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骏

[摘 要] “枪杆子里出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理。确保并加强军队官兵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的政治认同，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军队意识形态工作亟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中，探索党对于军队意识形态的历史形塑，则为研究、解决该课题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益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党军关系 意识形态 政治工作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表明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强决心。而在未来改革面临“攻坚期”与“深水区”的背景下，如何继续确保军队官兵对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不仅是调动全军广大官兵积极投身改革大潮、实现强军目标的重要基础，更是支持党领导改革、深化改革的有力保障。因此，探索并把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于军队意识形态的形塑经验，对于当代改革实践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军队意识形态概貌

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中国的军人并未占据与其历史地位相称的参政空间，与此同时，“寓兵于农”以及“耕战”“屯田”等较为廉价的养兵政策，均导致中国传统军队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始终处于一种半专业化的“农兵”状态。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军队并不拥有较为完整的、独立的意识形态。

军队意识形态问题不受关注这一倾向，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代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洋务运动始，模仿西方列强组建的新式军队，不仅被视为抵御外侮的利器，更被寄予了“社会变革模范”的期望。梁启超就曾在其《自由书》一文中提到：“今日所最要者，则制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1]P39他将军队意识形态提升到立国之本的高度。晚清时期中国政治上最主要的两支变革力量——立宪（改良）派与革命派均对新军寄予厚望。立宪派希望通过“训练新军人，把中国变成军国”，认为如此“民族主义就可以发扬”，中国就能“变成帝国主义列强之一”[2]P111;与之相对，革命派则希望依靠新军推翻满清、建立共和。从辛亥革命的结果看，表面上革命派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军人集团的拥护，但随后以“北洋系”为代表的各路新军迅速堕落为封建军阀的残酷现实却表明，仅具近代化外观的“新军”并未被灌输新型的意识形态，不仅不具有近代化的政治理念，而且还变得更为自利、也更加反动地支持封建割据。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各路军阀“利”字当头、纵横捭阖，从“中央集权”到“联省自治”、从“总统制”到“内阁制”，哪种政治主张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就认同哪种主张。这一乱象不仅表明“利益”构成了旧军人集团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同时也证明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如果不能将革命理念内化为军人在感情与意识层面的真正认知，那么军队最多也只能充当“摧毁旧世界”的暴力工具，却无法承担起“创造新世界”的历史使命，而且更有沦为谋求自身集团利益而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异化组织。

二、从中共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国民党军队与红军意识形态的比较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国民党黄埔建军，率先开辟了“党军”体制。客观地说，这种依靠“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统一思想和凝聚军心的政军体制，与直、皖、奉等旧军阀相比已具有明显的进步意味，这也是国共合作下东征与北伐迅速取胜的重要原因。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尤其是军官群体成分复杂，买办、地主以及旧军阀色彩浓厚，而且其军内森严的等级制度，均导致各军之间、官兵之间以及军民之间关系的严重撕裂。孙中山去世时，由于对新型意识形态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尚未牢固确立，加之各种反动思潮的腐蚀，国民党军队重新沦为各派别“以利诱之”并拉拢分化的对象，最终重又蜕化为以所谓嫡系、桂系及粤系等为代表的新军阀。

国民党军队在20世纪20年代大革命前后意识形态的突变过程，深刻地反映在巨大的历史惯性面前，要改造只认“利益”不认“主义”的旧军队面临巨大的困难与挑战，但这一历史重任最终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完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不断发展并完善了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的政军体制。其一，创造性地赋予红军是“完成党的任务和目标的工具”这一本质内涵。其二，在思想建设上灌输和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化官兵阶级意识。其三，在组织建设上逐步构建并完善了党委（支部）、政治机关以及政治委员（教导员、指导员）有机结合的政治工作体系。这三大特征均以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最终指向，以此确保任何情况下官兵对党的革命目标与策略的高度认同，使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成为一支真正有“魂”的军队。同时，在为军队“铸魂”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未忽视意识形态中的利益因素，但这种利益并非以军队自身的“部门利益”为出发点，而是通过土地改革实现中国农民数千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从而为以农民为主要阶级构成的红军官兵提供了基于民族意识和阶级感情之上的、更加深厚的意识形态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打造的工农红军，成为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支真正将政治情感与政治利益归属于本阶级、真正具有“军魂”的人民军队。

三、新中国成立“前三十年”党关于军人政治认同的形塑

如果说梁启超“以军魂铸就国魂”的理想在清末的洋务运动中不可能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及建立新中国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也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带入了“拟军为国”的因素。毛泽东就曾指出，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重大的任务”[3]P86。从土地革命开始，党领导下的各级政权就带有十分浓厚的军事色彩。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的形象与声望、作用与影响必然超越社会其他团体，成为新中国集体英雄主义叙事中的典型代表。按照此种历史逻辑的自然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要承担基本的国防职能，同时也将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承担起重要的示范角色;在当时的环境下，将党灌输给军队的意识形态进行扩展，从而将全国全社会意识形态凝聚起来，并且在伟大的朝鲜战争中得以实现。endprint

