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荣，喻登科，涂国平

（1.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330063;2.南昌大学管理学院， 江西南昌330031）

一、引言

“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20多年来，“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在农业技术推广、市场风险规避、规模经营增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农业部的调查结果，“公司+农户”模式是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农业产业化采用率最高的经营模式之一，所占的比例位居第一，高达45%（高阔、甘筱青，2012）。我国政府对“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寄予厚望，给予了较大的财税和相关政策支持。从国家、政府层面，“公司+农户”经营模式除了对我国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有重要意义以外（张玉，2012），还有重要价值的方面是借助公司的力量实现农业新技术推广与扩散，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高技术农业的转变。借助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推动农业新技术的扩散，对我国加强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公司为了使得与其签订供销协议的农户能够生产和提供达到技术水平的农产品，需要对农户进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与指导；而农户则为了从技术扩散和新农业技术应用中获得比传统农业生产更高的收益，需要主动学习、吸收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知识，接受公司农技专家的技术指导。本文将农业技术扩散中公司与农户间知识对接行为的内涵界定如下：在公司与农户达成合作协议基础上，公司的农业新技术知识与农户的现有农业生产经验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等发生匹配融合，以满足现代化农业生产知识需求的行为。对于公司而言，知识对接意味着知识传授过程的成功；对于农户而言，知识对接意味着新技术知识的学习与掌握。并不是所有农户都能与公司进行知识对接成功，不同知识基础的农户在知识对接中学习和掌握的农业新技术程度不同，在其后的农业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效益也会存在差异。知识对接行为对于“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而言是一个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过程。经过知识对接，公司掌握的理论性农业新技术知识能够传递给农户，由农户加以应用后能够创造经济效益。知识对接行为一方面能帮助公司获益，另一方面也能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科技、经济与社会发展（James，et al.，2004）。

公司与农户间的知识对接，既是由于知识势差引起的知识流动过程，也是异质性知识的互补与融合过程，更是公司与农户追逐利润最大化而进行的知识协同、协作过程。公司与农户在知识对接过程中都是理性的经济主体，他们都有各自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为了自身的利益，二者会存在一个动态博弈过程。为了考察公司与农户知识对接的博弈机制，以更好促进知识对接，本文采用演化博弈方法，构建模型并进行均衡分析，为从知识行为视角提高农业技术扩散效率提供新思路和决策依据。

二、文献回顾

“公司+农户”是我国特有的概念，由刘允洲、陈健（1988）首次提出。由于“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在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意义，国内学者开展了较多的相关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高阔、甘筱青，2012）。众多学者普遍认识到，“公司+农户”经营模式出现了困境，主要原因是公司与农户的利益难以协调（孙耀吾、刘朝，2004；叶飞等，2011），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强化契约治理（欧阳昌民，2004；胡新艳、沈中旭，2009）和促进双边激励（陈通、廖青虎，2013；Fu，et al.，2013a）。

虽然国内学者认识到了从经济契约视角进行“公司+农户”组织治理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而言，却较少学者讨论“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对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意义。无论是农业龙头企业（公司）还是农户，在农业技术扩散系统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Zhang，2001）。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技术创新和新技术使用的主体，能提升农业技术扩散的有效性，帮助降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各种风险（李菁、米薇，2009）。农户的新技术采选行为是农户技术成功应用与扩散的关键，农户的心理、决策、行为、技能在宏观上的作用表现决定了农业技术扩散的效率与效果（龙冬平等，2014）。

在对农户新技术采选行为研究的文献中，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识到农户知识基础（包括教育背景、经验技能和信息素养等）对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影响（武艳艳等，2012；刘路，2008；Saisi，2011；Alexandre，2009）。同时，国外开展了较多关于农业技术扩散中农户间知识共享、知识学习和知识转移等知识行为的研究，探索和验证农户在社会网络中的知识行为与农业技术扩散效果的作用路径（Fu，et al.，2013b；Cameron，1999；Igbokw，Ozor，2010）。国内学者对农户知识行为的研究成果较少，但马雨蕾等（2013）和周荣等（2015）均提到了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知识对接或知识转移行为对农业技术扩散的重要意义。

