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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生活论略

2015-05-13杨东

西部学刊 2015年4期
关键词:社会生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摘要:延安时期的基层参议员,尽管体现着忙碌而紧张的工作场景,但是也凸显着繁忙工作背后的生活场景。特别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参政议政,更是在深刻地改变着他们的社会生活。这种社会生活固然缺少那种五彩斑斓的绚丽场景,但是民众的殷殷期望,水乳交融的生活交往,也在革命与时代的激荡中,演绎着边区社会的变革轨迹。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参议员;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延安时期的基层参议员,是在抗日民主政权的制度安排下,通过基层民众直接选举而产生的新型社会群体。作为根据地的新型社会权力主体,他们通过民主的方式参政议政,在深刻地改变着边区面貌的同时,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尽管在物质待遇中他们并不统发津贴,但是却以“公道”、“腿勤”、“热心”而受到民众的认可,他们的生活感知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尤其是一些基层参议员由于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而被选为边区参议员赴延安参加边区参议会,这又成为他们的一种光荣。特定时代的参与模式,水乳交融的社会关系,同样在繁忙而紧张的工作实践中发生着深刻地变化。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生活,固然缺少那种五彩斑斓的绚丽场景,但是所有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积累却是由低至高的层垒,并在革命与时代的激荡中,演绎着边区社会的变革轨迹。

一、基层参议员的生活待遇

按照边区政府的规定,只有县参议长及常驻议员有一定的津贴,具体标准为议长常驻议员,同县长科长待遇一样,其余费用“各县政府应尽量设法,解决议会困难,给予议会便利,使大会完满开成。”而参议员一般是不发津贴的,只有路远的老年议员“酌发旅费”。[1]159 同时对于县级参议会的经费,由民政厅编好预算,议会粮食伙食办公费用,按照财政厅统筹统支办法发放。实际上选举经费一般都是比较拮据的。如陇东分区在选举的过程中各县均感选举经费困难,一般的解决办法是“一方面尽量节省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用途。另一方面万一不够时,各县自力更生,一般的应造预算由地方收入开支。”[2]235在乡(市)一级,只有乡政府每月发放办公费一元,而且整个乡政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并无薪金,每月仅得津贴一元五角,每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乡长而外,其他委员、行政村主任、村长,都是吃自己的,穿自己的,没有公粮,也没有津贴。”[3]

可见,无论是县参议员还是乡参议员,他们都是没有津贴的。只有那些兼具政府公务人员身份的参议员,会以公务人员的身份发放津贴。如一些从事教育工作的参议员,他们的待遇相对要高一些。根据盐池县参议员张光祖回忆,尽管盐池地广人稀,文化落后,但教师政治待遇高。因为“区、乡政府和群众对教师是比较信任的。教师一般参加区、乡会议,帮助区、乡开展一些行政工作。乡、区、县党政领导还常常请教师商量工作,给教师拜年、贺节等。”同时教师的生活待遇也比较高。据张光祖回忆说在1938年,头一个月发津贴是一元现洋,第二月是五角现洋,从第三个月以后就没有了。后来,我当了教员,政府每月给五十至一百斤小米(包括吃饭、买毛巾、鞋 袜等)。每年发一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而这样的物质待遇,行政干部是没有的。” ①

这一点可以从米脂县参议员李善英的回忆中得到证实。据李善英讲,边区对文教工作都是比较重视的,在抗战初期,党政干部是实行供给制,另外给每人每月发一元生活补贴,“教师比一般干部多发五角。当时边区待遇比较好的有教师、医生、 保育员、小孩和各种技术专家。”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边区财政更困难了,教师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才一样了。但在政治待遇方面还是受到尊重。一些农村教师被选为人民代表在召开代表大会时,教师和乡的领导干部都坐在主席台上。当她被选为米脂县参议员时,曾出席过县上的各种大会,每次都和各领导同志在一起共商县里的大事。边区的群众,对教师也很尊重,农村的小学教师,在政治上、生活上都能得到农民群众的关心和帮助。逢年过节群众还请教师吃饭。有些小学,学生们把女教师亲切地称作“姐姐”。②

值得一提的是,陕甘宁边区政府除了规定一般的津贴之外,对于在政府中工作的妇女议员和党外人士参议员还给予了其他相应的生活待遇。如对于妇女在怀孕分娩时均可获得免费检查和接生,孕妇生产时发生产费50元,小产35元,生产前后休养两个月,休养期发休养费20元,女公务员每月发生理纸15张,给生理假三天,带有婴儿及孕妇之女工作人员,每日工作时间至多6小时,不能防碍其喂乳时间,有小孩或怀孕妇女,不得藉词简政整编,不管其生活。[4]612

