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 江

编者按：二零一四年十月在广州第四届中国楹联论坛上，常江先生发表了题为『找准对联理论建立与发展的立足点』的学术演讲。常老这篇文字，通篇都是从诗、联比较的视角寻觅和凸显楹联的特质，给诗联爱好者以极大的启迪。本刊现予刊发，以飨读者。

中国楹联论坛在北京、长沙、南京都举行过研讨会，对中国楹联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形成了品牌。论坛高举学术的旗帜，和中华对联研究院携手同行，是真正的志同道合。论坛的学术水平，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逐年提高，本届广州研讨将达到一个新境界。

我们这次许多论文是研究对联的理论外延，其外延，有一个方向是比较学。我们最应该和谁比较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诗。对联长期以来就被当成诗词的『附庸』，直到现在，人们还津津乐道『诗联一家』：『律诗中间的两联，拿出来就是对联嘛！』是这样吗？我所理解的『诗联一家』，是指它们有共同的汉语文字基础，有共同的韵文发展道路，共享优秀传统文化魅力，而绝非『拿出来』这样简单。

和诗的关系，无论远亲还是近亲，无论『父子』还是『兄弟』，对联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在理念和方法上，建立自己的体系。几十年里，我们出版了三、四千种对联书籍，以及大量的杂志、报纸，成绩很大，但是，建立与发展独立的对联理论体系，这个任务还是没有完成，其表现是：第一，我们对优秀的诗歌理论吸收不多，倒常常犯诗歌遗弃的形式主义的毛病；第二，虽有联律主张，总跳不出诗律这『如来佛的手心』；第三诗歌的所谓禁忌，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对联；等等。一句话，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站在诗歌立场上，还是没有离开诗歌的轨道。

之所以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个人喜好，或者文化惯性，或者因为非学术的原因集体失语。有一点共同的原因，是没有仔细地研究对联与诗词的种种区别。在把对联与诗词对比着研究的时候，更多地看到他们相同、相似、相近的地方，而较少去寻找它们之间的差异，甚至相悖之处，这就很难为对联找到客观的、符合实际的立足点。

它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对于建立和发展对联理论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试着总结出五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诗歌是听觉艺术，对联是视觉艺术

这个观点，我讲过不止一次，但没有讲透。诗歌，诗歌，诗和歌是联系在一起的，诗是是吟唱的，嘴里发声的。《诗经》如此，《离骚》如此，律诗绝句依然如此。有一则唐人的轶事：有一天，诗人王之涣、王昌龄、高适三个人去一家酒楼饮酒听歌，歌词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作。这天，有四个歌女演唱，他们三个人约定：『看她们唱谁写的，自己在墙上划记号。』 头一个歌女唱了王昌龄的，第二个唱了高适的，第三个又唱了王昌龄的，唯独没有王之涣的诗作出现。这时，王之涣指着第四个歌女说：『她要是不唱我的诗，我一辈子也不来这里饮酒了。』话音刚落，就听这歌女唱道：『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正是王之涣的得意之作《出塞》。

因此，写诗就要写得能吟唱，不能吟唱的地方就要避免，于是形成了『禁忌』。吟唱最基本的规律，是平声长且高，仄声短且低。比如，孤平，连着好几个仄声字不好唱；再比如，『红军不怕远征难』能唱，要是三平尾，『红军不怕长征难』就没法唱，而三仄尾应该可以吟唱的。还有拗救，不但能唱，而且不难听，『羌笛何须怨杨柳』就是。

诗是听觉艺术，而对联不是听觉艺术。它的传播方式，一不靠唱，二不靠吟，从来没有关于对联吟唱的记载。朗诵怎么样？『我给大家朗诵一副传统春联：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谢谢！』显然不行。我倒是很早就朗诵过大观楼长联，后来又背了崇丽阁长联，但也只是一种『凑趣』，像朗诵新诗似的，根本听不出『对仗』来。两个人『对诵』总能听出对仗来吧？我太太也能背大观楼长联，共同朗诵怎么样？男的『五百里滇池』，女的『数千年往事』，再一个男的『奔来眼底』，再一个女的『注到心头』，对仗能听出来了，可内容却支离破碎，毫不连贯。

