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史记》研究】

“《史记》与人文精神”学术论坛(二)

嘉宾：

张大可(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渭南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名誉院长)

俞樟华(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徐日辉(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

丁波(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商务印书馆文津文化公司总编辑、编审)

朴永焕(韩国著名学者，东国大学校国际语学院院长兼中语中文学科教授，东亚比较文化学术学会副会长)

主持人：陈曦(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

主持人：首先我想提问的是张大可先生。张先生，您长期致力于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在国内出版了多部《史记》研究专著，在国内《史记》研究领域，您的成果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不仅如此，早在1983年，您就撰文呼吁成立全国性的《史记》研究组织，可以说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首倡者。从2001年至今，中国史记研究会已经走过了15年的历程。15年来，毫不夸张地说，张先生，您是研究会的发动机，是研究会的灵魂人物，是研究会一面最为鲜艳夺目的大旗。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由您来回答是最合适的，那就是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史记研究会？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办会宗旨是什么？

张大可：谢谢主持人，我在1983年给《人文杂志》回答问题时提出来，要推进司马迁研究，要传承司马迁精神，我们要成立一个全国的学会。我个人认为成立《史记》学会，有三个功能也就是三个宗旨：第一个就是举办年会，给海内外全国的专家学者提供交流的平台，办年会出论文集这是全国年会最基本的一个功能。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15以来，举办了14届年会，加上2008年的项羽学术研讨会，也可以说15届。最少的人数是62人，最多的是170人，平均下来共1300人次，出版了12部《史记论丛》，发表了897篇文章，这是第一功能。第二个功能可以说是我们史记研究会独有的，就是要组织学人，协同攻关，出版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版的就不说了。大概在三年内，于2008年正式启动的《史记疏证》这本大书，现在已接近尾声。将来有40卷书，近两千万字，它将是继三家注之后在当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著，这部书融古今研究成果于一编、聚志同时贤于一堂。第三个功能是借助媒体，借助课堂教学来普及推广《史记》研究。我们编了一部教材叫《史记教程》，在十多所高校相继开设了《史记》教学课程，另外在媒体上，像王立群先生在中央电视台、韩兆琦先生在北京电视台和我在国家图书馆，通过媒体传播《史记》，我们做得有声有色。

主持人：15年来，中国史记研究会很好地履行了它的职责与使命，因而才能成为国内颇有影响的学术组织。作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的一名会员，可以说，我见证了研究会发展壮大的过程，也见证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会员在研究会各项工作的推动下稳步前进的足迹，更见证了张大可先生是如何辛勤操劳、无私奉献的。感谢张先生对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劳心劳力与卓越贡献！感谢您！

接下来我要提问的是徐日辉教授。徐教授，据我所知，全国首次《史记》学术讨论会是1985年在陕西韩城召开的，当时您作为年轻的大学助教，参加了这次学术讨论会。两年后，也就是1987年5月，在韩兆琦先生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从1987年到2001年，联络组共活动了15年，组织了6次全国性的《史记》研讨会，而这些研讨会您大都参与了。所以，我想请您介绍一下韩城首次研讨会的经过，以及全国《史记》研讨会联络组的工作成绩。

