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阳

（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引言

21世纪以来，城市化已成为人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那么城市为什么会增长？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2005）以及藤田昌久（2004）等学者认为，规模收益递增是城市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规模收益递增又源于人类经济活动的集聚。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市的本质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集聚，这种集聚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主要表现为人们商业活动的集聚，中国著名的古典画作《清明上河图》就展现了中国宋代开封城的商业繁荣景象。随着人类历史的推进，特别是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开始加快了向城市集聚的步伐，标志着世界城市化的速度进入了加快的历史阶段。在此阶段，由于企业对资本需求的扩大，银行业作为服务业的排头兵，开始了向城市的集聚。200多年来，随着现代城市化水平的日益加剧，银行业在城市中的区位因素以及银行业在城市中的布局特点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外关于现代银行业集聚的学术文献也在研究范围与研究深度上有了不少新的进展。因此，本文以商业银行在广州市的选址与布局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与实证数据分析，试图阐述现代大都市中银行业的区位原理和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揭示现代银行业集聚对城市经济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在关于银行企业在城市内部区位因素研究方面，一般认为空间距离、消费者分布密度和土地价格等是影响城市内部银行区位的主要因素。如H. Min, E. Melachrinoudis（2001）认为银行企业吸引顾客主要依靠银行区位的方便和提供服务渠道的多样化，因此，银行与顾客在空间距离上的接近是银行网点和银行总部选址的首要因素。Hans Degryse,Steven Ongena（2005）认为运输成本会引起银行企业对信贷产品实施价格歧视，因此，银行千方百计在空间距离上接近消费者。张文忠（2000）在分析银行的区位时，把银行业看作具有事务所性质职能的服务业，认为这类服务业主要是从事信息的收集、加工和发送为主的业务职能，其服务的对象主要以社会、经济和政治有关的企业和机关为主，也包括部分个人和家庭。因此，企业和家庭在城市中分布的密度是影响银行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菲利普·麦卡恩（2010）在讨论城市土地租金梯度曲线对企业选址的作用时，把服务业分类为高端服务业和零售分销业两类，它们的土地租金梯度曲线的负斜率为是运费率，S是企业需要的土地面积。对于银行业等弹性企业来说，它们对市场的可达性具有更大的偏好，因此，其土地租金梯度曲线比制造业更陡峭。关于城市内部银行企业区位的研究， Mukhtar M. Ali an，et al.（1977）在银行序贯进入市场并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建立了一个银行空间竞争模型。Jan Bouckaert, Hans Degryse（1995）在豪泰林原始模型基础上采用萨洛普的圆形市场来分析具有产品质量差异（即是否提供电话银行服务）的银行双寡头两阶段博弈纳什均衡。Hans Degryse（1996）采用在豪泰林原始模型基础上扩展的圆柱形三维空间模型分析产品具有横向水平差异和纵向质量差异的银行双寡头两阶段博弈纳什均衡，认为产品的质量差异越大，均衡时产品的水平差异就越小，即两银行寡头越趋向于空间集聚。

随着银行区位理论的发展，一些学者对银行总部与银行网点的区位分别进行了研究。如Ron Martin（1999）认为银行总部是高水平的金融雇员集中的部门，也是控制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资产流向的部门，因此，高水平的金融人才市场所在地和金融中心是其区位的首选之地。藤田昌久和雅克-弗朗科斯·蒂斯在讨论“交流外部性下的城市空间结构”中提出的城市中第三产业或服务业活动的基本要素就是信息，依据他们的观点可以推知，信息集中分布的城市中心商务区是需要信息量大的银行总部区位地。而相对银行总部来说，李翠敏（2005）认为，银行网点选址要同时考虑效益和福利两方面的问题，因而选址布局上应该以经济基础好、人气聚集的公共设施用地为首选。分布密度可根据区域经济实力和人口密度相应有所调整，不宜平均布点，应充分体现其效益性。作者将城市各区域划分为热点区域、繁华区域、潜力区域、欠发达区域、衰落区域等几种类型，认为银行网点应该尽量在经济繁华区域和主干道上选址。ATM的出现和大量使用，使银行传统的面对面对私服务转变为一系列人机对话的个人业务，打破了传统的银行营业网点的格局，自助服务从最初的提供简单自动取款服务、分流柜台工作压力发展到现在的延伸服务和网点覆盖的作用。

