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德圣导演的影片《赛德克·巴莱》以历史上真实的“雾社事件”为原型，其中彰显了历史、文化、人性等多方面的深刻内涵。本文拟从结构主义的角度对其分析，发掘《赛德克·巴莱》中人类学的色彩和魅力。

关键词：结构主义；野蛮；文明

作者简介：彭翀，女，汉族，湖南永州人，广西师范大学2013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南方族群文化。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6-0-02

影片《赛德克·巴莱》的名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刻内涵。“赛德克”是“人”的意思，“巴莱”是真正的意思，赛德克·巴莱即“真正的人”。在赛德克族的信仰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赛德克·巴莱。在他们生命结束走向祖灵之家的时候，要经过彩虹桥，彩虹桥的尽头是一个猎场，只有真正勇敢的战士才能通过这座桥成为赛德克·巴莱。电影《赛德克·巴莱》即讲述了赛德克族的一段悲壮历史：1930年，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原住居民赛德克族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率众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发动了震惊当局的雾社事件。

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二元对立思想深邃而明晰，为人类认识历史、认识自身、认识他者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工具。在《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中，充满了二元对立的事物，这些事物充分反映了人们二元对立的思维和情感。从结构主义的视角赏析这部电影，不仅可以更加深刻的理解赛德克族人民的精神内核，也可引起诸多对于现代文明和发展的反思。

一、猎场与学校 ：野蛮与文明的碰撞

“没有出草取过敌人首级的男人，是没有资格在脸上纹上图腾的。收桥的祖灵看着他们，干净没有图腾的脸，你们不是真正的赛德克！”从这一方面来看，赛德克族是野蛮的，或者说，他们可以被归为现代文明定义的野蛮体系中。日本人殖民者占领台湾岛后，在当地建立了邮局、商店、学校，并派出了老师对赛德克族的小孩进行日语教学，传授他们生活的礼仪。

电影中，花冈一郎作为一名赛德克族人，已经接受了日本的文化并为日本殖民政府工作，他对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说：“头目，我们现在不好吗？我们不必再靠猎杀过日子，这样文明的生活不好吗？”莫那·鲁道反问：“什么叫做文明？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邮局？商店？学校？什么时候让族人的生活过得更好？反倒让他们看见自己有多贫穷了！”莫那·鲁道的这番话，几乎将表象中的野蛮与文明颠倒，引发更深层的思考。随着情节的不断推动，日军在打压赛德克族人的抵抗过程中一直处于劣势，日本军官最终决定使用糜烂性炮弹灭绝赛德克族人时，他对下一级的军官说了这样一段话：“叫你们文明……你们却逼我野蛮！”至此，日本殖民者的行为将其文明的外套卸下，裸露出他们野蛮的目的。当文明的方法无用时，日本人决定用生化武器征服他们，糜烂性炮弹对人身体的伤害是残忍并具有毁灭性。

野蛮与文明是对立的，在这部电影里也是互相转换的。看似野蛮的赛德克族，实则有着自己坚定信仰的文明；看似文明的日本殖民者，实则掩藏着不易暴露的野蛮。野蛮与文明的二元对立，不是进化的两个阶段，二者可以共存甚至可以在同一文化中共生。猎场里有厮杀和血腥，学校里有知识和文化，作为两种不同形式的载体，它们有各自倾向的一面。但是，猎场里也有文明，赛德克族的文明是对勇敢的追求，是对“血祭祖灵”唯一不变的坚持。学校里则暗藏着统治他者思想的预谋，是包藏着野心的地方。

二、彩虹与太阳：自我与他者的纠缠

每一个赛德克族人都在追寻赛德克·巴莱，真正勇敢的人才能通过彩虹桥，到达另一端的猎场。彩虹在赛德克族人的心里，是世俗通往神圣的桥梁，是寻找祖先的路途。电影中多次出现了彩虹的意象，彩虹即代表者赛德克族对自我的认识，彩虹就是他们的身份标识。彩虹是与自然相连接的，代表着原始和人的自然天性，而作为日本殖民者的代表的太阳，则是征服和文明的代表。原本是界限分明的两种信仰，却在台湾岛这片土地上发生了交织，从而引发了信仰的错乱和身份认同的模糊。