徐日辉：谢谢主持人！刚才张老师已经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实际上，讲的都差不多了，我就是把经过作个描述吧。《史记》研究很长了，大概一千多年吧。80年代初期的时候，我国的《史记》研究开始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张大可老师在兰州大学发了好几组文章，影响很大，后来发了一个“30年评述”，影响特别大，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这种关注也影响到了韩城县，县上作为一个工作重点进行部署，所以就有了1985年的会议。会议有两个阶段，张先生与韩城地方学者张天恩老先生进行了沟通，决定在10月份开会，发了一批请柬。后来发请柬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发了一半就停下来了，接到通知的就来开会，没有接到通知的就没有开会。参加韩城会议的学者有张老师、我、戴南海、赵生群、吕锡生、朱枝富等，然后又想成立一个国家级的学会，但又一想，饭都吃不饱，当时要粮票，还考虑这些，但是后来居然变成了现实。这次虽然人不多，两天时间，条件艰苦，但为后来成立全国性的社团组织奠定了一定基础。1987年，北师大的韩兆琦先生又组织了全国的学者搞了一个《史记》研讨会联络组，后来进行了10多次的活动。在2001年，成立了中国史记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成立确实给广大的《史记》爱好者、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凝聚了很多人，从年纪大的到年轻的好多人，一直到现在开了14届会议，2013年换届以后，在张老师的领导下，特别是与商务印书馆的一个合作，我们有了大量的突出的成果。从1985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是开拓进取的一个创举，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实的基础。我相信，中国史记研究会在张老师的带领下，一定会取得更多的成果。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谢谢徐先生！从1983年张先生的首倡到1985年韩城《史记》会议的召开，再到1987年全国《史记》联络组的成立，直至2001年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成立，整个过程非常漫长。研究会的成立不是一蹴而就的，之前经历了漫长的铺垫与努力，凝聚了几代学者的心血和汗水，正是在张大可、韩兆琦、安平秋、吕锡生、张新科、徐兴海、邓瑞全、赵生群、俞樟华等多位学者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史记研究会才得以成立。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的贡献，感谢他们，也感谢徐先生的生动介绍。

接下来我要提问的是俞樟华先生。俞先生，您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副会长，也是国内《史记》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同时，您也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学术委员之一，参与了多项《史记》论著的编纂。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15年来，学会组织全体会员群策群力、团结合作，出版了多部《史记》论著，特别是今年，为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特别推出了以下四部献礼之作：一是《史记论著集成》，共20卷；二是《史记论丛》专辑丛书，共6卷；三是《史记通解》共7册；四是《史记论丛》第12集。我想请您对以上四部献礼之作作一简要评述。谢谢您！

俞樟华：大家好！为了这次开会，组织出版了两千万字的著作，这是国内任何的学会做不到的。关于学会的成绩，以上各位精英都作了很好的介绍，我个人感觉，这15年的成绩，最主要有几个方面：学会组织的主要是这四部大书，还有张大可老师组织的目前未完成的《史记疏证》；第二个就是我们会员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发表了大量的论文，也有一些是标志性的，比如说韩兆琦老师的《史记笺证》，张新科和赵望秦他们团队的《史记文献研究集刊》《史记文献点校丛刊》等等，还有凌朝栋教授团队的《史记选本丛书》，还有赵生群副会长主持重新修订点校的《史记》等等，这些都是很好的成绩；第三个是会员申请到的项目，如凌朝栋的“史记选本研究”，杨海峥的“史记会注考证整理研究”，特别是张新科先生的“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过程及其意义”“中外史记文学文献研究”，这是国家重点项目；第四点是获奖，我们学会曾经给17位先生颁发中国史记研究会学术成就奖，就证明这个领域研究的成绩。赵生群先生点校的《史记》获得201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渭南师范学院学报》“司马迁与《史记》研究”栏目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被教育部评为名栏，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五点是普及工作，比如王立群先生在《百家讲坛》、韩兆琦先生在北京电视台以及张大可先生等的活动，另外我们有大量的老师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宣讲《史记》，都是标志性成果。

至于这四部大书，简单说一下，第一个是《史记教程》，当时组织了28所高校的36位作者，有老中青的作者，都是在《史记》研究界成果比较好的，把自己具有代表性的成果集中在一起，这本书尽管比较简短，但是标志我们史记研究会学者的水平，是一个标志。在很多大学作为教材，培养了许多《史记》学习爱好者；第二个，就是《史记论著集成》，原来出了14卷本，这次扩展成为20卷本，这个书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学术性，古今中外关于史记评论的最重要的观点全部汇在一起。第二是工具性，可以查找，可以检索。第三是资料性，可以看到有多少人在研究《史记》，到底有多少观点，这些观点在哪里等等，都可以按图索骥，为进一步研究做好准备。第三个是《史记论丛》，到目前有12集，开了14次会议，出了12本论文集，每一次开会都是先出好论文集，这个是全国任何学会做不到的。这次开会又精选了6集重要的文章。整个论文集发表了近900篇论文。第一，研究方面非常广泛，第二，有一般的研究和专题研究，特别是对《项羽本纪》的研究在学界震动很大。第三，是培养了大量的作者，使我们的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有一些第一次参加会还是研究生，到现在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第四个是《史记通解》，在体例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包括新注、翻译、集评，一共有6项内容，在现有的《史记》研究著作里面是唯一的。这种做法对以后的一些名著也是一个样板。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感受。谢谢！

