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去年年末听说《文化纵横》有意组织一个关于中国的“新穷人”问题的专题时，我曾表示过疑问。在社会学界，“新穷人”（The new poor）一词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新形成、或具有某些新特征的贫困阶层。由于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998年Work， Consumerism and The New Poor（《工作、消费、新穷人》，中译本2010年出版）的出版和传播，在国际学术界它已经概念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就具体的对象而言，区别于传统意义上因生产资料被剥夺或因失业等原因而陷入生存困境的“穷人”，“新穷人”在鲍曼的研究中主要是指（后）现代消费社会、福利国家中因制度、文化、生活方式等因素而陷入生活困境的“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

在国内，近年来虽然有媒体和一些调研机构曾以“新贫困”、“新贫族”等为标题讨论过一些社会现象，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但学术界意图以鲍曼的“新穷人”概念来诠释中国的贫困问题，仍需要慎重。概念范式与经验间的种种分裂，在中国学术界早已是影响我们认识中国现实并推进学术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参见《城市中国的逻辑》第15章“在范式与经验之间”）中有过较为认真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言。尤其涉及“贫困”这一当前中国社会中尖锐突出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避免将复杂的事实──许多事实即使在经验事实/数据统计层面上都还远未被关注、被厘清──简单地套入到某个外来的新概念的属性定义或解释框架中去。

不过五篇论文令我多少感到欣慰。我所担心的削足适履等情况并没有真的发生。几位年轻学者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各有不同，但他们多立足于对经验本身的确认，也有对概念的辨析，在此基础上对问题展开描述和诠释。虽然几篇论文的体裁风格有较明显的差异，有基以田野调查的社会学论文（如黄岩、汪建华的文本），也有综述类的研究介绍（陈柏峰的文章稍显笼统，不过他已有同主题的专著出版），或围绕某一学术议题而作的专论。在我看来，面对事实建构与问题聚焦/概念辨析之间的复杂关系，几位作者都有相应的突破局限的学术意图。在概念选择方面，几位讨论中国本土贫困群体及其相关问题的作者，多没有简单地与“新穷人”概念实施对接。在对象及内容方面，他们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社会下层一些隐秘的群体和隐性的体制。五篇文章中正面讨论了“新穷人”概念的是熊易寒的论文。不过，作者在介绍分析了当今世界各国各种不同的新穷人现象后，明确表示，“不同于鲍曼从消费社会的角度来解读新穷人，笔者认为，新穷人的问题必须在生产领域才能真正得到解释”。他的研究致力于从资本积累方式与劳动体制的角度来解读新穷人的实质。笔者注意到，熊易寒论文中对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中的“弹性积累体制”、“非正规劳动”等的分析，与黄岩论文中讨论的“拆分型劳动体制”、“流动劳动体制”等的讨论，不乏契合之处。另外，在几篇论文中，中国的“地方专制资本主义”、“隐性掠夺”以及流动体制、制度化的社会排斥等等，都触及了中国当前各种贫困群体的生存/生活困境的根本性机制。

对于贫困问题，学术界从早期的身份等级制度分析、阶级分析到后来的文化贫困理论、权利贫困理论、社会排斥理论以及像鲍曼的新穷人概念等等，各种各样的视角及范式，都有其特殊的针对性、深刻性，背景之中当然还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不同核心问题。从五篇论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当前的贫困问题，既涉及不乏中国特色的等级化的身份系统、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产品制度作用下的社会排斥问题、与权利贫困相关的农民生产/生活资料被掠夺问题和下层群体的黑势力化现象等，也涉及全球资本体系下非正规性在生产领域的漫延、及其对劳动制度的改变复杂性、叠加性，正是中国当前各种贫困问题背后最深刻的难题。即如媒体多有讨论的普遍陷于住房、消费焦虑、身份焦虑中的年轻白领群体的新贫困问题，研究者如果离开了中国的土地财政及其政府主导的房地产开发政策/住房供给政策（涉及卡斯泰尔提出的“集体消费”问题），离开了教育流动背后隐秘存在的身份市场等等，那么相应的讨论是很难真正揭示中国城市“新贫族”的形成机制的。

没有无价值的理论。但致力于实证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确实面临特殊的机遇和挑战：在理论范式和经验事实之间，在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需要持续地保持探索本土真问题的真诚和锐气；同时又不能不诚实地接受当下由于分析工具的缺乏而面临的各种学术失语现状。后者应是前者的切实起点，亦是实现超越的前提条件。

——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陈映芳

宋少鹏评女德班一文，通过梳理清末民初以来妇女解放的历程，指出社会转型虽赋予了女性主体身份，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男性中心的社会秩序。现代妇女在家庭内外面临的双重角色冲突，实际上源于家庭的再生产职能，及其支配原则。当国家/资本出于需要将再生产职能全部扔回给家庭时，就等同于全部扔回给女性。在这种背景下，“女德班”倡导的个人私德不能成为女性群体解除现实焦虑的良方。国家和社会也不应鼓励和倡导这种药方以回避自身责任、遮掩女性受到结构性压迫的事实。此外，宋文能给女性主义思潮的反省在于，家庭仍是理解和处理女权问题的重点。只是一味高扬女人作为个体的主体性，不重视女性作为家庭角色的承担，无助于现代困惑的纾解。重建平等的两性关系，不仅要从走出去开始，还得从家庭内部开始。

—— 共识网 王淇

评熊易寒《新穷人的全球图景》：全球化给左翼和右翼同时带来了某种共同世界的幻觉——“世界是平的”，在这个平坦星球上，全世界无产阶级得以联合起来。然而在全球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构成的这个地球村的边缘之外，“新穷人”——松散、无力而支离破碎的被压迫者们作为一种全球图景，把马克思预言的弥赛亚推到了更远的地平线上。反抗“结构性失业”，保证剥削的可持续竟然成为了当今无产阶级运动的重要部分。而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人们，还有想象下一个英特纳雄耐尔的可能吗？

—— 香港中文大学 毛吾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