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

经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商业主义的勃兴，更早的“八十年代”在知识界逐渐成为一个可以和“五四”并行命名的启蒙时代神话。近年来，《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八十年代访谈录》等以八十年代为主题的作品相继成为畅销书。《新周刊》在二○一三年的四百期特刊里甚至以“我的故乡在八十年代”为专题，喊出了“一代人灵魂的高度止步于八十年代，再也没有进化与发展”的煽情口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种种高蹈与浪漫、诗意与宏阔都被披上神圣的光环，赋予宏大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真正完美的黄金时代永远只会存在于童话中。任何一个时代，永远都是光明和黑暗的并行。深究历史，清醒者会发现很多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定义更像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之后的乌托邦幻觉，是众多精英阶层集体想象力构筑的怀旧神话。离开活生生的时代氛围和特定的交流空间，神话往往会失去直接的、不言自明的有效性。小说家杨绍斌的长篇新作《诞生》，无疑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叙事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样本。

一

面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样一个切近的重大历史主场，有抱负的作家群，在落笔之初多半会有为那个时代代言的冲动。但杨绍斌在这部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背景的小说中，却另辟蹊径，以“性”的主题为自己的叙述寻求一个坚实的基点。从表面上看，《诞生》讲述了一个并不具有强烈戏剧冲突的故事，小说以文学青年李云宾的单线视角为支点，以主人公的情爱、交友、工作等经历为叙事表层，为上世纪八十年代谱写了一首青春招魂曲。

正如马尔库塞曾经说的“为爱欲而战，也就是为政治而战”（《1966年政治序言》，出自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欲望的表达既关联于个性与肉体，也关联于群体与精神。很显然，八十年代的人性诉求和欲望表达具有强烈而鲜明的政治意味。欲望的气息越浓厚，社会角色和历史内涵就越清晰。主人公李云宾性的觉醒和放纵，被深刻地嵌入有关个体生命经验的叙事之间，其背后展开的是一个刚从禁锢中苏醒、突飞猛进的经济生活与相对黯淡的政治现实交错的历史真实。

就叙事类型而言，我更愿意把这部小说看成《沉沦》之后中国式 “私小说”的余绪。无疑，李云宾有一种骨子里的犹豫和忧郁，他的遭遇经常有“局外人”或“走错了房间”式的错位感。他的强烈个体意识，与他所厕身的时代、社会、环境发生严峻对峙。而这些对峙，又紧紧围绕着他的欲望叙事展开。李云宾对故乡的主动疏离，天然拥有波西米亚气质的漂泊感：他主动地背离（逃离）故乡，却被动地在漂泊中遭遇时代的背弃和尴尬；他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但报社工作的枯燥让他感到孤独；他梦想着完美的爱情、拥有可以唤起激情和想象的情人能把自己从凡俗中托起，然而这终究只是幻想，小雅也好，苏虹也好，每一段情感和肉体的交流，都以悲剧结尾。直至小说结尾，主动滞留城市的主人公也没能寻找到安定的居所和理想中的爱情……这些事件和细节折射出八十年代一群迥异于文化贵族精英的普通知识分子的真实：他们的生活微不足道，却时刻不忘精神之自由；在时代沉沦的熔炉里，他们身处其间，倔强地抗拒、妥协和异化。他们的青春本质里拥有肆意的生命力；其中对现实及陈规旧矩的反抗，恰如草莽一般充满了冲动和冒险的欲望。

唯极端故紧迫，唯个人故真切。社会政治问题通过个性化的欲望和情绪表达出来，有时甚至采取某种极端的方式，小说中写到的凯杰的自戕行为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突然降临的死亡和毁灭，加重了主题的深度，瞬间照彻存在的轻重、行动的是非、情感的厚薄、价值的正负。八十年代本身的混沌多元，就构成了庞大、淳厚的美学背景。凯杰和李云宾、林伟等人的经历，不正代表个人在变动中国的沉浮和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跌摔吗？这些成功的群像，不仅揭示了中国“迷惘一代”的荒诞感，更揭示了那个时代被撕裂和禁锢的情感、人际、城乡等难题。

二

与杨绍斌早期中短篇小说集《木偶之罪》中的作品相比，搁笔十余年之后重又回归文学之路的写作已经有了“出乎技而进入道”的阶段。如果说，《木偶之罪》中还不乏科塔萨尔式的形而上的存在主义命题，那么，褪去青春潮动的《诞生》，则更贴地而行，深刻抵达了真实的现实。《木偶之罪》中洋溢着的隐喻、变形，在这部小说里已经沉潜为更为朴素、自然、简约的叙事，以往炫技式叙述中的表演感、游戏感，都在“自省”主题的统驭下被一一化约。

从叙事的风格上看，我更愿意将这部小说归结于新写实主义。小说虽然充斥着大篇幅的心理反刍，但整体情节却在一些貌似琐碎的片段中对人物的生理和心理都做出了扎实、准确的叙写。整部小说的基调拥有梦幻一般伤感但又涌动着被时代风潮挟裹的悲怆，潜藏在情感挫折和性爱体验下的情节主线如同柔光下黑白染彩的人文照片，让阅读的过程如舟行涛中，不断摇摆在理想的冒险和浓重的不安之间。