对于非党议员特别是在政府工作的非党议员,边区政府也作出了特别的规定。主要原因是由于一些党外人士在不发津贴的情况下,家庭生活较难保障。从而出现了“愿在政府工作而家庭问题解决不了的各界人土,就无法参加。即已参加的,也几次三番地要求脱离”的现象。有鉴于此,绥德县在第三十八次政务会作出如下规定:“一、科长每月小米二斗五升(同高小校长),薪金五十到六十元。二、科员每月小米二斗二升(同保小教员),薪金二十到五十元。三、不再另发衣服。”③同样陇东分区也在县长联席会议以上确定了党外人士的每月津贴数目。具体为“科长四十元,一等科员三十五元,二等科员三十元,区长四十元,助理员三十元,乡长不论是否党员均十元,其他供给仍按规定”。④与此同时,边区政府于1943 年4 月发出了关于党外人士待遇补助办法的通知,规定党外人士“除粮食、菜金、服物、旅费及使用勤务、马匹、住宿等,均按照边区政府统一干部待遇暂行办法之规定办理外,其每月之津贴数额提高发给,数目暂以实物(小米) 为标准每月领米一斗。”⑤

二、参政工作中的生活图景

参议员作为民众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寄托着民众对于他们的希望。所以只要召开参议会,民众都会敲锣打鼓庆祝游行,以各种不同形式慰问参议员。这种形式在边区各地随处都可见到。

延安东市区参议会召开之际,“从早晨到中午,村民锣鼓喧天地先后送来许多彩绸匾帐,庆贺参议会的开幕。他们将匾帐悬上会场的四壁后,兴奋地走出了会场,期待着参议会带给他们好的消息。”[5]4031941年定边县召开参议会时,数千群众高举火炬游行,真可谓“火树银花,万人空巷”。[6]316绥德县选举县参议员时,有人还曾专门作诗表达他们的心情:“红枣、瓜子摆出来,慰劳议员把心思表一表。参议员来哟,真光荣,他是人民的好代表。国家大事咱要管,国家大事咱要管。”[7]298延长县在选举参议员时,群众不仅热烈庆祝,吹音乐,送旗匾,还送酒食给大会。如有的群众“给大会慰劳了米五斗三升,白面八十四斤,洋芋百八十斤,糜子面二十二斤,柴二千二百三十五斤,草二百二十斤,南瓜八个,枣子二升,梨子六百个,各地送给大会匾额二十二块,旗子十二块。二十日上午各地群众吹喇叭来欢送,非常热闹。”[8]54如果肩负民众期望的基层参议员到边区政府参加会议时,他们在临行前都会召开欢送大会,贴标语喊口号,表明人们对他们的希望。在行程中,沿途居民在参议员路过时也会欢迎,民众都要送茶水、留吃饭,让出窑洞住宿,饲喂马匹。另外,在参议员开会时还要发动慰劳,送匾彩,送猪、羊、鸡,送蔬菜或其他慰劳品。对于一些较近的地方可派乐队送来或举行赠送晚会等。

能够参加边区参议会,是基层参议员的荣光,特别是能够聆听毛主席的讲话,更是他们的期望。如绥德分区参议员高愉庭、李至善诸先生,就非常关心毛主席讲话的消息。他们说,“上次听说主席在大会上演说,没有到会的参议员非常懊悔、这次他们来时,乡里亲友托付他们,一定要见见毛主席,回来告诉大家毛主席是什么样子,讲了些甚么话。”[9]而对于那些被评为“劳动英雄”的基层参议员而言,能够去边区开会,特别是能够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更使得他们光彩照人。当年赵超构去造访延安时曾有一段精彩地描述:毛主席的“抓握”,朱总司令的看酒,不是没有代价的:“抓握”过了的劳动英雄,自此便个个都是“毛主席”的发言人了,他们回到他那山坳里去,说共产党,说“毛主席”,说延安,说“组织起来”,他是见过世面的了,他自然成为农民中的首领,村长乡长,都要找他商量,县府有了贵宾,他得赶去陪客;开民众大会,他坐在主席台上;变工、纳粮、办合作社、办小学,他总是头一个出来说话;村里有“二流子”,外面来了一个难民,他得帮忙安插;总之一句话,“他现在是出人头地了,群众相信他,政府看重他,而他自己呢,觉得‘毛主席是他一辈子的知己,粉身碎骨也要对得起‘毛主席才好。”[10]212