对联是什么呢？是视觉艺术，直观的，眼睛去看的。对联的传播，靠雕刻，靠悬挂，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能读懂，念明白就行。『吟唱』的那些规矩，基本不起作用了。对联要想尽办法让人看得清楚，看得有趣，看出门道，看出事理。于是，运用各种巧思，使用各种修辞，刺激人们的眼球。『宏富宽容宜室家』，能『听』出七个宝盖吗？『二人土上坐』能『听』出拆字吗？对联就在对仗上做足文章，被诗当成『文字游戏』的，对联当成宝贝，正对、反对、流水对，自对有许多种，借对又有许多种，都是诗所忽略的，对联发展了，丰富了，创造了。尤其自对的发展，登峰造极，甚至不管重字。成都崇丽阁长联，上联有『最可怜花蕊飘零，早埋了春闺宝镜，枇杷寂寞，空留着绿野香坟。』下联相应对仗的地方却是：『倒不如长歌短赋，抛洒些闲恨闲愁，曲槛回栏，消受得好风好雨。』只管闲恨闲愁和好风好雨自对，不管上联。这才是对联的风骨，把对仗发展到极致。

这样，我们得出第一个推断：鉴于诗歌的听觉传播，对联的视觉传播，二者在格律方面最大的区别是，诗歌重视平仄，对联重视对仗，联律应以对仗为基础，为支撑，为重点。

第二、诗的意境只可意会，对联意境可以言传

对于诗的创作意境，人们有许多经验和理论总结，有一句话叫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需要作者和读者去感悟，去想象，去揣测。有些诗很含蓄，含蓄到不知作者的本意。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本来说的是世上生活中的小人，谁能理解到这一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都被我们当做革命的火种、歌颂的对象了。

有些诗就标做『无题』，其实，无题也是题，只不过不知道诗人所写的事物与背景，所积蓄的情感与意念是什么，有些像『朦胧诗』，让人不能或者无法一下子进入这境界中。

有的诗也有题，就是看不明白，最典型的像李商隐的《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柱一弦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玉暖日升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无端是什么？据解释是无缘无故，无始无终。一千年来，许多诗人学者对着这五十六个字，绞尽脑汁，最终还是莫衷一是，谁也说不清楚，真是『有始无终』了。清人王士祯说『一篇锦瑟解人难』。近人梁启超也坦言说这首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来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

对联似乎完全不是这样。还没有发现一副对联像《锦瑟》这样的作品，对联都是『有端』的，有因有果，有始有终，甚至于都没有发现一副『无题』的对联。

是不是有端的对联，就比不上无端的诗更有意境呢？不是这样。

我近半年来，一直在审校《中国对联集成》，分类读了大量的对联，觉得同题对联有很多立意上的区别。比如土地庙，有的写保护一方土地的，有的写惩恶扬善的，有的写保佑人畜平安的，有的写土地爷内心慈祥故意装聋作哑，有的写土地爷偷听人的悄悄话，有的写神仙中就只有土地爷开夫妻店，可以带夫人上班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们都是写了一个侧面，在立意上并没有高下之分。但是，作者的独特的发现，独特的理解，加之独特的表现，确是判断一副作品高下的重要依据。

这样，我们得出第二个推断：鉴于诗歌注重深度，讲求含蓄，而对联更注重广度，注重发现，因此，对联内容的新鲜感至关重要；为此建议有识之士，对于常见的对联同类题材的表达内容，进行认真的梳理，以求明确创新的路径。一个楹联作家必须要知道前人都有过哪些创造，还有哪些可供创新的空间。

第三，诗靠整句产生魅力，对联靠词语产生亮点

诗的美感，主要是靠句子体现的，而与词语关系不是很大。有人可能会问：不是有炼字一说吗，炼字就是词语呀。是的，炼字是讲求使用最恰当的词，主要是动词，像人们熟知的『僧敲月下门』（贾岛），『身轻一鸟过』（杜甫），『春风又绿江南岸』（王安石），『平地风烟翻白鸟』（苏轼改），都是善用动词；还有许多人因为改了别人诗的一个字，被称为『一字师』，所改的字，就不一定是动词了。

