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宜学

以葛浩文为代表的汉学家是中华文化世界化的重要桥梁，也是我们应培养和依靠的文化传播力量。但汉学家因自身文化身份的复杂性，对中华文化世界化的态度也是复杂、矛盾的。我们必须加强对汉学家的研究，辩证分析，知己知彼，占据主动，在充分保证中华文化作品质量的前提下，有效、适当、适度地借助汉学家及一切海内外力量，助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同时让世界自然地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最终实现无国门的世界化。

葛浩文；莫言；翻译；汉学家；中华文化；世界

G04；I003A009505

2014年4月21日至22日，“镜中之镜：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在中国如日中天的葛浩文，以“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为题，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角度，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缺少国际性、视野狭隘、粗制滥造、与国际公认的小说标准脱节等等。

这是葛浩文首次言语犀利、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他以往也指出过中国小说缺乏心理描写、篇幅太长等问题，但多委婉含蓄，如：“中国小说大多沿用传统编年体，线性发展，美国人则不是；细节而言，写小说难的是描绘内心活动”。①他也强调中国文学应坚持自己的特色：“中国作品要都像西方作品，没有一点自己的特质，那还是中国作品吗？”②对中国文学的未来，他以前也表示充满信心：“虽然我对中国文学很难准确地评价，但是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不会是退步，一定是进步；不会走向封闭，一定是更加自由。”③

但作为莫言作品的主要译者，在全中国都在因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欢欣鼓舞的敏感时刻，葛浩文为何不借机“沽名钓誉”，而是甘冒自断财路、名途的危险，突然改变了对中国文学的态度，站在中国文学和读者的对立面？也有一些批评家因此指责他借莫言获奖暴得大名后却转而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是典型的忘恩负义，甚至指责他以前一直是在以文化殖民者的身份利用中国当代文学。

从葛浩文的莫言，到莫言的葛浩文，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后葛浩文的身份和立场问题，实际上不是个案，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中所反映和代表的是海外汉学家对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复杂心理和态度。

一、 葛浩文：文化身份认同的矛盾性

葛浩文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葛浩文虽然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但他是美国人，他始终坚持母国文化认同。“我不是中国人。”他明确表示。④

但实际上，这成了一个问题。与许多汉学家相比，葛浩文似乎更不愿意失去中国和美国两种身份中的任何一种身份，所以，在他身上表现出一种复杂的身份认同矛盾：欲求“中国身份”而不得，同时固持着“美国身份”而无法自拔。

葛浩文被夏志清称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的确，他热爱中国文学，也热爱翻译中国文学。在翻译收入卑微、社会地位不高的历史条件下，他潜心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编选中国文学作品集，研究中国作家作品，成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葛浩文是有贡献的。

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热爱也是真诚的。他明确表示：“其实美国人爱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中华文化，中国文学。”“现在经常有人说我， 葛浩文， 你比中国人还中国人！ ”②③季进：《我译故我在——葛浩文访谈录》，载《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葛浩文的中文能力也属一流，流利而准确，只听声音完全想象不到他是一个美国人。“荆歌为了检测葛浩文的汉语水平， 说了两三个很荤的段子， 葛浩文悠悠地拆解， 闲聊中还偶尔利用一下。荆歌的检测结论， 当然是绝对优秀。”②葛浩文显然也自豪于自己的汉语水平，也意欲被中国人认同。

但葛浩文毕竟生活在美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他清楚地意识到，尽管他读着中国文学作品，操着一口地道的“普通话”，翻译着中国文学作品，但其身上却流淌着纯正的“美国血液”。这种文化不和谐带来的身份认同矛盾时时困惑着他，使他常常在两种文化身份中挣扎。但痛定思痛，他最终只能无奈地，也是宿命般地承认：“要想当个中国人，再怎么下功夫也没用，只有等转世投胎了。”③他只能坚定地认同自己本质的文化身份——美国人。

身份决定了立场。葛浩文在选择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基本贯彻的是“西方市场”的标准，更具体地说是“美国市场”的标准：“对于我来说，选择一部作品翻译前，首先要考虑美国读者是否有阅读兴趣，否则我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无效的。”在这方面，他就是一个“洋人”。只有当他的翻译作品得到美国读者的重视，他才有“努力得到回报”的感觉。许荻晔：《翻译家葛浩文：莫言对译者很体贴》，载《东方早报》，2013年10月16日。

吊诡的是，当他以美国标准衡量中国文学时，他身上承载的中华文化因素又时时提醒他，影响他，甚至干扰他。他在翻译过程中，基本能保持这种中华文化身份，而一旦脱离翻译，他就会回归美国人的文化身份。这使其言行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华东师大的演讲，实际上只不过是这种矛盾性的集中表现，是其内心真实性的一次展露。只不过事发莫言获诺奖之后，时机敏感。

