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安庆

作者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九三七年，姜淑梅生于山东省巨野县，一九六○年跑盲流至黑龙江省安达市，做了二十多年家属工。早年读过几天书，忘得差不多了，几乎等同于文盲，一九九七年却开始学着认字，作家艾苓在《我的学生姜淑梅》一文记录了这个过程：“在我的学生中，姜淑梅同学年纪最大，学龄最长，她芳龄七十五，学龄十五年。在我的学生中，她和我最亲近，她是我妈。十六年前，爸妈坐车回山东，快到老家时出了车祸，爸撒手而去，妈就在现场。那段时间我在外求学，不知道妈是怎么挺过来的。寒假的时候，妈让我多买点毛线，说睡不着觉的时候学着织毛裤。没过多长时间，她就给我和老公各织了一条毛裤，还给我织了一件坎肩，织得我好心疼。我再次劝她：‘学认字吧，你不是一直想认字吗？我们都可以给你当老师。妈很犹豫：‘俺这个岁数还行吗？要不俺就试试？”她没有想到的是，她这一教，教出了一个作家来。二○一二年，姜淑梅开始写作。二○一三年四月起，她的部分文字刊于《读库1302》《读库1304》，并陆续刊于《新青年》《北方文学》等，十月出版第一部作品《乱时候，穷时候》，也就是我目前要说的这本书。

在书中，女性的境遇看了让人揪心。其中有一篇是《守寡》，讲了一位区长太太，区长病死，区长太太跟婆婆睡一个床，结果两个小叔子小三和小五硬是把她抢走，轮奸到天明。后来区长太太死掉了，她的娘家人给她换好好衣服，装到好棺材里，“天要黑了，娘家人都回家了。小三和小五把嫂子脱得溜光溜光的，背到他哥的坟上，把坟挖开就埋了。回到家，他们把匣子和棺材全卖了，新衣服和旧衣服也卖了，听说跑山西去了”。区长太太连死都受此侮辱。文章结束时，作者写到：“早些年，俺那儿去个生人，都在门外问：‘家里有人吗？要是男人不在家，女人就答：‘没人。男人不把女人当人，女人也不把自己当人。”在《改嫁》中作者写到：“俺那儿还有一个风俗，寡妇改嫁可以抢，只要还没进家门，谁抢到寡妇，寡妇就是谁的。”

另外就是战乱的呈现。《逃难》一文中，作者她娘带着她逃生，走到淄川城门，把城门的几个人说：“你们在这儿等会儿，俺把死人往旁边整整，要不你们过不去……俺出了城门往左看，先看见一个人上半身的骨头架子，肋巴骨一根一根竖着。接着看见一个没有脸的死人，腮上的肉都让狗给啃吃了，中央军的军装穿得好好的。”“俺走的好像是正面战场，机枪声突突突、突突突，指挥枪斗斗斗、斗斗斗，大炮弹咣咣的，手榴弹的爆炸声一个连着一个。”而在战乱中，人性之恶比比皆是。为了自己安全，婆婆可以让自己儿子把自己媳妇给休掉并撵走；亲兄弟之间也可以同室操戈，互相残杀。有限的生存资源，激发人与人之间的恶性。除开军队之间的打来打来，还有土匪的杀掠。村庄里的人们经常处于朝不保夕的垂危状态。

还有饥荒。一九五九年中国大饥荒开始，作者写到他们吃树叶、偷麦穗、偷地瓜，每天都在死人。《偷青》里写：“到了一九五九年冬天，家里啥吃的没有，有一次俺两天半啥都没吃。人饿得狠了，一天天躺在床上，还没有那么难受。就是下地不行，走路腿软，直打飘。饿得最狠的时候，站着眼发黑，啥都看不见。要是坐着坐着猛一站，眼前就像下雪似的，看哪里都是白的，模模糊糊能看见道，感觉头悬起来老高，好像不是长在自己身上。在茅厕蹲的时间长了，起来的时候眼前全是一朵一朵金花，一亮一亮的，站一会儿别动，金花就慢慢没了。”当时，作者的丈夫在东北谋生活，寄回来的钱都被婆婆扣下来了，粮食也不肯给她和儿子吃，没有办法作者只好去娘家求救：“一早起来俺就走了，儿子走不动，俺抱起儿子，腿发软眼前发黑。看不见道，就和儿子在地上躺一会儿，看清道了再站起来冒蒙往前走。走到下午两点多，才走出十一里地到了仁桥，离娘家还有七里地，一步也走不动了。”

《乱时候，穷时候》里的天灾人祸实在太多了，人性的丑恶也太多了，老奶奶见多不怪，只是告诉你有这么一回事情，我们就是这么磕磕碰碰地过来的。“俺”既作为一个追忆者，叙述故事，又作为其中一个角色参与其中。“俺”在书中有着稳定的视角，是一条线，串起整篇整书，去看纷乱世事。已老之人回望自己的一生，写的时候我想她肯定是频频流泪，因为笔下的这些人都带着她的追念。然而，她不嚎啕，只是平静地讲述，“当俺小的时候，俺碰到这些人，俺看到这些事”。我想如果我的奶奶和外婆还健在的话，如果她们也能像姜奶奶这样学会认字写书，故事肯定也会很多很多。

过了一辈子苦日子的普通老太太的视角与知识分子的视角肯定是不同的。《乱时候，穷时候》没有要追讨什么，也没有赋予故事之外更多的意味，它纯粹的讲述，反而让我们借此窥见那个时代纷繁复杂的众生相，还有当时的婚嫁迎娶、生活习俗、政策制度等等。才短短的几十年，人的境遇已经完全不同。书中的场景陌生而暴烈。真是很庆幸有这样一本真正的“听老人讲故事”，不仅是讲，文字本身也出奇的好，语言干净鲜活，场景描述历历在目，不过多抒发，浅白流畅，如话家常。最后，我要向姜淑梅奶奶致以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