公司的规范性农产品生产技术相对于农户传统生产技术而言是具有优势的。农业公司向农户传授先进农业技术知识、指导农民进行规范性合作生产是“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的必要环节（张春敏，2007）。这种基于知识势差的知识传授就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对接行为（刘希宋等，2009）。然而，国内外针对知识对接的研究成果偏少（Lee，et al.，1995），关于农业公司与农户之间知识对接行为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公司与农户的知识对接行为是建立在二者合作契约基础上的，而关于契约的研究，大多数国内外学者的首选研究方法是博弈分析模型（黄志坚等，2006a；王亚静、祁春节，2007；Liu，2010）。

据此，本文创新性地将公司与农户的知识对接行为与契约治理相结合，采用博弈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在研究思路与内容上具有理论创新意义，在方法选择上具有科学性。

三、知识对接行为的过程模型

公司与农户进行知识对接的前提是二者已经建立起了经济意义上的合作契约。因为如果二者还没有订立合作契约，那么公司就不会提供农技人员和资金去主动向农户传授农业新技术；对于农户而言，也不会在没有利益驱动下放弃已有的农业生产技术而去学习农业新技术，那意味着非常大的技术风险与市场风险。农户学习与应用公司传授的农业新技术知识进行农产品生产，是一种风险行为。事实上，在“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中，公司的核心作用之一就是利用其规模经济和信息优势来控制风险，并由此在契约基础上建立与农户之间的风险共担机制。

当然，风险共担的基础是利益共享。在“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中，公司与农户的利益分配比例由契约事先决定，具有远期交易的金融产品性质。公司与农户分别能从中获益多少，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其一，市场价格的远期波动情况，可能有利于公司，也可能有利于农户；其二，农户生产出的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一定程度上，第一个因素是不可控的，但公司由于信息获取渠道更多，可能会预测稍微准确一些，即公司具有信息优势。第二个因素是可控的，取决于农户对农业新技术的掌握情况。因此，为了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公司与农户会在农业新技术的转移与扩散上协作，为双赢创造机遇。一般情况下，受到利益驱动，公司与农户都具有进行知识对接的动力。

公司与农户在知识的类型与数量上均存在差异：公司在农业新技术知识上具有优势，而农户则在传统农业生产知识、技能、经验等方面存在优势。越是掌握最新、最前沿、最具价值和潜力农业技术的公司，越是有通过技术扩散与农户进行合作，从而将技术知识转化为农产品和经济效益的动力。而农户也倾向于选择与掌握最新技术的公司合作，这样能更大程度保证农产品的销量与价格，从而提高效益和降低风险。但是，对于公司而言，合作农户的选择是必要的，主要需考虑农户群体规模、农户所在地域、生产场所的各种条件以及农户本身的技术技能条件和道德品质等。对于合作成功概率大的农户群体，是公司进行知识对接合作的首选。在农业新技术推广扩散中，公司是具有知识优势的一方，即具有“高知识势”，农户则基本不具有新技术知识的存储，为“低知识势”。公司与农户之间存在知识势差，这种知识势差会使得公司的新技术知识顺势流向农户，从而为知识对接提供流转渠道（李玥，2009）。当农户接收到公司传递的技术知识时，会将新技术知识与其现有的知识结构进行匹配、筛选和做出选择，评估新技术知识应用的预期收益，做出是否与公司合作并继续学习和应用农业新技术的决策。如果做出积极决策，则技术知识会在二者的合作生产中逐渐流转、对接和融合，从而逐渐由技术知识向产品、价值转化，获得知识对接行为的收益（绩效）。由公司与农户间技术协作、经济合作所产生的效益会在公司与农户之间进行分配，变为二者的经济利润，知识对接越成功，经济利润可能会越大。因此，公司和农户为了使得利润最大化目标实现，会产生积极进行知识对接与协作的意愿。公司与农户知识对接过程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知识对接过程的理论模型

