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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孜克里克千佛洞31号窟壁画概述(上)

2015-07-06张统亮钟超安尼瓦·买买提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5年6期
关键词:洞窟背光佛像

张统亮++钟超++安尼瓦·买买提

【摘要】柏孜克里克31号洞窟壁画内容极为丰富,虽然经过宗教的冲突、外国探险家的切割、“文革”的破坏,但是从剩余的壁画内容仍然可以窥见诸多历史信息。文章通过对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第31窟顶部、南侧正壁、东侧墙壁、西侧墙壁、中部佛坛壁画内容的描述,并且结合洞窟现状和绘画技法,分析其历史时代,进而探讨其艺术来源。最后提出了一些关于佛像方面尚未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吐鲁番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壁画 佛像 31号窟 回鹘 背光 装饰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位于吐鲁番市以东40公里的火焰山峡谷中,峡谷名为木头沟。“柏孜克里克”维吾尔语意为“装饰、装潢”。历史上曾经有隋唐至元代等多个朝代在此开凿洞窟,很多洞窟的造型、色彩由于社会历史的条件不同而不同。而且由于吐鲁番地区的地理位置、人文环境、宗教信仰非常复杂,使这里的洞窟壁画具有浓重的本土特征。吐鲁番早期的吐峪沟佛教洞窟开凿年代为北凉时期,与敦煌地区几乎相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开凿年代略晚,始建于公元555年,古称崇福寺,为高昌国与突厥交好的纪念窟[1]。后改为宁戎寺,宁戎寺在麴氏高昌国时代才开始建造,经历700多年于元末被彻底废弃。英国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对壁画进行了叙述,并且将31号窟壁画切割运走。德国格伦威德尔的《新疆古佛寺》,对洞窟壁画进行叙述和临摹,并且认为回鹘高昌时期的洞窟壁画来源于藏传佛教,并且留下很多珍贵资料。中国学者也对此进行研究,如《新疆石窟·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阎文儒的《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李树辉的《乌古斯和回鹘研究》等。

一、洞窟现状

31号窟为券顶式中心柱窟,建筑保留了以往的拱形或者券顶形。洞窟外侧有塌陷,东侧两幅壁画已经因为塌陷而消失。门壁两侧应有壁画,但均已被破坏。洞窟正壁下方的台座上原有塑绘结合的佛涅槃像,现塑像已毁,仅剩台座。台座上方有两个拱形小龛,疑改建前为佛像供养龛。上方彩绘涅槃经变,中部破损严重,画面涂满黄泥。

从洞窟内显露的墙壁残毁处来看,洞窟的建筑方式应该为:早期的洞窟是在山崖开凿洞窟(或是前人开凿),由于山体凸凹不平绘画困难,所以需要用土块砌一层内壁以覆盖山体的墙壁,形制为呈拱形的长方形纵券顶式,拱形均匀受力使整个内壁更加坚固。然后在土坯上涂一层由麦草、黏土等混合成的泥层土坯做地仗层,使墙壁更加平整而且坚固。再涂一层白色石灰,增白墙面。洞窟的壁画应绘制于回鹘高昌国时期,白色石膏墙上最外层用涂料涂满使其具有熟宣效果,随后进行绘画。所以整个墙壁制作方式复杂,而且非常坚固平滑。

洞内曾有一中心柱台塔。根据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的记载,在壁画右起第五个和第六个之间的中心位置上有一个圆顶形的塔[2],现已无存,洞窟内壁画被涂满黄泥。窟内壁画绘制非常华丽,体现了回鹘高昌国时期社会经济的兴盛。回鹘人在前人开凿洞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佛教洞窟,在建筑形制上进行了改变,即在原有的洞窟基础上重新修葺,或者在洞窟外侧加盖大型建筑,该洞窟早期应为唐西州时期。贾应逸先生也认为31号窟就是改建的洞窟,洞窟内壁画也是经过重新绘制的:柏孜克里克现存洞窟的布局是回鹘人对该窟群的改建和扩建,是经过精心选择和设计的。……接着又改建了第16、17和第31至39号窟,……。因此,洞窟排列整齐,主从相错,可以说是柏孜克里克石窟的又一个特点。

