精彩绝伦。如果说男性欣赏女性的容颜，尚属于异性相吸的范畴，那么女性为同性的容貌所打动，则是女性唯美意识的苏醒，也是女性生命的觉醒。这里的侧面烘托所产生的“美”的效果，比直笔“发委藉地，肤色玉曜”来得更为深刻、更为震撼。

二、以“识”鉴人

《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很多胆识过人，识人精准。女性卓越的识人之才，很大程度上受魏晋时期流行的人物品藻和名流月旦的影响。如《贤媛》第七、八则收录了许允的妻子阮氏超人的识鉴之才。《贤媛》第六则写许允之妻虽貌丑而心灵，知书达理，识人鉴事丝毫不逊于许允。《魏氏春秋》结尾曰：“虽会之识鉴，而输贤妇之智也。果庆及后嗣，追封子孙而已。”史书对许允之妻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也足见她的才识受到大家的认可，至于容貌恐也无人在意了。

山涛之妻也颇负盛名。《贤媛》第十一则记载山涛留宿嵇康、阮籍二人，山涛之妻“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便“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等到山涛询问妻子对二人的评价之时，妻子答道：“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深夜凿穿墙壁窥伺男子，这在古时已有悖常理，况且在观察完阮籍、嵇康二人之后，她还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夫君的不足，认为山涛应和二人学习才情。此妇识人之才可见一斑。刘孝标注里引入王隐的《晋书》曰：“韩式有才识，涛未入仕时，戏之曰：‘忍寒，我当作三公，不知卿堪为夫人不耳？’”如此性格豪放热情而又内心细腻察人的女子，怎能不教人喜欢佩服呢？

三、以“才”服人

《世说新语》中也有一些描述女子“才”之美的篇章。重视才之美，尤其是女子的才之美，应该起始于魏晋时期。男性沉迷于玄言、品藻之中，女性自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女子之才，可从文采、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体现出来。

从文采方面来看，纵观全书，最为浓墨重彩的才女当属左将军王凝之妻谢道韫。她的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将迷离轻灵的雪花形态淋漓地表现了出来，又有以雪喻春的气息，堪称咏雪一绝。《贤媛》第三十则记载济尼评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足可见其享有盛名。她虽腹有诗书，但却不免成为政治联姻的工具，“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贤媛》第二十六则）可见女子在当时纵使是受到良好教育，地位也还是较低，难以摆脱被操控的婚姻。

魏晋女性的言谈之才在诸多方面有所体现。新婚之夜，许允之妻阮氏因奇丑而夫君避之，不想阮氏发问“士有百行，君有几？”（《贤媛》第六则）夫答“皆备”。阮氏便以犀利之辞回之：“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谓皆备？”直教许允面有惭色，之后夫妻相敬如宾。人不可貌相，阮氏的这一语不仅让许允知错，也更让她的言才受人钦佩。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王公渊，新婚之夜，“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贤媛》第九则）一语既言辞犀利，又不失机智风趣，可谓小女儿家的爽快之言。桓冲不好穿新衣，夫人传语“衣不经新，何由而故？”（《贤媛》第二十四则）寥寥几字，说理透彻，不可不谓妙哉。

在行为举止方面堪负“才”名的不可不推许允之妻阮氏。许允被晋景王杀害，妻子闻之，“神色不变，曰：‘蚤知尔耳！’”这样豁达的态度和识见在当时不可不说罕见。后景王为免除后患，派钟会来试探许允的两个儿子。“儿以咨母，母曰：‘汝等虽佳，才具不多，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儿从之，会反以状对，卒免。”（《贤媛》第八则）阮氏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聪慧之举应对了狼子野心的司马氏，既保全了许家的后嗣，也让她的明智广受后人称颂。

四、以“情”动人

魏晋之际，人们纷纷追求个性和心灵的解放，对于“情”的追求和表达更为热烈和自由。《惑溺》第六则记述王戎之妻与夫君以“卿”相称，“亲卿是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这种毫不掩饰对夫君热烈喜爱的表达，难能可贵。《惑溺》第二则记述了荀粲“与妇至笃”的事例。“冬月妇热病，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荀粲虽曾说过“妇人德之不足，当以色为主”。但是他最后感念亡妻，甚至随妻而去，不得不让人感慨夫妻间的恩爱，或许之前所语只是年少轻狂，妻亡之后的“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才更加让人珍惜。荀粲与妻伉俪情深，实在是魏晋以情动人的典范。

书中还有许多女性大胆追求爱情的事例，正如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所云“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惑溺》记载了“美姿容”的韩寿和贾充之女私通、最后二人终成眷属的动人爱情故事。“寿矫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韩寿与贾女大胆追求爱情，这在当时世风初开的环境下不可不谓骇人听闻。

五、以“德”教人

《周礼》将妇德位列首位，足见德之重要。余嘉锡先生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①《世说新语》所记女性美德方面，当首推陶侃之母。《贤媛》第十九则写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剪发卖钱、斫柱烧火来招待众人，以盛情打动了所有人，其子最终赢得了范奎的举荐，仕途也从此开阔。刘孝标注：“王隐《晋书》曰：侃母既截发供客，闻者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母的良苦用心不可不谓德之榜样。等到陶侃为官“以坩饷母”时，母亲反而责怪，“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贤媛》第二十则）。侃母严谨的家教成就了陶侃的清廉，更以这种一丝不苟、公私分明的精神受到了后人的称颂，位列四大贤母之一。②

曹丕的母亲卞太后也可谓母亲之典范。曹丕为继承父业，对亲兄弟赶尽杀绝。卞太后早已看出曹丕的阴谋，曰：“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母亲苦苦相求，既是为保全曹植的性命，也有对曹丕名声的考虑。不过最后好在曹植一首《七步诗》化险为夷，也不枉卞太后的一番苦心。《贤媛》第四则记载，曹丕将曹操生前所用的宫人全部纳为己用，卞太后得知，大加斥责，“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及至曹丕的葬礼，卞太后都没有前去哭吊。由此可见，卞太后是一个是非分明、道德观念极强的母亲。刘孝标注“卞太后性约简，不尚华丽，有母仪德行”。《三国志·魏书》本传亦谓“诸子无母者，太祖皆令后养之”，并赞其“怒不变容，喜不失节，故是最为难”。这样一个品德高尚、大义凛然、母仪天下的太后，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世说新语》在文学方面的价值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开启之功。虽然它还不是很成熟的小说，但也可称是笔记小说、记人记事小品文的经典之作。此外，《世说新语》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其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大不同前。书中的女性摆脱以前三从四德的形象，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参与到生活当中，热烈地追求美，追求文学艺术，展现出一种活泼开朗、灵动不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女性形象，这对后世女性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① 余嘉锡撰，周祖谟、余淑宜整理：《世说新语笺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63页。

② 刘孝标注，朱碧莲：《世说新语详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

作 者：刘 娜，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本科生。

编 辑：郭子君 E-mail:guozijun082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