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发 甦

(1.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2.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昌 330038)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新进路：司马迁经典诠释学
——《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何 发 甦1，2

(1.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上海 200241；2.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文学院，南昌 330038)

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文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加以研究，其成果也蔚然可观，其研究显然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若对司马迁《史记》进行文学的新研究，得转换研究的视角，方有可能获得创新，正如已取得的成绩所遵循的路径一样。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思想是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方面，而其时文学的概念不同于今，什么才是司马迁的文学思想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的文学思想。若能在诠释学理论的观照下对司马迁《史记》再作研究，应该还能取得扎实且可观的成绩；跨学科的研究也显得尤为必要。

司马迁；《史记》；文学研究；学术回顾与前瞻；经典诠释学

《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文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加以研究，其成果也蔚然可观。现以见诸学术期刊之主要学术论文为据，对其略加综述以作出回顾与展望。

一、回顾：多角度的《史记》文学研究

(一)《史记》写作特色特征的研究

1.现实性、批判性、人民性特征的研究

殷孟伦对司马迁创作的现实主义作了探讨，指出《史记》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每个人物都有独具的特点，作品中常引用人民口头创作的谣谚来丰富文学语言。司马迁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表现最为具体、突出的，在于他毫无保留地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现实，人民和统治者之间的尖锐矛盾，并指出了推动社会现实、改进生活、向前发展的道路。[1]杨增华以为，《史记》的现突主义精种和人民性，作者的世界观的进步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史记》浓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丰富的人民性决定于司马迁进步的世界观，它代表当时一种比较先进的思想体系，即道家自然主义世界观及其所融入的某些儒家的思想因素，以及在这个思想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深邃的观察能力和认识能力。[2]

过常宝对司马迁的批判精神作了探源的研究，指出司马迁本人有意无意认识到他在撰史过程中拥有某种超出皇帝权威的东西，因而能理直气壮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当朝帝王和当时社会。作为一个史家，既属于当时社会现实，又属于一个遥远的巫史传统，正是后者，使得他能够得到某种既定习俗的庇护，使得他能大胆地关注现实，批判现实。史官的职位既然得自于某种职业传统，而不是某朝君王，那就应该对历史、传统负责，而不是对某个君王负责。正是有了这种信念，才能有司马迁无畏的批判精神。[3]林志杰对司马迁《史记》的人民性作了探讨，指出，司马迁一生的经历及不幸遭遇使他在客观地记述历史时，表现出了与封建正统思想相悖迕的进步的人民性：在用朴素唯物史观稽考社会历史时，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在效法“春秋笔法”臧否历史、褒贬人物时，对封建统治者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对广大人民给予了同情和歌颂；在搜集考信材料、运用语言文字以及确定纪传人物时，流露出了对劳动人民重视、信赖和褒扬的思想感情。尽管《史记》人民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却是《史记》菁华之所在[4]。

2.“爱奇”与“实录”特征的研究

王友怀以为，以实录为主、艺术传达为辅,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文学实践的特点之一。在《史记》中,艺术传达是寓于实录精神之中并受实录精神制约的。艺术传达有影响“文直事核”的原则,反过来又施影响于实录,使实录的内容更牢靠,更鲜明,更顺达,更有魅力,也就是说司马迁总是让艺术传达为实录服务的。只有这样的实录,才能变桔燥为有味,变板滞为活泼,变平面为立体。[5]刘振东以为，司马迁之“爱奇”,就是对于“奇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至于“旁搜异闻”“多闻广载”等都是围绕着表现和突出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这一中心点派生的具体问题。在司马迁“爱奇”倾向后面，反映了他世界观中存在着的、在他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稀有高度的积极的进步的思想因素。司马迁的“爱奇”倾向及其所造成的《史记》艺术表现上的根本特色：在材料的选择上特别注意特异性的事迹和情节。在叙事中,特别注意情节的组织安排,从情节的曲折性,戏剧性突出人物事迹的特异性、性格的特异性。突破“史法”的局限,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来增强内容的特异色彩,加强表达的特异效果。司马迁之“爱奇”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发展留下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6]