“他们改建和扩建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起初是将原来的礼拜窟扩建,……接着,又把僧侣居室改为礼拜窟。他们在原来开凿的洞窟内,重砌券顶,垒窟室,有的洞窟原来是僧房,先改建为摩尼寺,后来又堵砌,改建为佛寺,而且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但是后期洞窟规模逐渐缩小。总之,这里现存的洞窟,除少数几个是一次修建和少部分洞窟看不出改建的痕迹外,大多数洞窟是经过改建与扩建后的遗存。”[3]可见洞窟并不是同一时期开凿的。早期的洞窟为麴氏高昌时期,当时的麴氏高昌国国力昌盛,最先开凿洞窟。到了后期的回鹘高昌国时,对以前的洞窟进行扩建,在外层增加洞窟寺庙。回鹘高昌国后期国力衰败,已经无力开凿新的洞窟,所以只能在原有的洞窟中改造和重绘。

二、壁画内容

1.顶部

31号窟顶部绘有千佛图,均为千佛一面。每个千佛由背光、头部、身子、腿部、底座五部分组成,绘画方式相似,但是略有不同。顶部千佛通常为过去庄严劫千佛、现在贤劫千佛、未来星宿劫千佛。这三世千佛每个佛都有各自的名号,现在贤劫千佛与释迦摩尼有关。洞窟的东西壁内容多为佛本行集经(或称为誓愿画),正壁为涅槃经变,所以洞窟顶部千佛为现在贤劫千佛。释迦牟尼佛被安排在现在劫的第四佛,所以贤劫千佛最为著名,在佛教壁画中经常绘制的也是贤劫千佛。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早期的洞窟壁画顶部通常为覆斗顶,或者是平棋顶,中期主要是绘画飞天、星象图等,后期逐渐变为千佛图。这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决定的,所以判断31窟为中晚期的壁画遗存。

2.南侧正壁

31号窟的正壁和33号窟的正壁画面内容完全一样,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分应该为靠墙壁的长方形台座,原为塑绘结合的释迦摩尼涅槃像,后塑背光,现已完全损毁。台座上方有两个拱形的小龛。上半部分绘有涅槃经变,但画面已经涂满泥浆或者破坏,图画中的内容可以从33窟壁画中得到答案。左侧六个人物每个人头部有一头光应为天部,左边的两个为大梵天和帝释天,右边四个为多罗吒、毗留博叉天、毗琉璃、毗沙门,光圈象征修行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右侧为十六国王子举哀图,人物造型各异,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从人物特征来看,最中心有一个汉族官员形象,但是整个窟内均以胡人造型出现,此处为唯一的汉人形象,原因有待考证。向上为桫椤树,位于人物和天部上方,树上为男药叉女药叉,这源自于古印度对于神树和鬼的信仰,药叉象征着丰饶和生命力,两棵树中间为一排蓝色红色的火光,最顶端为舍利塔(见图1)。

3.西侧墙壁

西侧墙壁为并排七个大型屏风式佛本行经变图,和靠近南侧一部分露出的墙体(靠近南侧的壁画已经被切割走,原画应该为迦叶众弟子举哀图,仅残存两双腿部)。壁画上大多被涂上泥浆。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中,并排屏风式的构图在很多洞窟都能够看到,并大量地、重复出现。

右起第一幅本行经变图壁画内容为:中间一立佛像,面向洞窟内侧,身上有红色僧袍,璎珞不清。一手抬至胸前,一手自然下垂。右侧上部有一个庭院式建筑,已经涂满黄泥,漫漶不清。中部供养菩萨,已破损不清。下方格伦威德尔说应有一个手执花朵的童女[4]。左上部一白色圆形内容应为燃灯佛授记,圆内应有一童子跪地散发的情景。向下为一听法菩萨,左下部为一供养人(或菩萨),面向中间立佛,双手指向身后,呈现供养、贡献状态。头光纹样非常复杂,各种纹饰呈正圆圈形围绕头部。从内到外依次为:弧线纹样(以下称为弧线),云头纹样,白色分割线(白色中有一深色线,以下称为线白),绿,红低色绘有绿花纹(以下为红绿花),白,蓝,线白,火焰宝珠。背光为:弧线纹,云头,白,红绿花,绿,线白,火焰宝珠,线白。身光为:弧线,云头,白,红绿花,绿,线白,火焰宝珠纹,线白。此图头光和背光绘画方式大体相似,但不一致(见图2)。

右起第二幅本行经变图内容为:中间为穿红僧袍的立佛像,面向洞窟内侧,左手在胸前向下弯曲,右手下垂,像是抚摸左下方菩萨头部。立佛右侧被泥浆覆盖。立佛左侧上部为一个黑窗房屋,房屋下方有两个听法菩萨,向下为一个手持华盖的菩萨,最下部为一个穿铠甲的菩萨。立佛右侧上部有一黑一白两个比丘(见图3),下方不清晰,或为《佛本行集经》中上托兜率品。头光由内至外分为:折线纹,线白,绿,黑,白,线白,水滴纹(树叶纹),线白。背光为:弧形纹,盾纹,线白,绿,黑色带绿草,白,蓝,线白,水滴,线白。

