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

我有一个书架，摆放多年收藏的英文原版书，主要与中国相关，作者为外国传教士、探险家、记者、外交官、作家、旅行者等，他们叙述中国亲历，呈现百年演变和生活原貌，将他们眼中的历史景象一一留存，实属难得。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立即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焦点，从历史、文化、地理到战争现场，各类与中国相关的图书相继出版，一时炙手可热。开始，英国曾有相关图书出版，一九三九年欧洲战争爆发之后，英国忙于战事，条件艰苦，大多作品在美国出版。不过，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对日战场由中国大陆移至太平洋，关于中国的书也相对减少，直到一九四五年开始，渐次增加。

我的收藏十分有限，但是，出版于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之间的著作中，颇有一些代表性作品。这些亲临中国现场的外国作者，及时向世界报道中国状况和抗日战争进展。抗战胜利之后，更多的关于亲历中国抗战的回忆录相继出版，但就及时程度和影响力而言，当年与中国抗战行程相生相伴的时效性强的图书，才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抗战之书”。

七十年已然过去，翻阅这些抗战之书，依旧可以感受作者与中国人民难弃难舍的真诚情感，字里行间，依旧可以听到历史回响。

谨以出版时间为序，选择若干作品略加叙述如下。依次是：

一、一九三七年，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

二、一九三八年，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中国的第一次行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三、一九四○年，Through Chinas Wall（《穿越中国长城》）。

四、一九四○年，Burma Road，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Romantic Highway（《滇缅路—世界最传奇公路的故事》）。

五、一九四一年，The Soong Sisters （《宋氏三姐妹》），Hong Kong Holiday（《香港假日》）。

六、一九四五年，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红色中国的挑战》）。

Red Star Over China

（《红星照耀中国》）

Edgar Snow（埃德加·斯诺）著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UK， 1937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部最重要的抗战之书最佳时机应运而生。

一九三六年夏秋之间，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的斯诺，冒险走进陕北采访红军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正值抗日统一战线开始酝酿之际。十月，完成了三个多月的陕北秘密之行，斯诺回到北平，带回了大批采访素材，包括他与毛泽东的长谈。斯诺夫人海伦把斯诺带回的胶卷，送到德国相机经销商哈同的照相馆里洗印。接着，斯诺在北平的美国使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人们展示他在红色根据地拍摄的这些照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开始刊登斯诺的《毛泽东访问记》。

二十世纪有不少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冒险，斯诺的陕北之行，堪称最成功、最具历史震撼意义的一次冒险。随着他的作品的公开发表，曾被国民党宣传为几乎不存在的红军，第一次群体呈现在世界面前。

董乐山先生翻译的《红星照耀中国》，根据一九三七年七月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的初版本。我收藏的一本，是格兰茨公司出版，但封面注明为“左派俱乐部”出版，并且是非卖品。这本书的衬页上，购书人的签名时间为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一日。

《红星照耀中国》配有斯诺拍摄的不少照片。其中，他特地选用一张照片，照片上方，共产党的红旗与国民党的党旗一起悬挂，下方站立着两个士兵，一位是红军，一位是国民党士兵。他以此标志国共两党冰释前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全面抗战，由此展开。

《红星照耀中国》，一九三八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从此风靡世界，一版再版，精装本、修订本，我所收藏的版本即有七八种。不过，翻阅所有版本，斯诺拍摄的最有名的那幅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肖像，却没有收入书中，令人不解。后来，我写《封面中国》，读斯诺的传记和《时代》周刊创办者鲁斯的传记，才明白其中原因。

