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画家的每一幅作品都有其特定的寓意或内涵，正如每一篇文章都有其中心思想，并不是画家随意无心而作，而作品的寓意或内涵有的表达得直截了当，而有的隐匿其中，需要用心去探索、分析，而对作品寓意的表达就构成了作品独特的内容与形式。

中国明代画家唐寅与尼德兰文艺复兴时期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对寓意的阐释与表达都有独到的见解与方式。他们二人都生活于16世纪，所属于不同的文化语境，而他们的人物作品大多是有寓意性的，在表现风格上也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一些相似性.本文通过对他们寓意性人物作品的比较，从而挖掘画家对自身及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以及中西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反映出来的审美方式的相似与差异。

关键词：寓意；人物画；题材；构图

任何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不是由某一特定因素决定的，它同时受社会环境、文化背景、藝术家个人修养等因素影响，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寓意性绘画题材主要来源于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宗教故事、民间轶事等，西方此类题材主要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故事。虽然二者在表现的内容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对社会及时代的批判、对人性的揭露和画家个人思想感情的表达上，却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明代画坛，寓意性题材描绘非常普遍，而唐寅对此类作品的表达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唐寅自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性格本来就比较孤傲豪放，后来又由于考场舞弊案牵连下狱，此事对他的生活态度影响颇大，以至于他回乡后，性情愈发狂逸。他三十岁进京赶考，与杜堇相识，杜堇比较擅长白描和工笔设色之法，唐寅受其影响，也有一些人物作品，画法、风格和他很相近。三十余岁学周臣，并远承南宋四家画法，也创作了一些比较潇洒飘逸的水墨人物。他的人物画不论是工笔还是写意，都能在师法诸家之益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在创作题材、作品寓意和形式语言等方面，都较前人有所突破。其人物画以历史人物画和仕女画为主，如《秋风纨扇图》、《玉蜀宫妓图》等，多为他感慨世情所作，表现出他愤世嫉俗的心态和强烈的出世思想。

如果说唐寅的艺术经验与主张主要来源于自己的亲身所历，那么老彼得·勃鲁盖尔的经验来源，更多的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与突破。勃鲁盖尔出生于尼德兰北部的一个小村庄，后在安特卫普学画。他于1551至1553年去意大利留学，回国后在老师库克的画室工作。1569年，年仅四十多岁的勃鲁盖尔在布鲁塞尔去世。人生中的最后五年时间也成为他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此时正值尼德兰革命酝酿和爆发时期，他的艺术创作日臻成熟，他以现实的人为中心，把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描绘融为一体。创作了《农民舞蹈》、《绞刑架下的舞蹈》、《雪中猎人》等一系列充满象征性、寓意性与革命斗争性的作品。

和唐寅一样，勃鲁盖尔与当时的文化精英交往密切，他们给勃鲁盖尔带来了丰富珍贵的精神食粮，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更是开扩了他的眼界，提升了他的思想高度。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个相同的人生，看到了一个自然人，也就看到了人类的全部内容，正如自然法则支配下规律运行的宇宙天体，人类日常生活中的悲欢哀愁、聚合离散，就像机械装置中预设的程序一样依次展开。与唐寅借历史来寓意不同，勃鲁盖尔通过寓言故事来表现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世间的丑态与黑暗，如《盲人的寓言》、《通天塔》等作品。

从文本内容转换到图像的过程，我们可以较清晰地发现中西绘画在寓意阐述上存在差异的内在原因。中国画倾向于借古讽今，寓意的传达较为微妙；而西方的寓意表达则是借助于哲学思辨，从而转化到艺术创作中去。

中国画追求“象由心生”、“境外之象”的心理寄托，而非写实的模仿，有时借助于诗词等映衬，更好地抒发作者情感和思绪。西方绘画更多的是通过写实自然来说明事物与其原理的关系，以通过视觉空间的探索来阐释其精神内涵。

唐寅《琵琶美人图》题诗有云：“梦断碧纱窗，窗外闻鹈鴃。清怨托琵琶，怨极终难说。”此诗暗用典故，写得含蓄委婉，丰富了画面内容与思想。鹈鴃又称为“冤禽”，多用于表现悲冤之情。托之于琵琶，无人倾诉、孤独惆怅之情溢于言表。由于诗情的渲染，使整个画面笼罩着浓郁的凄婉氛围，加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唐寅此画，由于借助诗情的表现，使画中人物的内心似乎可使人有所理解，但又似乎难以确定，画面的意蕴因此含蓄而深厚。

在这里，与唐寅在寓意表现上最大的不同在于，勃鲁盖尔尽管赋予画面寓意，但他笔下的人物似乎都刻意避免在人物面部出现微妙的心理痕迹。作品《画家与鉴赏家》被认为是其自嘲式的自画像。画家将身处窘境、穷困潦倒的自己与衣饰华丽的鉴赏者作对比，运用写实的单色素描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人物，而人物面部并无太多表情。画中鉴赏者在赞赏画家作品的同时用手摸着钱袋，暗示着急切想要得到一副佳作的贪婪的心理状态。

在画面内容的布局安排上，两人也都刻意地寻找自己独特的构图方式来传达寓意。如唐寅在《玉蜀宫妓图》中，他将四个宫妓分别列于中轴线两侧，形成对等态势，两组人物朝向不同，相互呼应；在形象刻画上，衣纹刻画入微、五官精致俊俏，仪态娴淑宁静，整体形态清雅脱俗，人物之间似乎在相互诉说衷肠，又似乎有所期盼，作品意蕴难以判定，给观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勃鲁盖尔的表达和唐寅一样忧郁惆怅，但他省略了唐寅的内向化和含蓄化，转向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他在《盲人的寓言》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场面：六个盲人搀扶着行走，沿着画面中对角线从左上方往右下方运动，他们只顾埋头走，却不知已身陷险境，领头那个人已经摔落深沟，后面那个也被拉扯着失去平衡，其他几个盲人也将面对同样的命运。画家使用的艺术语言非常贴切和深刻，一队极富个性和自以为是的盲人搭肩而行，背景是一派祥和的大自然，氛围美好和谐，可那几个盲人偏执地走着自己的路，只要一人倒下，后面的也将难逃厄运，但他们搞不清到底是谁的过错，只好相互埋怨。画中渗透着画家对尼德兰革命的失望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同时也对人类命运发出了警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决不能由没有远见、愚蠢的人来引领，否则必将陷入绝境。

总之，唐寅与勃鲁盖尔在寓意的表达与阐释上都有所新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体现在艺术形式的展现上，更是对作品深层次的内涵的一种表达。本文通过对两位画家作品的分析与比较，阐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两位画家作品的相似与差异，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我们或许已找到了两位画家相似的契合点，从而较为全面地了解同一时期中西两位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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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汤琳，男，河南济源人；单位：西北大学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画理论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