邸艳姝以为，司马迁之“爱奇”是作者思想倾向和审美选择的具体体现。所谓“爱奇”,即向往奇士,爱好奇事,欣赏奇语,赞美奇文；司马迁“爱奇”之因由:山川和历史积淀涵养其人其文之奇气，自身遭遇使他怜惜奇士、英雄 ,时代感召又使他爱惜、尊重人才 ,《战国策》之影响是他“爱奇”的思想、审美观念产生的渊源。[7]曹晋以为，“奇人”是司马迁个人所理解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是富于感召力的神圣人物和文化符号,他们代表文化的中心资源,能够赋予其他人物和符号以规范、秩序或整体形态。《史记》中所讴歌的创造历史的社会精英正是弘扬道义的典范,具有社会所急需的正义、智慧、道德、豪情。他们自身的神圣天赋与创造力总是在特定文化场景中充满活力与有利于社会文化机制健全运作的主导因素。[8]赵明正从情感出发去解读和挖掘《史记》的“志怪笔法”背后的东西,设身处地地理解司马迁的心理世界，指出，《史记》是太史公的心灵史诗,史蕴诗心,它超越了具体的史实和叙述层面；在“善恶报应”说和“天命观”论调的深层,包含着一位正直史学家对于不合理社会现象所做的非理性说明和不自觉的情感渗透,这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模式。[9]

刘怀荣以为，中国史官文化天人观,是司马迁“实录”与“爱奇”相统一的思想及著名的“发愤著书”说的基础,并从总体上构成了司马迁文学思想的深层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10]王长顺运用西方文艺学的“张力”理论,对《史记》的文学性和历史性进行深入分析,探究了《史记》文史张力的审美价值：实录与虚构的张力,让历史记述具有审美化意蕴；理性与感性的张力,让情感产生共鸣；肯定与否定的张力,以批判性突破中和审美。[11]

罗书华从中国散文学视野指出司马迁将文章的价值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心里文章就是历史与社会的命脉与维系,文章的写作乃是生命的目的。《史记》的实录奠定了中国散文学最为基本的品质:真实。而由事到人的变化，作者自我的投入，观点、情感与忧愤的抒发,更是使史传真正赋予了文学的性质,使得“史家之绝唱”同时也成了“无韵之离骚”。《史记》以散为主，散中有骈；叙言引言,参差变化；文白相融,雅俗自适；有长有短,屈伸自如；文质彬彬,不腴不枯；有条有理,但又兼具情致等特点使得它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崇高典范。[12]

3.《史记》文学语言特征研究

殷孟伦以为，《史记》人物语言表现人物特有的性格；叙述语言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与思想，构成作者语言特征。[13]《史记》使用最精炼、概括、集中、正确、平易近人、鲜明有力的语言来揭露作者所欲揭露的社会发展的一切现象和各阶级的代表人物。[14]刘洪仁以为，敢讲真话，敢吐真情，为司马迁史评杂文的基本特色。《史记》中的赞序在艺术上灵活多变：纵横捭阖，雄辩凌厉；欲说还休、言外见意；抑扬顿挫，委婉尽致。司马迁所开创的这种史评杂文对后世的影响也是异常深远的。[15]

4.《史记》写作方法特征研究

段熙仲对司马迁的艺术手法进行了归纳：于叙事中寓论断；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互见。[16]孙以昭对“互见法”进行了梳理，指出司马迁的“互见法”实是受了庄子的影响，在庄子阐述哲学观点的“互见法”基础上扩而大之，予以发展变化，使之适合史传文学的需要。它不但继承了庄子的强调、补充和贯通之义，更倾注了史迁的编撰准则和褒贬义法，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还将“互见”发展成对比的写作艺术，从而发展了“互见法”，扩大了它的使用范围和表现力，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体系。[17]

(二)司马迁《史记》创作心理的研究

1.“发愤”心理的研究

袁伯诚指出，形成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因素、条件是多方面的,有主观方面的,如司马迁的个人器识、个性、气质；也有客观方面的,如家学、师承、社会、时代。司马迁的这种观点的形成既有他自己的特点,也有他所处的阶级和时代思想意识的影响。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二者相较,探索“发愤著书”说形成的社会条件和时代因素,尤其重要；也不可忽视“发愤著书”说形成的个人因素条件。[18]

