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茜　徐勇　郭恒　李文娇

摘 要： 在对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以SWOT为分析模型，分别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内部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和外部威胁进行统筹分析，认为家庭农场发展目前仍处在“幼年”阶段，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探索合理的发展策略尤为重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包括：土地流转、多元化服务、信贷扶持、保险引导、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及创优品牌诸方面在内的提升家庭农场发展的6项战略对策。

关键词：家庭农场；SWOT模型；农业经营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5）02-0140-06

我国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形式，目前正处于幼年时期，它能否健康“成长发育”关乎农民切身利益、农业发展稳定乃至“四化协调”战略能否稳步实施。目前学界就如何推进家庭农场的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尚缺乏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因素的全面归纳，直接影响到决策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为克服这一缺陷，本文将家庭农场视为一种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在对舞钢市现有21个家庭农场（涉及舞钢市4个乡和4个镇）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采用管理学经典的SWOT分析法进行分析。其优点在于可对研究对象所处的情景进行全面、系统、精准的研究，从而根据研究结果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及对策。

一、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SWOT分析法又称为态势分析法，是战略分析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将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主要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以及对其发展影响最大的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进行分类并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把各种因素相互匹配加以分析从而得出对策性结论。通过将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诸种因素置于该框架下进行分析，便可得出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相应战略选择。

（一）Strengths：家庭农场发展的内部优势

内部竞争优势（S）是指家庭农场在参与市场竞争中自身所具有的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或提高竞争力的特有要素。本文将家庭农场的市场交易成本降低、注重产品质量、经营方式灵活视为三个最主要的竞争优势。

1.市场交易成本较低。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生产资料成本降低：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可以使生产资料交易成本降低（以H家庭农场亩均小麦种植生产资料成本为例，见表1）。不难看出家庭农场在机耕、机收以及购买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支出方面相对于个体农户而言有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二是用工成本降低：依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权成本理论，家庭农场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从而实现委托人与代理人的高度重合，将代理成本降至最低；同时家庭成员的“利益函数”和“目标函数”具有高度同质性和一致性，决定了家庭成员集体决策成本也相对较低，在此我们将某家庭农场的用工情况与当地一家农业公司进行比较（见表2）。三是产品交易成本降低：与单个农户相比，得益于大规模的种养殖经营模式，当地甚至外地许多经销商和农产品公司通常主动登门家庭农场进行订货或是长期签订合同保证货源，降低了寻找客户的成本；与家庭农场签订长期合同的经销商通常直接上门收货又降低了交易成本。

2. 更加注重产品质量。规模化带来商品化，商品化促进品牌化。依据舒尔茨关于农业生产力的理论，技术变化已成为实际收入的主要来源[1]。家庭农场为了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在农产品实现商品化之后，继而积极考虑如何通过提升技术水平提高质量、打响品牌。尤其是在“无公害、可视化”农产品生产方面，已有许多农场走在了前列：其中T家庭农场目前正在小规模试经营的粮食作物，聘请当地中医院研究人员，以花椒和中草药等天然植物为原料配置天然农药，并结合网络以远程实时可视的方式将农产品生产线置于“全程可视”模式下，让消费者“买着放心、吃着安心”；F家庭农场的经营者自创办家庭农场以来，多次远赴上海浙江等地的农业科研院所学习现代葡萄种植技术，在自家农场进行尝试。目前其自行培育的有机葡萄新品种，不仅挂果期提前且因果肉优质已有葡萄酒加工厂与其签订了订购合同。

3. 经营方式灵活。农业生产对象是具有自然特性的生命体，因此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且产品生产过程与生长过程基本吻合，而这种“农业劳动对象的生命性、生产的季节性、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性和不可控制性等因素，都要求生产者收益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2]。与大型的农业公司科层式的管理体制相比，家庭农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主体的经营方式实现了劳动者与经营者高度一体化，具有生产上的灵活性，故而能够符合这一要求。同时家庭农场通常采取多种农作物复合经营方式（见表3），与通常经营单一产品的农业公司和合作社相比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能够使其在某种农作物遇灾害或市场行情不利时，与其他收益较高农产品实现盈亏互补不至于大规模亏损。

（二）Weeknesses：家庭农场发展的内部劣势

竞争劣势（W）是指家庭农场在发展过程和市场竞争中内部缺乏或做得不够的因素，或指某种会使家庭农场处于劣势的条件。本文认为资本存量低下、经营模式粗放、抵御风险能力较差是家庭农场最主要的三个“短板”。

1. 资本存量低下。经济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市场场域理论将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网络结构，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则要在市场场域中尽可能地争取资源和机会。市场经营主体在市场网络中的位置状况和资本存量——主要包括经济资本存量和社会资本存量，都对其在社会网络中获取资源和机会的能力产生制约。相对于大型农业公司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而言，同样作为经营主体的家庭农场经济资本存量较小，基本来源于家庭收入积累且大部分转化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和地租支付，经济资本存量薄弱使得家庭农场时常会陷于资金周转不畅的困境[3]；同时由于家庭农场继承了小农户的“分散基因”，无论从生产、管理、销售各个环节上基本处于单干的模式，无法形成“连横”的集聚优势，在与批发商的博弈中，可能损失38.2%的利润[4]，以致其社会资本存量亦处于较低水平。

