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洁

临沂环保“急埋单”的问题，源于长期以来企业拖延违法“账单”。企业之所以如此，根子在于政府长期拖欠严格执法的“账单”。而后者之所以如此，根子又在“政府环保违法成本低”，怠于履责不受追究。

一场“环保风暴”后，临沂治污的“高昂成本”成为热点。虽然大家都明白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改善环境总得付出代价的道理，但当事涉看得见、摸得着的“重大损失”与“社会问题”时，难免让人心存疑虑。但从现有资料来看，临沂政府的“强力措施”其实是执行环保法的正常执法行为，不过是将积压多年的“执法欠账”一次性还清而显得声势浩大；有关企业其实是在履行法定的环保义务，只不过对突然要一次还清多年的“违法欠账”感到很不适应。所以，应当追问的问题，其实并不在政府与企业该不该为环保埋单，也不在这账单是否过重，而在于依法应然的“正常埋单”何以搞成了执法突然的“急埋单”？谁之过？应当如何根治？

环境保护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应当负责改善环境质量，这话已在我国1989年版老环保法与有关法律中白纸黑字地规定了二十五年之久。新环保法再次强调的同时，又进一步规定政府应当完善环保基础设施、关停污染企业、及时查处违法排污。然而法律这么规定着，又有多少认真执行过呢？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仅仅对保持（而非改善）环境质量负责，甚至仅对不发生污染事件、不排名末位负责。客观上讲，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政府工作千头万绪，政府履行环保责任的积极性更可能打折扣。临沂市政府这次可谓动了真格，以猛药治污染之顽疾，一扫政府怠于履行环保责任的风气。临沂“环保风暴”虽属运动式执法，问题多多，但急吼吼纠正总比长期不纠正要好，一次性还账总比拖延埋单强。我们应当为临沂政府顶着压力积极履责的精神叫好。

有人将临沂“环保风暴”解读为实施新环保法的典型，此言虽有理，但称其为“逼出来的环保典型”似乎更加确切。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出台之前，我国环保制度并非不严，而是虽严但普遍不执行。实际上，我国环保法早就明确规定了环评、环保“三同时”、限期治理等三个堪称“全球最严”的制度，即：未经环评许可的建设项目不得上马，未经环保“三同时”验收的建设项目不得投产，超标排污经限期治理不达标的企业必须关停。此次临沂事件涉及的相关企业，很多既从未环评，也从未通过“三同时”验收，且2014年即被责令限期治理但直到今年2月依然没完成任务，依照老法本应关停，为何非要等到今天再来适用新环保法规定的“停产整治”？事实上，临沂事件显然与先前央视焦点访谈曝光、环保部华东督查中心约谈、临沂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等因素密切关联，临沂政府一次性还清“执法欠账”的主要动力来自外部而非自己。“临沂样本”显然主要是外部压力的产物，并不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意义。

至于涉及的企业则纷纷大吐苦水，甚至有将自己打扮成政府追责太急之受害者、暗示政府粗暴执法侵犯其合法权益之势。其实企业大概也心知肚明自己曾经的“原罪”：且不谈“生态绿色”与“清洁生产”之类的高大上，达标排污不过是法律明文规定、企业必须履行的底线和最起码责任；那一锅“来不及出炉”的玻璃水和所谓的千万级别的损失，原本就是长期违法的产能与所得。既然最起码的底线责任都可以长期不履行，何以奢谈冤屈！

就我的观察，环保违法企业受罚后，最流行的话是“政府应当给予整改期限”、“不能一棍子打死”。这话似乎有理，实则问题多多。环保法规定了二十多年，新法颁布了一年多，假如执法不严，某些企业心中的“整改期限”其实就是拖延与等待的“遥遥无期”。临沂事件中某些企业面临的窘境，不过就是“习惯了好日子过不惯苦日子”的结果。在长期的环保执法宽松环境下，不少企业养成了怠于履行环保责任的惯性思维。某些银行敢于给环保违法企业授信，也是源于“环保根本就不是个问题”的判断。由此看来，政府长期不严格执法地宠着企业，实则是害了前者。

归根到底，临沂环保“埋单”时间太急的问题，源于长期以来企业拖延违法“账单”。企业之所以如此，根子在于政府长期拖欠严格执法的“账单”。而后者之所以如此，根子又在“政府环保违法成本低”，怠于履责不受追究。由此，建议“临沂环保风暴”的下一步不仅是妥善解决有关社会问题，更要对有关地方政府与有关监管部门严格追责，把新环保法第六十八条关于“包庇环境违法行为”的处分规定落到实处，进而探索出一条根治政府与企业“环保违法成本低”这一顽疾的新道路。否则，“临沂样本”将不过仅仅是临沂一地之事，新环保法的实施效果将可能再与老法命运相同，中国环境问题的“长效治理体制机制”将会流于空谈。最近中央深改组出台的生态文明建设“党政同责”、领导干部损害生态环境终身追责与环保督查制度，正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作者为武汉市环保局政策法规处处长，标题为编辑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