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正博

永驻人间的刘绍棠

文 章正博

刘绍棠（左二）在他的家乡北京通县（现通州区）儒林村同农民朋友交谈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大运河之子刘绍棠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其创作上稳产、高产、优产的杰出成就，有力地证明，小平同志的上述论断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对绍棠来说，人民就是上帝，是他全部的爱，是他的人品和文品的最高审判官。而人民群众则把他视为最可敬爱、最可信赖的朋友和代言人。1997年3月12日，绍棠因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思想、他的人品、他的文品，还依然深深地留在人民群众的记忆中。在这里，笔者愿意把多年积累的有关人民群众敬爱、崇拜、拥戴刘绍棠的珍贵材料奉献给读者，作为品评这位著名乡土文学作家的重要依据。

数不清的拜师者

刘绍棠的知名度很高，刘绍棠作品的读者甚多，敬仰刘绍棠、拜刘绍棠为师的人不计其数，每年给绍棠写信拜师的都不少于100个，仅以1984年为例，就有117人。这些朋友中，有的是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诗人（如郭启宏、任彦芳、纪鹏、燕翎、石贤等），有的是地委、县、乡的领导干部，有的是解放军战士，有的是自幼丧父丧母的孤儿，但大多数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教师和学生。从地区分布来看，几乎每个省都有，这些朋友有的是把自己的稿子寄给绍棠，请他多提宝贵意见；有的是表达自己对刘绍棠作品的喜爱，请求绍棠签名赠书，作为永久的纪念；有的是与绍棠探讨创作上的问题，希望能知道绍棠的高见；有的出于对绍棠作品的喜爱和关心，对某些不确切的地方提出批评或修改建议（如对绍棠提出：一年是365天，而不应说是360天）；还有的个别人精神受了刺激，一度想自杀，后来又活了下来，向绍棠询问生命的意义，等等。但不论是哪种人，都称他为老师，请他多多帮助、指教，这一点是一致的。每年都是这样，有的年份，这类拜师的信，甚至都超过了200封。1984年的信不是最多的，是一个中等数目。不过，即使按这个数目计算，15年来，也有近2000人向绍棠拜过师了。实事求是地讲，这么多信都作答复，都进行辅导，那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他只能有选择地辅导一些人，并且帮助他们联系有关报刊，争取将作品发表出来。上述那117人当中的郭启宏、王慎之、金良、尹俊卿、冯卫东、张宝瑞等同志的一些作品，就是在绍棠的帮助、推荐下问世的。同样，对要求赠书的人，绍棠也不能百分之百地满足他们的愿望，因为当今的中国作家，是送不起那么多书的。我列举出一年的来信者数量，是想让大家知道，刘绍棠在全国各地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有些戴着有色眼镜，根本不读刘绍棠作品就主观地偏见十足地胡说什么“刘绍棠的作品不叫座”的“高层次”作家、评论家，看了这个向刘绍棠请教、拜师的数字，心里有何感受呢？

刘绍棠著《地火》原稿及出版资料

乡土文学作家的旗帜

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学爱好者、支持者，都把刘绍棠致力于乡土文学的理论，他的“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的四项基本原则，当作自己的行动纲领。换句话说，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是全国乡土文学作家的旗帜。

请看以下这些令人振奋的事实：

河南省方城县杨集张花沟文学社，是在刘绍棠的影响和鼓励下最早出现的民间乡土文学组织。1984年5月20日，他们制订了“花沟文学社章程”。这个章程共有8条，“前言”里说：

花沟文学社是以花沟青年为主的、以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创作指南的、以团结青年学习文学知识、进行文艺创作的文学组织。

花沟文学社以学习、研究和创作以乡土文学为主的文艺作品，为家乡父老兄弟制造精神食粮，描绘他们的光辉形象，赞颂他们的传统美德，用文学艺术推动他们走联系起来、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为建设家乡两大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花沟文学社的文学创作要坚持现实主义传统，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学的民族 风格，继承和发扬强烈的中国气派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方城县杨集乡花沟文学社负责人杨永强1984年7月8日致刘绍棠的信，见通县“刘绍棠文库”书信柜第87卷第29页）。