主持人：谢谢俞先生！刚才俞先生给我们介绍了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15年来一些标志性成果，同时，也对今年为了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我们推出的四部献礼之作作了精彩的评述，这些成果不仅集中彰显了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学术成果，同时更彰显了全国的《史记》学人团结协作、联合攻关的精神。相信未来岁月当中，中国史记研究会一定能继续发扬这种精神，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成就。感谢俞先生的精彩评述！

接下来，我要提问丁波先生。丁先生，已经有了中国史记研究会，为什么还要成立北京史记研究会呢？北京史记研究会的办会宗旨是什么？取得了哪些成绩？两个学会是一种什么关系？

丁波：刚才徐先生介绍了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的艰难历程，那么北京史记研究会为什么能够成立？因为有了中国史记研究会这棵大树，成立的道路没有这么艰辛、漫长。我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司马迁是韩城人，所以，韩城有史记研究会、陕西有史记研究会，为什么北京要成立一个史记研究会呢？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张大可先生就说北京是人文荟萃之地，所有高校的专家、科研机构的工作者，包括新闻出版界的关注和从事史记研究的人员，我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这就是我们当时最主要的初衷。在这个动机上我们积极努力，联络首都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出版界、社会各界的朋友发起成立了这样一个学会。2013年开始积极努力，2014年年底开了第一届成立大会，2015年和人民大学合办开了北京史记研究会第二次年会。成立以后我们想到了成立的第二个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史记研究会的领军人物如张大可先生、韩兆琦先生，包括中国史记研究会的秘书处在北京，但是之前我们一直没有一个实体机构来托靠，我们很多工作开展起来显得无力，而北京史记研究会成立以后呢，我本人就兼任中国史记研究会秘书长职务，最后我们总结出来就是两块牌子一处办公，这样工作合力作用更大。今年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我们商量北京史记研究会和中国史记研究会能够合力做什么工作？我们从年初就规划这件事，去做一些事，包括我们开辟栏目、组织专家撰写纪念文章等，为这次大会预热。我们现在除了《史记论丛》之外，正在筹备给大家提供一个更高规格帮大家发表学术成果的一个刊物，这个刊物一直在酝酿。还有一个网站，中国史记研究会和北京史记研究会共同来做的一个官网，代表中国史记研究会来发布。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张大可先生在中国史记研究会15年以来，取得这么丰硕的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台阶。我们老一辈张大可先生这样的领军人物开创这样一个史记平台后，我们未来该怎么做？怎么去发展？北京史记研究会将来肩负的使命就是这样，沿着老一辈学者开创的道路继续往前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更加辉煌的未来作更大的贡献。从去年我们北京史记研究会成立，到丁校长这里成立的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等等一切举措，都是张大可先生这些老一辈努力开拓的结果，我们需要中国史记研究会、北京史记研究会、丁校长这个史记研究院，大家共同发力、共同努力，添砖加瓦，把中国史记研究会推向一个更高的平台，祝愿中国《史记》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

主持人：谢谢丁先生！从丁先生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北京史记研究会自2013年成立以来，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它不仅为北京的《史记》学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术平台，同时又因为这个研究会跟中国史记研究会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它也为全国的《史记》学者、会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阵地。祝愿北京史记研究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感谢丁先生的精彩发言。谢谢您！