鲁斯在《时代》大获成功之后，于一九三六年岁末创办《生活》大型画刊，翌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生活》杂志，从第九页起，用六个页码的篇幅发表了一组照片，标题是“中国漂泊的共产党人的首次亮相”。这些照片的作者，正是斯诺。此时，西安事变爆发还不到两个月。毛泽东的大幅肖像照片在第九页上发表。在斯诺所有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中，这张头戴八角帽、神情沉着、面容清癯的肖像无疑最为著名。毛泽东喜蓄长发，从来不爱戴帽子，斯诺为拍照，特意将自己头上的八角帽戴在毛泽东头上。拍照时，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也在现场，他就是后来长期生活在中国的马海德。一九六○年，斯诺重访中国时，马海德又回忆到当年情形：“在周围的人里，只有你给毛泽东戴过一顶帽子。那时，他的头发很长，而他又不肯戴帽子。……只有你的那顶帽子还像个军帽。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幅最好的照片的由来。多少年来，它出现在书籍、报刊中，现在它被收藏在革命博物馆。”马海德说得不错。斯诺拍摄的这张毛泽东肖像，真的成了经典照片。在“文革”中，它在中国广为印刷发行，各处张贴，家喻户晓。

斯诺的传记作者说，《生活》周刊当年为独家发表这批照片，向斯诺支付了一千美金，在当时这是非常可观的一大笔报酬。鲁斯的新闻敏感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何《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缺少这张照片。

《生活》在发表斯诺拍摄的这些照片时，配发了另一位也曾到陕北采访过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的照片，以及她所写的关于西安事变和中国局势的文章。“编者按”说：

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几乎完全是神秘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们行踪不定，与蒋介石委员长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战斗。下面发表的这些关于漂泊的红军的照片，是第一次被带到国外。他们的领导者毛泽东被称作“中国的斯大林”，或者“中国的林肯”。他的新首都在中国西北的保安。左面是毛的一位美国同盟者史沫特莱，她原是一位中学教师，目前正在西安的共产党广播电台工作，那里上个月发生的绑架蒋介石的事件已经结束。（《生活》，1937年1月25日）

毛泽东首次在这家美国的《生活》画刊上亮相，八角帽上的红星，在人们面前闪耀。半年之后，《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

First Act in China： the Story of

the Sian Mutiny

（《中国的第一次行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James M.Bertram（詹姆斯·贝特兰）著

The Viking Press， U.S.A.， 1938

詹姆斯·贝特兰关于西安事变的这本书，中译本书名为《中国的危机》。

贝特兰在新西兰出生，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一九三六年以罗兹奖学金的访问学者身份来华，在北平燕京大学学习，同时兼为英国报刊报道中国情况，这一年，他二十六岁。时间巧合。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在北平，正是北洋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斯诺、贝特兰等几位外国记者，对段祺瑞当年执政期间发生的镇压学生的惨案有所了解，因此估计段祺瑞出殡时，学生肯定会上街游行，警察也可能会与之发生冲突。

学生果然上街了！警察果然也与学生发生了冲突！可是，令他们意外的是，北京当局表现出新的态度。贝特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挥动手枪，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但是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当天下午，各高校和中学的游行队伍会合在紫禁城北面的景山。他们在那里等着北平市长来同他们讲话。这位长得肥肥胖胖的官员态度和蔼可亲得出人意料之外。他对学生们说，他们可以游行回校，可以唱救亡歌曲，用不着害怕。在华北的街头上，我第一次听到人们公开唱起了“起来”这首节奏雄壮的歌。这本来是一首红军的进行曲（贝特兰有误，应是《义勇军进行曲》—引者），是什么事情带来了这种突如其来的解冻呢？（《在中国的岁月》）

现场他们谁能想到，这天清晨发生在西安的张学良兵谏蒋介石一事，石破天惊，迅速地对北京的官方当局产生了影响。晚上，贝特兰从学生那里知道这一消息：“这天夜里，一个学生来找我，带来了一份仓促印出来的印刷品。‘你听说了吗？蒋介石今天清晨在西安被东北军抓起来了。这里传说他已经被杀掉了。”这令贝特兰为之一震。他急于知道事件的真相，更希望能赶到西安在现场对事件的进展进行报道。对于一位年轻记者来说，对这样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进行现场报道，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贝特兰很幸运，他得到斯诺的全力支持。斯诺正忙于撰写《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他鼓励贝特兰实现西安之行，并且答应贝特兰可以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通过他向《每日先驱报》发稿。于是，在斯诺的帮助下，贝特兰立即动身前往西安。在西安，他先后采访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同时，他还接替先前抵达西安的史沫特莱女士，志愿在西安电台用英语向外界广播。