作为道泽群屯巴拉社的头目铁木瓦力斯，在小时候受到了莫那·鲁道的威胁：“我不会让你长大的”。这在铁木瓦力斯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一道阴影。后莫那·鲁道联合众部落发动对日本殖民者的反抗，铁木瓦力斯知道家园的猎场和亲人都被统治着，失去了原来的自由，但他在小岛的友善诱骗下，竟然联合日本殖民者一同对抗镇压莫那·鲁道发起的反抗。小岛一直以朋友的方式和态度与铁木瓦力斯相处，这让铁木·瓦力斯以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这种朋友关系胜过同族的关系，而小岛也利用了铁木瓦力斯自小在心里的阴影，使得两个部落互相残杀，而这正是日本殖民者最乐意看到的结局。铁木瓦力斯的内心是纠缠的，他深知自己失去了猎场和家园，也知道应该“血祭祖灵”，但在日本殖民文化的影响下，在日本殖民者友善的外表下，他选择了将矛头对象曾经生活在同一土地的族人。

然而，在彩虹和太阳两种信仰交织的文化中，铁木瓦力斯的身份认同并不是最具代表性的。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本是赛德克人。他们身上流淌着赛德克族人的血液，但是他们却从心里认同日本的文化和文明。他们身份和处境的尴尬是最具代表性的。当了日本警察的一郎和二郎游离于本族人与日本人之间，身份的暧昧注定被两个圈子所排斥而处境尴尬。一方面本族人嘲弄他们有一身“日本警察的皮毛”，而不把他们视为同类；另一方面，哪怕他们接受了日本文化，与各自妻子的名字、服饰完全日化，仍要面对日本人的质疑：两个番人难道也能生出一个日本孩子？当花冈一郎得知莫那·鲁道要联合各个部落大规模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他想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他认可日本的文明，认可当下的有秩序的生活状态，但当莫那·鲁道反问他什么是文明时，反问他最终是想进祖灵的猎场还是日本神社时，花冈一郎犹豫了。赛德克族的血液在他身上流淌，“血祭祖灵”的信仰是他从出生就带着的一个根，然而日本的殖民文化却在不断的松动着他原来的根。

自我与他者的纠缠最激烈的一幕在花冈一郎帮族人取得枪支后，并没有参与战斗。他身着赛德克族的衣服，手持番刀，他的妻子也是赛德克人，她身穿和服，与花冈一郎达成一致。花冈一郎番刀一挥，将自己的妻子杀死，然后他又捂死了自己还在襁褓中的孩子。最后，花冈一郎选择了极具日本武士道精神的破腹自杀。就如他的弟弟花冈二郎所说：“切开吧，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哪儿也别去了，当个自在的游魂吧。”在这，彩虹信仰与太阳信仰的交锋达到了顶点，自我与他者的矛盾突出至极。两种文化就如两股势力在花冈一郎的心里交织斗争，身份认可的错乱导致花冈一郎在自我与他者中不断地游离。

身份的认同并不总是非此即彼，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也并非绝对。在花冈一郎的身上，自我与他者即对立又共存，自我有时即是他者，他者有时亦是自我。

整部影片《赛德克·巴莱》无处不显示着二元对立的文化和文化的载体。作为人类学中非常最重要的结构主义，正与此不谋而合。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既有以极端对立的形式出现，也有以温和可容的形式出现。番刀与枪炮、猎场与学校、彩虹与太阳，这些都是二元对立也是二元对立的文化的载体。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时间纵向发展出现的载体，也可被视为同一时代横向的不同类别。

参考文献：

[1][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张祖建译.结构人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01.

[2][美]贾雷德·戴蒙德，谢延光译.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03.

[3]雷攀.太阳与彩虹的信仰之战：《赛德克·巴莱》电影叙事学解读[J].中国电影评论，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