可见,能够成为“劳动英雄”的参议员,他们的日常生活无疑已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大多都是经历过相当磨难的农民。而此时却能受到从未有过的尊重,正所谓胸前一朵大红花接受所有人的道贺;从未见过世面的农民可以试坐他们几乎不敢想象的小汽车;当从未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如今却可以认真说出“组织”、“批评”、“决一个定”、“发展”、“转变”、“斗争”、“法西斯”这一套的新名词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却被放到解放日报头版报道,而民众整天高喊要向他们学习、要与他们展开劳动竞赛的时候,的确如一位劳动英雄所说:“真个把咱们庄稼汉抬到半天空了。咱觉得当了英雄比中状元还强。”[10]212当然对于那些普通的参议员,只要工作积极努力,同样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嘉奖。如米脂县参议员杜聿成先生,因一贯热心公益,被授以“模范公民”称号。[11]而对于那些德高望重、年龄较大的参议员,由于他们所起的独特作用同样受到人们的尊崇。如绥德县会在新年之际专门组织为“各机关及边县参议员五十岁以上人员祝寿。”[12]

如果说日常工作的忙碌和民众对他们的尊崇,是参议员社会生活中的一副图景,那么日常生活中的学习与识字,则是众多没有文化根底的参议员的另一幅生活之景。

鉴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现状,政府通过各种方式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可以说在陕甘宁边区,学习与识字的场景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的。正如当年斯诺的描述一样,这里“到处有夜校,村庄的街道上设立着识字牌,牌上的字句每日调换。教师在村子里巡回,教民众读书。”[13]32同样对于参议员而言,为了能更好地了解边区施政纲领和各项具体政策,学习生活也就自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任务。对于那些不识字的参议员而言,入冬学受教育,开展学习识字运动,就成为一项日常工作。而对于那些有相当文化基础的人,则是更高层次的学习,即进入相关学校具体开展学习活动。另外,阅读《解放日报》等报刊杂志,同样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关中分区参议员张治平老先生“屡屡说道要订阅解放日报,虽然自己老了,难看小字,但可找人读,能知天下国家大事。”[14]陇东分区的杨正甲、杜洪源参议员更是“关心世界大势,国家局势,对解放日报很重视。他们常和马锡五专员一起讨论各种问题。”[9]

三、基层参议员的社会交往

基层参议员在日常生活中,还与中央和边区各级政府之间的领导都有着深厚的情感交往。如靖边县议员田宝霖,就与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之间交情甚密。当田宝霖被选为参议员后,惠中权告诉他:“你是顶能干的,为大伙做点事吧,咱们把靖边搞得美美的。”[15]因此在工作过程中二人密切配合,不仅在靖边创办了运输合作社,而且由他们创新的水漫地经验还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与此同时,不少参议员和中共的领导人也有着很好的社会交往关系。如靖边县议长白文焕就和毛泽东之间有着很好的交往关系。毛泽东曾邀请白文焕做“共产党的官”而被白婉言谢绝了。他说“只给共产党办事,不做共产党的官。”1939年1月,白文焕作为边区议员、靖边县参议长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休息时,毛主席对着白文焕说:“文焕先生,欢迎,欢迎!不作共产党的官,做人民政府的参议,专给共产党提意见、提批评,很好嘛!”[16]31毛泽东风趣幽默的谈话,使白文焕不仅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拉近了许多,而且在日后二人成为很好的朋友。

在参议员的社会交往关系中,不少人都与林伯渠、谢觉哉之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正如林伯渠所说:“我们作事如同作战,每人都有一个岗位,职务不同,都是战友关系,要水乳交融,互不脱节。”[17]487谢觉哉作为边区副议长,更是与众多的参议员有着深厚的交情。如延川县参议员李丹生,与谢觉哉之间可谓是朝夕相处、情同手足。1945年初,李丹生病危之际,把两个不满十岁的女儿叫到病榻前,紧紧握住谢老的手,说:“她俩是我的女儿,也是您的女儿,我死后就交托给您了!”谢老含泪答道:“您放心吧!她们会长大成人的。”此后谢老及其夫人把她们视同亲生,抚养成人,其中大女儿一直在他身边,直到大学毕业成家立业。[17]496