“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过程，是公司的“技术推广”与农户的“技术学习”同步发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公司与农户都可以做出决策，策略集为（对接、不对接），具体而言也就是公司（推广、不推广）、农户（学习、不学习）。他们做出这个决策都是基于理性的，即根据利润最大化目标进行决策。在现实的“公司+农户”经营模式中，公司会相对“自私”或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通过向农户兜售种子、化肥、农药等产品，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就从农户那里获得部分利润，乃至收回成本。但在本文的理想化“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模型中，我们不认为公司存在任何欺骗或坑害农户的行为，公司与农户的利润都来源于最后的产品销售，通过公司销售农产品获得利润并按照合作契约进行利润分配而获得。公司承担农产品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农户承担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产量浮动的风险。二者在契约范围内进行尽自身能力的知识对接工作，以谋求未来的利润分配激励的最大化。

四、知识对接行为的量本利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公司与农户都要基于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做出是否进行知识对接的决策。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利润=收入—成本。因此，要研究公司与农户如何做出知识对接的决策，还需要分析他们各自收入与成本的构成。

（一）公司的量本利分析

公司的收入来源于销售农产品和收购农户农产品所获得的差价利润。假设农产品产量为Q′，公司的农产品销售价格为P′，从农户那里的农产品收购价为P ，显然，公司的收入为：

公司知识对接（技术推广）的成本包括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固定成本来源于维持公司规模和日常经营所需要付出的经营管理费用，与农户数量无关；变动成本来源于对农户进行技术推广和指导所派出农技人员的数量，农技人员越多，公司技术推广的力度越大，知识对接效果越好，但公司的知识对接成本也会越高。则，公司的知识对接成本为：

其中，Cfixed为固定成本，Cvariable为变动成本；N 为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为知识对接（技术推广）的力度，为公司在单位农户、单位推广力度上所付出的技术推广成本（Bassi，Van Buren，1999）。

假设，单个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时，其产量为Q ，显然，Q 为知识对接力度T的单调递增函数，即其中，K 为农户的知识与经验基础时，表示农户没有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知识基础；当K=1时，表示农户具有完全意义上的采用农业新技术的知识基础）；Inv为农户的投入水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知识对接力度T取决于公司的决策与能力，农户的知识与经验基础K受限于农户的教育背景与农作经验，二者不存在逻辑意义上绝对的相关关系。但是，只有当公司与农户都付出努力（T 和K均较大）时，知识对接才更可能成功，最终公司与农户获得的期望收益也可能更大。也正因为在此机制中，任何一方都可能成为瓶颈因素，所以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具有较强知识与经验基础的农户合作，农户也会倾向于选择愿意大力进行新技术推广的公司合作。从这种角度分析，T 和K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是一种相互选择的作用关系。

此时，没有考虑农户在知识基础、投入水平上的异质性，将农户同质化、理想化处理。由此可得公司的利润为：

此时，公司利润πc与农户数量N 或知识对接力度T的关系如图2所示。根据图2(a)可知，当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越多、公司进行知识对接的力度越强时，公司的利润水平会越高。图2(b)中关于农户数量N 与公司知识对接力度T之间的替代关系的分析，有两个暗示：其一，公司要想提高利润水平，有两条途径，要么提高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要么提高自身的知识对接力度，前者是不可控的，后者是可控的；其二，知识对接力度T和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N 之间存在着关联关系（这是由公司与农户间的博弈关系决定的），当知识对接力度加大时，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也会增加。对于公司而言，在农业技术扩散的早期，主要应采取加大知识对接力度的策略；随着知识对接过程的深入，在后期则主要应采取增加参与知识对接和技术应用的农户数量的策略。