炼字，诗会很生动，但是古人的诗评却有『炼字不如炼句』之说，认为句子才是诗的美感所在，魅力所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风不度玉门关』，『万紫千红总是春』，这些句子里的字词，真的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很普通很普通的，就是这些常见的词组成的句子，产生了无穷的魅力。

对联呢，我以为，它的亮点在于用词，或者说，对联通往意境的道路，是由闪亮的词语铺成的。我们看多了对联作品，就会惊叹于那些既对仗又新奇的词语，这些词语，生动、恰切、有穿透力，又不可移易。对联语言使用中，除了注意动词的使用，常说的『炼字』之外，大致还有这样几个途径：

一是虚字。现在的说法主要是副词，特别是连词，带有口语化的联语，多依靠虚字。比如：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既然绕不过禅关，便要想着如何进去；

纵使离得开俗境，也该思量怎样出来。

（拙作题寺院山门）

二是名词。对联中，使用名词很多，动词、虚词都比较少，可以把对联的名词研究作为重点。数量词、方位词、时令词、颜色词都属于名词，特殊的名词。他们的作用，古人早已看到，所以自成一类，以为重视。这是我们都熟悉的，常用的，其出现的频率和用途，比诗词要多。但还要扩大它们的使用范围，这四种词之间，可以互用互对。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有成语。其优点是极为简练，很适合对联这样的文体；问题在于，一些生僻成语，很难入联；相反，一些常用成语用的多了，几成『熟语』：万紫千红，调过来千红万紫，浓妆淡抹，调过来淡抹浓妆，依旧失去语言的冲击力。但是，紫万红千怎么样？抹淡妆浓怎么样？不是成语了，却很新鲜。

我把这类的叫做四言自对词语，是一种对联常用的特殊的名词。它的来源，一是从成语变来，紫万红千、 抹淡妆浓是也；一是把两个二字名词拼到一起，突兀巍峨、骚人逸士是也；一是可以仿造或自造，湘雨衡云、瘦水肥山是也。

四言自对词语用得恰到好处时，就是闪光的亮点。这种词语可以是全句中最提神的，如张月中题弥勒殿：

愁愁愁愁愁愁，愁名愁利，看您愁得肌消骨瘦

乐乐乐乐乐乐，乐色乐空，瞧我乐成肚大肠肥

四言自对词语也可以是联中的主体部分，其他文字都是围绕这一个或几个自对词语敷衍而成。如阮元题镇江自然庵：

从古桑田沧海；

自然仙鹤梅花。

又如黄人祥题城隍庙：

使尽了百计千方，瞒不过天聋地哑；

弄得个七颠八倒，都只为利锁名缰。

这样，我们得出第三个推断：鉴于诗歌看重句子，对联看重词语，对联创作不但要保证分句之间的连续性、 逻辑性、整体性，而且更要加强词语、特别是名词的选择、组织、变化，使对联的语言更具有美感和新鲜感，这应该是对联修辞学的基础。

第四，诗歌要表达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绪，对联要表达的是典型语境中的典型认知

这个话是套用过来的，原来说的是小说和戏剧，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比如阿Q，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人物的典型；或者说，要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典型性格。诗歌，是要表达情绪，表达感情的，没有情，还要诗歌做什么。比如送别，是古代诗人常用的诗题，但表现的又各不相同，那是环境情景对象心绪都不相同的缘故：本来“烟花三月下扬州”是高兴的事，好朋友之间又不免有“唯见长江天际流”的怅惘，情绪很复杂；分别时“劝君更进一杯酒”，因为“西出阳关无故人”了，情绪很苍凉；虽然不在一起，但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情绪又很慰藉。无论哪种感觉，都那么真实，那么感人，通过诗歌，留下许多李白汪伦式的美谈。