关于现代银行业集聚的作用力研究， Ron Martin（1999）认为向心力有城市劳动市场的外部性和技术溢出的外部性以及银行对其他企业与家庭提供中间服务的需求等。Thomas Gehrig（2000）认为外部性规模经济是银行业集聚的主要向心力，其包括金融偿付系统的地理集中、金融信息的溢出、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密度的外部性、城市贸易流的密度等；而离心力包括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和地方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等。关于现代银行业集聚对城市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早在1873年，巴杰特(Walter Bagehot,1873)就注意到了金融发展对于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他认为良好的金融系统能够把资金从低效率的投资导向高效率的投资,从而增强投资的整体效率。熊彼特则从经济循环流转的角度,把银行信贷看作是企业家创新的首要条件。希克斯通过考察经济发展历史,指出金融发展是工业革命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帕特里克（1966）特别强调了金融发展并非仅仅是需求跟随的,它能够产生供给引导的效应,通过促使存量资本所有权及其构成的变化以及资本向高生产用途的转移来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詹姆斯.道和加里.戈顿（1997）建立的一个理论模型表明,运作有效的金融系统(包括股票市场和银行体系)能够明显改善经济的运行效率。

以上参考文献对于银行业在城市内部的选址因素和区位及其布局虽然作了一些定性或定量的分析，但是将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结合起来的论文并不多见。因此，本文在第三部分对城市内部银行业的区位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以广州市内部的商业银行为例，对城市内部银行业的选址与布局进行实证研究。

三、城市内部银行业区位的理论研究

（一）城市银行业金融活动的区位性质与选址的主要因素

城市是经济活动集聚的一种特殊区域，城市银行业的金融活动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部分，其区位特征是银行业经济活动的区位性质和城市对银行区位的作用力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1.城市银行业经济活动的区位性质

城市银行业经济活动的区位性质和商业银行的产出有着密切的关系。银行作为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一种金融中介机构，其经济活动包括解决存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改进信息的结构,吸收和转移金融风险,通过银行产品向客户供给流动性、从而为资金供需双方各种金融交易创造条件等等，因此，银行业的产出与制造企业的有形产品不同，与其他服务企业的服务性质也有较大的差别。Monti-Klein模型根据Klein的存、贷款两分离原理以及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存款与贷款是银行业的产出，因此在Monti-Klein关于银行的利润函数中，存款与贷款是决策变量。本文认为，银行的产出不但是提供联系借款者与贷款者的服务，而且包括所有为消费者提供的其他金融服务。因此，城市银行业为城市中几乎所有的居民与企业提供的各种银行服务是城市商业银行的产出，银行利润的最大化与银行服务的下列区位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1)银行业金融服务的市场需求存在分散性的特征。虽然银行企业与银行产品的消费者之间的业务关系主要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而进行的金融信息交流，他们之间可以利用网络等先进电子通讯媒介进行金融产品交易，以降低银行提供金融服务产生的运输成本，但是为了降低银行产品的金融风险程度，银行与消费者总是希望面对面地交流。因此，银行的区位具有分散性的特点，为了能更接近于消费者，银行企业的区位总是选择在各个分散的区域市场中心，导致各级银行企业的市场区位结构，具有廖什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性质。(2)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产品有各项存贷款合约、金融信息和金融市场的流动性。这些不同性质、形式各异的金融产品决定了银行企业的等级性和差异性，为了实现银行利润的最大化，不同的银行企业总是选择不同分布密度的企业集聚区或消费者群作为它们的区位。(3)银行的经济活动通过区位的合理选择来决定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程度，以降低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主要包括市场运作成本和搜索成本——降低银行借贷合约的逆向选择行为与道德风险。因为一个城市银行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结构实质上是城市资本均衡配置的产物，而资本是最富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资本的本性就在于增值，因此，资本流动也是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与市场利率的相对大小均衡的结果。通过银行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实现资本在城市内的再配置，不仅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经济效益，而且会促进整个城市经济增长。