打开这本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你会惊讶于几无任何炫技的简单，没有迭起的高潮、没有修饰的对话、没有大时代背景波澜壮阔的白描，有的只是一个知识青年起起伏伏的撩人痴爱恨悔。但细读之下会发现，里面如草蛇灰线般埋下了种种分岔的叙事如俄罗斯套娃般别致，无论是凯杰的青春残酷物语还是主人公的童年耻辱回忆，甚至是姑姑的死、父亲的工作、苏虹的性爱往事和出国之后的遭遇等等，都如套娃般在主线外层层解密，是空隙更是有意存之的线索。读者跟着小说节奏不断打开一层层隐秘的叙事，同时也一层层进入层层叠加的中国政治风物变迁的秘境。若无深刻的历史体验和情怀反刍，绝不会让整篇小说能如此举重若轻地深埋对政治、历史、人情的揶揄、批判、戏谑。

小说的第二人称叙述视角别有意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舞台上，即使没有人在看着我们。”库切《慢人》中的主人公保罗这句自定义，同样适合杨绍斌在这部小说中的定位。第二人称的写作视角本身就以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暗藏了作者若即若离的自我拷问和批判的清醒认知。小说中“你”的声线、格调、波动都有着与世俗共振的关系。在一个看似狭隘的封闭的时空里，作者不停地对主人公的爱情、工作、交游、迁徙，以及精神世界的自我、尊严、死亡等领域发出追问，通过把自我揉碎放入平铺直叙的生活中，来呈现自我映像、探求自我真相。而这些追问，除了可以理解为作家在写作的同时对自我的反思之外，还包括了某种更深层的拓展和开发。作者在小说中揭露那些或朴实或残酷的人性和时代本质，也呈现了主人公李云宾内心真相之渐次苏醒。这样的叙述视角使作者和主人公、过往的时代之间隔开一段距离，令审视变得尖刻冷峭。

评论家许志强很早就在《木偶之罪》的跋中尖锐提出，又在针对《诞生》的书评中再次深入阐述的“‘身份迁徙与‘乡土存在主义”，提示了杨绍斌小说的价值恰恰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生态和自我认知的清醒。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和自由主义者，无论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还是后三十年，其实都只在理想中存在。同样，作者在这部被称为“半自传”的小说中，对以李云宾为代表的青年知识分子也不乏批评和同情。这些细节看似心不在焉、点水般划过，却又处处充满暗示，可以说是依据作家自身的经历及丰裕的“中国经验”，对八十年代做出了某种即痛切又不无迷惘的反思。

回溯过往，并不等于隔岸观火的无关痛痒，更不等于美化矫饰现实的伪浪漫主义。小说中那些看似客观的“观火”，有时就是为了像一个猎人一样可以警惕，可以闪避，跑出不一样的轨迹。论者如果莽撞地以“青春史”或“成长小说”来定义《诞生》，则很容易大而化之地忽略掉作者书写时代的真诚和野心。所谓真诚，我指的是作者对想象与真实间的对抗，以及不懈的执著。他的《诞生》虽标榜为半自传体小说，但充满了个体精神与现实语境之间的缠扭和角力。“诞生”的主题依然是理想主义，只不过这里的理想主义，不仅只是不竭的热情和纯洁的精神，而是经过世俗主义的洗礼、不乏激情的消褪、物欲的沉溺和形骸的放浪之后，依然坚定的信仰和飞升的灵魂。这才是这部小说在处理个人和历史时的纲，纲举目张。小说从反思入门，渐次穿越某些思想的迷障，豁然开朗，诞生出“悲悯”的种子。

从《木偶之罪》到《诞生》，其思想基本上是递进的关系，他们具有某种成熟之后的必然性。当然，在美学上是成熟的—更加自然、不动声色；而对“主人公”的反思，肉体和心灵的惩罚转向更表面，也更为深邃的日常生活的磨难。它完全可以看成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历史档案。它彻骨的悲切和深渊的怅惋，在转承自如的形式中为读者打开无限的想象天地。在这个主题下展开的小说，就不仅只是普通的回忆和怀念，而渲染出一代人的心象。那个时代的新异、保守、探索、突围，在现实的映衬下格外绚丽且怪异。那些性爱中的背叛和欢欣，诚然是青春应当展现的情致，但何尝不是以个人抵抗时代虚无的一种姿态呢？这种写作，有着清丽的寂寞，个中真实无需一一对应，却有超越时代的隽永感。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诞生》离真正的经典尚有距离。正如仅凭一部《高老头》，你根本无法真正体味《人间喜剧》的魅力一样，一个贯穿于多部小说中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的完整经历，才能让人真正体味史诗的力量。杨绍斌的《诞生》亦可看出这样的野心。小说行文至收尾，作者以“仿佛你已离开很久，正从远方归来”的远眺视角结束小说时，反倒有了“按下不表、请听下回分解”的韵味。而在这部小说中隐藏的很多隐而待发的线索，必然在作者未来的三部曲写作完成之时勾勒出一个具有广阔历史背景的巨作。而这对应了小说的书名：所谓的“诞生”，不正是这种在反思之后的涅槃、建立在肉身经行里的灵魂升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