贝特兰描述电台现场的情景：

做这个广播工作也很像惊险影片中的场面。我们在漆黑一片的广播电台摸索着走到播音室。在那里，东北军或西北军的哨兵，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皮带上挂着木柄手榴弹，枪上上好了刺刀，看守着贵重的广播设备，防止发生破坏和反革命行为。在真正广播的时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竭力掩盖她那沙哑的嗓子，因为在上海和香港，人们太熟悉她的声音了。王安娜的声音轻柔，有欧洲味道，而且在行。我则尽力模仿英国广播公司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客观的声调。产生的效果很奇特。我事后了解到，这些从西安发出的广播被所有外国驻华大使馆密切监视着。我们提供的情况被认为大部分符合事实，调子比较温和。但是英国档案有这样一段在提到我的工作时说：“这位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中国的危机》）

贝特兰虽不像史沫特莱那样，亲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但他对北平学生运动的描述，前往西安的沿途见闻，以及在西安亲自介入中国历史的经历与感受，加之后期的深入采访，使他成为外国人中全面叙述西安事变的不二人选。

贝特兰的书中，同样有一些重要照片。如扉页选用蒋介石与张学良的合影，杨虎城现场演讲照片，中共出面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骑在战马上的照片。书中还有一张贝特兰拍摄的灞桥风景，令人遐想不已。当日灞桥，不知今日是否依旧？

Through Chinas Wall

（《穿越中国长城》）

Graham Peck（格拉姆·佩克）著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U.S.A.，1940

一九三六年一月，美国人格拉姆·佩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走下天津码头，拿着笔，怀揣着画夹，他想认真看看中国，然后用画、用文字记录下他的见闻。在遍游中国近两年后，他回到了美国，带回的有沿途画的百余幅素描和速写，还有笔记。

佩克到中国旅行时，只是想把这里作为他环球旅行的第一站。他在《穿越中国长城》开篇就这样写道：“当我一九三六年一月抵达中国时，我是一个旅行者，希望在中国逗留两三个星期，以此作为我环游全球的第一站。从旅行者角度而言，初次抵达颇令人满足。”他没有想到，这一满足最终改变了他的计划。他由北平北上深入今天的内蒙古一带，回到北平后，又取道上海，走三峡到四川，最远到大渡河才返回。计划中的两三个星期，最后变成了将近两年。

佩克这次中国旅行的成果，便是一九四○年出版的这本Through Chinas Wall，他以一个画家兼作家的敏锐目光和才华，生动记述了“七七事变”前后将近两年间中国的风云变幻和社会景象。该书一九四○年出版时，美国上下正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战争局势，佩克以及他的书备受关注并获好评。也许美国国务院看中的正是他的这一中国经历和在《穿越中国长城》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很快派他到抗战烽火中的重庆，任美国新闻处官员，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离开中国。

与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同期活动在中国的另外一些外国人，如斯诺、史沫特莱、贝特兰等人不同，佩克在中国仅仅是一个旅行者，并没有亲自参与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是，身处在大动荡中的他，却以自己的方式亲身感受着中国发生的一切，并用他的笔记录了下来。这就使得他的这本书，不单纯是游记，而是不可避免地记录下了中国历史的不同侧面，折射出大事件的影子。

西安事变期间，佩克正乘船在长江上航行。他在《穿越中国长城》中，这样记叙船上人们得知蒋介石被释放的消息后的反应：

在中国，一九三六年的圣诞节是个引人注目的日子，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在西安被释放。这一事件的消息，在那天下午由船上的收音机广播出来。船上所有的中国人欢呼雀跃，当晚还临时安排了一次宴会。我怀疑这些中层和上流社会的乘客们，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事件后来所显露出来的含义，是否还会如此兴奋；如果他们认识到它最终将促成战争的发生，是否还会为之庆祝。

浓重夜色笼罩江面时，马达开始变得缓慢，一直发着咣咚咣咚的声音。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和官员们，用他们快速的、费解的上海话热烈地交谈。在餐厅里开始庆祝。餐厅不大却舒适，摆有三张桌子，另外还有一台小风琴，一个小冰箱，处在陈旧的橡胶管道群中间显得格外醒目。