但事实恐怕没这么简单。葛浩文事后修改过的发言稿中规中矩，但即兴发言时的情绪流露，才是其最真实本真的态度。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特别喜欢公开“秀”汉语的葛浩文，明知在场的有很多他曾批评“外语水平不高”的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却特意用英语发言！这显然不是无意为之，而是一种身份的故意彰显，是其美国人身份与中华文化身份的一次公开决裂。

问题是，葛浩文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且选择了一个灼热的时机？

二、 从Howard Goldblatt 到葛浩文：从美国人成为中国人

葛浩文从选择中国到喜爱中国自然需要一个过程。他与中国的结缘是主动，还是被动？是为了精神，还是为稻粱谋？

葛浩文学习中文的初衷，并不是出于对中华文化、文学的喜爱，而是出于自身生命和生活安全的需要，是一种毫无选择的选择，是被迫性行为，是在既无实际成就也无自我期待的彷徨状态下的一种自我期许性的冒险，是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无法找到属于自己的“身份领域”的情况下，一种无奈的身份转移和重新定位。

个人文化身份的构建不是由血统决定的，而是社会和文化双重作用的结果。社会阶级地位的低下与美国消费社会的价值评价体系之间的矛盾，使作为美国公民的一个特殊主体的葛浩文对世界的主体性经验，脱离了美国文化的根基，使他暂时中断了与美国文化精神的联系，因而焦虑、悲观、个体自信心丧失。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他选择中文和中国，初始动机是功利性的，中国只是其一种精神替代品。

但随着汉语水平越来越好，因汉语获得的社会成就和地位越来越高，葛浩文凭借汉语获得的新的社会身份满足了其母体文化一直未能满足他的安全感，所以，他不自觉地将中华文化身份提高到母体文化身份之上。当然，这其中也包含了他对中华文化的持续期许：希望这种文化可以给他带来更大的安全、更高的社会地位。

在美国，作为翻译家的葛浩文最初地位平平，译作反响也平平，甚至被批评为“糟糕透顶” （厄普代克）。葛浩文也承认“在美国我默默无闻”。随着莫言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葛浩文的地位也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内外媒体对葛浩文好评如潮：“葛浩文，帮莫言得奖的功臣”；“莫言获奖，别忘了他的翻译葛浩文”……葛浩文的翻译事业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他从初期的“一无所有”的文化流浪者，到中期“默默无闻”的中国文学翻译者，最后成为“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赋格、张健：《葛浩文：首席且惟一的“接生婆”》，载《南方周末》，2008年4月1日。其社会身份和地位在“一路飙升”。葛浩文内心很清楚，自己身份的层层提升，实际上是以中华文化层层熏染着色而成的，成就“葛浩文”这个中国名字的是中国人，是中国文学。

当然，葛浩文对中国和中国文学的爱也是真诚的。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葛浩文也确是有功的。对急于在世界文坛发出自己声音的中国文学来说，他作为美国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坚定支持和信心，无疑有雪中送炭之价值。

三、 从葛浩文到Howard Goldblatt：从中国人回归美国人

社会文化身份的高低代表着话语权的有无和多寡。葛浩文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家的经历可分成三个阶段：初期阶段，他刚出道，在该领域并无话语权；中期阶段，他所积累的文化资本尚不足以支撑起其话语自主权，所以还能与中国文学保持一种平等、友善、和谐的话语权关系；全盛时期，他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甚至可以说主导了该领域的话语权。在这个阶段，他认为自己自由了，可以摆脱各种身份的限制，甚至可以超越成就其身份地位的中华文化身份，而恢复了内心最深处一直被压制但也一直极度期盼获得的美国人身份。

就这样，葛浩文以其凭借中国获得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获得了其在美国一直未能获得的文化身份和地位，进而以美国人的视角和标准，观照中国和中国文学，从而表现出畸形的话语权色彩和身份矛盾性。

美国文化是一种激进文化和霸权文化，激进性是美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通过莫言获奖而明确获得“美国身份”的葛浩文，在经历了那么长时间的身份困惑之后，自然要比其他美国人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其美国性，包括其激进色彩。这也反映在其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具体表现在：

第一，他坚定地把西方的小说标准篡改为“国际标准”，并据此批评“中国的文学创作无视国际小说标准”；第二，在各种国内外的采访和发言中，他坚持用英语进行表达和沟通，而一改往日的“中国腔”；第三，现行的美国语言意识形态不仅认为英语应在世界上居主导地位，而且将英语的单语主义认定是自然而理想的状态，葛浩文据此认为“莫言等中国作家不学习英语是愚蠢的”，甚至将中国作家不懂英语视为无法走向世界的关键因素，甚至建议中国作家应该全部去学习英语，以具有国际化。