图2 公司利润的构成及其与N、T的关系

（二）农户的量本利分析

农户的收入来源于公司对农产品的收购。即，农户收入If为：

农户的成本Cf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构成：其一，农户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经济投入，即Inv；其二，农户向公司学习农业新技术的成本与费用Cfk；其三，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而放弃传统经营项目所带来的机会成本Cfo。即：

显然，农户的农产品产量Q 还会是农户知识对接成本Cfk的函数，即：

农户的利润πf为：

由于T 反映了公司愿意提供给农户的知识水平，K反映了农户自身接受农业新技术知识的能力，所以知识对接的效果是二者中的短板因素，只有公司与农户都同时表示出高水平的对接能力时，农户才能学习到较多的农业新技术知识。为此，知识对接效果可表述为：

农户的农产品生产过程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农产品的产量主要取决于技术知识和资金投入两方面的要素（陶佩君，2006）。即：

其中，a 、β分别为知识要素、资本要素的弹性系数。

由此，农户的利润函数可由式（7）变为式（10）所示：

农户利润的函数图像如图3所示。根据图3(a)可知，农户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需要在两种要素上做经济投入：一方面需要直接投入资本以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要投入知识学习费用以向公司学习新技术并掌握和利用农业新技术。这两方面的资金投入缺一不可，对农户的利润产出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图3(b)描述了变量T 与K 对利润πf的共同限制作用：当T取区间[0,1]之间某一数值时，如果K＜T ，则利润水平主要取决于K ，是K 的递增函数；如果K＞T ，则利润水平受限于T，此时无论K 在区间[T,1]之内如何变化，利润水平都不会提升。事实上，在图3(b)中，将T 与K 交换位置，也是同样的图像形式。从图3(b)中可以看出，农户的利润产出既取决于农户的知识基础，也取决于公司的知识对接力度，它们二者都可能对利润产出起限制作用。要想提高农户的利润，必须公司与农户同时着力，既提高农户的知识基础，也要让公司提高其知识对接力度。单独的一方着力可能并不能起到促进农户利润增加的作用。

图3 农户利润的函数图像

五、一对多博弈模型

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过程中，都是一家公司面向多家农户的农业合作经营，因此，建模分析需要用到一对多的博弈模型。一对多博弈模型中参与者的理性假设类似于Stackelberg模型的假设，将参与者分为个体和群体，其中个体是“老练”的，群体是“幼稚”的。在博弈的第一阶段，“幼稚”的群体选择不同的纯策略并形成比例分布（Stackelberg，1996）；第二阶段，“老练”的个体根据群体的纯策略分布确定自己的反应函数。不同于Stackelberg模型，在第一阶段的群体参与者的决策与行为方式可以用进化博弈中模仿者动态模型来描述（刘德海等，2004）。

博弈第一阶段：依据进化博弈假设，纯策略转换需要一定成本，群体中大部分参与者保持纯策略不变，少部分参与者根据模仿行为选择更高收益的策略。设群体的纯策略空间为为在t 时刻采用纯策略si的参与者比例，该比例的增长率是此纯策略的效用与群体平均期望效用之差的严格增函数（Taylor，Jonker，1978）。即：

在具有多重Nash均衡的重复博弈中，“短视”的个体参与者根据当期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选择风险占优策略如果满足：

而“富于远见”的个体参与者会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选择Pareto最优的Nash均衡策略（Aumann，Shapley，2013），如果收益满足：

其中，δt为第t 期的贴现因子，≤1且

六、模型假设与变量设计

（一）模型假设

假设3：公司与农户都是理性的，都根据利润最大化来进行策略选择（Fu，et al.，2013c）。

假设4：公司与农户的利润都是在期末实现的，在期中的任意时刻都只会出现预期利润（而非实际利润）的变化。

假设5：公司和农户都可以在任意的t时刻变更策略，但策略变更会存在一定的沉没成本。

假设6：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契约是不完全的。虽然公司与农户在签订契约时规定了明确的收购价格和违约责任，但双方对农产品未来的价格波动情况、农业新技术应用的成效等都是不确定的，双方在信息完备上都具有不完全性，而正是这种不完全性，可能会带来其中一方的违约行为。其实，假设4和假设5本身就是契约非完全性的反映。

