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艳军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当时体”影响下的杜甫诗体之变

王艳军1,2

(1.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2.石家庄铁道大学 人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43)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以“当时体”评价四杰作品的美学风格，实际上更是杜甫自己诗歌艺术追求的阐释，“当时体”是杜甫诗学理论的核心。正是在这种诗学思想的指引下，草堂时期的杜诗不仅实现了由古体为主向以律诗为主的诗体转变，而且律诗创作中的时事入诗、联章组诗、运古于律等正是对“亲风雅”、“转益多师”的实践，“当时体”的艺术取向正是杜甫诗体转变的理论根源。

杜甫；草堂；当时体

学界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等诗论作品的关注由来已久，论著繁多，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目前学界对于杜甫《戏为六绝句》等诗论作品的分析较多集中于语义的解释、主旨的辨析等方面，很少有将《戏为六绝句》等诗论作品体现出的论诗思想与杜甫自身诗体转变相联系，从杜甫诗论思想来探析杜甫诗体转变的内因。其二，学界多看到了杜甫及其诗歌对后人的影响，却缺乏理论的阐释。如杜甫诗论思想、杜甫诗体转变、唐代诗体转变的内在关联性在哪？这种转变的艺术根源及推动力在哪？诸多问题论述不够。因此，通过分析《戏为六绝句》等草堂诗论的诗学主张，探讨杜甫的诗学思想对杜甫诗体转变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杜甫诗论思想的核心：“当时体”

诗人的创作与其自身诗论思想密不可分。杜甫于上元二年创作的《戏为六绝句》是草堂期间最重要的诗论作品，对于作品的创作缘起、语句解释、评述对象、立论主张历代以来众说纷纭，但诸多学者基本都认为该作品是杜甫诗学思想的集中展示，如“杜甫一生诗学所诣，与论诗主旨所在，悉萃于是”[1]3，“表达了杜甫关于诗歌美学风格的态度，体现了他历史主义的眼光”[2]351。

对于《戏为六绝句》所体现的杜甫诗学思想，学者们多有论述，如郭绍虞先生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莫励锋先生的《杜甫评传》等专著以及马茂元先生的《论<戏为六绝句>》、秦绍培先生的《<戏为六绝句>探微》、邝健行先生的《杜甫“杨王卢骆当时体”句阐说》等论文，这些学者主要围绕“亲风雅”“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等进行专门阐述。但笔者以为，这还没有明确指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的核心思想。因为“六首诗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前三首通过对具体作家的评论提出了问题，后三首揭示论诗的宗旨”[1]3，前三首批评“后生”“轻薄者”否定四杰、庾信的错误，意在阐述杜甫的主张；后三首正面阐述杜甫的诗歌主张正是以前三首的批评对象为理论基础，六首诗中杜甫所批评的对象和称颂的对象相当明确的，所表达的杜甫诗歌美学思想也是相当一致的，也就是说“亲风雅”“转益多师”“别裁伪体”只是杜甫阐述自己诗歌美学思想的立论基础。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通过对“今人”、“后生”、“轻薄者”、“尔曹”等人的批评，提出“亲风雅”的创作倾向、“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创作态度，目的是最终提出“当时体”的主张。也就是说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核心思想是“当时体”，这不仅是杜甫对四杰、庾信的客观肯定，也是对自己创作倾向、艺术精神的阐述。

所谓“当时体”，从“沈朱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李商隐《漫成五章》之一)以及“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陈师道《绝句》)等言论中，可以想见后人对四杰的态度。但四杰等人在其独特的时代条件下所作的贡献不可抹杀，所以浦起龙认为杜甫此诗是“指附这谩近之病根而药之也”[3]840，也就是说，杜甫认为四杰之体是诗的不断进化的产物，是不应当受到非议的，杜甫“以‘当时体’来评价前人大加指责的四杰，就意味着杜甫对四杰创作成就和美学风格的肯定”[4]。但笔者以为，杜甫在此诗中更重要的是在“亲风雅”、“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基础上，提出“当时体”的美学风格，即“一时成体之文”[3]841，将“创作倾向、语言词句、表达规范、形式技巧等多方面综合到一起形成的具有独特时代性和历史性的”[5]风格，杜甫能够“以‘当时体’概论他们的作品，就体现了杜甫审视文学的历史眼光和发展理念”[5]。因此说“当时体”才是杜甫《戏为六绝句》诗学思想的核心。

“当时体”的提出，已经不仅仅是“亲风雅”、“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所指向的或情感、或题材、或手法的某一个方面，而是一种诗歌理想、诗歌追求的概括。杜甫用“当时体”来概括被时人指责的四杰，同样的命运也在杜甫本人身上得到验证。杜甫有着“当时体”的追求，但也有“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南征》)、“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的感慨，其时《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等唐诗选本都冷落杜诗，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杜诗渐受推崇，皆因杜诗之“当时体”。因此，“当时体”的提出不仅标志着杜甫在诗歌创作实践方面而且在诗论思想方面都站在了唐诗发展的最高峰。