成顼分析了司马迁受刑以后的性心理、伦理心理、人格心理与愤书偿辱心理。[19]顾植、王晓枫等以为，“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思想中最核心、最有价值的观点，认为流传后世的作品，都是作者对黑暗现实愤激不平的产物，它揭示了文艺创作中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体现了不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这一学说的思想远源为孔子的“诗可以怨”，思想近源为屈原的“发愤以抒情”，而它所具有的反抗性、批判性则来自道家思想中批判传统、向往自由的精神，它融汇了先秦儒家、道家、屈原这三大思想的精华。这一学说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蒋立甫从司马迁《史记》创作与《诗经》关系的角度立论，指出，司马迁关于零星记述《诗》的价值；说诗、用诗给予后世研究的启发：司马迁对于《诗》的叙说，依内容有三类：关于诗篇的时代或本事；对《诗经》内容的概括；“发愤”说。司马迁用《诗》有两个方面:取史材于《诗》；引诗为证:或论证自己的观点，或是表达某种心情。另一类是引《诗》证史。[21]刘振东以为“抒愤”是《史记》的写作目的之一；司马迁之“愤”乃是时代之“愤”，历史之“愤”。司马迁的受刑虽然是出于一个偶然的事件，但偶然后面有着时代的和历史的必然。司马迁的“愤”不只是一己之私“愤”，它所蕴含的是时代之“愤”，历史之“愤”。它的产生是两种历史必然性相碰撞的结果，是汉以前那一个大变动时代所必然培育出来的实现人生价值的追求和他所生活的时代对这种追求必然地要予以扼杀相碰撞的结果。[22]

2.复仇雪耻心理的研究

陈桐生以为，《史记》中的复仇有宗法复仇、士林复仇和文化复仇三种形式,前两种复仇形式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化复仇则是司马迁从抗争悲剧命运中独创的。其动力来源于人生的困厄与耻辱,其方式是诉诸文化学术著述事业,其特征表现为对个人恩怨的超越,其目的是对此前耻辱实现补偿和过补偿。文化复仇揭示了文化学术事业的功能与历史地位,拓展了人的深度与广度,并给人类留下了积极的文化成果[23]。聂鸿飞指出，司马迁考查、分析了两种历史现象，一是许多历史人物身为王侯将相却也难以避免受刑被囚的事实。二是许多历史人物身逢厄运而矢志不屈，终于成就了不朽之业。司马迁的耻辱感和雪耻意识成为他创作《史记》的动力，也形成了他写作《史记》的特殊心理，因而他记录和赞扬了许多能够卓有远见，弃小存大或矢志复仇的历史人物。[24]杨宁宁以为，司马迁笔下的复仇人物与过去史书相比，最大的超越就是他们所体现的那种顽强不屈、与命运抗争的复仇精神。为表现这种复仇，作者选用一些史书未见的材料,在揭示国家、个人前途命运时与复仇联系起来,与报恩互为因果来写复仇,以多角度多手法写复仇：打破惯例,使同一复仇事件重复出现。以含蓄手法写复仇，写文明复仇，通过发议论表明其复仇观、生死观[25]。司马迁作《刺客列传》反映其寄情言志的心理、复仇泄愤心理。《刺客》得到后人高度赞扬,主要原因在于司马迁杰出的文学创作和成功的人物塑造。其次,许多读者尤其是平民阶层阅读《刺客》时,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更多地从情感上接受了刺客,认同了刺客[26]。李陵事件是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的一个偶然因素；而在这偶然性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必然因素：儒家思想的影响：孝道思想；“舍生取义”“重义轻生”的伦理道德观；忍辱就功名的思想。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汉复仇之风以及先秦典籍、传说、故事中与复仇、侠士相关的事件，使司马迁已耳濡目染地接受了侠客与复仇。心理与性格的影响：身残的缺失对他心理的平衡起着很强的破坏力，他通过复仇人物的记述，在自己的内心架构起一个理想的复仇世界，在这个理想的复仇世界里他可以尽情地宣泄他愤怒的情感，可以尽量地释放压抑于他心中的羞耻感和自卑感。在这宣泄与释放中，他痛苦的心理得到了平衡和补偿，他精神的创伤得到了修复。[27]