（二）变量设计

在公司与农户农业技术扩散知识对接的量本利分析过程中，大部分的变量都已经设置完毕。在此，仅需补充以下几个变量：

1. 公司准备进行“公司+农户”型合作经营的一个农村区域范围内的目标农户总数量为N'。

2. 在t 时刻选择与公司进行合作并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占目标农户总数量的比例为θt。

显然存在如下关系：

式（16）条件的满足，是公司愿意在这个农村区域范围内尝试进行“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推广的基本前提。

3. 公司的违约赔偿金（给所有农户的总体违约赔偿金）为Penc。

4. 农户的违约赔偿金为Penf。

七、不存在违约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在农户不违约情况下（此时农户选择知识对接，就一定是将农产品销售给了公司），公司与农户选择不同策略情况下的预期收益如图4所示。

图4 公司与农户知识对接的博弈矩阵

公司选择“不对接”策略的收益为：

公司选择“对接”策略相对于“不对接”策略的收益为：

因为：

由此可知，公司选择“对接”策略与“不对接”策略的相对收益与农户群体选择“对接”策略的概率成正相关关系，是概率的单调递增函数。

由此进一步可知，公司选择“对接”策略和“不对接”策略的概率分别为：

农户选择“对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农户选择“不对接”策略的期望收益为：

农户群体的总期望收益为：

依据上述分析，构造农户群体选择“对接”策略的概率的复制动态方程：

在第一种情况下，农户和公司在Ⅳ、Ⅴ区域内都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他们在Ⅲ区域内都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在区域Ⅱ内，农户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在区域Ⅰ内，农户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富于远见”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以从区域Ⅰ过渡到区域Ⅱ；而“短视”的公司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因为公司发现他不怎么进行技术推广也能取得较好预期收益（这是由于农户在合作初期的非理性造成的，但随着时间推移、信息逐渐充分、农户理性增强，该预期收益将逐渐下降）。在区域Ⅵ内，农户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富于远见”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此时公司经营的预期利润其实是亏损的），以从区域Ⅵ过渡到区域Ⅲ；“短视”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

图5 博弈模型复制动态和稳定性

在第二种情况下，农户和公司在Ⅳ区域内都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他们在Ⅱ、Ⅲ区域内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在区域Ⅴ内，农户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公司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在区域Ⅰ内，农户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富于远见”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以从区域Ⅰ过渡到区域Ⅱ；而“短视”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也是因为公司发现他不怎么进行技术推广也能取得较好预期收益。在区域Ⅵ内，农户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富于远见”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对接”策略（当期公司经营的预期利润为负），以从区域Ⅵ过渡到区域Ⅲ；“短视”的公司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

在这两种情况下，（0，0）、（1，1）都是博弈模型的均衡解。即：如果公司选择“对接”策略，在合理的合作机制下，农户也会选择“对接”策略；如果公司选择“不对接”策略，那么农户最终也会倾向于选择“不对接”策略。同理，如果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很高，选择“对接”策略，那么公司也会选择“对接”策略（大力提高知识对接力度）；如果农户参与的积极性很低，选择“不对接”策略，公司无法从合作中盈利，为节约成本，也会选择“不对接”策略（降低知识对接力度）。