二、杜甫以“当时体”为取向的诗体意识

《戏为六绝句》创作于上元二年(761)的成都草堂时期，其时杜甫避乱于成都，栖居于浣花溪畔。《戏为六绝句》作为杜甫诗论思想最集中的体现，诗论中杜甫不仅对前人、对时代风气进行了评价，也隐含着杜甫的诗体意识。

首先，《戏为六绝句》杜甫以庾信、四杰为立论基础，“提倡继承南北朝诗歌的艺术成就，反对否定南北朝诗歌”[6]，这其中体现着当时时代条件下杜甫鲜明的诗体意识。概言之，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唐初以来的诗人，在诗歌尤其是五律创作实践上大多继承了六朝遗风。如李阳冰评价李白诗：“至今朝诗体，尚有齐梁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7]，这从反面印证了当时诗坛效仿前朝的创作现状。二是唐初以来的复古者，强调“风雅”“风骨”“兴寄”的继承，多侧重思想，也未完全否定形式。如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认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提出了“风骨”和“兴寄”的主张，但陈子昂所追求的不仅是“骨气端翔”，也包括“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8]230，陈子昂并不排斥声律、辞采、音节，可见陈子昂是主张风骨与辞采、声律并重的，尽管他没做到，却给了杜甫以启示。从杜甫的创作实践来看，与《戏为六绝句》创作于同一时期的《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漫兴九首》等作品，也都是声律协和、音情顿挫、风情雅致的作品，诗风、诗情也极类似与六朝之作。三是唐初以来的“五言律体，兆自梁陈”[9]62，导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以金玉龙凤，乱之以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10]1930，杜甫虽然变革完善了律诗，对于六朝人在律诗方面的开创之功却不能抹杀。

其次，《戏为六绝句》表述了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吾师”(《戏为六绝句》其六)的态度和主张，这是杜甫诗体意识的具体阐述。对于风雅的推崇，不仅仅是来自于杜甫自身的思想情感、创作倾向的必然选择，这也是他对别人评价的标准之一。如杜甫评价陈子昂：“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送梓州李使君之任》)，“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陈拾遗故宅》)，“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陈拾遗故宅》)，杜甫看重的正是陈子昂诗作中的忠义对风雅精神的继承。但对于何为“伪体”，由于杜甫没有解释历来无定论，可以理解为“堆砌辞藻，缺乏灵魂的仿制品，落入齐梁后尘者固属之，高谈汉魏，虚摇幌子者亦何尝不是”[11]，也可以解释为“有别于风雅传统、与风雅传统相对立的诗体”[2]349。如果与杜甫的诗歌创作相联系的话，钱谦益的说法最为直接和准确：“骚雅有真骚雅，汉魏有真汉魏，等而下之，至于齐梁初唐，靡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则皆伪体也”[12]，将“伪”与“真”相对立，对立的标准就是是否出自真性情、是否显现出自己时代的特征与风格。如此，也就不难理解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既评价庾信、四杰“凌云健笔意纵横”、“劣于汉魏近风骚”，又对“翡翠兰苕”、“清词丽句”“窃攀屈宋”的风格加以赞赏。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以及其他诗论作品中对六朝文学并没有一概否定，他对庾信、阴铿、何逊等人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杜甫不仅推尊风雅，而且也推尊“骚”体。如 “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骚人嗟不见”(《偶题》)，“(宋玉)风流儒雅是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二)。杜甫看重“骚体”不仅是其语言、诗歌风格，其蕴含的精神情感与“风雅”也是一脉相承。再看杜甫草堂诗作，草堂期间前后大约五年(期间漂泊梓阆一年又八个月)，共作诗240余首，其中不仅有忧时伤世、感慨民生、寄望时事的沉郁顿挫之作，也有悠闲自得、惬意自然的清新风情之作，因此，在杜甫眼中“清词丽句”与“亲风雅”并不相违背。《戏为六绝句》作于上元二年(761)，杜甫51岁，距离杜甫去世还有八年，虽题为“戏为”，“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语多迭宕讽刺”[13]626，却是“杜甫诗学思文学史观念的反复思考，是杜甫诗学思想的晚年定论”[2]332。