2.城市银行业区位的主要因素分析

是什么因素影响银行业的区位？根据新经济地理理论，经济活动空间布局的微观机制是向心力与离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影响城市银行业区位的因素就有外部与内部作用力，这两种力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银行的成本与收益，就会形成一个城市内部银行业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首先，影响银行区位的外部作用力有：（1）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由于银行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是银行业的核心资源，谁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谁就处于竞争优势，对各种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导致城市高密度分布的高质量劳动力市场就成为一种向心力，其构成银行企业选择区位的一种外部性。（2）贸易流与金融市场信息流的外部性。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合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金融信息流对银行区位选择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降低了金融合约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从而减少了银行对产品需求者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中又主要是银行对银行产品需求者的搜索成本；贸易流对银行区位选择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资本流与货币流的空间分布密度对银行存贷款量的外部性影响。城市的中心区域往往是金融信息流和贸易流的空间分布密度高的区域，这也是银行集聚的区域。（3）银行集聚的外部性。银行之间空间集聚的外部性主要表现在有利于银行之间的金融信息溢出，以获取溢出效应，降低各银行之间的交易成本。而银行与银行产品需求者在空间上的接近，有利于信息的交流，可以降低银行的搜索成本与交易成本，对于需求者来说，可以降低他们获得银行金融服务的通勤成本。

其次，影响银行区位的内部作用力。银行的生产要素主要有资本、劳动、土地以及为银行提供的中间产品（服务）数量等。其中影响银行区位的主要因素有：银行经营过程中投入的资本/劳动比率和资本/土地比率。假设一家银行仅仅投入使用土地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而且资本的价格与空间距离无关，那么由范·杜能的单一城市模型的结论可知，随着离开城市中心区的距离增加，城市土地价格会逐渐下降。因此，当银行离开城市中心区进行区位选择时，根据成本收益原则偏好于用土地投入来代替资本的投入。由于城市人口和企业的空间密度一般呈现出由城市中心区域向郊区递减的趋势，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相比，银行业为获得适合本身生产能力的范围经济与规模经济，从而对市场的可达性具有更大的偏好，而且偏好于支付较大的资本/土地比率。因此，银行网点与机构在城市内部的分布密度曲线在CBD地区附近相当陡峭，由中心区向郊区分布密度曲线逐步趋向于平缓。由于劳动力具有高流动性，因此资本/劳动比率对城市内部银行的区位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但是，Ron Martin（1999）认为金融企业是城市中专业化生产服务的使用者，它们向这些提供专业化生产服务来源的地区集聚，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中间服务和较低的服务价格。

由于城市人口与企业分布密度受城市地租的影响具有由城市中心向郊区递减的特征，银行对市场可达性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偏好大于其他企业，同时，城市银行业的区位也受城市地租的影响，因此，银行业在城市内部的选址具有明显的杜能圆环形区位特征。廖什在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认为市场因素是经济活动区位的决定因素，市场区是经济空间上经济活动的最佳配置模式。因此，不同等级的银行总部与营业网点在围绕城市中心的各同心圆环上又拥有各自的市场区域。这样，银行业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具有典型的环状中心地结构模式。

（二）城市银行企业区位的一个理论模型

为了分析银行在城市内部区位的微观机制，我们设计了一个城市中银行企业的内部性投入与银行利润最大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现假设在一个长度为1、消费者分布密度为f(x)的线形市场上有若干家银行，其中银行i−1的区位为xi−1，银行i 的区位为xi，银行i+1的区位为xi+1。若两银行之间的距离小，有利于信息交换和扩散。定义c为单位信息交换的外部成本；银行的投入有资本K 、土地L 和劳动N ，它们的价格分别为r 、R 和w，现设投入各银行的资本K 、土地L 和劳动N 分别相同，整个市场上的r 与w 各自也相同，仅R是随区位变化的函数，消费者分布密度f(x)为关于市场中心对称的具有对数凹的函数；银行的产出为金融服务产品，根据Klein银行厂商理论，银行产出可以是其接收的存款或发放的贷款或其他金融服务产品。现设每个消费者对银行的金融服务产品的需求量为1，获取金融服务得到的效用为U。他（她）们考虑旅行成本，总是光顾居住处附近的银行，而不是越过附近的银行去访问别的银行。那么位于银行i−1和i 之间的消费者光顾这两家银行得到的效用分别为：