八、存在违约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在上述模型中，暗含着一个假设，即参与知识对接的农户数量占总农户数量的概率是可以无成本下降的，换而言之，农户违约无成本。同样，在上述模型中，虽然考虑了公司的违约问题，但其实只考虑公司违约的一种类型：因为参与的农户太少而不得不放弃合作。但是没有考虑另一种公司违约的类型：因公司销售农产品的价格过低而使得公司选择放弃收购农产品。因此，在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公司和农户可能都会违约，他们的违约都会产生惩罚性的成本，即赔偿对方以违约金（黄志坚等，2006b）。为此，本文继续探索允许公司和农户有成本的违约情况下的知识对接博弈问题。此时，博弈双方还是公司和农户，但此时可能发生违约的农户只能是已经参与了“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知识对接的农户，选择“不对接”策略的农户是无所谓“违约”的。对于已经参与了知识对接的农户而言，他没有必要在中期选择退出，因为相关投入都已经是沉没成本；但对于公司而言，则不得不时刻考虑市场价格，由此估算农户在期末时选择违约的概率，从而进行策略选择，以尽可能规避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考虑公司与农户可违约情况下二者知识对接的博弈矩阵如图6所示。需要注意的是，市场价格总会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所以公司与农户不可能存在同时选择“违约”的情况。而且当一方已经选择“违约”时，另一方出于理性考虑，也不会同时选择“违约”。所以，在其中一方选择“不对接”策略时，“违约”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此时双方的收益自然会与上一个模型完全相同。

图6 考虑可违约情况下的公司与农户知识对接博弈矩阵

按照一对多博弈模型的求解方式对该博弈模型进行均衡分析，可解得在考虑违约情况下公司选择“不对接”策略的概率为：

由此可见，提高公司单位农产品产量的违约成本和维护批发市场（公司主导的市场）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性有利于促使公司选择知识“对接”策略。当然，如果将λ代入式（28），会发现公司违约成本penc对公司策略选择概率η的影响是二次型的复杂关系，这是因为从另一角度而言，允许公司违约本身就为公司留出了一条退路，无疑是降低了公司的风险，所以公司也可能会提高知识“对接”的力度。

可知，提高农户单位农产品产量的违约成本和维护零售市场（农户主导的市场）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性也有利于促使公司选择知识“对接”策略。这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这样能降低公司的风险。

决定农户选择“对接”策略的概率是增长还是下降的公司策略选择概率为：

当农户选择“违约”时，肯定是因为违约能获得更高的收益，即：

由此可知，当市场价格极不稳定，农户和公司都可能出现违约时，农户出于规避不确定性风险的目的，农户不愿参与到农业技术扩散知识对接中来。同样也可发现，提高公司和农户的违约成本、维护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的农产品市场价格稳定性也有利于提高农户进行知识对接的概率，促进“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

考虑公司与农户可违约情况下的知识对接博弈模型与不考虑违约的博弈模型在复制动态与稳定性上具有相似的形态，唯一的区别是违约情况下公司与农户选择“对接”策略的概率空间会缩小，因为在考虑违约时双方的不确定性都在增大，使得他们选择进行知识“对接”的条件要求更高。

九、模型启示

根据公司与农户的量本利分析和知识对接博弈模型的结论，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启示，从以下诸方面来促进公司与农户间的知识对接行为。

（一）提高农户的知识水平

农户的知识水平是其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知识对接过程中具备接受、学习、吸收、消化农业新技术的能力的基础与前提。农户要具备较为高等的知识与经验水平，才能敢于和易于接受新技术，才能将学到的新技术和自身的知识与经验融合起来，并在农产品生产中发挥出技术优势。提高农户的知识水平，应该是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实现上的一个重点，不仅对“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整个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活与社会进步都异常关键（杨唯一、鞠晓峰，2014）。要提高农户的知识水平，可以：其一，着力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让农民都能接受初中、中专乃至高中、大专的教育；其二，加强农民的职业教育，让农民尽可能多地掌握农业现代化技术与技能；其三，加强农业新技术与信息的宣传，让农户能够经常接触和参与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活动；其四，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由公司提供资金和师资来对农户进行必要的基础知识培训。