2.经营方式粗放。调研中发现，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经营理念相对于小农来说较为超前，但相较于合作社和农业公司，则相对缺乏良好的管理习惯以及紧随市场动向的意识，经营方式粗放。一方面，家庭农场对于基本的收入支出账目，几乎不做记录。受访的21个家庭农场中只有一家对农场账目进行了记录，绝大多数农场主对于投入多少，生产成本多少，利润多少等没有明确详实的登记。另一方面，农场经营者对农场发展往往缺乏科学规划，仍采取以往的“市场跟风”的经营方式，缺乏对于市场信息的关注和在充分收集市场信息的基础上对经营方向的规划。对市场信息的后知后觉不仅可能导致错失市场机会，还可能在产品市场销售不利的情况下引发大规模亏损。

3.抵御风险能力较差。仅就人为不可控因素而言，安全事故频发。家庭农场区别于小农户的一大特点就在于其配备了较多大型的农业机械设备，操作时需格外注意安全隐患；同时由于保险意识淡漠和处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农场主一般不会为雇工购买工伤保险，这就可能导致家庭农场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农场主往往面临破产的危险。F农场的经营者2012年就曾因雇工粉碎秸秆时造成右脚骨折而花费10万余元，许多农场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前不久隔壁村一个经营烟叶的农场主，雇了几名当地妇女采摘烟叶，由于天气炎热，在地里工作时间过长，2名妇女因中暑抢救不及时而死亡。家属不依不饶，让农场主给每人赔偿50万元，农场主不堪重负最终弃地而逃。”

（三）Opportunities：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外部机遇

外部机遇（O）是指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外部有利因素。把握好这些有利因素则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家庭农场的潜力，包括：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制度环境基础、各级政府为发展家庭农场出台的专项扶持政策，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关注度日益提高三个方面。

1.制度环境基础。主要包括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若站在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将家庭农场视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那么它的出现需要其他相关制度提供环境前提。家庭农场与农户的区别在于实现了规模经营，土地规模化集中是实现规模经营的基础（见表4）。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及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彻底终结了农民租种地主土地的局面，同时也带来了土地细碎化的负效应。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发展的正效应逐渐消散，土地细碎化问题日渐凸显，土地流转应运而生。而后相继出台的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政策，进一步规范了土地流转的程序和事项，使家庭农场大规模土地连片经营成为可能。以舞钢市为例，2007年至2013年10月，全市土地流转总规模已达到14.3万亩，在土地流转力度最大的枣林镇，甚至出现了晃庄村、张卜庄等“无地村”。

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同样为家庭农场的产生提供了前期制度基础。它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家庭农场能够大规模流转土地也间接得益于这一制度。

2. 专项政策扶持。在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消费结构快速升级、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因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而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要“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这就第一次在国家政策层面认可了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身份。自其出台以来，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针对家庭农场的专项扶持政策。中央及各地政府的各项专项扶持政策无疑给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政策保障。

3.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随着收入水平日益提高，人们关注的目光已转向生活品质的提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8年中国每公顷耕地的化肥使用量达到468公斤，分别相当于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和印度的4.54倍、2.25倍、1.68倍、2.92倍、3.20倍和3.25倍”[5]。全球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发布了“2010年全球幸福度调查”数据，接受调查的中国人中，88%都认为让人不安的食品安全是导致民众幸福指数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农产品是食品的第一来源，较之小农而言，家庭农场由于进行规模化生产，往往拥有更加优越的条件专注农产品质量提升；同时由于经营方式呈现规模化态势，因此更加注重农产品质量，关注品牌效益，保持固定客源。这就给注重农产品质量的家庭农场创造了隐形的发展契机。

（四）Threats：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外部威胁

外部威胁（T）是指外部存在的某些能够威胁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它们的存在对家庭农场的盈利能力和市场地位构成威胁。主要包括：土地流转制度亟待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村庄治安环境有待提升。

1.土地流转制度亟待完善。土地规模化是家庭农场经营的基础。虽然土地流转在制度上被予以肯定，但在现实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流转程序复杂。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目前均采取“双合同制”，即家庭农场经营者不仅要和流转土地的农户签订合同，还要与农户所在村的村委会签订合同。且在流转过程中有问题出现时很容易出现农户与村委会互相“扯皮”的现象。这源于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二是流转行为有待规范。那些土地流转规模大的农场往往需要流转几个村子的土地，由于农场主对当地情况缺乏了解，在土地流转环节，还出现了流出土地村庄以地形好、土质好、基础设施优良的土地为“样本”套得农场主订金，而后实际流转的却是土质差、基础设施缺乏的土地。这也与“现有立法无法满足农业生产企业化经营的需要”有关[6]。

