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戴雨晴（1990-），女，广西柳州人，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院2013级企业管理研究生。

摘要：员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包括主观和客观两方面，主观方面有人格特质、自我效能感和应对方式三个因素，而客观方面有经济因素、家庭因素等五个因素。国内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大多是直接用，后期调研数据不够充分。国外学者大多是在研究“主观幸福感”时有时涉及到了员工。因此，后期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对象应多关注“员工”，多站在我国的客观实际上去应用国外理论。另外，有些因素的相互影响会影响结论，运用更精确的分析技术也很有必要。

关键词：员工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主观；客观；分析技术

一、 前言

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SWB）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做出的整体的评价。Diener将以前的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后，将主观幸福感划分为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是从两个角度来具体划分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作为认知因素，而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则是情感因素。员工的主观幸福感也就是将主观幸福感具体应用到了“员工”这一群体上，分析员工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本文是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从主观和客观两个角度去梳理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二、主观因素

（一）人格特质因素

近年来，人格研究者们在人格描述研究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即“大五人格理论”。Headey和Wearing提出的动力平衡理论也指出人们感到快乐或者不快乐是主要由人格来决定。Diener等人提出的人格-环境的“加法模型、动力模型、交互作用理论”三个SWB交互作用的模型指出，人格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会提高或降低SWB，这也说明人格和环境共同影响SWB。国内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也和国外学者得出一致的结论。如医护人员的幸福感与外倾性成正相关，与神经质成负相关，神经质量表的得分越高说明个体情绪越不稳定（张东然、侯杰英，2011）。[1]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近年来学者们在研究处于特定职业的人员的主观幸福感时，倾向于将“人格特质”划分为不同的维度，再去判断其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或是不仅仅限于研究人格特质这一个因素，而是综合考虑与人格特质相关联的其他因素，研究这些因素与人格特质的特殊关联是否会对员工的SWB产生影响。同时，由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可知，一方面，人格特质是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其他因素可以通过与人格特质的相互作用去影响员工的SWB。

（二）自我效能感因素

国外学者Elliot和Sheldon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回避目标的追求，缺少目标的发展都与低幸福感有关。国内学者孟慧[2]（2010）等人以207名员工为研究对象，将自我效能感分为工作自我效能感和社交自我效能感两个维度，两个维度均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同时还得出持学习目标定向的员工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比持回避目标定向的员工高。

由此可见，自我效能感对员工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尽管自我效能感会因人而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工作自我效能感”、“社会自我效能感”等，但是越是对目标持学习态度即拥有高自我效能感水平的员工，就越容易体验到更多的正向情感，增加SWB，进而提高工作绩效。

（三） 应对方式因素

Fledderus[3]等人（2010）的研究指出，较多的使用回避这样的消极应对方式，不仅会增加抑郁、焦虑，同时也降低了个体的幸福感。职业女性在遇到挫折时越是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如与他人沟通、勇敢面对等，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就越高；反之，越是采取回避、退缩的消极应对方式体验到的幸福感水平就越低（张聪聪，2013）。[4]

从上面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员工在工作中遇到挫折、困难等时，积极的应对方式会增加员工的主观幸福感，而消极的应对方式会降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简言之，积极的应对方式有助于提升员工的幸福感水平。

三、 客观因素

（一）文化因素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或者如有些学者认为的可以叫做自我独立与依赖概念。欧美地区倾向于个人主义文化，而中国更习惯于传统文化。因此，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也指出中国人和欧美国家的人相比，更少考虑自己在生活中是不是幸福、满意、快乐。我们发现学者们大都认为文化会影响SWB，也有一些学者得出相反的结论。观察他们的研究对象也可知，他们大多是对特定群体、或是特定的领域的研究，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具有特殊性甚至局限性。因此，应将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去研究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合理。

（二）人口统计学变量因素

研究人口学变量对SWB的影响，学者们大都集中在年龄、性别、学历上，笔者也主要从这三方面去阐述。Blanchflower&Oswald首次提出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U型关系，U型的最低点在40岁左右。而国内学者陈华奇等人[6]（2012）研究指出，30岁以下的幼儿教师SWB显著高于31—40岁和40岁以上的，这和U型关系相悖。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都认为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没有显著性差异，但存在SWB维度上的差异。低学历的员工体验到的消极情感越多（张兴贵、郭扬，2011），[5]而陈华奇[6]（2012）等人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学历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年龄、学历对于SWB的影响，学者们得出的研究结果相悖，可能是因为学者们研究的领域不同，大多是在各行各业进行的调研，不同的职业拥有自己的职业特点，如幼师需要的是年轻、活力，则年轻人更易感到幸福；工厂更需要的是技术，则高职生工作起来更如鱼得水等等。学者们对于女性的SWB普遍高于男性基本没有争议，这可能与男性承受的压力往往大于女性有关。