对于其中的无差异消费者成立：

因而其区位：

在对危害社会行为的制裁体系上，我国与西方国家有着明显的不同。多数西方国家都不为犯罪设置定量因素，而是从整体上将全部犯罪分为重罪与轻罪或者重罪、轻罪与违警罪等不同的轻重层次，并在制裁的方法和程序等方面体现出相应的差别。我国则是通过为犯罪设置定量因素，进而将众多在“量”上达不到犯罪要求的危害行为都划入行政违法的范畴，由此也便形成了“刑罚+行政处罚”的双层次制裁体系。那么，在我国也对犯罪进行轻重分层之后，就势必会面临着要否将相关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轻罪范围的问题。

同理，位于银行i−1和i 之间的无差异消费者区位为：

银行i 的利润：

（6）式中：

由于政府对银行利率实行规制，（4）式和（5）式中的第二项为零，因此，对（6）式关于xi求导，得：

由这个理论模型可知：影响银行在城市内部区位选择的内部性因素主要有消费者分布密度以及资本、劳动和土地等三大主要投入要素的价格与供给量。

四、城市内部银行业区位的实证分析：以广州为例

（一）广州市银行业区位的因素分析

在城市银行企业的实际选址中，银行总部与营业网点又有较大的区别。在不考虑银行的空间竞争条件下，大都市中影响银行营业网点选址的主要因素有地形特点（地形地势、可进入性、视觉可见性）、人口状况（人口构成、人口密度）、城市设施状况（学校、企业机关、娱乐场所、大型车站、社区、商业区）、交通条件（路网密度、道路通达度）、商业环境（金融机构分布、金融机构交易量）和集聚效应最强等。现以中国农业银行广州市珠江新城支行为例。这家农业银行营业网点位于濒邻广州市CBD地区的未来城市新中心——珠江新城，该地区不但具备有利于消费者与银行交流信息的自然条件，而且属于广州市高档写字楼和工商大厦集聚的地区。其市场范围内有美居中心、富力盈隆广场、珠江新城广场、富力君悦酒店、星汇园、华普广场、国门酒店、双子塔之西塔、丽丝卡尔顿酒店、广州市博物馆、广州市歌剧院、广州市第二少年宫、国际金融广场商业大厦、保利国税大厦、信合大厦、广州市房产交易中心、发展中心等共17处城市商业与其他服务设施，其中包括3个大厦、3个广场、2个高级酒店、1个房产交易中心以及多个高级住宅区。由于高层建筑与服务企业比较集中，因此该地区具有高人口分布密度与高资金流分布密度特点。说明了城市内部对银行的需求密度是银行网点选址的首要因素。农业银行营业网点位于其市场区域的中心，它与其他银行网点的布局具有中心地结构的特征。

如果说城市内部银行网点的选址偏好于人口与城市基础设施分布密度，那么银行总部的选址更偏好于与其他企业的信息交流。现以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银行总部集聚区为例。该地区有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农村商业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广州商业银行总部等7家银行总部。该区域内的城市设施有：珠江投资大厦、中海璟晖华庭、珠江别墅、广州市国际金融中心、星辰大厦、广日大厦、东兴良友菜肉市场、华普广场、星汇国际公寓、广东外商活动中心、东海嘉园、人保大厦、珠江新城商贸广场有限公司、珠江新城广场、完风百货冼村店、广州金逸国际电影城、冼村小学、富力盈泰广场等33处；主要交通干线有：中山一路、黄埔大道、广州大道中路、猎德大道、花城大道、金穗路、珠江东路、地铁二号线、地铁三号线、地铁五号线、花城大道、冼村路、珠江西路等12条公路干道和地铁线路。可见，银行总部在城市内部的布局因素除了上述银行网点的布局因素之外，对企业分布密度和交通条件的要求比银行网点要高。各银行总部呈集聚布局，以有利于相互之间金融技术的溢出。