2.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家庭农场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应是包括金融、农机、农技、市场信息提供、经营管理培训等服务在内的完整体系。调查中发现，虽然家庭农场在用工、种植、收割等几个环节可享受农机合作社等组织提供的服务，但这些服务的提供者通常是一些发展水平较低、规模较小的初级服务组织，远未形成体系；而包括农技、市场信息等内容的服务则更是凤毛麟角；金融服务方面，条件要求极为苛刻，一位农场主诉苦说：“原则上虽然拿土地流转合同可以质押贷款，但担保人必须是吃‘公粮的，而且每人只能贷5万元，我贷40万元得找8个国家干部，我上哪去找啊！”相关研究也显示，“近11年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总体水平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其中农业机械化和农业信息服务水平增长最快；农业科技、产业化经营流通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水平增长缓慢；农业生产资料、农业金融和农业保险服务水平提高不明显”[7]。

3.个别村民陋习有待纠正。一些村庄居民尚存在“小偷小摸”的陋习，也对实力薄弱的家庭农场构成了潜在威胁。流出土地农户以往吃的都是自家种的粮食，已经习惯不用花钱买粮，农场经营者又不能时时站在田头垄间看护，一些农户便将“目光”瞄准了农场。一位将土地流转出去的妇女这样解释自己的“随意摘取”行为：“俺们村里土地全部包（流转）出去了，以前的粮食都不用自己买，现在又不舍得花钱，只能到地里去拿点儿。”这种在其他农户看来不是多大事的行为，却有可能给家庭农场带来致命伤害。“对于俺们这些农场来说，丢个三五千块钱的东西太正常不过了！前几天俺6亩地的花生一晚全部被盗，损失1万多块！”（某农场主）。W农场主也曾有过500亩辣椒和300亩红薯半天之内被附近村民哄抢一空的惨痛经历，直接经济损失达180万元。

二、推动家庭农场健康快速

发展的战略选择

通过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因素的SWOT模型分析，接下来利用SWOT矩阵对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战略选择进行归纳，具体分析见表5。

因此，就推动家庭农场发展的战略选择可归纳如下：

1.土地流转方面：做好土地确权工作，试点推行土地股权化改革，加强土地流转管理服务，为农场土地流转提供法律政策咨询、流转信息发布等服务，充分发挥乡镇土地流转平台的作用；引导农场结合实际进行土地流转，鼓励有条件的家庭农场适度提高流转规模，做好农场用地监测工作。

2.多元化服务方面：充分整合社会各类教育培训资源，为家庭农场经营者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经营管理培训，提升农场经营者安保意识；加大对家庭农场偷盗行为的治理力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营造良好的农村治安环境；鼓励家庭农场之间以及家庭农场与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的合作。

3.信贷扶持方面：财政部门要设立家庭农场专项奖补资金；金融部门要加大对农场的信贷力度，简化贷款手续，逐步扩大农场有效担保物范围，逐步推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

4.保险引导方面：对那些存在危险性工作的农场引导其购买工伤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要针对家庭农场逐步开展农业保险项目，对于投保的农场财政部门要给予适当补贴。

5.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方面：要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培育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为家庭农场提供低成本、全方位的服务。

6.创优品牌方面：鼓励农场参加省级著名商标、名牌农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等评选，鼓励家庭农场走“绿色有机农产品”路线，对先进典型给予奖励，引导家庭农场拓宽农产品的电子商务营销途径。

三、结 论

家庭农场是实现农业生产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的重要载体，是盘活农村土地资源、逐步提高农民收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力抓手，既发扬了传统小农的优势又凝聚了“大农业”的规模经营优势，代表着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当下家庭农场的发展还处在“幼儿”阶段，虽已得到国家政策的认可和各地政府相应的资金、项目等政策扶持，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能否克服自身种种“成长的烦恼”，同时经受住来自市场与社会的选择与考验，各地政府部门的扶持和具体战略决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认识到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制度优势和发展面临的机遇，创造有利条件，充分发挥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制度效应；同时又要注意规避和防范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威胁和挑战，积极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规范市场秩序，化解不利因素，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快速成长。

参考文献：

[1]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85.

[2] 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48-56.

[3] 翁宏标，王斌会.中国分行业资本存量的估计[J].统计与决策，2012（12）：89-92.

[4] 郭云涛.家庭农场的资本、市场与经济效益[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2）：56-61.

[5] 姜长云.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与前景[J].经济研究参考，2012（40）：12-35.

[6] 邵海.家庭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困境与经济法对策[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06-113.

[7] 韩苗苗，乐永海，孙剑.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水平测评与制约因素解构[J].统计与决策，2013（3）：142-146.

Abstract：Based on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21 family farms in Wugang of Henan province， using SWOT analysis model， we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the internal strengths， internal weaknesses， external opportunities and external threats， and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s still in the “infancy”stage， facing many “Growing Pains” and reaso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is very important. On this basis we propose six strategic countermeasures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and upgrading of family farms， including： land transfer， diversified services， credit support， insurance guid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agriculture and enhancement of excellent brands of products.

Key words：family farm； SWOT model； influencing factor； development strate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