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捷，沈 鸿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消费率的长期关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基于跨国数据的面板协整分析

张 捷，沈 鸿

（暨南大学 经济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2）

与发达国家和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宏观经济表现出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和消费率均较低的局面。本文以 8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按国民收入高低分为四组，进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是存在的，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与国内消费率显著正相关。中国等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这一关系尤为明显。因此，在产业结构上促进服务化程度的提高，大力发展服务业，对于缓解国内消费长期不足的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服务化；消费率；面板协整

一、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我国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28.2%、47.9%、23.9%发展到2013年的10.0%、43.9%和46.1%。其中，第二产业比重变化不大，始终保持在50%左右的较高水平，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显著上升，逐渐接近和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见图1）。但是在全球范围的比较中，我国第三产业比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表1显示，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三产业比重都超过70%，远远高于我国。发展中国家中的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等金砖国家和墨西哥，其第三产业比重均在55%以上，明显高于中国。

图1 1978—2012年我国二、三产业产值比重变化趋势

伴随我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现象是消费率的不升反降。最终消费率从1978年的62.1%下降到2013年的49.8%，而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从1978年的38.2%上升到2013年的47.8%（见图2）。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数据，我国需求结构中的消费率在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处于最低，而投资率则最高。在与发达国家的比较中，以上两个指标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更大。从时间趋势看，2000—2010年我国三项指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在扩大（见表2）。

由于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长期占比过高，近年来制造业出现大规模产能过剩，而在国际竞争中国内企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低端环节，中国的产业结构可能落入“低水平过度制造业化”的陷阱（张捷等，2013）[1]。经济资源过度流入第二产业，相应的服务业发展受到抑制。如果能够证明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和消费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就能相应地从调整产业结构的角度寻找提高消费率的途径。

表1 2000—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结构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由于最新数据并不完整，此处采用2010年的数据进行跨国比较，由于产业结构短期内较为稳定，对结论影响不大，下同。

表2 2000—2010年世界主要国家消费率和投资率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2》。

图2 1998—2012年我国历年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费雪（Fisher，1935）认为人类经济发展经历了分别以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的三个阶段，首次提出了三次产业的概念。此后，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Clark，1940）[2]、罗斯托（Rostow，1960）[3]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库兹涅茨（Kuznets，1966[4]、1971[5]）的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动理论以及钱纳里（Chenery，1955[6]、1960[7]）的标准产业结构理论都对产业结构随着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分析了其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以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国际经验为依据，学者们开始使用经济服务化、产业服务化、产业结构服务化等概念。产业结构服务化是指在三次产业构成中，服务业的产出和就业人数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厉无畏、王慧敏，2005）[8]。高传胜等（2008）[9]认为经济服务化既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阶段。前者是指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后者是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性地位的阶段。经济服务化过程是三次产业演化规律的重要方面，经济服务化阶段则是三次产业演化规律的必然结果。厉无畏和王慧敏（2005）[8]对产业服务化进行了全面解读，提出其包含产业结构服务化、产业活动服务化、产业组织服务化三个方面的含义。

从以往中等收入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看，顺利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相比于巴西等长期难以突破中等收入的国家，除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服务化之外，另一个显著差别就是消费率的显著提升（马晓河，2010）[10]。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难以提升已经越来越成为阻碍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障碍。居民消费支出由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共同决定，对于中国目前居民消费不足问题原因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展开：收入角度的解释，居民之间收入分配不公，差距扩大（如李军，2003[11]）；收入分配从居民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如Aziz，2007[12]；方福前，2009[13]）。从消费倾向角度进行的解释，崇尚节俭的消费文化（如罗云毅，2004[14]）；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预防性储蓄上升（如藏旭恒和裴春霞，2004[15]）等。除此之外，余芳东（2010）[16]从宏观经济角度，强调了我国外向型发展战略对国内消费的抑制作用。

消费倾向涉及到复杂的心理和社会制度因素，并与消费理论中的预防性储蓄假说相关联，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现有研究分别以边际消费倾向和平均消费倾向为研究对象。方福前和张艳丽（2011）[17]定量分析了我国城乡居民之间和不同收入居民之间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试图为缩小收入差距扩大总消费的论点提供证据。吴晓明和吴栋（2007）[18]、蔡德容等（2009）[19]都证明了收入差距扩大是居民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杭斌（2010）[20]的研究则证明教育、医疗、住房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的预期支出不断提高，从而抑制了当期的消费倾向。

近年来，我国消费率的降低伴随着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体制改革的进行。市场化改革一方面迫使居民在这些领域支出更多，另一方面改革造成的不确定性也使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压抑了总消费。罗楚亮（2004）[21]利用 1995年、1999年和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收入不确定性、医疗支出不确定性、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证实了其对消费的负影响。白重恩等（2012）[22]使用城镇住户调查 2002—2009 年9省市的数据，研究发现：在给定缴费前的收入水平以及养老保险覆盖状态时，提高养老金缴费率会显著抑制缴费家庭的消费。甘犁等（2010）[23]的研究证明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内容的医疗保险制度对居民消费有显著正向效果。王林燕（2007）[24]认为，居民消费倾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居民预期支出的压力，才能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纪江明（2012）[25]针对农村消费的实证研究表明，农村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上述研究强调的教育和医疗支出及其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造成居民储蓄动机的增加，反映了这些公共性的、保障性的服务部门的发展和其支出的增加给居民总消费造成的全局性影响。发展这类服务业，提高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将有利于居民总消费的提高。

