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伟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官僚开始学习西方科技。但真正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始于“洋务运动”，然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并没有给社会带来理想的变革，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传统意识的影响、内外因素的交织，使中国丧失了工业化的第一次机遇。

[关键词]工业化；障碍；洋务运动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3.034

几千年来，中国经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中国早期工业化和明清时期出现的原始工业化并非一脉相承，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基本上是外来的、移植的，是西方国家入侵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接触西方的文化、科技，但真正早期工业化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首先是军事工业，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转向民用企业领域。洋务运动引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使中国土地上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中国的官督商办及商办企业却没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更没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工业革命。“中国工业化的结果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它只是个别的事例，而不是普遍的工业化。”中国早期工业化探索的失败有其必然性，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

1 内部经营管理的混乱

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民用企业中多采用了“官督商办”的经营形式，表面上主办者想利用官商双方的优势，实质上是对传统制度和行为方式的一种妥协。“官督商办”的形式在运作过程中，不但没有发挥其优势，反而露出其致命的缺陷。

1.1 先天不足的管理者

第一，清政府的意图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但政府委派于企业中的“督办”、“总办”、“会办”、“帮办”等大多是官僚出身，他们既无经商经验也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封建政府的任命，是政府派驻在企业中的“钦差大臣”。以“轮船招商局”为例，在1891年新增的代表股东的三个商董都是由李鸿章指定的，直至1910年在该局管理部任职的六人中仅仅有一个不是官方任命的。这些人把中国官僚衙门的作风带到企业中，严重危害了企业的经营。

第二，在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企业中，鉴于政府官员在经营方面的不足，也重用了一些买办商人，例如郑观应、唐廷枢、徐润等人，他们都曾投资于许多新式企业。但事实证明这些人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已经被传统的官僚体制所同化。他们虽然参与新式工业和金融企业，并成为通商口岸商人，但他们的管理思想及方法和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家相距甚远。

1.2 经营腐败，导致企业破产

第一，人员繁多，机构臃肿不堪，正如郑观应所说“我国创一厂、设一局，动称官办，既有督（督办），又有总（总办），更有会办，提调诸名目”。这种管理的结果是冗员充斥，开销成倍增长，导致成本过高，产品缺乏竞争力。

第二，企业中滥用私人，且这些人多为局中要员的亲属，能力低下，目的无非是捞取私利，这极大地增加了企业的负担。例如轮船招商局的广州、汉口、天津分局，长期控制在唐廷枢、盛宣怀的姻亲施紫卿、李鸿章故旧麦佐等手中。又如中国电报局各地分支机构负责人中，盛宣怀的亲戚达三十一人。

第三，化公为私，贪污现象给企业造成了极大危害。主要是在采购原料、经销活动中大捞回扣。如1885年怡和洋行与盛宣怀达成秘密协议，凡是由盛宣怀影响或介绍而取得的生意，盛宣怀将获取一半佣金。其次是挪用公款，如徐润曾借轮船招商局资金用于他私人的商业投机，其中有些款项甚至不能收回。再有企业中的官僚凭借手中权力，在经营中伺机牟私利。上诉种种弊端是中国企业和政府无法根除的，这必然导致企业走向衰败。

2 资金的缺乏

清末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使得早期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资源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一，1840-1900年的半个多世纪，晚清政府共与西方列强签订了172个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列强获取了巨额的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中赔款为1470万两白银；《北京条约》中赔款为1600万两白银；《马关条约》中赔款为23000万两白银；《辛丑条约》中赔款为70070万两白银。战争赔款严重影响了清政府本来就困难重重的财政收支。

第二，除了战争赔款还有国内镇压起义的军费开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接连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等。据统计，民众运动从1846年到1855年共有933次；1856-1865年共有2332次；1866-1875年有909次；1896-1911年有653次。清政府为应对这些民间起义和民众运动，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

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是晚清政府财政状况的转折点，之后财政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甲午海战造成的巨额亏空，使政府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和财政危机，这种危机势必影响早期的工业化。

3 “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第一，“重农抑商”思想使私人工商业者对再生产的积极性不高。手工业作为农业家庭的副业，生产力比较弱，无法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同时“抑商”政策又限制其发展。此外，受国家限制大宗农产品无法进入到流通领域。所以，中国的封建经济结构在农业经济结构内自我循环，整个社会的基础是农业和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结构。 第二，“重农抑商”政策使社会经济中的科学技术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在其政策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许多科学方面的发明被视为“奇器”、“淫巧”之作，从事这些手工业和其他技术类生产和发明的人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工匠，地位低下。这种对科技发明、创作的限制严重影响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第三，“重农抑商”政策的推行阻碍了封建经济制度下国内市场的形成。在中国封建经济形态内农民是大多数，但他们不是商品的享受者和消费者，这使商品经济失去了发展的社会基础。“重农抑商”政策，使社会分工结构向单一化发展，除了自耕农就是政治阶层，而没有中间的手工业和商业等各种社会阶层，使得人们的谋生手段过于单一化。虽然也有一些“行商”和“坐商”，但其人数比例是非常小的，其中的大部分人也拥有土地。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内的市场很不发达。

4 人力资源的缺乏

清政府把明朝沿袭下来的科举制度加以严格的制度化，培养出上百万的儒学精英。他们属于中国的上层，即“士农工商”中的“士”，他们是最不齿于商业的，认为商人是寄生于“士农”两个阶层上的。他们追求的是仕途的发展，读的是经史子集，科技知识极度匮乏，于中国的现代化毫无用处。传统知识中不包括工匠、农民和商人所需要的技术，最开明的学校也不将这些技能列入自己的教学计划。

1862年，京师同文馆建立，但由于传统教育思想的禁锢，当时的知识分子大都不愿意进入这一学堂。后来，洋务派打算在同文馆内设立天文算科，也遭到了顽固派的坚决反对。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出国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但是人们对派出留学的认识并不像今天这样全面，留学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迫不得已，甚至是忍辱蒙耻。就像胡适所说： “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传统落后的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在科技人才方面的严重短缺。

5 外国的入侵和竞争

自从1840年西方列强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就奠定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平等往来的基础。西方列强不断取得经济特权，如海关管理权、内河航行权、内地通商权以及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都非常落后的状况下，又丧失了本国关税的保护，想与外国企业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凭借种种优势，在中国市场上很容易排挤了中国手工业及企业的同类产品。国外企业在棉纺织业、船舶修造业、机器制造业、公用事业和银行等领域中占有绝对优势。例如，1913年上海八家外国棉纺厂所拥有锭子数占全国总数的40%，占上海总数的69%。据估计，1914年英国在造船、公用事业、采矿和制造业方面的投资总额为175000000美元。仅次于英国的最大的投资集团是日本，按1914年的估计，他们在华投资总额已达到98926000日元（相当于5000万美元），包括公用事业、采矿业、制造业和银行金融等企业。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入侵，具体的数字虽然很难统计，但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刚刚起步的、落后的中国企业而言，在丧失官税保护的情况下，这种打击是致命的。毋庸置疑，作为农民收入重要补充的手工棉纺织业无法与英国的机织布竞争；在沿海沿江的航运贸易中，沙船更不可能与轮船抗衡。

总而言之，中国几十年的早期工业化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期间兴办的企业也只是个别事例而以，没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没能发展成为真正的工业革命，带来全面的社会变革。是制度上和思想上以及社会其他部分的障碍，导致了中国在完成其向工业化社会过渡中的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