（二）广州市银行业布局的主要特征

1.广州市银行业的总体布局特征

表1 广州市各行政区主要商业银行网点的数量分布（2013年）

目前，广州市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招商银行、民生银行、邮政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各级商业银行网点2 573家，它们在十一大行政区的数量分布和空间分布密度分别如表2和表3。其中银行的空间分布密度又分别按每平方公里银行网点数（密度I）和每万人银行网点数（密度II）进行统计。由表1可知，现在广州市市辖区的主要商业银行网点中有58.73%分布在越秀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和荔湾区等五个老城区，其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62.78%的网点分布在这四个城区。

由表2，空间分布密度I最大的是越秀区，为10.24，其次是荔湾区，为3.91；天河区和海珠区分别为3.73和2.92；白云区、黄埔区和郊区各区都在0.50以下。说明了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密度与城市居民的空间分布密度均随离开城市CBD地区的距离增加而递减，近似理论上的圆环形分布结构。为了直观地看出广州市十一区银行网点数量与居民数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统计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各行政区的分布密度。由表3看出，广州市十一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分布密度最大值均位于越秀区，其中工商银行为1.7751；中国银行为1.1834；农业银行为1.6272，建设银行为1.5089。

另外，从ATM机的区位分布来看，广州市的ATM机总数为3 858台，白云区的ATM机数量最多，达到694台，天河区的ATM机数量紧随其后，为682台，越秀、海珠、番禺的ATM机数量也非常巨大，而ATM机数量最少的南沙区只有60台，这反映出ATM机的分布情况大致和银行网点的分布情况相同，主要分布在广州市的中心城区越秀、白云、天河，另外番禺区的ATM机数量也是非常多的，占了14.25%，南沙、从化等远离市中心的城区ATM机的数量则少于100台。

表2 广州市各行政区主要商业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密度（2013）

表3 广州市各行政区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网点的空间分布密度（银行网点数/平方公里）

从总体上看，广州市银行网点密度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越秀、荔湾、天河、海珠等靠近广州市中心新旧城区的地方，离城区远的地方银行网点的分布密度明显降低，这符合中心地理论。

2.广州市各商业银行总部的布局特征

由于不同运营功能和不同规模的商业银行网点在城市内部的选址目标不一致，因此，它们的布局特点存在较大差异。由表4可以看出，广州市各商业银行总部集中分布在广州市的CBD地区及其周围，即荔湾区、越秀区、原东山区以及海珠区的西北部与天河区的西北部。根据阎小培等（2000）的统计，仅在广州市的CBD地区就集中了全市零售业的17.41%、批发业的16.35%、餐饮业的16.16% 、信息咨询业的24.89%、金融业的30.19%、房地产的22.06%、旅游业的17.86%、娱乐业的15.84%、旅馆业的11.46%。各商业银行的一级分行与二级分行选择在企业分布密度最高的这些地区选址，体现交流的外部性是影响银行总部选址的决定性因素。另外，这些地区也是广州市商务办公楼集中分布的地方，在这里聚集的大量商务公司大都能成为各商业银行总部的潜在客户。据2010年对广州市商务办公楼的租户按行业调查，广州市商务办公楼的租户以金融业、IT 业、房地产业、专业服务业、贸易等第三产业的办公业为主，这部分租户占了广州市商务办公楼的租户总数量的70%左右。这部分租户中又以金融、贸易、IT 业为主体，其他行业次之。

表4 广州市各商业银行总部的分布

资料来源：广州市各银行官方网站。

3.广州市商业银行营业网点的布局特征

本文在讨论广州市内银行总部以外的银行网点的布局特征时，选择以工行、农行、建行和中国银行等表1中商业银行为例，对于银行营业网点的选址因素进行实证上的验证。根据表1的数据，运用Arc gis10.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然后绘制成图1。