3.其他创作心理的研究

张新科运用“挫折的ABC理论”对司马迁《史记》创作作探讨，按照这一理论来分析司马迁，司马迁因李陵案而受腐刑(诱发性事件A)后，之所以能够忍辱负重完成《史记》(情绪反应及行为结果C)，关键在于他能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对挫折有清醒的认识(受挫折者对诱本文发性事件的认识B)，使创造活动没有中断。用“挫折的ABC理论”来说，由于司马迁对挫折本身有一定的认识、评价，因此，能使自己保持良好的情绪，战胜挫折，出现了与动机、目的一致的行为结果，并对动机、目的起了积极的强化作用。司马迁不仅具有强烈的“挫折—奋进”意识，而且把这种意识渗透在创作客体—历史人物身上，使自己的创造成果也具有强烈的奋进精神。张氏从司马迁在挫折中奋进的事实中揭示理论挫折与创造之间的关系。[28]段建海、毛曦对司马迁创造性思维作了探讨，指出司马迁历史思维方式的特质，既不是纯实录性质的实证主义运思方法，也不是纯粹表现情感的形象思维，而是以情感为特质，以直觉为中介，融逻辑思辨与形象直观于一炉的创造性思维。[29]徐兴海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司马迁的个性理论和他的个性，指出司马迁的需要层次观有两个特点：重视精神、道德的需要；把“立名”放在最高层次。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司马迁的个性理论：认为一个人所能实现的补偿与其才能有关，才能越大，则其预期的补偿越高，越容易实现；补偿的最好形式是著书立说——这一点又与其“立名”的需要理论相关联；困厄激发人产生高层次的精神需要，困厄促使人努力提高自己的能力。司马迁是世界上补偿理论的最早提出者[30]。

潘定武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考察,指出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创作心理主要表现在:司马迁在创作中始终处于理性思辨与激情冲动交变的状态；作者将其强烈的功名心理处处显露于对历史人物的选择与刻画之中；《史记》在体现作者高度的实录精神同时,又鲜明地展示了作者主动以艺术家心态著史的特征。《史记》是司马迁伟大人格和人生价值的明证,堪称社会史诗与心灵史的完美结合。[31]王长顺指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动力,“发愤著书”与“受于父命”都不是最根本的动力，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元动力,乃是其个体自我心理的个性表现,是对不朽的生命意识的追求,是英雄主义的实现。[32]

(三)《史记》人物形象的分析

金荣权以为，司马迁确立了孔子“至圣”的地位；推崇孔子与先黄老后六经的矛盾：司马迁先黄老并不是独尊老子，后六经更不是贬低孔子；司马迁笔下的真孔子是个具有人情人性的凡人，只不过智高一筹、德重一等；司马迁的论断对后世的影响：司马迁为我们写出了一个较真实的孔子，却又给孔子戴上了“学统”和“道统“的桂冠，遂使孔子在后世受到忽高忽低的待遇和成为近代人们的众矢之的。[33]刘志伟以为，孔子是与司马迁的生命价值追求及《史记》总体写作关联最为紧密之人。司马迁不仅以孔子 “素王”著述伟业的第一传人自任，成功构建了 《史记》之伟大庄严的人学价值体系，也以 “最深切的同情”专为 “素王”典范孔子造像。司马迁不仅深刻揭示了孔子具备伟大政治家的禀赋、才识、风范与理想追求境界，却生不逢时，难得其位，不得不以 “在野”方式躬行“素王”之“道”的伟大精神价值与人格魅力，更借孔子甚至以胜过家庭亲情的知音式师徒关系，实际培育、构建了坚持“王道”理想追求的“素王”—“素臣”团队，表现其将蕴含“素王—素臣”永恒精神价值的权力结构模式，树立为理想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最高范本的创作理念。[34]

陈曦以为，司马迁将子路的死因由“效忠其主”改为“讨伐乱贼”，一下子将子路之死提升到维护卫国政局稳定的层面上，从而赋予了子路的悲剧结局一种崇高的意味。[35]司马迁记录下子贡诡谋雄辩的说辞,与其出于“好奇”而格外欣赏那些洋溢着文采、睿智的辞章有关,也与他对儒者(尤其是汉儒)的批判态度有关联。《史记·货殖列传》说孔子多亏子贡经商成功才得以名闻遐迩,其中蕴藏着司马迁对汉儒的嘲弄意味。[36]刘玲娣指出，司马迁在《史记》的《货殖列传》《仲尼弟子列传》中,将子贡塑造为著名商人和纵横家，不仅与《论语》《左传》相悖,也与《史记》其他篇目中有关子贡的描写也相抵触。子贡外交家的形象体现了司马迁的价值观，也体现了司马迁的进步历史观与审美追求。[37]

韩兆琦还介绍了《史记》中 “正直敢言”与“行侠尚义”两种类型的人物形象。[38]孙海洋指出，司马迁笔下的荆楚人物: 《史记》中的楚人志向高远，能忍辱负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史记》中的楚人剽悍、顽强，百折不挠，富于反抗精神。楚人独具忠君爱国意识，其中屈原是其典型代表。[39]