当然,也有一些基层社会的中间人士,在一段时间内因关系处理得不好出现了一些偏差。如镇原县一参议员,在下乡处理土地纠纷时,因把农民土地退还给地主,回到县府会议上,受到公开批评,“使他过不去,长久放在心里。”[18]499还有些人因看不惯党外人员的生活习惯,就不愿同他们接近。如某县姓唐的参议员兼副科长,生活习惯不大好,就取笑他,甚至勤务员也“糖儿,糖儿”地对待他。[19]49就此边区政府指出,由于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特别爱惜自己的面子和自尊心。因此除坏人外,一般要避免当众批评和当场批评,而多用个别谈话方式,婉转说理的方式,并出于诚恳帮助的态度,“一面批评错误促其改正;一面顾全面子,使之感激。”同时,边区还于1941 年5 月专门就非党干部工作干事的问题发出联合通知,具体规定了几点注意事项:1.积极地争取与组织非党干部参加抗战建设事业;2.反映非党干部的意见,有要求各个机关、学校之行政负责人解决非党干部工作问题之权利,不能采取和行政对立的态度;3.各非党干事,要有诚恳、坦白、热情、谦虚耐心的态度;4.对非党干部要清除命令式、情报式、党内斗争式的错误态度,应采取商量、婉转、劝说的方式。同时对于非党干部的工作困难,要设法帮助解决。[20]301

但是,对于那些违犯纪律或刑罚的参议员则要受到惩罚。如陇东分区参议员李向荣拒交营业税,仅将三百万元欠条打给税局,不付现款。在催交过程中却无理谩骂而受到处罚。⑥安塞县参议员贺麟图利用自己的地位两次为儿侄抢婚并在群众中活动作反对政府行为。抢婚事件发生之后,五区政府从各方搜集了群众意见,群众说“贺麟图过去是地主,文秀才,有财有势,新社会当上参议员,横霸欺压人,吹牛皮,希望政府好好处理他。”[21]而对于那些严重违反边区法律甚至成为汉奸的参议员,则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四、结语

通过民主的方式参政议政,实现基层参议员的政治参与,不仅在深刻地改变着边区的面貌,也在深刻地改变着参议员的社会生活。对于农民参议员,长期以来受压迫而无处申诉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代之而起的是大胆的建议和对政府的批评,以实现他们的基本诉求和主张。对于不少的地主士绅而言,更是在改变自己生活轨迹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自己的家庭生活。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陕甘宁边区的众多中间人士参议员中,相当多的参议员不仅自己积极参政议政,而且也影响和促成自己家庭成员生活轨迹的变化。如新正参议员张治平,他的子孙有八人参加政府或部队工作。尽管家中缺少劳动力,以致有时吃粮都接不上。但是,正如张老先生所说:“他们八个人,有一个临走的时候,我都把他们叫到面前,告诉他有国而后有家的道理,使他有了为国保民的决心才放他走。”张老先生说:“只要国能保住,我的家就是苦些也不算什么。”[22]陇东分区乡议员穆步云被选为参议员之后,他父亲临终叮嘱他说:“步云,我给你说,咱们人家过去开会都不要参加,说咱的成份不对。你现在已经长成人了,我快死了,死后,公家事总是做得,人家叫你做啥,你不要推辞,人家现在能看起咱这人,你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2]648靖边县议长白文焕,他的长子白鸿魁、大女儿和大女婿、四女儿白敏在继白坚夫妇之后都相继参加了革命工作。

“人世间天上掉下来的奇迹是没有的,奇迹就发生在日常生活里;正像没有天生的英雄,真的英雄多是生长在平凡的群众当中。”[23]495陕甘宁边区基层参议员的社会生活,固然缺少那种五彩斑斓的绚丽场景,但是所有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积累却是由低至高的层垒,当最低的价值上通至最高的价值之时,革命性的社会变革便会随之而来。

注释:

①盐池县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盐池县委员会,1983年,第5-6

页。

②延安文史资料(第1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延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4年,第98-99页。

③④分别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

217、109页。

⑤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172-173页。

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90年,第145-14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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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左键之.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在乡的具体实施[J].解放,194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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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午田,蒙人方.延安记者[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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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会议以外——参议员生活琐记[N].解放日报,1944-12-21.

[10]赵超构.延安一月[M].上海书店,1992.

[11]米脂民丰区三乡代表会上奖励常荣山等六同志[N].解放日报,1946-01-8.

[12]绥德清涧各界欢度新年[N].解放日报,1946-01-13.

[13]斯诺.西北特区特写[M].每日译报社,1938.

[14]萧三.赠别参议员们[N].解放日报,1944-12-22.

[15]丁玲.延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

[16]姚勤镇.三边情愫[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17]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18]中共延安地委统战部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和三三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

[19]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

[20]中共延安市委统战部编.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料选编[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21]安塞参议员贺麟图利用参议员的地位两次为儿侄抢婚[N].解放日报,1945-04-24.

[22]保中国,救万民——访新正参议员张治平[N].解放日报,1944-12-9.

[23]吴伯箫文集(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作者简介:杨东(1978-),男,陕西府谷人,历史学博士,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责任编辑:李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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