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工人自身的正式组织力量缺乏时，工厂内外各种非正式力量与群体便成为其组织化的重要力量。例如，当我们考察20世纪的韩国工人运动时，便可以看到，教会在开拓工人视野、提升工人阶级意识、锻炼工人组织能力、培育劳工运动积极分子网络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类似的影响也见诸于社会史学家对民国时期上海工人运动历史的挖掘。在裴宜理、韩起澜[2]等人的笔下，民国工人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并不仅是国共两党动员的结果。帮会、行会、拜姐妹会和教会都是工人组织化和行动动员的重要力量，甚至政党的工运动员很多时候也不得不依赖帮会、行会、拜姐妹会这些传统势力。而工厂内外这些非正式群体的形成根源，又可追溯到工人的籍贯来源和地缘关系。[3]其中，城市帮派始终是民国劳工政治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帮派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时而成为组织工人、推动工运发展的重要力量，时而又扮演控制和分化工人的角色。

底层工人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向城市帮派寻求庇护，在宏大的集体抗争浪潮中也总是很自然地被帮派组织起来。民国帮派与劳工政治的关系，对于我们理解当代世界工厂中的劳工问题不无启发。相比民国的移民工人，改革后外出就业的农民工，不仅在各项公共服务上遭遇歧视性的待遇，缺乏向上流动和融入城市的渠道；同时，在国家统合主义的总体格局中，他们也缺乏工会、劳工NGO之类的正式组织资源，缺乏争取权益、表达诉求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