(四)文学的比较研究

1.与域外传记作家与悲剧特征的比较研究

李少雍对中西两位传记作家司马迁与普鲁塔克(Plutarch，约45-120，古罗马帝国早期的希腊作家)进行比较，指出普鲁塔克基本上只从伦理道德方面述说人物的一生，所以不大注意社会背景的叙述。而司马迁为要探究成败兴亡的规律，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里活动着。两位传记作家的作品在内容上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是: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几乎包括了当时社会上所有各个阶层；而普鲁塔克所传的名人，则全是帝王将相。美学观念：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在传记文学观上以善为美、以真为美、以悲壮为美等相似之点外，还有某些明显的区别：司马迁以非中和为美，而普鲁塔克以中和为美。两部传记文学巨著的形式特点分为两个方面:叙事方法和人物描写。两种传记都运用了三种叙事方法:比较叙述、叙议结合与“互见法”。两位传记作家都重视人物的性格，都是写人的高手。但他们再现个性的方法却各具特色。[40]吴云、董志广等对司马迁与古希腊人的悲剧意识进行了比较，指出，司马迁在探讨悲剧产生原因的时候，不仅充分注意到了人物本身的过失，而且还间接地指出了社会的不公正。就此点而言，他已超越了古希腊人，因为古希腊人往往把问题归之于神旨或天命。司马迁并非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当谈及到某些其他社会情况时，司马迁也是敬鬼神而言天命的，但他在对一些人物的悲剧命运的认识中却否认了“天命”。在司马迁的笔下，重大的政治性动机往往是导致悲剧冲突的最根本性原因，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悲剧动作的发生经常是由于受了伦理亲情的推动。这又是一个差异。[41]

2.与本土作家的比较研究

刘振东对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为中国文学提供了新的体裁样式。“两司马”分别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向上开拓了审美观察和审美表现的新领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划出了新阶段。“两司马”分别对艺术表现中虚构想象的运用作了创造性的发展。从美学的和艺术社会学的根本原则出发，“两司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是完全相等的:首先，“两司马”在客观对象的审美表现上，一个重在写“形”，一个重在取“神”。其次，就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说，“两司马”的作品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差别。再者，“两司马”对所处时代的反映，也有着广阔和狭窄、深刻和浮泛的区别。[42]伏俊连对屈原与司马迁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司马迁称道屈原之“志”，就是指人的主体性，也就是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荡然肆志”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也就是人的不受任何束缚限制的自由自主本质的实现，亦即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司马迁本人虽然没有像屈原一样荡然去死，但在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是同屈原一致的。屈原作品与司马迁《史记》都蕴含有浓厚的悲剧性。对于屈原九死不悔的爱国情怀，司马迁并没有完全理解。司马迁的忧患表现为一种失落主体意识的苟且态度，并且将这种个体忧患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扬弃了国家、民族利益的以全人类为着眼点的本体忧患。[43]王友怀把杜甫与司马迁作了对比，指出，对“善序事理”笔法的学习、借鉴和弘扬为杜甫与司马迁“似”之表相；地孕天生的文宗和“诗圣”为杜甫与司马迁“似”的骨骸肌肤；良史“识”“德”与诗家情质为杜甫与司马迁“似”之精魂。[44]

吴莺莺对司马迁笔下的儒生到《儒林外史》群像进行了文学形象的对比研究，指出，先秦儒家的重人格气节，具有救世热情和崇高品质；汉代儒生的圆通世故，为现时政治作“缘饰”，甘当皇权的奴婢；清儒的迂腐无能和寡廉鲜耻。[45]