无论是关于产业结构、需求结构演进的经典跨国研究，还是针对我国消费不足问题的近期经验分析，多数将产业结构服务化和投资消费结构作为国民经济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的两类问题，进行独立研究。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并探讨其内在互动关系的论述并不多见，通过实证研究精确检验二者关系的文献更少。本文从产业结构经典理论出发，针对我国现阶段服务业滞后和消费不足的现实，分析了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消费率的长期关系，并以跨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理论假说

根据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化进程中产业和需求结构演进的描述，本文尝试在二者演进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产业结构服务化和国内消费率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考钱纳里（Chenery，1995）[6]的研究，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工业化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见表3）。在整个工业化进程中，服务化程度和消费率呈现同方向的变化趋势（见图3）。

图3 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演进的模拟示意图

工业化进程中，消费和投资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消费率变化的趋势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投资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最高点和最低点均出现在工业化中期。这一时期正是经济高速增长，工业成为国民经济主导行业的时期。两者的转折点正是产业结构由传统农业向工业转型及工业化向服务主导转型的过渡时期。

工业化初期，产业结构仍以传统农业为主，收入相对较低，产品剩余少，基本用于满足消费，对资本积累的贡献十分有限。但农业技术的进步使得家庭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成为可能，投资和就业机会开始增加。罗斯托将这一“传统社会阶段”向“起飞阶段”过渡时期称为“起飞准备阶段”。此时，工业化程度很低，而服务业由于满足基本需求的个人服务在居民消费中的重要性，服务化程度反而较高。

工业化中期阶段是经济学家关注最多的发展阶段，高投资和低消费是这一时期需求结构的典型特征。罗斯托所称的经济成长中最为关键的“起飞阶段”出现在这一时期。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刺激了投资的扩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机制，消费率相对较低。服务业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也在蓬勃发展，但相对工业而言比重受到限制。

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社会时期产业结构的特点是第三产业就业和产值比重的上升，第二产业增长放缓。恩格尔消费定律和个人需求层次的递进促使服务消费兴起，而服务业相对于工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度高的特征使投资在服务业发展中的作用相对较弱，消费重新取代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机制。罗斯托提出经济经过工业化过程，达到“成熟阶段”后，将会出现“高额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前者反映了工业化后期生产的进步极大地丰富了消费品市场的特点，后者则反映了后工业化时期人们的消费结构从工业产品向对教育、科技、文化、娱乐、卫生、健康等服务产品转移。

表3 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供求特征

四、实证检验

（一）方法说明

本文应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方法，以克服样本偏小的局限性，得到参数及模型的更加优良的估计值。面板数据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i,t=αi+βiXi,t+υi,t

（i=1,…，N；t=1,…,T）

其中，Xi，t为1×K向量，βi为K×1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数目，随机误差项υi,t满足均值为零，方差为正态分布。面板数据常用模型有混合、变截距和变系数三种形式，使用方差分析检验，即正规F检验判断面板数据模型的形式。并采用Houseman检验，确定个体影响是固定影响还是随机影响。

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需要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在面板数据模型中，如果个体N和时间T都比较大，某个个体的时间序列同样也会遇到上述问题。主要采用的检验方法如下：LLC检验（Levin、Lin and Chu，2002）、IPS检验（Im、Pesaran 和Shin，2003）、Breitung检验、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Maddala和Wu, 1999；Choi, 2001）、Hadri检验（Hadri，2000）。其中，LLC检验和Breitung检验的原假设为各面板单位存在着共同的单位根，而Hadri检验则采用了不存在共同单位根的原假设。

针对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使用类似Engle和Granger（1987）的平稳回归方程，从面板数据中得到回归的残差，构造统计量进行检验，如Pedroni（1999）、Kao（1999）就属于类似的分析；另一种是假设存在协整关系，如Mc Coskey和Kao（1998）中的LM检验。Pedroni（1999）提出的面板协整的方法近年来得到广泛认可和应用。其检验方法给出两类检验：组内尺度检验，包括四种统计方法：Panel υ统计量、Panel ρ统计量、Panel PP统计量和Panel ADF统计量；组间尺度检验，包括三种统计方法：Group ρ统计量、Group PP统计量和Group ADF统计量。Pedroni（1997）的模拟实验的结果显示，对于大于100的样本来说，所有的7个统计量的检验效力都很好并且很稳定。但是对于小样本（T<20）来说，Group ADF 统计量是最有效力的，其次是Panel υ统计量和Panel ρ统计量。本文的实证检验过程中，如果各个统计量给出的判别结果出现矛盾，将重点考虑这3个统计量所显示的结果。

（二）数据说明

本文以世界银行2013年的分类标准（见表4）为依据，以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1980—2012年的数据为基础，对四种类型、共82个国家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个别数据缺失用插值法补全。最终消费率CON为最终消费支出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服务化水平分别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SER和三、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SDE衡量。