葛浩文在莫言获奖前后的这种言行不一，当然是自相矛盾的，本应引起中国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但奇怪的是，葛浩文的这种美国文化身份的恢复和对中华文化态度的转变，却更提高了其在中国的地位，其美国汉学家和中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翻译家的身份，使他获得了双重光环，使其一切所作所为似乎都顺理成章，都名正言顺，都如明星吸引粉丝一样无人质疑。莫言获奖后，葛浩文来中国的次数更多了，在中国国内会议的提问环节，很多中国学者选择主动弃用普通话，而是操着“蹩脚”的英语对精通汉语的葛浩文进行提问，而葛浩文也用英语回答，浑然让人以为葛浩文是一个根本不懂中文的美国人，而实际上没人不知道葛浩文精通中文。

四、 两败俱伤：必须避免但可能产生

中国人十分重视“圈子”文化。一方面，对于“熟人”会表现出不一般的关心与热情；另一方面，对于“生人”，特别是拥有特殊地位的陌生人，又显得特别谦卑，处处压低自己，给予优待。对中国人来说，葛浩文恰恰两者兼而有之。他既是圈内的“熟人”——“中国文学的大恩人”，又是圈外具有特殊地位的“生人”——“强势文化的美国人”。在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下，中国人正疯狂地追捧着这位世界上的“首席且唯一”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却视而不见葛浩文表现出的前后矛盾性。这种热闹情形，估计连葛浩文自己都没想到。

就这样，葛浩文的美国“官腔”与中国诺贝尔文学奖“催生婆”的角色定位一结合，使他对中国文学的任何评价就具有了双重话语主导权，他也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话语权威和优越性：对美国人来说，他是美国文化在中国的代表，是来指导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对中国人来说，似乎葛浩文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希望和救世主。他不论说什么，怎么说，根本不需要考虑听众是否会接受，因为在中国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个问题上，葛浩文似乎就是西方，就是中国文学能否走出去的裁判者。他微笑着俯瞰着向他伸出的一排排求助的手，指导着中国文学的方向。

但实际上，在中国作家是否应以能否“走出去”作为创作标准这个问题上，葛浩文的态度是清醒的：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小说被翻译成外文广泛传播，但这涉及一个问题——作家创作的出发点：作家到底为谁写作？为自己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如果是为读者写作，到底是为中国读者还是为外国读者？小说翻译成外文需要译者，那是不是可以说作家是为翻译家写作？

这种为翻译家写作的趋势绝不可取。尽管文学走向世界必须经过翻译家的翻译，必须经过他们创造性的劳动，但是作为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如果想着翻译家，那势必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大打折扣，势必为了翻译的容易而降低自己作品的高度和难度。因此，作家在写作时，什么人都可以想，就是千万别想着翻译家；什么人都不能忘，但是一定要忘记翻译家。只有如此，才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具有中国风格的小说来。[美]葛浩文：《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载《文学报》，2014年7月7日。

中国文学首先是属于中国的，然后才是属于世界的。目前很多中国作家和评论家将能否“走出去”视为中国文学优劣的主要标准，这显然并不能归因于葛浩文。只是其身份和地位，尤其是其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密切关系，使得把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视为事关国家尊严的中国人将他的言论不由自主地放大，客观上造成了葛浩文评价中国文学的“一言堂”现象和中国人评价葛浩文的“共名”现象。从中国文学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主动放弃话语权；从葛浩文的长远发展来看，一俟中国文学在这个问题上成熟起来，他就会失去对中国文学已有的话语权。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实际上，葛浩文由最初身份“不确定”的焦虑到最后“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一个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人，这种转变对其本人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不自然的是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外国翻译家身上的中国文化界：将自己的事寄托于他人，本身就不具有走出去的信心，也就不会有希望。

外国汉学家研究中国，虽然客观上的确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但其主观动机多出于个人兴趣或谋生需要，一般不会主动承担起将异国文化传播到本国的使命。所以说，葛浩文这个美国人绝不是也不能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救世主”，他只是渴望获得中国身份未果的一位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只是社会身份地位不断飙升的一位幸运的美国汉学家而已。如果把中国文学走出去看作是海德格尔笔下的“真理”的话，那么“真理”的尺度绝不能以人作为评判，葛浩文不行，任何人都不行。

五、 结语

汉学家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我们必须依靠的，但决不能依赖。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分析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真实态度及中国文化在其文化身份中的比重，以适当的方式和适度的比例，使其有效发挥中华文化世界使者的功能。

中华文化的世界化，最重要的，是靠作品本身，是看中国文学是不是真正姓“中”，是否具民族性，是否符合中国的审美标准和欣赏习惯。不为走上世界而写作的中国作品，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也许，当中国文化不再焦虑于世界化时，中国文化就真正世界化了；当葛浩文不再把从事中国文学翻译视为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易”，当他再一次摆脱美国文化的霸权主义色彩，当他不再刻意选择用中文还是用英文表达中国文学主题时，他就真正祛除了语言附加于他的“身份之霾，”他也就真正世界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