李福燕对司马迁和鲁迅悲剧精神进行了比较：悲剧的描写对象：司马迁与鲁迅尽管所选择的悲剧人物对象不尽相同，可在表现悲剧人物的不幸命运时，都注重于刻画出他们的内在品质和精神，这些对象激起读者的悲剧情感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悲剧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刻划悲剧人物性格上，司马迁和鲁迅都主张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司马迁的不搞脸谱化、绝对化可以说是开历史之先河，鲁迅继承这种写法并加以理论总结和进一步深化，他更注重挖掘人物灵魂深处的东西。两位伟大文学家对人物性格复杂性的重视，正体现了他们对人本体的重视、对作为独立个体存在的人的重视，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抨击。悲剧人物引起的崇高美感：司马迁与鲁迅所写的悲剧人物不应只激起读者的怜悯与同情，更重要的是应激起读者勇敢面对现实勇往直前、发奋向上。无论是司马迁还是鲁迅的作品总是不会让人感觉到颓唐，相反，读他们的作品读者总会被激起一股战斗热情。[46]潘德延分析了鲁迅对司马迁及其著作《史记》的卓越评价和独特的见解，指出鲁迅对司马迁心有灵犀一点通之原因：一是他们都是既能自造诗赋,又能雄文的巨匠；二是一则被刑,一则曾被官方预谋通缉未逞,有共同的心情感受；三是“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鲁迅对司马迁的崇敬又同情,是情理之中的事。[47]姚春树、汪文顶等从三个方面考察鲁迅和司马迁这两位历史文化巨人之间的关系:司马迁的“发愤著书”和鲁迅的“释愤抒情”：着重从“释愤抒情”的角度考察鲁迅杂文和传记散文同司马迁及其《史记》的关系；鲁迅与司马迁总结的侠文化传统：鲁迅的《铸剑》和《非攻》等侠义小说的创作，他对侠义小说的研究，他有关侠文化的杂文,都是互补的，都是对司马迁总结的侠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鲁迅对司马迁的“误读”与“洞见”：鲁迅的最大“误读”是他把司马迁等同于他父亲司马谈，他把“尊孔”的司马迁视为“崇尚黄老”的司马迁,把思想体系基本属于儒家的司马迁，当成思想体系属于道家的司马迁了。由于记忆模糊而产生的“盲视”和“误读”，但与此同时,其中也有着鲁迅作为深刻思想家和天才艺术家的令人赞叹不已的思想和艺术上都有着独到发现的“洞见”。[48]

任葆华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对沈从文文学创作的影响作了探讨，指出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所叙人物方法、作者本身及文笔三个方面。[49]

(五)司马迁审美观与《史记》悲剧特征的研究

1.司马迁审美观的研究

韩兆琦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司马迁的审美观及其形成的历史条件：关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史记》为一部以悲剧人物为主体的文学作品，显示的是无畏的进取，是胜利成功的快慰，是一种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其人物的精神气质、道德观念，是与战国以至西汉前期的社会风貌完全一致的。这是一个敬仰英雄、崇拜英雄，积极奋进，追求事功的时代。当时整个社会的意识就是如此，认为人就应该这样生，这样死。只有这样才是美的，值得歌颂的。这就是司马迁的人生观，荣辱观，也是他的审美理想。关于立意、选材和场景情节安排：司马迁的审美理想在其写史立意时具有决定性作用。司马迁的喜爱悲剧主题，喜爱豪宏壮伟的气氛色彩，这就决定了他所感兴趣的是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是那些战争、政变、格杀、祝捷，是大军的行列，是巡狩的仪容。《史记》中也有不少细节描写，但一般说来，这些都是为那种悲烈的壮举做铺垫做陪衬的。《史记》为了表现人物，在情节和场景的安排上，是极为注意突出地强调场面的戏剧性，特别注意描写那种扣人心弦的情节。由于《史记》的写作注意情节，特别是好追求那种曲折生动、矛盾冲突集中尖锐的情节，因而使得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剧烈、紧张、悲壮的色彩，带有一种飞动迅猛、不可阻抑的力量。这种追求饱满的力量，追求剧烈、紧张的场面情节，是汉代艺术的共同特征。《史记》文章的艺术风格：《史记》基本的文章风格是朴拙、浑厚、有气势、有感情。司马迁审美观形成的历史条件：悲剧时代、追求事功之精神、生活的时代环境，战国以来美学思潮、惨痛遭遇等。[50]韩林德以为，司马迁的审美观包括：人格美观：司马迁推重“奇士”“扶义俶傥”的人格美，是古代思想家以崇高的观念对现实生活进行审美的显例。艺术美观：论创作，主张“发愤著书”；论内容，主张“讽谏刺讥”；论手法，主张“辞隐文约”。以非“中和”为审美标准。[51]李大敏以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人物时,往往是将“真”放在首位。司马迁笔下的悲剧人物都是有着独特才能的,他们的结局都达到了“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悲剧效果,都有着一种感人至深的悲壮美。描写奇人奇才是司马迁塑造人物的又一特点。[52]