接下来我要提问的是来自韩国的《史记》研究专家朴永焕先生，希望您从韩国学者的学术视角出发，对韩国的《史记》研究作一个简要评述。

朴永焕：谢谢主持人！ 谢谢诸位老师、同学，上午好！

我尽量简短地介绍给大家韩国《史记》研究情况。分成两个部分来汇报。第一点，介绍古代的韩国《史记》流传情况：刚才张新科院长谈到《旧唐书》，《旧唐书》199卷中《高丽传》里有三国时代开始喜欢读《史记》《后汉书》等记录，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史记》普及的程度。第二点，统一新罗时期是元圣王四年，就是公元788年，当时“国学”内设置“读书三品科”，里面有规定，精通于史书、儒家经典、诸子百家书的人，给他们要超擢，也就是提升的规定。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重视《史记》的情况。第三个部分在高丽时期，即北宋时期与高丽肯定有《史记》来往，但是现在在韩国国内找不到高丽的《史记》版本。目前韩国国内刊行的最早的现传本《史记》，是朝鲜世宗七年(1425)印出的“庚子字本”。这个版本现在不在韩国境内，而在日本的庆应义塾图书馆里保存；可见，当时完刊了“庚子字本”《史记》(底本是元前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刊行的彭寅翁本)。

1796年(正祖20年)，奉正祖大王命行事的《御定史记英选》，这个版本非常重要，朝鲜后期广泛流行，而且现在韩国的不少《史记》体例和版本，就是根据这个版本翻译的。内容包括有《本纪》1篇(项羽本纪)、《世家》2篇(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列传》22篇(伯夷传等)、太史公自序。收录的人有重视节义、忠臣、仁人、布衣志高的人，忠实诚心的人物。也有作为外戚混乱政治纪纲、奸臣等，当作反面教材使用。刊行目的有二：其一，从《史记》的文章中发现人的普遍价值，并当作历史的借鉴。其二，振文风，矫俗习。

从现在开始谈当代从学位论文看韩国《史记》研究之趋向：根据《国内中国语文学硏究论者目录(1945—1999)》和韩国“Riss学术刊物检索系统”的资料来看，从1945年至2015年，韩国学人中专研《史记》获得博士学位者至少有9人，获得硕士学位者至少有26人。这显示《史记》研究的资源比较薄弱，同时亦表示其间尚有许多可以发展的研究空间。在9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其中4篇博士论文是韩国人去台湾获得的博士学位；26篇硕士的论文，其中3篇论文是在台湾获得硕士学位的。这9篇有关《史记》博士论文的学者，可以说是给韩国《史记》研究打下基础的学人。

其实1980年代以前, 在韩国专研《史记》的学人很少，主要是因为20世纪70年代韩国设有中文系的大学极少，首尔大学中文系1946年成立，高丽大学中文系1972年成立，延世大学中文系1974年成立等，此外，大部分的韩国大学的中文系是1980年后才成立的。即使早起成立中文系的大学，它们接收的学生名额也极少。这些因素当然影响到在韩国研究中国国学的情况，可见韩国《史记》研究的起步也比较晚，真正的研究是1990年以后的事情。

时间关系我简单谈一下对于如何提高研究《史记》成果之学术价值，笔者认为需要四个途径：第一，《史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整合研究，例如昨天在陕西师大座谈会上，有些学者提起跨领域研究问题，如戏剧学和《史记》研究的整合问题，我个人也非常赞同。也可以进行流变研究、异同研究、比较研究。第二个，有过分集中的现象，需要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刚刚张新科院长也提到的《史记》对古代东亚地区影响很大，所以《史记》不仅仅是中国的《史记》，也可以说是世界的《史记》。第三个，考证、翻译问题。韩国国内的翻译书1965年最早出现，之后陆陆续续出版了不少的《史记》翻译书。可说，这些著作都各有成就，但是内容上几乎都是《史记》列传的翻译，需要《表》《书》《世家》方面的翻译。第四个，版本研究的问题，有待加强。《史记》朝鲜收容情况以及其编刊情况之研究。笔者这次在准备论文过程中，偶然机会发现东国大学图书馆所藏的1796年刊行的《御定史记英选》。这类版本研究情况不多。需要加强在古代韩国《史记》编纂情况和版本学方面的研究。谢谢大家！

主持人：感谢朴先生的精彩介绍！通过朴先生的精彩介绍，使我们对韩国的《史记》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我相信，朴先生对中国史记研究会的诸多研究成果一定也了解得相当深入，期盼朴先生能把中国《史记》学人的研究成果回国以后介绍给韩国学者，不断地加强两国学者的学术联系，大家携起手来共同把《史记》研究推向深入。谢谢朴先生的精彩发言！