（三）估计过程与结果

表5显示了三个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其中，最终消费率CON的平稳性较好，两项不同根检验IPS和PP-Fisher均表明其平稳，但综合各检验方法的结果仍无法判定其平稳性，SER和SDE的平稳性得到的支持更少。差分变量的检验结果均显著拒绝原假设，因此判定三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表6和表7分别为最终消费率CON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SER，最终消费率CON与三、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SDE的协整检验结果。根据Pedroni（1999），Panel ADF和Group ADF的检验效果最好，Panel υ和Group ρ最差，其他统计量处于中间。检验结果中，表6中低收入国家组的Group AD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下拒绝原假设，其余样本数据的Panel ADF和Group ADF统计量均在1%的显著性下拒绝原假设，表明两组协整关系在样本总体和各分类国家组中均成立。因此，可以认为最终消费率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最终消费率与三、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的协整关系均成立，即消费率与服务化水平的长期稳定关系确实存在。

表4 样本数据说明

注：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同属发展中经济体。

表5 变量单位根检验

注：检验结果来自Eviews7.0，括号内的数字为各统计量的概率值。

表6 最终消费率CON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SER的面板协整检验

注：检验结果来自Eviews7.0，括号内的数字为各统计量的概率值，表7同。

表7 最终消费率CON与三、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SDE的面板协整检验

为了对二者相关关系做进一步分析，本文设定如下面板回归方程，回归方程的具体形式由F检验和Houseman检验决定。

模型一：CONi,t=α1i+β1iSERi,t+υi,t

模型二：CONi,t=α2i+β2iSDEi,t+υi,t

（i=1,…，n；t=1,…,T）

表8和表9是模型一和模型二的回归结果。以样本总体为回归样本，模型一和模型二分别适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且系数显著为正。但模型一中第三产业产值比重SER对最终消费率CON的影响程度大于模型二中三、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SDE的影响程度。两者系数分别为0.166 23和0.024 240。这表明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对消费率的影响要根据产业结构服务化的指标来判断。如果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服务化指标，其对消费率的正向影响是显著且比较可观的。而如果以第三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产值对比系数为指标，其对消费率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我们认为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来自中低收入国家。对于工业化初期或尚未启动工业化的中低收入国家来说，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对于居民需求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消费品的供给作用有限。

表8 模型一的回归结果

注：检验结果来自Eviews7。***表示在1%的水平上、**表示在5%的水平上、*表示在10%的水平上分别拒绝原假设，括号内数字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表9同。

两个模型中，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相对于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对消费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尤其是模型一中，下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这一效应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对于这两类国家，不仅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不伴随消费率的上升，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上升也不能促进消费。在农业和工业生产水平尚未取得大幅提升的情况下，一国第三产业比重较高或上升反映了其生产力的低下，此时虽然消费率较高，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是较低的，讨论服务业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不合时宜的。加速工业化，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才是其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与之对应，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中，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消费的正向关系较为显著，上中等收入国家影响最大。模型一中，两者的系数分别为0.225 809和0.299 675。可见，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上升对消费率的拉动是明显的。高收入国家由收入带动的消费需求层次的服务化，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产出结构中的重要性日益体现。

表9 模型二的回归结果

中国作为样本国家之一，属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国家之间产业结构服务化与消费关系的差别，我们尝试用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根据前文的结论，此处仅就高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进行讨论。依据Houseman检验，对以高收入和上中等收入国家组成的样本进行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回归分析。表10总结了在模型一和模型二中自变量均在5%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的国家集合，中国的回归系数显著，且系数大小在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中处于中等水平。

表10 变系数模型下部分国家的系数回归结果

注：检验结果来自Eviews7。***表示在1%的水平上、**表示在5%的水平上、*表示在10%的水平上分别拒绝原假设。

五、结 论

本文以82个国家1980—201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和国内消费率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表明二者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且方向显著为正。其中，以第三产业产值比重衡量比以三、二产业产值对比系数衡量时，二者关系更为显著。按国民收入高低划分，高收入国家和上中等收入国家中，上述关系尤其明显，中国作为上中等收入国家，并不例外。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发展服务业，提高产业结构服务化程度，有利于缓解我国居民消费不足，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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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红鸽）

Long-Term Correlation Between Tertiarization Level and Consumption Rate and Enlightenment for China:A Panel Cointegration Analysis Based on Transnational Data

ZHANGJie，SHENHong

（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2，China）

Chinese economy is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ly low tertiarization level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omestic consumption rate compared with most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nations. Cointegration test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s conducted based upon panel date of 82 nations of four national income groups during 1980-2012. Results show that long-term positive correlation relationship exists within the two variables, especially when we test it using data of middle-income nations like China. Consequently, we believe that improving tertiarization level through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makes contribution to easing the problem of under-consumption and adds momentum to economic growth.

industry structure;tertiarization;consumption rate; panel cointegration

2014-12-16

张捷（1953-），男，重庆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与产业经济；沈鸿（1988-），男，浙江嘉兴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

F26：F014.5

A

1672-2817（2015）04-004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