2.《史记》悲剧特征的研究

宋嗣廉、朱鸿翔等探讨了司马迁的悲剧精神，司马迁对于悲剧命运根源的揭示与批判：违背历史规律，失民心者不仅会失天下，个人结局也必然是悲剧性的；统治者内部反对改革的保守势力的加害，以及统治者内部权力之争斗。司马迁人生悲剧具有深刻的阶级的社会的根源，与其本人之性格、气质和修养，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从事斗争的经验和本领等等因素也紧密相关。司马迁“与民族共忏悔”的自审意识，有“述往事，思来者”的目的。这是司马迁悲剧精神的可贵之处。[53]

张晨探讨了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从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考察,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包括人道悲剧意识和天道悲剧意识两大基本层面。由强烈的悲剧意识所驱动,司马迁以悲剧人物的身份为众多悲剧人物立传,使《史记》全书充满了浓郁的悲剧色彩。[54]董志广以为，司马迁《史记》的创作完成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较为完整的悲剧意识的正式产生。从整体看 ,这种悲剧意识既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又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探寻悲剧产生的原因时,一方面充分注意到了人物自身的缺陷和过失,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社会中的某些客观现实,至于像天意、天道等观念,在其悲剧意识中则基本上失去了位置。此类观念的失去位置也就从根本上阻断了神秘外力与人物命运间的任何联系。这不仅极大地影响了《史记》中那些悲剧形象的情感效果,而且也部分地展示了司马迁悲剧意识的东方特色。司马迁的悲剧意识之所以形成,一方面与其本人的素质、遭遇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是由于时代精神和传统士风为之提供了外部动力。[55]刘国民探讨了司马迁对法家人物悲剧命运的认识，由于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的二元对立，司马迁在表现和评价法家人物的悲剧命运时，陷入了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的矛盾之中。司马迁过分地强调了法家人物道德人格的缺陷和行为的不足,而相对地忽视了他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在《史记》法家人物的传记中，他们的悲惨命运并未构成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悲剧色彩很淡。道德评价压倒历史评价是造成法家人物悲剧命运色彩不浓的主要原因。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表现出道德评价对历史评价的部分吞并；这既是对历史实在的二律背反的正确揭示，又深深地打上了他主观思想感情的烙印。[56]

(六)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

1.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杨广敏探讨了司马迁写作观念:认为著书立说有功于经国治世，却无助于个人名位的确立；认为写作的动力来自内心的痛苦与社会责任感；认为著书立说的方法多种多样；认为时代—作家—作品有内在联系。[57]张新科以为，司马迁是六朝新文学理论的先声。他对学术性的“文学”与文学性的“文章”的区分和对文学家、文学作品的重视影响了六朝人对文学不朽价值的认识和对文学规律的探讨；他提出的“发愤著书”理论影响到六朝文论中的“蓄愤说”和“怨愤说”；他的“通古今之变”的历史观影响了六朝文论中的“通变”思想。[58]

周旻对司马迁的传记文学观念进行了探讨，司马迁有一贯而明确的创作指导思想,即传记文学观,其主要表现为:“人”是传记文学的根本审美对象；真实是传记作家的良心和责任；追求生动而深刻的艺术性；传记文学必须有哲学深度。[59]

马雅琴从接受美学的视角指出屈原及其作品对司马迁的影响，认为司马迁“既注意接受屈原的文艺思想，又注重对屈原作品文本进行解读；既接受了屈原的人格力量，又对其思想感情作了体悟式阐发”[60]。

2.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

吴瑞霞对于司马迁与班固对屈原批评进行了比较，在对屈原的人格评价上，司马迁虽道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神化了屈原。而班固虽有贬抑，却区分了诗人的屈原与政治家的屈原，更接近屈原的本来面目；在对《离骚》的评价上，司马迁只注意到了与《风》《雅》相同的特征，而班固则更多地看到了相异之处，并认定屈原在政治上虽“非明智之器”，但在创作上却是“妙才”。这个评价客观而中肯，是对屈原研究的一大贡献。因此，对班固的上述观点应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价。[61]