与杜甫相对应，在比《戏为六绝句》早一年的上元元年(760)，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元结在《箧中集》中说“风雅不兴，几及千岁”[14]3872，尽管其出于救济时弊的目的，但对于声律辞采的六朝等前人作品完全否定。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通过对前代诗人庾信、初唐四杰等人的中肯评价，肯定六朝以来诗歌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并提倡学习他们的艺术经验，同时又以此为基础，以“亲风雅”、“别裁伪体”、“转益多师”来宗法汉魏风骚。尽管杜甫没有明确的提出“复古”或“革新”的主张，杜甫取法前人又遵循当代创作实践，目的正是确立自己的、符合时代的诗风，也就是“当时体”，这是杜甫“以其健全的文学观、发展的文学史观，及其从事诗歌创作的全部艺术经验，透视当代诗坛，引出的正确结论”[12]。后来杜甫的创作实践证明，这浓缩了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的“当时体”的诗学主张，是指导杜甫诗歌创作的理论指南，是贯穿在杜甫“诗作中的灵魂和主线”[7]78，这也就恰恰成为了杜诗独具特色的重要原因。

三、杜甫以“当时体”为取向的诗体实践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审视前人诗作、总览当代诗风，并以“亲风雅”、“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为创作途径，提出了“当时体”这一内蕴革新的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杜甫承续陇右以来的创作趋势，在草堂时期实现了诗体的转变，即由古体为主转向以律诗为主，杜甫通过时事入诗、联章组诗、运古于律等形式和手法，不仅将五律推向顶峰，更是为七律的完善筚路蓝缕。

(一)诗体之变的标志：草堂诗歌以律诗为主

杜甫栖居草堂不过五年的时间，草堂也不过是杜甫漂泊一生中的一个驿站，然而草堂却是杜甫留给后人的一块精神圣地，草堂也成为杜甫诗艺升华的家园。在这里，杜甫继承前人的诗歌成就，延续自己的诗歌创作趋势，将南朝以来不断发展的律诗在这里推向高峰。

初唐以来，五律创作渐趋繁盛。如施子愉先生在1933年4期《东方杂志》上发表的《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一文中，以《全唐诗》为基础，对四唐诗歌各诗体进行了统计，如表1。

表1 唐诗各诗歌体例分布情况

从施子愉先生的统计中可以看出唐代诗歌逐渐由古体转向近体，或者说逐渐以近体为主。笔者又依据《全唐诗》对初盛唐时期部分诗人的诗体进行了统计，如表2。

表2 初盛唐时期部分诗人诗歌体例分布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初盛唐诸人律诗数量虽不及古体，但五律之作已渐趋增，但七律较少。表中最为特殊的就是杜甫，杜甫的律诗数量并不仅超过了古体，而且不论是五律、七律还是律诗总量均远远超过诸人。据笔者统计《全唐诗》，初唐七律总量约为130余首，杜甫之七律超过初唐总量，也远超于盛唐诸人。杜甫诗歌的这种变化正是从草堂时期开始。如表3、表4。

表3 杜甫草堂诗歌体例分布情况

表4 杜甫律诗分布情况

从表3、表4可以看出，杜甫草堂时期的律诗数量全面超越古体，占草堂诗歌总量的78.7%。草堂时期的七律不仅远超盛唐诸人，而且占杜甫全部七律的31.6%。因此，杜甫草堂时期诗歌创作，实现了以古体为主向律诗为主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唐代律诗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对于七言律诗一体，则杜甫之成就，乃全出于一己之开拓与建立……七律一体，则在杜甫以前之作者，只不过为这座庭园，才开出一条入门的小径，标了一面“七律”的指路牌，而园门以内则可以说仍是旷而不整，一片荒芜，从辟地开径到建为花木扶疏亭台错落的一座庭园，乃全出于杜甫一人之心力。如果说在中国诗史上，曾经有一位诗人，以独力开辟出一种诗体的意境，则有之，首当推杜甫所完成之七言律诗了”[15]71。

(二)诗体之变的形式：联章组诗、运古于律

杜甫草堂时期不仅大量创作律诗，更是以其来践行“当时体”的诗学思想。杜甫律诗在思想方面，以时事入诗体现“亲风雅”的创作思想。形式方面，杜甫则通过联章组诗、拗律变换、运古于律等实现了“转益多师”的创作态度。