很明显，章程前言里的这些文字，与刘绍棠乡土文学理论中强调的几个坚持是完全一致的。

微山湖上的青年作家刘浩歌，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风云人物，出版了乡土文学作品十余部，北京几个单位在政协礼堂为他举办过研讨会，他受到过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雷洁琼的接见。小伙子很有气魄，在故乡微山湖成立了“荷花文学社”，聘请绍棠担任该文学社的顾问。“在16年业余创作生涯中，刘浩歌把赵树理、马烽、孙犁、刘绍棠等前辈乡土文学大师作为心目中的‘偶像’，每每谈起他们时便流露出崇拜的神色。”（于友先：《乡土梦幻 情愫流云》）确实如此，浩歌在厚厚的一本自传《我从微山湖来》里，为自己和刘绍棠的师生关系单独写了一节，把绍棠给他的题词：“中国气派，时代精神。民族风格，开放意识。乡土题材，地方特色。自然成趣，雅俗共赏。”正式写进书中，以此作为自己从事乡土文学创作的座右铭。他说：“绍棠老师的题词对我充满了殷切的希望，也是对具有强烈、浓厚、鲜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的倡导。”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邓雁红在评论刘浩歌的乡土文学创作的文章《刘浩歌笔下的乡土世界》里，谈及浩歌小说纯朴自然的民族风格时，用的也是刘绍棠测量民族风格的尺码，即“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可见，刘绍棠所倡导的乡土文学理论，对乡土文学评论工作者来说，也具有权威性。

山西省晋中地区文联主办的《乡土文学》杂志，已有10年的历史。这家杂志一开始就大力推崇刘绍棠的乡土文学创作和理论，主编刘思奇郑重其事地宣告：“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化的‘改革开放’的斗争中，《乡土文学》诞生了，发展壮大了。她一面世就积极提倡‘中国气派、民族风格、乡土特色、地方题材’，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刘思奇：《全国乡土文学大奖赛获奖作品集》）

不必举例更多，仅凭上面几件感人的事实，我们就已经领悟到了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在当代中国文坛上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山西省长治市赵树理文学研究会为纪念刘绍棠创作生涯40周年写给刘绍棠的致敬信中所指出的：“刘绍棠同志，是我国乡土文学作家的旗帜，是全国人民热爱的作家。”

迷津者的民声

社会主义文学应该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应该指引人们向着真善美的目标前进。刘绍棠所倡导的乡土文学，就是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社会主义文学。阅读刘绍棠的作品，可以使胜利者更加勇往直前；使悲观者振作起精神，看到光明；为迷津者拨开迷雾，明确方向。请听几位年轻的迷津者的心声——

河南省方城县杨集乡花沟文学社的负责人之一杨永强，就是在刘绍棠乡土文学作品鼓舞下，明确了人生的意义，看清了前进的目标，健康地走上文学之路的。他是这样向刘绍棠老师倾诉自己在人生征程上的变化的：“刘老师，《参考消息》上有篇短文，其中一些言论，很值得一些人深思。他的话和你的论点不谋而合。他说，希望自己的观众看电影，觉得受到鼓舞，而愿意好好生活下去。我深有同感。想想那几年，我刚走出校门，回到偏僻的家乡务农，见到的和学到的对不上号，心情格外消沉。看了《瓜棚柳巷》《蛾眉》《二度梅》，想想书中写的，看看村上的乡亲，才真切感受到了农民的传统美德，而坚持想写出他们的美德。现在，虽然只发了二十几篇小文，但细想来，如果当初没看到乡土文学或者看到的是格调低下的小说，也许早就因为无所追求地碌碌无为或者面对荒山而不想活下去（因为高考落榜而觉得无奔头自杀的事情是时有发生的）。从我成才的足迹中，不能不看到是受了乡土文学的恩惠的您的斧正。”（杨永强1989年10月31日致刘绍棠的信）

再听听一位“血管里流着落魄地主的血”的农民向绍棠倾吐的真情吧！这位农民原是黑龙江省伊兰县三道岗公社丰旺大队的社员，名字叫王和廷。在1981年2月10日写给刘绍棠的信中说，他母亲年轻时被地主霸占，老地主大她25岁。信中这样写道：“我读了您写的《被放逐到乐园里》，感到您是那样的可亲，您受的苦煎不比我轻。可是，您那顽强战斗的毅力是惊人的，您的政治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您的意志是坚强的，您的人格是高尚的，我衷心地敬佩您，热爱您。自从读了您的短篇小说《仍如带露折花》和回忆录《被放逐到乐园》之后，我对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爱。我热爱您和您的作品，热爱上了文学，因为文学能给人以安慰，给人以勇气和力量，文学能使一个颓废沉沦的人找到再生的光明大道和幸福的乐章，您和您的作品给我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其深刻的印象。我觉得您在时时刻刻引导着我去从事一项光明而伟大的事业，我愿永远跟随在您的身旁。我把您的照片临摹在8寸大的宣纸上，用镜子镶起来，挂在我卧室的墙上，让我每天都能够看到您胖胖的脸，戴着黑边眼镜，捏着手指，语重心长地告诉我：‘写，不能再浪掷光阴和虚度年华了。’”（王和廷1981年2 月10日致刘绍棠的信）绍棠的作品能给予人们这样的一种鼓舞、勇气和力量，他是应该感到欣慰和自豪的！

河南省南阳行署公安处收容审查站赵瑞斌的一番话，把刘绍棠乡土小说的教育功能和审美价值作了至高无上的升华：“我看您的小说产生的激情，以及它给予我的美的享受，是我有生以来看别的小说和书籍从来没有过的。”（赵瑞斌1984年9月12日致刘绍棠的信）