对联也有一些感人的作品，比如某些挽联，比较注重感情和友谊；更多的对联则是表现作者对事物的凝练概括和深刻认识，或者说，不需要附加更多的情感因素。理发店的：

虽然毫末技艺；

却是顶上功夫。

只要把理发说透就好，不是针对哪一位理发师的。韩信祠的：

生死一知己；

存亡两妇人。

只是概括韩信的一生，看不出多少褒贬。楼阁联：

到此已穷千里目；

谁知才上一层楼。

仿佛是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一个定理推导出的逆定理。

这样，我们得出第四个推断：诗歌讲求情感，以真切感染人；对联讲求认知，以贴切启发人。贴切，应该是对联创作内容表达的第一原则，也是提升对联意境和创新对联技艺的基础。

第五，诗创作基本是个人行为，面向自己；对联创作主要是非个人行为，面向社会

传统诗歌，除了应制诗和科举诗，是不必“遵命”写作的。

从诗题材看，多是与人的活动有关的，互访、送别、宴饮、郊游、致远、怀人、哀悼、贺喜、酬答、有感、故事等等，看似个人琐事，却都是人性表达所必须，许多名篇也都不是什么“重大题材”；至于改朝换代、政治改革、社会事件、歌颂帝王、赞美将相、自然灾害这些“重大题材”，诗人很少立作题目，直接咏叹，可能觉得那是政治家、史学家的事。然而，一滴水也能映射太阳的光芒，伟大诗人们之所以伟大，是他们能从个人的视角上，反映一个伟大的时代，多彩的社会。

从诗传播看，诗的最初的传播，只是写给自己的、写给对方的、写给相关的人的，只是因为印刷术的发展，才使得诗的印刷成为公共阅读的渠道。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作者，一生秘不示人，使得可能是很优秀的作品，被历史的尘埃覆盖了。

对联恰恰相反。从来没听说过，某人写了一本对联，只是写给自己的，不准别人看的，并且一辈子也不想发表。对联的实用性功能，决定了对联从整体上来说，要面向社会、面向大众，除了酬赠类对联与诗的功能相近，建筑物内外的楹联，红白喜事的对联，毫无例外，都要经受时间和受众的检验。在这个前提下进行对联创作，很容易收敛个人的情绪，忽视个体的感受，而增加从众的思维，吸收时尚的语言。说得更明确一些，公共场合的对联创作，要考虑贴出去、挂出去“合适不合适”；而合适的标准，往往是群众的理解程度、认可程度，当然，要符合“当前形势”、“宣传口径”，也不可避免“长官意志”。

于是，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是不是也要把写对联当成“个人行为”才好呢？其实，当代许多诗人们都已经不习惯、不善于以至于不会从个人情感出发写诗了，不会转换自己这一滴水的角度去反映太阳的光辉了。诗人们写的都是可以“发表”的作品，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情绪，诗好像除了文字发表，几乎再没有其他用途，当然没有人过问诗“合适不合适”，不像对联。

这样，我们必须从正反两个方面，去梳理这一复杂的文学现象——认识对联直接面向社会的功能，让楹联人理直气壮地担当起一种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是追求进步，是呼唤未来；这种责任，是歌颂美善，是弘扬正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讴歌时代，是对联的优势，强势，无可替代。

认识对联直接面向社会的功能，又要提醒楹联人的创作不要简单化，标语口号、人云亦云，都不是群众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运用生动的语汇，创造新鲜的形象，与现实生活呼吸相通，血脉相通，才是有出息的楹联家的胸怀。

旧体诗与对联的差异，是文体的差异，没有高下之分。事实上，在当代的文坛，诗家与联家已经产生了分野：诗家不会作联的，联家不会作诗的，不在少数；诗联两通的，则凤毛麟角。我无法判断，这一与明清和民国时期很不相同的文学现象，是喜是悲，有一点让人欣慰的是，无论诗界还是联界，都有一批像“论坛”的朋友一样的年轻人，各自认真地作自己的学问。我这里强调诗和联的区别，而不强调它们的趋同，是想和大家讨论，怎样找准对联理论发展的立足点。立足点，也是起步的地方，出发的地方。只有在崎岖的小路上勇敢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不要跟在别人的后面走，也不要去踩别人的小路，走自己的路，攀登我们对联自己的山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