为了增加律诗的情感表达力量，杜甫采用了组诗即联章的形式。用律诗组诗的形式表现时事，是杜甫对律诗的一大贡献，也是深化杜诗境界的一大手法。提到杜甫写时事的律诗组诗，大家往往会想到作于夔州的《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等作。其实在草堂时期，杜甫在其律诗尤其是五律中已经大量采用这种联章的形式。所谓联章组诗，其不仅要求形式一贯，更重要的是内容上、思想上相一致，前后相承，主题集中。如草堂时期的《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诸作。“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帅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千余万众入寇。十二月，吐蕃陷松、维州”[13]1 043。杜甫有感于此，写了这些诗作。这写作品虽没有组诗的题名，却每一首都关注一个主题，那就是吐蕃的入侵。《警急》对边警日益急促的忧虑，《王命》则期盼朝廷任命大将以拒之，《征夫》写征人丧败的惨痛，《西山三首》则忧虑松州陷落。这些作品中，杜甫既写时势的危急，又期盼朝廷任命大将，并提出自己的策略，对时事的关注、忧戚之情溢于言表。杜甫在组诗中也不是单纯的直接描写时事，或者在时事的描写中融入自己的身世之感，或者以融入了历史历史文化内涵的联章意象作为传达诗人丰富的情感的媒介，如《有感五首》，《屏迹三首》中的第二首第三首，《江头五咏》中的《栀子》、《鸂鶒》、《花鸭》，《散愁二首》、《遣意二首》、《漫成二首》等，使忧国忧民、伤时悲世的情感连贯地呈现在杜甫的律诗组诗之中，所以仇兆鳌点评说“公抱忧国之怀，筹时之略，而又遭逢乱离，故有感于朝事边防，凡见诸诗歌者，多悲凉激壮之语。而各篇精神焕发，气骨风神，并臻其极”[13]1043，杜甫以组诗的形式展现时事，使得杜甫律诗在实现“亲风雅”思想要求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当时体”的特色。

所谓运古于律，是说杜甫在律诗的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古体开阖迭宕的写作技巧。安史乱后，杜甫写了《冼兵马》、《北征》、“三吏三别”、《哀江头》等“即事名篇”之作，流离陇右及入蜀途中的《发秦州》、《发同谷县》之作，在长篇叙事中以“刻画宛然，随物赋形”[13]539的篇法之妙，体现出了“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续”[13]407的悲戚之情。杜甫在律诗创作中吸收古体的写法，为其律诗题材的开拓、情感的宣泄提供了深广的空间。杜甫在律诗中有时运用古体的开阖结构和篇章形式，如“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此时对雪遥相忆，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来伤岁暮，若为看去乱乡愁；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和裴迪等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此诗作于上元元年冬，杜甫“感于迟暮羁棲，见此地江花早发，殊悲催老客途”[3]619，在诗中“三四句以一联括长题尚有馀地，五六一转，七八又一转，用笔俱从实际盘旋，笔笔清转，字字传情”[16]182。杜甫在律诗中有时又通过句法的变换来实现古体的效果。如《堂成》诗中的“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一联,杜甫将“林碍日、叶吟风、竹和烟、露滴梢，六字本相对，将风叶、露梢倒转”[13]735，通过颠倒与虚的倒装句法，产生了一种“比散文更多更如意”[17]255的效果。所以前人对此点评说“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18]60，“规矩绳墨中错以古调”[19]474。杜甫律诗对古体手法的借鉴，还体现在“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20]388，最有代表性的是作于广德元年的《有感五首》，第一首“云台旧拓边”，第二首“诸侯春不贡”，第三首“盗贼本王臣”，第四首“未有不臣朝”[13]971，这一组诗“既有比兴，意有所主，情境不一，变化无穷”[13]977。再如《江头五咏》组诗，作于宝应元年春天，其中的五律《栀子》、《鸂鶒》、《花鸭》采用了比兴的手法，借物言情，“栀子，适幽性也；鸂鶒，遣留滞也；花鸭，戒多言也，此虽咏物，实自咏耳”[13]879。杜甫律诗运用比兴，不仅做到了“不惟写景，兼复言情”[21]175，而且将诗人的命运、情感与比兴的事物、意象融为一体，把时事的忧虑、漂泊之悲、家国之愁隐含在诗作之中。

综上所述，杜甫在《戏为六绝句》等草堂诗论中，以对前人作品、风格的审视为基础，以“亲风雅”、“转益多师”为创作要求，提出了“当时体”这一核心思想，并以这一思想为依据，实现了自己诗体的转变，也“总结高扬、转折变化了唐诗的走向”[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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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Dufu’s Poetic Sty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Current Style”

Wang Yan-jun1,2

(1. School of Chinese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2.The Humanities School of the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In the “play” six quatrains, Dufu examined the previous work’s style as a foundation, which, in fact, interpreted his own poetic creation, putting forward “the Current Style” as the core of the reform of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poetic thought, Dufu’s poems of the cottage period,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ncient poems to regulated verses. The current affairs into the poems, poems made up from chapters, and rhymes from the ancient poems are just the practice of “Admiration of Elegance” and “Learning from others”. The artistic trend of “the Current Style” i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the transition of Dufu’s poetic style.

Du Fu; Cao Tang; verse

2095-0365(2015)03-0035-05

2015-03-25

王艳军(1972-)，男，副教授，研究方向：唐诗。

河北省重点学科培育项目；河北省生态和发展环境研究基地项目

A

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5.03.06

本文信息:王艳军.“当时体”影响下的杜甫诗体之变 [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3)：3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