崇拜者的痴情

古往今来，作家都有自己的崇拜者，大作家的崇拜者则更多。然而，像刘绍棠这样，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崇拜者都排成大队的胜景，在当今的中国恐怕不是很多。1957年他被错划成“右派”时，全国依然有他的数不清的崇拜者。现在，笔者要讲的，则是新时期里全国各地文学青年、工农群众乃至与绍棠同辈的作家崇拜、热爱刘绍棠的一串又一串的迷人故事。

在长安农村长大、后做过多年青年团工作和《青海日报》副总编的李沙铃，1980年6月，从遥远的大西北来到北京，为的是见他自青年时代就无限敬仰的神童作家刘绍棠。绍棠不在北京城里，去了通县，于是他便冒着35度的高温，马不停蹄地直奔运河畔的儒林村拜会绍棠。1983年他出版长篇小说《夏夏在学校》时，三四千名中国作家他谁也不找，专找绍棠给这部小说写序。他在写给绍棠的信中满怀激情地说道：“您是中国青年的榜样，更是我学习的楷模。我时刻惦记着您和您的事业。”（李沙铃1980年6月14日致刘绍棠的信）

50年代崭露头角，新时期当了湖南省作协理事和邵阳市文联主席的李岸，对绍棠的敬佩与依赖不亚于李沙铃。新时期他出版了两部中短篇小说集和一部长篇小说。3本书的序都是请绍棠写的。同样，吉林的乡土文学作家丁仁堂，出版了长篇小说《渔》和中短篇小说集《昨夜东风》。此公与李岸的做法不约而同，两本书的序，也都是出自刘绍棠之手。

刘绍棠致读者信札

绍棠的名字传扬四海，绍棠的知音遍布中华。内蒙古草原上，也有许多刘绍棠的追随者、崇拜者。察右中旗乌素图乡红土湾村的李德胜，真可谓典型中的典型。这是一个才气不低的文学新秀，仅仅到1984年就已发表了21篇小说。他爱书如命，对刘绍棠的书更视为珍宝。家里给的让他买衣服的钱，全都买了书。穿得破破烂烂，但他心甘情愿。他写信告诉绍棠：“我读的这些书中，我认为最数您的作品好，其中《蛾眉》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现在已能背诵。”（李德胜1984年9月致刘绍棠的信）

还有的崇拜者，非但自己如痴如醉地钻研刘绍棠的作品，而且还主动到农民群众中朗诵、宣传刘绍棠及其作品。这里，我想讲两个感人的故事：

河南省渑池县果元乡南庄学校的胡宏志老师，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绍棠的中篇力作《草莽》，令他欣喜万分，因而到处搜罗绍棠的作品。1984年买到了中篇小说集《小荷才露尖尖角》，从此随身携带，爱不释手。他在写给绍棠的信中说：“尊敬的刘老师，您怎能知道一个您的崇拜者的心理！由于我极端喜爱您的作品，所以经常抽时间，给村里的父老乡亲们读、讲！因而，不到一年，您和您的作品在我们南庄村已经家喻户晓，老孺皆知了。有几次，都是村民自动聚集起来，指名要听您的作品，请我去朗诵小说，他们百听不厌！《小荷才露尖尖角》中的8部中篇，已经读了3遍；又托亲戚朋友在几个大城市的书店里买，历时8个月，才又得到一本《蒲柳人家》，很快就读完了。村民们说：‘听刘绍棠的小说，比看电影都过瘾！’我和村民们的愿望再也不能满足了。听说北京市的书店里书全，可我们既无亲戚，又无朋友，托谁买呀？村民们听我说您写了5部长篇小说，30部中篇小说，100多个短篇小说，一下子轰动了，天天缠着我，要我代笔给您本人写信，迫切需要搞到一套您的全部作品，无论多高的代价都要！……”（胡宏志1985年1月30日致刘绍棠的信）

女中学生储学萍也经常给周围的女友们朗读绍棠的小说，她向绍棠表达了千万个热情读者的心声：“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他（她）自己崇拜的偶像。我心中的偶像就是您和您的作品。读着您的作品，仿佛那一股股带着清幽的泥土的香味扑面而来，令我陶醉，教我神往。其中，我最推崇您的《蒲柳人家》和《京门脸子》，它们不论是在人物塑造上，还是在谋篇布局上，都令我叹服。记得读《京门脸子》当看到小说最后小艾虎拦路截住‘我’，跪着恳求‘我’的宽恕时，我被感动得哭了，泪水打湿了我的眼镜片。就因为受了它们的影响，初三暑假期间，我先后写了几篇小说，还试着写了一个小话剧。写的都是发生在我们村的事情……”（储学萍1986年5 月1日致刘绍棠的信）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