张利群对作者传记批评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作者传记批评发端于司马迁的《史记》，其中《屈原列传》和《太史公自序》通过立传和自传方式对作者创作构思、指导思想、文学观以及生平简介、道德思想进行记叙和评论,不仅为文学、文学家树碑立传,具有历史流传的意义,而且有利于欣赏与批评,形成了史籍中的作者传记批评传统,推动了中国文学的作者批评模式的建立和发展。[62]杨光熙对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进行了总结，除了发愤著书、以诗论赋、以诗论骚等内容外,司马迁还颠覆了传统的“三不朽”观念,抬高著述立言的地位；较早对作品风格与作家之间关系展开探讨，其观点为“文如其人”之先声；以孔子“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为记事性著述辩护,指出其文体性优点,抬高其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司马迁对单纯记事的否定；司马迁文学批评思想中有很多观点来自《易传》：盛中见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是《易传》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司马迁也强烈地表现出这一特点,总是用见盛观衰、见微知著思路来理解著述和指导著述的写作；司马迁对《易传》的突破更多。[63]

二、前瞻：经典诠释学研究之新进路

上述学术回顾主要是就近30年来的在各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而作的，学术的研究显然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显然学者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此后学者若对司马迁《史记》进行文学的研究，恐怕得继续转换研究的视角，方有可能获得创新，正如已经取得成绩所遵循的路径一样。

潘德荣先生指出：“现代诠释学真正研究的诠释学三要素——作者愿意、文本原义与读者领悟之意——之间的关系，这些要素是任何诠释学理论都无法回避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64]潘先生基于自己的中西方诠释学研究实践，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诠释学即“经典诠释学”，认为：“对‘经典’的诠释应当是我们的诠释学研究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65]我们以为，这是符合中国人文学科实际的，尤其是中国经典“五经”，是中国人现实生活立身行事的行为准则，是学术探究阐释的“元典”。

从现代学科分类而言， 从文、史、哲角度来讲，亦是如此。文学方面，刘勰《文心雕龙》首三篇即是《原道》《征圣》《宗经》，认为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无不源自与“五经”。因此，文学即是对经典中圣人之道的阐释。史学方面，中国古典史学形成的时期是自殷、周起至司马迁作《史记》止，经历了以史为鉴、以史为法、以史立言等三个阶段，无不在通过文字在追寻贤圣者之意。[68]而在先秦哲学方面，儒墨道法等各家无不以《六经》文本作为其标杆，“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韩非子·显学》)因此之故，诸家解经是以经为中心，反经实际也是以经为中心，解来解去，说的却是自己的心得体会，所以突出的是读者之意，只是各家托之圣人罢了。

具体到司马迁《史记》，从文学角度而言，郭绍虞据《史记》《汉书》指出，两汉时期，文学与学术分离，“用单字则有‘文’与‘学’之分，用连语则有‘文章’与‘文学’之分：以含有‘博学’之意义者称之为‘学’或‘文学’；以美而动人的文辞，称之为‘文’或‘文章’”[69]540。因此，司马迁对于文学之观念有其清晰的认识。从史学角度而言，司马迁之撰写《太史公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实际也是史传文学的成书过程。因此，我们以为，司马迁“考信于六艺”与“折中于仲尼”，其文学、历史诠释学思想主要是体现在对“六经”经典的诠释上，这就是司马迁的经典诠释学。围绕司马迁《史记》本身而言，则有其司马迁经典诠释理念、诠释模式、诠释方式、诠释风格等各方面研究。从运用比较的方法而言，则以司马迁经典诠释学为中心，与中西经典作家进行比较的研究，譬如司马迁与普鲁塔克、司马迁与班固等。

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思想是其思想的主要方面，而其时文学的概念也较为明晰，《太史公书》毫无疑问是优秀的史传文学。因此，若能在诠释学理论的观照下对司马迁《史记》再作研究，应该还能取得扎实且可观的成绩；跨学科的研究也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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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正平】

Another Approach: Sima Qian’s Classic Hermeneutics—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Literature Research on Historical Records

HE Fa-su1, 2

(1.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2.Literature College, Ji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8, China)

Literature and history research on Historical Records ha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especially since the eigh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From literary point of view on Historical Record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which clearly reflects a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f converting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we could get new results, just as what we had achieved. As a great thinker, Sima Qian’s thought of history is the main aspect, but the concept of literature is different from now on, so we have to distinguish Sima Qian’s literary thought from the researcher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hermeneutics, we could make a solid and substantial achievement, so we need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Sima Qian; Historical Records; literature research; academic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lassic Hermeneutics

K207

A

1009-5128(2015)23-0073-10

2015-10-15

何发甦(1974—)，男，江西南康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江西科技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文学、经典诠释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