（三）经济因素

Diener在研究工作幸福感与收入、财富的关系时认为，在平均GDP较低的国家，工作幸福感与国民收入的相关性显著，而在富裕的国家里，工作幸福感与国民收入不再显著相关。Brickman的“幸福棘轮”现象也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观点。其实，这也就是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的具体体现——当人们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人们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那么经济因素的影响就小了。

从以上研究结论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对SWB的影响还得结合具体的研究领域、背景和研究对象进行分析，不同的情境下会有不同的结论。研究经济因素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就是工资对其影响，还需考虑员工的“背景”因素，如个性特征、家庭因素、所接受的思想文化等，要考虑这些因素对经济因素的影响进而影响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四）社会支持因素

多数学者研究得出，社会支持与SWB有正相关关系，个体得到的良好的社会支持越多，其体验到的SWB程度越高。Mastekaasa提出的“幸福裂谷”理论就是指的已婚者与未婚者SWB之间存在差异。这对于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结论是成立的，但是在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此结论未必成立。幼儿教师的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有显著的相关性，且高社会支持的幼儿教师其SWB要明显高于低社会支持的幼儿教师（徐莎莎，2011）。[7]社会支持对寿险营销人员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蔡婷，2013）。[8]

上述学者们的实证研究证明了社会支持对员工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作用，且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与员工在不同情形下所担任的角色有关。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其他客观因素不一样，学者们在研究社会支持对员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五）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主要是包括家庭环境因素和家庭支持因素。家庭功能健康的青少年更易体验到幸福，反之不但幸福感水平降低，且易造成青少年的自我封闭、疏离感增强；另一方面，单亲家庭的初中生其易产生心理问题，有较低的家庭满意度（胡芳，2010）。[9]家庭冲突对员工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邓宝文，2013），[10]而工作-家庭支持对教师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李雪松，2011）。[11]

从这些众多研究中可以发现，健康、完整的家庭环境与员工主干幸福感有正相关关系，反正，家庭功能不健全、家庭结构不完整、家庭氛围不和谐等均会对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作用。家庭支持有助于提高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而家庭冲突则会降低员工的主干幸福感水平。笔者在搜集文献资料的过程中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工作”与“家庭”结合起来研究，可见家庭因素对员工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 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研究方向

由于国内学者研究“主观幸福感”尚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国内学者研究时大多处于探索状态，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观点很多是直接照搬照用，少了与我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国外学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大多是在研究其他方面时涉及到了这方面，其目的并非专门研究“员工”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例如，在研究主观幸福感的社会支持因素时，其研究对象有大学生、护士、企事业员工等。另一方面，不论是在研究主观幸福感还是研究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时，学者们往往习惯于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来测量单一因素的影响。但事实证明，有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对结论有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因此，在今后的相关研究中，应多关注以下方面。首先，后期调研很重要，毕竟我们国家与其他国家在很多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国外的理论直接照搬照用得出的结论是不客观的。我们只能在别人的理论基础上选择适合我们国家“员工”的因素，之后再进一步分析。其次，研究“员工主观幸福感”甚至其影响因素的目前还比较少，因此，我们希望学者们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可以更多关注“员工”。最后，研究方法上可以选择更为精确的统计分析技术，尽量消除因素间的内部影响，得出两者准确的影响关系。（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亚泰工商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东然，侯杰英.医护人员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特征及其关系[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1，19（7）：818-819.

[2]孟慧，梁巧飞，时艳阳.目标定向、自我效能感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心理科学，2010，33（1）：96-99.

[3]Fledderus， Martine， Bohlmeijer et al. Does experiential avoidance mediate the effects of mala daptive coping styles on psychopathology and mental health[J].Behavior Modification，2010，34 （6）： 503-519.

[4]张聪聪.职业女性工作-家庭增益、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2013.

[5]张兴贵，郭扬.企业员工人口学变量、工作特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工作压力的作用[J].心理科学，2011，34（5）：1151-1156.

[6]陈华奇，阮溶明，陈于清等.幼儿教师人口学变量、工作投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健康研究，2012（5）：355-358.

[7]徐莎莎.幼儿教师主观幸福感与社会支持关系研究[D].郑州：河南大学学前教育学，2011.

[8]蔡婷.寿险营销员社会支持、人际信任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2013.

[9]胡芳，等.初中生主观幸福感与家庭功能的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0，42（3）：323-329.

[10]邓宝文.工作家庭冲突与员工幸福感的关系—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D].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企业管理，2013.

[11]李雪松.高职教师工作—家庭冲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工作—家庭支持的调节作用[J].百家论苑，2011，24：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