右起第三幅内容为:左朝向立佛,红色僧袍,右手抬至胸前,左手下垂。头光由内至外依次为:弯曲纹,红,白,绿,白底红卷草纹,红,蓝,白,火云纹,线白。背光依次为:弯曲纹,红,绿,白底红卷草纹,红,绿,白,火云纹,线白。立佛右侧为一个建筑,依次向下为一比丘,最下面一个端着盘子的供养菩萨,菩萨头旁有一回鹘文题记(见图4),盘中似盛食品。左侧上部有一白色圆形,内容不清,依次向下为四尊听法菩萨。

右起第四幅内容为:红衣立佛像面向左,手姿势不清。头光由内向外为:波浪纹,云头纹,绿,红,白,红底绿花,绿,线白,火焰宝珠纹,线白。背光为:波浪纹,云头纹,线白,蓝,白,红绿花,绿,线白,火焰宝珠纹,线白。左上方为两层建筑;向下依次为半裸听法菩萨、身穿铠甲头戴龙头帽左手持拂尘的天神像(或为金刚)(见图5);下方为跪在地上的供养人像,面朝佛像,双手指向背后,呈现供养状态。右侧最上部分的图像不清,由上至下为供养菩萨顶礼像、供养菩萨;右下方有两个菩萨持食品供养。

右起第五幅内容为:中间为面向壁画右侧的立佛像,其面部表情丰富,嘴微笑并且张开可见一排牙齿(见图6)。左手抬起,右手自然下垂。左上方一比丘,中间泥土较多漫漶不清,下方一菩萨顶礼像。佛像右上方不清晰,向下为一菩萨,再下为红衣比丘为下方的铠甲武士(或国王)剃度,或《佛本行集经》为剃发染衣品(见图7)。头光由内至外为:波浪纹,云头纹,黑,红,白,绿,红,白,蓝,线白,折线,线白。背光为:波浪纹,云头纹,红,绿,红,白,蓝,线白,折线,线白。

右起第六幅内容为:中间为头向右侧的佛像,左上方为比丘,左下方为跪地比丘像。跪地比丘应持有物品(物品处壁画已损,格伦威德尔记录为冒烟的灯)[5],他头像旁边有一团烟雾。右侧上部已被泥土覆盖,中部为一菩萨,下方不清,应为一身披铠甲的人。壁画似难陀出家因缘品。佛像头光为:大型折线纹,线白,蓝,白,黑,红底卷草绿纹,绿,红,云纹,线白。背光为:大型折线纹,线白,蓝,白,黑,红底卷草绿纹,绿,红,云纹,线白。

右起第七幅由陆鸿年教授清洗过,所以较清晰(见图8)。内容为:佛像左手抬起,右手下垂持璎珞。佛像左上一比丘,左下方为一比丘(格伦威德尔记录的是左侧比丘均已毁坏)[6]。右上方一庭院式两层建筑,向下为两比丘面相对,向下为听法菩萨,菩萨上身裸露仅有一绶带,持说法印。右下方为一菩萨手持火焰宝珠,格伦威德尔称其为国王供奉如意宝。头光为:波形纹,云头纹,线白,蓝,白底红色卷草纹,绿,线白,火焰宝珠纹,线白。背光为:绿底花纹,线白,白,蓝,白底红卷草纹,绿,线白,火焰宝珠纹,线白。靠近佛座的下部分有两个人物像,左侧的人物有天衣护腿等装饰,但是几乎无其他衣服,应为裸体婆罗门。右侧的一个身穿僧袍的僧人下半身,应为迦叶(见图9)。《大般涅槃经卷》记载:“尔时摩诃迦叶在铎叉那耆利国。遥闻如来在鸠尸那城。欲般涅槃。心大悲恋。与五百比丘缘路而来。去城不远。身患疲极在于路边。与诸比丘坐于树下。见一外道。手执曼陀罗华。迦叶问言。汝从何来。答言。我从鸠尸那城来。迦叶又问。汝知我师应正遍知不。其即答言。识。汝大师在鸠尸那城娑罗林中双树之间。已般涅槃。得今七日。即时正在宝冠支提。将欲阇维。天人充满。互竞供养故。我于彼得此天华。尔时迦叶闻此言已。悲号哽咽。诸比丘众闷绝躄地。”而壁画上的内容应该是叙述迦叶和众弟子与外道交谈后的悲痛心情。