最后，在这场论坛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请教张大可先生一个问题。张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15年以来取得了许多成就，您能不能把其中最突出的亮点给大家描述一下？

张大可：大家都拿到了一本书——《中国史记研究会十五年》。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亮点，就算是我们老王卖瓜吧。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现在我们学会的会员大约300人，来自10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这本书能帮助大家了解学会15年来是怎么走过来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如何去做一次总盘点；第二，如何点面结合，既要总结全体会员学者的成绩，还要突出学术带头人的贡献。本书结合这两个方面，创造了一个新的编纂体例，较为完美地总结了中国史记研究会15年的历程。书前有序言凡例三章，就是编本书的一个框架，它只是一个粗的框架，它的细密结构，由各个章节的编者按来串连，合起来构成一个全书编辑凡例。我们要把个人的论著，以及多个人合作的书全都彰显出来而不重复，本书采用了编、章、目的结构，而不用编、章、目的名称，做到了有限的篇幅容纳无限的内容，融资料性、工具性、学术性于一编，得心应手地总结了学会15年来的历程，这在编纂学上是一个创新。本书总结了15年来值得纪念的五件大事。第一件，中国史记研究会的成立大会，2001年在无锡召开，主题是考察太伯奔吴，这样就启动了当地的吴文化研究，后来无锡市还经常召开吴文化节和吴文化国际研讨会，从2006年起，我参加了三届。无锡还成立了全国性的宗亲会。这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史记研究会的一大成绩，是对地方文化研究的一个促进。第二件，2006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在荥阳召开第五届年会，主题是楚汉战争学术研讨。参观了成皋城，当时城已经损毁，我们与会专家发出倡议，引起了东道主郑州市和河南省委以及有关媒体的注意，向国家申请专项资金保护了成皋城。成皋城的保护与中国史记研究会的工作，起到了密切的联系，这是我们的第二件成绩。第三件，2008年我们在和县召开了项羽专题学术讨论会，我们编了一本论文集叫《乌江论坛》，这本书编列为《史记论丛》第五集。这本书我评价是建国70年以来，最具经典的论著，它是论战性的，红学大家冯其庸先生以考证的角度写了一篇文章，对于悲剧英雄项羽死地之争，否定项羽自刎乌江。当时不在于发表的观点，而是它的影响力所引起的关注，在学术界掀起了不太正的学风，很多大报号召全国向他学习，新华社也向全世界发出了通讯。但是他的这篇文章是彻头彻尾的伪命题，中国史记研究会介入，端正了学界的学风。第四件，学会组织重大学术工程攻关，已出版了《史记论著集成》《史记通解》《史记论丛》专辑三大论著，总计35卷，2200余万字。还有一项，将在三年内完成出版《史记疏证》，两千万字的规模，是融古今成果于一编、聚志同时贤于一堂的学术大工程，是继唐代三家注以来当今时代的一个界碑工程。第五件，就是学会于2005年在韩城市举办纪念司马迁诞辰2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和这次2015年在渭南师院举办的纪念司马迁诞辰2160周年学术研讨会，其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对1955年应当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缺失的补课，二是开启了《史记》疑案研究新征程的誓师会议。我们将用两三年的时间，对包括司马迁生卒年问题在内的《史记》疑案作出阶段性的总结。最后再说一句，《中国史记研究会十五年》这本书盘点了中国史记研究会15年历程的总成果，是学会阶段性的一个总结，这是一个逗号，但对于我们年逾70的一代学人的总结，是画了一个句号。本书80%的篇幅是文献资料编纂，是实录，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谢谢主持人！

主持人：感谢张先生的精彩介绍！刚才张先生总结了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15年以来的五大亮点，或者说五大贡献。这充分说明中国史记研究会成立以来，一直在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地实践着司马迁精神，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也取得了影响广泛的社会效益，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术团体。我们相信，中国史记研究会在张大可会长的带领下，一定能够创造出更加美好璀璨的未来！

(本文由朱正平、刘蓉、王萍根据会议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 朱正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