朝鲜战争结束后，党的工作重心从武装斗争转向和平建设，对于一支长期以战争实践为中心任务的军队而言，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变。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家经济建设成绩斐然，而建设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在当时成为军队建设的主基调。但以薪金制、军衔制为代表的改革，以及学习苏联按照严格条令、条例组训的正规化建设，引起了包括部分将帅在内一部分官兵的疑虑，他们认为薪金制与军衔制等改革似乎有悖于革命传统下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原则，甚至可能影响军队的团结，而一切按照条令条例执行则有“教条主义”之嫌。这些关于现代化、正规化改革的分歧与争议虽不激烈，但却已反映出更深层次的矛盾。如果说军队建设的“正规化、现代化”要求与国家“工业化、现代化”要求相一致，同属物质（经济）基础的话，那么军队的“革命化”要求与党的意识形态显然同属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发展过程中因为不均衡而产生矛盾时，就必然映射到军队建设领域，并具体表现为“现代化”与“革命化”要求在某种程度上的紧张。

在20世纪50年代关于军队改革的论争中，如果说某些人所提出的效仿苏军实行“单一首长制”以及“政治机关要大大压缩”等主张[4]P63，会严重削弱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带有明显的教条主义色彩，那么50年代末将致力于推动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主张定性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则明显反映出指导方针上“左”的偏差[5]P168。从60年代中期到改革开放前夜，同全国各领域反映出的“革命与生产”“政治与经济”“红与专”的矛盾一样，军队关于革命化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被林彪及“四人帮”人为割裂并扭曲为“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与“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对立关系。“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宣传与影响下，军队一部分官兵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在政治认同上也产生了较大的偏差，将本应认同并效忠的对象，从党的领导集体转向党的领袖个人，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向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认同。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之前军队官兵对党的政治认同是一种建基于经验、信仰以及情感之上的理性认同，那么之后，部分官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认同，则更多地带有冲动与激情的非理性色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极端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所以在国内革命战争基本结束，在地主及资本家阶级基本被消灭后，军队官兵的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此种基于阶级情感与意识归属的意识形态因其非理性因素而难以持久，相反表现出意识形态范畴的相对独立性与巨大反作用。

四、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党关于军人政治认同的形塑

党在拨乱反正以及摒弃“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反思中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基于此的错误认同进行解构;同时回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命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出了重构的要求。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力量保证，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就必须赢得广大官兵的自觉认同和积极拥护。而所谓“不破不立”，如果不能消解极“左”思想的遗毒，不能破除“两个凡是”造成的消极影响，就无法树立起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认同。关于这一点，邓小平曾十分尖锐地批评道：“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6]P380并且强调：“只要做了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6]P381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部队官兵在党的正确引导与教育下，迅速驱散了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成为改革开放最坚定的拥护群体。

进入80年代中期，一些人在反“左”的道路上走得过远，不仅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甚至产生了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等错误思想。针对这一情况，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要求，并且指出：“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7]P137在当时的背景下，虽然也有少数官兵受到错误思想的消极影响，但对于一支始终强调革命化，并且重新回到专心于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军队来说，这种影响并未对军队意识形态工作造成太大的干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内外压力下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有的人妄图背弃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有的人企图重提“阶级斗争”，走回封闭僵化的老路。分歧与矛盾导致改革开放的停滞与徘徊，而在这紧要关头，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并通过“南巡”鼓励和推进改革。邓小平在阐述改革策略时，不止一次提到“不争论”，并指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7]P374客观地说，“不争论”为改革决策带来了较大的灵活性，有利于突破过去人们基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以及计划经济时代固有认同所造成的改革阻力，但就意识形态建设本身而言却带有某种保守与消极的影响。也几乎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敌对势力开始大肆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以及“军队国家化”，妄图离间军队与党的感情。同时，与改革开放相伴而生的如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负面因素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酵，这对军队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极大的挑战。

回顾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党的政治路线，我们能够发现以“两条战线的斗争”取代“两条路线的斗争”，构成了党对于军队意识形态形塑的重要线索。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属于敌我矛盾，人民军队基于自身的阶级属性、阶级情感与阶级意识，必然会坚决地拥护前者。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的情况下，国内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因此拨乱反正后，党重新回到了“两条战线的斗争”，即既要反对“左”，又要反对右。这中间不仅需要解构军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左”的意识形态，同时还需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即右的意识形态的滋生。另外，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其外部压力（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与内部凝聚力以及与之相关的自身认同，总成正相关的关系。因此既然国内“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8]P528，那么军队官兵关于自己的阶级认同也会随之减弱，而且这种关于阶级的情感归属，并不能被基于人民、民族或职业的归属感所取代，因此在军队意识形态层面，改革开放后始终存在解构有余而重构不足的困境，这一现实对于广大军队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并且仍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政治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总的来看，改革开放后因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因为军队政治工作，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威力，军队不仅保证了广大官兵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高度认同的意识形态，维护了社会秩序与安定局面，更为中共中央在推进改革的决策过程中提供了强大的自信与决心，而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改就乱”的困境相比，这也正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拥有一支具有稳定意识形态的人民军队的独特优势。○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自由书[M].台北：中华书局，1979.

[2]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3]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社会主义时期）[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5]中国人民解放军（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马永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