席间菜肴从炸鱼到煮菜应有尽有，还佐以可以喝个够的中国白酒。饭后，乘客们开始娱乐助兴。明星表演者是一位著名的旦角，他正前往四川要开始他的巡回演出；他的嗓音尖细得让人大吃一惊。他还用胡琴自拉自唱，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小提琴，弓弦虽少，但音调动听。他的女儿和他一起旅行，她堪称小美人，只有四五岁大，当她用早熟而沉着的声音唱起来时，大家都乐了。而后来更让我开心的，是看到她在房间的角落里漫不经心地在那里吹肥皂泡。另一位表演者是位年轻夫人，她戴一副玳瑁架的眼镜，穿一身绿色的薄纱旗袍，她弹起风琴想让我们开心。她会一些中国小曲，只会一首外国曲子《伏尔加船夫曲》，但她的演奏却让人感到烦。在演奏中国曲子间歇时，她都会插进演奏这首外国哀怨的曲子。每当她演奏时，她和晚会上的其他人都对着我笑，因为我是这条船上唯一的西方人。我当然也是笑，笑，笑，直到哀怨的乐曲最后结束。（李辉译自《穿越中国长城》）

佩克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回到北平的，他目睹日本军队八月八日占领北平后，列队入城的历史一幕：

整个上午，一长排军队、卡车、坦克通过永定门（南门）开进城，他们先是耀武扬威走在中心大道上，然后分别占领中国军队撤离后的兵营。

我和红十字会那天在城外，没有看到这一进军的大部分过程。但我回来时，赶上看到了队伍的尾巴。哈德门大街上轰隆隆开着一队卡车，上面装载着食品和军火。车上都罩着用玉米秆、叶子编织的伪装网，风尘仆仆的驾驶员的钢盔上也伪装得像一个蒿茴袋子，里面撒满树叶和青草，还有花朵，造成意想不到的调情的样子。（李辉译自《穿越中国长城》）

佩克结束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他对离开时北平的凄凉景象记忆深刻：

我最后一次离开北平是在十月中旬的一个温暖的下午，在站台登上火车，只见站台静静地躺在爽亮的秋天的阳光里，显得冷清。两个月前，开往海边的火车则是挤满着逃难的人群，自上海爆发战争后，这一状况被中止了。这样，这辆列车上几乎没有中国人，车厢里空得很，只有一些日本军官、叫卖的小贩以及护卫日本士兵的警察。在行李车里，被火化了的日本死者，装在白色的骨灰盒里被运走。（李辉译自《穿越中国长城》）

正是在中国全面抗战即将展开之际，佩克返回美国。他在中国目睹的一切，使他再也不会摆脱中国记忆对他的精神影响。他会继续关注这里。这样，当他得到机会重访中国时，他便不顾战时的危险和艰苦，毅然来到了正面临着大轰炸的重庆。他愿意和中国人一起走过战争。佩克一九四八年回到美国后，于一九五○年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Two kinds of Time （《时代的两种类型》），在美国诸多关于中国抗战的著作中，他的这本书被誉为经典。由于出版时间原因，故不在此叙述。

《时代的两种类型》中译本一九八七年由三联书店出版。译笔相当精彩，但书名改为“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却颇为不佳。二○○一年七月访问华盛顿时，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借出原作翻阅，发现书中原来还有百多幅插图，它们均为佩克在中国时画的速写或漫画，与文字相得益彰，为战时中国的历史场面和日常生活留下了具体而生动的画面。中译本舍插图而不用，实在可惜，如有机会再版，或许可以弥补。

Burma Road， the 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Romantic Highway

（《滇缅路—世界最传奇公路的故事》）

Nicol Smith（尼克尔·史密斯）著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U.S.A.， 1940