4.东侧墙壁

靠近南侧墙壁的壁画在1905年被英国人斯坦因切割走,现在的墙壁上留下整齐的切割痕迹。从切走的壁画看,画面也已不完整,说明斯坦因切割壁画时壁画已经破损。壁画右侧为佛弟子奏乐图,经常被误认为婆罗门奏乐图。日本学者宫治昭曾提出此画是:由于释迦牟尼涅槃,婆罗门教弟子们手持各种乐器快乐的演奏,与西侧的弟子痛苦表情各相形成对比。但是陈国灿教授指出,佛教壁画不可能绘制与佛教相违背的壁画,所以不应为婆罗门奏乐,应为释迦摩尼涅槃而奏乐的队伍。 下方有一个白衣人盘腿而坐,为摩耶夫人。左侧为两幅本行经变图(见图10)。

东部墙壁现存的仅有三幅并列的本行经变图。

东壁右起第一幅本行经变图为:面向左侧的红衣立佛,右手向下,像是在抚摸左下方的菩萨头部,左手不清晰。右侧上部为一比丘,格伦威德尔说是散花童子;右侧下部为一菩萨持食品供养。左侧上部为一听法菩萨;第二个菩萨已损坏;第三个为听法菩萨,左手在上右手在下,左下方一听法菩萨身着华丽铠甲跪地顶礼。头光为:折线纹,线白,红色云纹,绿,红,线白,树叶纹,线白。背光为:折线纹,线白,白,红色云纹,绿,线白,树叶纹,线白。

东部右起第二幅本行经变图较为清晰(见图11),中间一个立佛像,左手小臂和右臂抬起。佛像右侧上方为两比丘(由于泥浆看不清,也可能为菩萨),中部为顶礼半裸菩萨,下部为一大胡子婆罗门跪在草庐之中(可能为竹林),或为本行经《布施竹园品》。值得注意的是比丘手中捧着一条虎皮供养。这与藏传佛教对于虎额崇拜有关,吐蕃崇拜猛虎,甚至以虎皮作为官衔[7],可见吐鲁番在公元8世纪受到吐蕃影响。佛像左上方为一供养菩萨,左下方为一站立比丘,绘画衣着和右侧的婆罗门相似,寓意经历艰苦修行最后成佛。奇怪的是,格伦威德尔没有将这幅壁画予以介绍。佛像头光为:弧线纹,云头纹,线白,绿,红色卷草纹,白,线白,火云纹,线白纹。背光为:弧线纹,云头纹,线白,绿,红色卷草纹,绿,线白,火云纹,线白。

东部右起第三幅为:中部一立佛面向右方,佛像面带微笑,露出一排牙齿,手势不清,仅剩右侧供养人。右上部为建筑,向下为手持金刚杵的铠甲天王像,向下一比丘顶礼,再向下为一比丘为右下方的一身着铠甲的武士剃度(见图12),与西壁右起第五幅相似。武士左腿着地,右腿盘曲坐在一个台座上。头光纹饰主要为:波形纹,线白,绿菱形叶纹,白,线白,火焰纹,线白。背光为:波形纹,线白,绿菱形叶纹,白,线白,火焰纹,线白。

5.中间佛坛

如今的洞窟已经残缺不全,中间的佛塔已毁,只留下在佛塔上留下的壁画存世,贾应逸老师对此做了详细介绍。[8]31号窟位于窟群区中段的南侧,是一座大型的纵券顶长方形窟,地面中央筑塔,后壁前凿出涅槃台。门壁高大的供养人像早已无存,勒柯克拿走了一身回鹘男性供养人像。据格伦威德尔说,原绘于佛塔正面、佛本行经变图的左侧。吐鲁番地区的佛教艺术与敦煌地区佛教有如此多相似性,也说明在吐鲁番地区的佛教不仅艺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中原内地的绘画方式,而且佛教的大部分理念和内容也是由内地传入的。

注释:

[1]李树辉,《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建年代及相关史事研究》,《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55页。

[2]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87。

[3][8]贾应逸:《柏孜克里克石窟初探》,《新疆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新疆人民出版社、上海美术出版社,1985年。

[4][5][6]格伦威德尔,《新疆古佛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487页,第488页。

[7]陆离,《大虫皮考兼论吐蕃南诏虎崇拜及其影响》,《敦煌研究》,2004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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