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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稷见弃与郑庄公见恶原因蠡测

2015-05-30袁洪流

北方文学·中旬 2015年5期
关键词:郑庄公禁忌后稷

摘 要:《诗经·大雅·生民》中后稷被弃的原因是学术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论文联系《左传·隐公元年》中郑庄公被武姜憎恶一事,认为后稷作为姜嫄头生子就像羊羔一样滑溜地生下来,实为奇异,故引起姜嫄的不安而被抛弃。庄公见恶于武姜同样也是因为作为头生子,“寤寐而莊公已生”,太过反常,引起母亲的不悦。姜嫄和武姜都出于姜姓家族某种禁忌的考量,或抛弃,或排斥。

关键词:后稷;郑庄公;姜嫄;武姜;禁忌

《诗经·大雅·生民》一篇开头三段写了周部族先祖后稷从其母受孕到其生下被弃的经过。我们先看一下他被弃的原因:“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1]1055-1061诗里没有明确讲出后稷被弃的原因,引起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要考察后稷被母亲遗弃的原因,我们先看一下历代学者的解释。孔颖达是这样解释的:《毛诗正义》的解说:“毛以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终其孕之月而生之。妇人之生首子,其产多难。此后稷虽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达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时,不坼割,不副裂其母,故其母无灾殃,无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1]1061也就是说妇女一般头胎生子,非常痛苦,但后稷出生却非常顺溜,没对母亲身体造成任何不适,故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也就导致他的被弃。

苏辙在《诗集传》中分析后稷被弃的原因:“诞,大也。弥,终也。达,羊子也。后稷,姜嫄之元子也。既终其月而生,其生也如达之易,赫然甚异于人,此岂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祀之故,居然无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弃之。”[2]卷16后稷作为姜嫄头生子就像羊羔一样滑溜地生下来,实为奇异,故引起姜嫄的不安而被抛弃。苏辙也主易生说,较为畅达,很被后人所接受。朱熹也持相同的看法:“凡人之生,必坼副灾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难。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无坼副灾害之苦,是显其灵异也。”[3]129朱熹也认为首生子会给产妇带来很大的痛苦,而姜嫄产后稷却如母羊产羊羔一般顺溜,显示了后稷的灵异。

要阐释姜嫄弃子的原因,需要我们把它回原到那个时代。任何现象都不会只发生一次而孤立地存在,我们再看《左传》里面极为相似的一则故事:“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4]50

郑庄公见恶于姜氏的最早解说当推司马迁,其影响也最大,如《史记》载:“武公十年,娶申侯女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及生,夫人弗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5]1759司马迁认为郑庄公难产而生,惊吓了母亲,故为姜氏所恶。现代学者一般都接受司马迁的说法,认为“寤”通“牾”,“寤生”即难产。然自杜预以后便有不同的解释,杜预认为“寐窹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也就是说庄公是易生而引起姜氏的吃惊和厌恶的。自杜以下很多人主张易生说,金代王若虚就赞成杜说,而对司马迁之说颇有微词:“《左传》曰:郑武公夫人武姜生庄公及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而爱段。杜注云:寤寐而庄公已生,故惊而恶之。《史记》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难,夫人勿爱。后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爱之。予谓如左氏之说,庄公之生盖易矣,夫人特以怪异而恶之耳。迁反谓之难,而又谓段生易,何邪?此虽无系于利害,亦可以发一笑也。”[6]卷9王若虚认为郑庄公作为头生子,在姜氏睡梦中生下的,事情太过怪异,故引起姜氏的厌恶,与杜预的说法一脉相承,值得我们重视。

如上所述,后稷见弃于姜嫄是因为作为头生子,“先生如达”,太过奇异,引起母亲的不安。庄公见恶于武姜是因为作为头生子,“寤寐而莊公已生”,太过反常,引起母亲的不悦。两者并观,其中确实有一些微妙的联系。查阅资料,最早将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分析的当推苏洵,他在《嘉祐集》卷八《喾妃论》中论到:“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菑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7]257苏洵认为,后稷之所以被弃和郑庄公之所以见恶于姜氏原因是相同的,确具只眼。但遗憾的是仅仅提到“事固有然”,深层原因却语焉不详。

孤证不立,我们再看另一则故事,《国语·晋语》卷十:“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事王不怒。”韦昭注:“少,小也。溲,便也。豕牢,廁也。言大任之生文王时,如小溲于厕而得文王。不加病痛,言其易也。”[8]361大任到厕所小便时就轻易地生下了文王,和后稷、庄公出生的情况何其相似!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让母亲受到任何痛苦,这和后稷“先生如达”,庄公“寤寐而生”同出一辙。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的史料证明文王姬昌是大任的头生子,但按照西周“立嫡以长”的制度,姬昌为大任的头生子,问题应该不大。当然韦昭“不加病痛,言其易也”的解释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不加病焉”的主语应为大任,文王在厕所生下后,大任并不认为不好。也就是说和姜嫄、武姜的做法不同,大任并没作出过激的反应,个中原因,值得探讨。

按照常理,妇女头胎分娩,由于产门的扩张和肌肉的痉挛,会给产妇带来阵阵巨痛。所以在远古,毫无痛苦的轻易分娩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反常现象,如姜嫄“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菑无害”,当然会被认为是很奇怪的事,正如孔颖达所云:“人之产子,先生者多难,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应难而今易”,[1]1062难怪诗中感叹到“居然生子”!再如武姜醒来后居然发现产下了庄公,自然匪夷所思,大吃一惊,进而迁怒于他。这说明远古时某些部族头胎生子如果非常容易的话,生下的孩子自然会受到母亲的排斥。

值得一提的是,远古氏族由于种族的不同,其信仰和风俗也大相径庭。惊人巧合的是两个母亲——姜嫄和武姜都出自姜姓,“厥初生民,时维姜嫄。”郑玄《笺》云:“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后。有女名嫄,当尧之时,为高辛氏之世妃。”[1]1055“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孔颖达《正义》云:“《外传》说伯夷之后曰‘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則申吕与齐许俱出伯夷,同为姜姓也。”[4]50正由于她们同出于姜姓,同为炎帝之后。一个氏族的风俗传统又有一定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就不难解释姜嫄和武姜的应激反应如此相同。我们再看后稷的父亲高辛氏本出自黄帝,黄帝姓公孙氏,一云姓姬。郑庄公的父亲武公掘图姬姓,文王的父亲季历姬姓,母亲大任任姓,他们就没有这样的忌讳。无怪乎武姜欲废庄公而立段,郑武公“弗许”;大任豕牢中生文王,“不加病焉”。当然为什么独有姜姓家族有这样的禁忌?年代绵邈,文献佚缺,尚缺少有力的佐证。把《诗经·生民》和《左传·隐公元年》结合起来考查后稷被弃和庄公见恶的原因,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或许能够揭开尘封数千年的秘密。

参考文献:

[1]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苏辙.诗集传(《四库全书》本)[M].卷16

[3]朱熹.诗经集传(《四书五经》本)[M].北京:中国书店1985 129.

[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标点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1759.

[6]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四库全书》本)[M].卷9

[7]苏洵.嘉祐集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57.

[8]徐元诰. 国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02 361.

作者简介:袁洪流(1976–),男,湖北黄梅人,博士,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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