三十年前，一九八五年撰写萧乾先生传记时，读他在一九三九年滇缅路采访归来发表的特写《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深为他笔下的中国民众的伟大而感动，从设计师、归国华侨到数十万筑路民工。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萧乾的这篇《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是当时最早以文学形式描写滇缅路的作品，字数并不长，却写得极为感人，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在当年交通极为艰难的情形下，年轻的萧乾能够走一趟刚刚完成的滇缅路，也实属不易。

萧乾将滇缅路与万里长城相比较，这样写道：

旅行在崭新的滇缅路上，我重温了这感觉。不同的是，我屏息，我微颤，然而那不是沉甸，而是为他们的伟大工程所感动。正如现代人对蜿蜒山脊的万里长城惊愕得倒吸一口冷气，终于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将抱肘高黎贡山麓，叹止地自问：是可能的吗？九百七十三公里的汽车路，三百八十座桥梁，一百四十万立方尺的石砌工程，近两千万立方尺的土方，不曾沾过一架机器的光，不曾动用国库的巨款，只凭二千五百万民工的抢筑：铺土，铺石，也铺血肉，下畹段（下关至畹町）一九三七年一月动工，三月分段试车，五月便全部通车。（《血肉筑成的滇缅路》）

与萧乾所发感慨一样，美国旅行者尼克尔·史密斯也将滇缅路与万里长城相比拟。一九三九年，他令人不可想象地自己驾车走完滇缅路，于一九四○年出版《滇缅路—世界最传奇公路的故事》一书，他为一张修筑滇缅路的照片写下这样一句说明：“中国伟大的新公路，足以与中国古老长城相比，它完全靠男男女女们用双手修建。”

很遗憾，未能查阅到作者情况。我收藏的《滇缅路》并不是一九四○年的初版本，而是一九四二年纽约花园城出版社（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出版的精装本，为“动身探险”（Take time out for Adventure）系列之一。关于作者的探险之行，该书介绍说：

几年之前，滇缅路只是一条狭窄的、遥远东方的小路，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关注。如今，它已成为通往战时中国心脏的一条最重要的、频遭轰炸的公路。

当尼克尔·史密斯提出自己驾车穿行滇缅路时，有人告诉他这不可能。其中正值雨季是一个原因。如果试图穿越公路，他可能会被冲下去，无影无踪。第二个原因，中国政府不会同意。滇缅路是他们不公开的军事机密，不过，史密斯找到办法如愿以偿。他成功地驾车穿越滇缅路。

这是一次走进东方中心的奇妙旅行—在这条难以置信的公路上，可以看到历史悠久的景象，可它却又是一条新公路，由数以万计英雄的劳工，历尽艰辛修筑而成。这条公路，穿过位于法属印度支那北面高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从英属缅甸用卡车、大型运输车将军火和装备运进被围困的中国内陆中心。这是一次充满冒险的行程—穿过迷雾笼罩的山谷和悬崖峭壁，不期而至的死亡威胁，几乎随时出现。

尼克尔·史密斯在《滇缅路》中，详细叙述自己从香港出发，前往云南，从昆明开始自己驾车穿越滇缅路的行程。

在撰写萧乾传记时，一直希望能踏上滇缅路。今年六月，前往腾冲，再由腾冲驱车前往怒江之畔的惠通桥—萧乾在文章中重点描写的部分。滇缅路如今仍在使用，当年滇缅路上唯一的惠通桥，旁边新修一座“红旗桥”。老桥弃用，但是，一根根铁索链仍将两岸连接，没有木板遮掩，湍急江水奔腾而去。

一个巧合，就在我伫立惠通桥遗址的时候，收到北方文艺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短信，告诉我他们将出版一本影像志，全面呈现滇缅路、中印公路、驼峰航线构成的“抗战生命线”，书名为《天堑通途》。回到北京，我重读萧乾特写，最后一段他写道：“有一天你旅行，也许要经过这条血肉筑成的公路。你剥橘子糖果，你对美景唱歌，你可也别忘记听听车轮喜爱面格吱吱的声响，那是为这条公路捐躯者的白骨，是构成历史不可少的原料。”说得多好，历史感多么强烈！

尼克尔·史密斯的这本《滇缅路》，未见有中译本。或许值得翻译，看当年亲历者真切感受与细节，历史场景想必会更为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