（二）保障农户的资金投入

“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规模非常重要。只有达到一定的规模，公司才能盈利，农户才能实现规模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贾仁安等，2005）。但扩大规模需要有相对传统农业而言更高的资金投入要求，而一般的“小农”很难依靠自身实力来实现该资金投入。为此，需要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从以下方面为农户资金提供来源保障：其一，与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由公司来预垫部分农业生产资金，这部分资金可以最终从农户的收购款中扣除，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解决了农户的资金困难，从而极大地有利于吸收农户参与合作；其二，由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通过农业立项资助或新农业贷款的方式，为农户提供金融支持；其三，在农户集中地区建立起较为健全的民间借贷机制，促进农户间的资金互助与互通；其四，加强农户间的合作，提供让多户农民家庭联合与公司合作生产的通道，降低农业技术扩散对单个农户的资金投入规模要求。

（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不同农业生产效率下，同样的知识、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实施的农业生产可能取得具有较大差异的产量和经济效益。要想让农户和公司在合作经营中均有利可图，要想让公司与农户都有进行知识对接的意愿，就需要保障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和新技术的使用、长期以来的劳作方式、农业生产经验、土地环境条件、农业设备条件、天气和自然灾害等有关。从普遍意义上提高一个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其一，加强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在“公司＋农户”型农业技术扩散中，公司不仅要传授农业新技术知识，更要传授与之相关、配套的其他技术知识或田间管理知识等；其二，要引导农户改变传统的劳作方式，提高农业新设备、新农药等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其三，要考察评估农村地区的土地、气候、病虫灾害史等环境条件，为农户应用农业新技术来取得高效益提供建议和保障。

（四）提高公司的技术推广能力

要想让农户积极参与到农业技术扩散中来，与公司形成良好的知识对接互动，首先公司得加大宣传和投入力度，表现出一定的诚意。在技术指导过程中，要积极派出较多的农技人员，既做新技术推广，也解决农户在应用技术中的各种难题。公司要想各种办法来提高其技术推广能力，主要包括：其一，保障较为充足的农技人员数量和技术指导的频率，为农户学习农业新技术提供渠道保证；其二，应用信息平台来实现实时的农业新技术应用指导与技术监督，比如建立公司与农户的信息交流平台与信息管理系统等；其三，公司要有较大力度的技术推广资金投入，以适当建立农业示范基地等，为农户进行新技术学习与推广应用提供表率和示范性作用。

（五）建立合理的价格机制和市场风险规避机制

市场价格波动是公司和农户都需要面对的风险因素（杨晨辉等，2012）。如果市场价格比预期过高，协议收购价定得过低，公司就要面临农户大规模违约，从而遭受损失，没有违约的农户也会遭受经济损失；反之，如果市场价格过低，公司也要面临损失的危险。公司必须依靠其信息优势和全面的风险规避机制，来降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在此过程中，公司需要做到：其一，尽量较为准确地预测农产品零售价和批发价的波动区间，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产品收购价；其二，采用远期、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来对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进行对冲，保障公司的基本利润水平；其三，建立弹性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机制，让公司与农户都能在价格上有一个缓冲区间，从而在市场价格涨落太大时协调双方的利益；其四，与农户建立起长期合作的关系，避免公司和农户的大规模、单方面违约问题。

（六）建立公司与农户的双向违约监督与惩罚机制

公司与农户的违约问题是当前“公司＋农户”型经营模式中最大的机制性障碍因素（涂国平、冷碧滨，2010）。加大对公司与农户违约的管理、监督和惩罚机制，强化公司与农户的合作纽带，对于保障双方利益，促进“公司＋农户”型合作经营、技术扩散和知识对接具有重要意义。在该方面能起到作用的措施包括：其一，提高公司与农户协议签订的公正性和合法性，让公司与农户的决策行为都在合作协议的框架内；其二，提高公司与农户违约赔偿金和相关赔偿责任，避免公司或农户的单方面违约；其三，加强公司与农户信用问题的社会舆论监督，让公司与农户都能自觉地遵从契约监管和社会监管；其四，将农户进行规范化管理，实现“小农户”的基地化，从而让农户由“自然人”变为“法人”，提高双方在契约遵守上的约束力，也保障农户与公司在签订契约时的对等讨价还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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