由图1可知，广州市银行网点的总体分布特征是：市中心区密集，郊区稀疏。市中心区指的是越秀区、白云区南部、天河区西部、海珠区北部这三个区的中心地带，而从化区、花都区、增城区、黄埔区、番禺区、南沙区、荔湾区除了区政府中心范围的银行商业网点密集外，其他地区银行商业网点稀疏。其基本分布规律是：沿城市主干道、国道、省道、城市快速路、地铁线等交通枢纽分布，银行网点的分布与广州市商业区位的分布大致相同。商业银行网点具有向人口密度和企业密度高的中心城区集聚的特征，以获得集聚效应，同时在城区和效区内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扩散效应。

（1）商业银行营业网点的区位具有明显的圆环形结构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广州市的老城区如越秀区、荔湾区、海珠区以及天河区是商业银行营业网点集聚最大的地区，本文称之为广州市银行网点区位的中心内环区；其次是白云区、黄浦区和番禺区北部所在的广州市银行网点区位的第二环形区；再其次是花都区、南沙区、从化区、增城区和番禺区南部所在的银行区位第三环形区。这种三层环形结构与城市人口与企业分布密度、土地价格和房租从城市中心向郊区递减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

（2）银行营业网点的区位具有集聚和分散分布相结合的特征。一方面城市商业银行网点通过各种金融手段将经济资源向中心城区集中，打造经济圈的发展极；另一方面通过银行网点的分散布局来对郊区发挥辐射作用，同时具有极化和扩散作用。这说明它们的土地竞租曲线并不是阿朗索等学者所述的是一条陡峭的直线，而是一条绝对值递减负斜率的凸向原点的曲线。从理论上接近于人口分布密度的负指数曲线。

（3）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间在空间区位上存在相同趋势，但是密度曲线斜率却存在差异的特征。说明了四大商业银行营业网点的土地竞租曲线的斜率仍有区别。建设银行的土地竞租曲线的斜率最大，布局范围相对小一点；其次是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而在中心城区，工商银行布局密度大，有着明显的优势。广州农商银行在番禺区、白云区、增城区出现峰值。

图1 广州市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图

五、结 论

本文运用理论模型与图表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以广州市为例的中国城市内部银行业的区位特征进行了较系统的讨论。文章认为：城市内部经济活动分布的不均衡形成银行区位的主要外部性因子，这些因子主要有城市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金融市场信息流和贸易流的外部性以及银行集聚的外部性；在假设银行的资本供给不随区位变化的条件下，企业与家庭对银行业的信息与劳动投入以及城市土地的投入则成为影响银行选址的主要内部因子。在中国城市中，又由于诸区位因子的作用原理不同，银行总部与各营业网点在城市内部具有不同的布局特征。根据厂商理论，对于银行总部来说，其产出主要为多种银行产品的金融信息。由于银行总部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流更多地依赖于面对面的接触，以及企业的技术与信息溢出、银行总部与其他银行及消费者在空间上邻近等外部性能够减少银行总部与其他银行及银行产品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本、接近其他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可以获得多样化与廉价的信息等原因，各级银行总部与办事处总是布局在大都市的CBD地区或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分布密集的城市地段，如广州市的“北京路－上下九路”分区、“环市东路”分区与“天河”分区。对于银行业的各级营业网点来说，其产出主要是存贷款量，因此，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人口的分布密度、城市贸易流的分布密度与城市土地价格的空间分布以及银行网点本身的规模，是影响其选址与区位的主要因子，使银行网点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具有明显的环状特征，其分布密度随着离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逐步降低。不管是银行总部还是各级银行营业网点，它们的集聚与上述布局特征不但加剧了中国现代都市的圆环形地域结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城市的生产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中国城市的传统的封闭式空间结构正加速向西方环形城市结构的演变，在这种演变过程中，银行业的选址与空间集聚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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