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会坛

如今，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在英国蔚然成风，其影响力辐射全球，成为英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顽疾，建立公正、包容、可持续性社会的有力协助

“借重于未来五年的制度建设和推动，中国有望成为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世界第一大国。” 2014年11月20日，在英国下议院的“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预言。

“英国-亚洲社会投资政策对话”，由英国内阁办公室和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在中国作为英国使/领馆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共同举办，是2014年11月18日至27日中国社会投资家代表团英国访问之旅一系列活动中的一项。

这支中国社会投资家代表团主要由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项目社会投资平台的合作伙伴组成。访问期间，他们实地考察了格林威治休闲健身有限公司（Greenwich Leisure Ltd）、非凡巧克力有限公司（Divine Chocolate）、吉米·奥利弗“十五”餐厅（Jamie Olivers Fifteen Restaurant London）等多家社会企业，以及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布里奇斯风险基金（Bridges Ventures）、贝斯纳尔·格林风投基金（Bethnal Green Ventures）等代表性社会投资机构，与它们的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它们的历史及运营情况。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英国建立起了一个涵盖法律模式、政府采购政策和金融产品的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生态体系，并崛起了众多智囊团和中介组织及机构，通过政策宣传、研究和推广来支持其发展壮大。

如今，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在英国已经蔚然成风，影响全球。 源起 通常认为，英国社会企业的发源地是罗奇代尔（Rochdale）。

罗奇代尔是位于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工业镇，镇上有一条蛤蟆巷（Toad Lane），巷里的三十一号是一幢三层小楼。

当地人都知道，这幢小楼是存放羊毛的仓库，主人叫詹姆斯·巴特沃斯（James Butterworth），是一名羊毛商人。然而，1844年12月21日，晚上八点，这幢小楼的木门再次打开时，人们却发现它被改造成了一家小商店。

走进门去，左手边是柜台，极其简陋，两个大圆木桶上架了一块宽木板，上面只放了四种商品，黄油、白糖、面粉和燕麦片。柜台后面站着店员山姆·阿什沃斯（Sam Ashworth），他用挂在面前的天平秤，小心翼翼地为顾客购买的每一样商品称重，确保足斤足量。

称重完，顾客转身到柜台右上角的收银桌前付钱。那张收银桌是全店唯一一件正式家具，收银员威廉·库珀（William Cooper）端正地坐在它后面，仔细地收下和找零每一笔钱，并逐一清楚地记录在手边的账簿上。

这账簿至关重要，它是顾客日后获得商店利润分红比例的依据。来这家小商店购物的每一位顾客，都和山姆·阿什沃斯及威廉·库珀一样，是“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的社员。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原本羊毛纺织业繁荣的罗奇代尔变成了“饥饿之城”。工业革命之后，家庭中的手工织机被工厂里的机器织机代替，大批居民入厂成为工人，与此同时，大量外来劳动力涌入。

工人们的工资比二十年前降低了一半，妇女更低，仅够糊口，但是，食物价格却居高不下。雪上加霜的是，许多商店老板不但短斤少两，还向牛奶里加水、往面粉里混灰、在燕麦片里掺沙。

工人们在生存中挣扎，他们既无权加入行业协会，也无权参加竞选投票，几乎全然失去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机会，大都一家子人挤在贫民窟的一间小房子甚至地下室里，通风、照明、供水情况都极为糟糕。

彼时，合作社运动已在欧洲其他国家兴起。困苦之中，罗奇代尔二十八名不甘待毙的工人决定联合起来，成立属于自己的合作社，以提升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于是，他们每人出资一英镑，成立了“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这是全英国第一家合作社。

“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自创立就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并将之写入了合作社章程（The 1844 Rule Book of the Rochdale Society）的第一章。其中，目标的第一项就是开设一家商店，专门为社员提供质量有保证又价格公道的食品。

创业伊始，筚路蓝缕，很不容易筹集到了开设商店的二十八英镑本金，却因当地私营商店老板的诸多阻拦，迟迟租不到合适的店面。待詹姆斯·巴特沃斯答应以每年十英镑的租金将蛤蟆巷羊毛仓库的一楼租给他们后，又由于当地批发商拒绝交易，不得不长途跋涉到曼彻斯特进货。

他们选择购进的货物都是必需品：黄油、白糖、面粉和燕麦片。最后剩下一点钱，他们买了一些蜡烛，以防燃气公司拒绝供气照明。起初，“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商店无法支付店员工资，山姆·阿什沃斯及威廉·库珀头三个月都是志愿零薪酬工作。

商店原来每周只开两晚，三个月后，增加到每周四晚，商品种类也丰富了起来。一年之后，“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的社员增加到了七十四名，商店总收入710英镑，资产净值181英镑。

后世在回顾“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的历史时，将它的成功归因于它一开始就制定的九项原则。它们分别是： 1）股本享受固定利率；2）商品质量保证；3）足斤足量；4）明码实价且必须现金交易；5）按照社员购买的商品量进行利润分红；6）男女平等且一人一票；7）民主选举管理委员会；8）划出一定比例的利润用于提升社员的文化教育水平；9）定期向社员公开财务报表及资产负债表等。

这一整套严密、切实而又严格执行的原则，奠定了“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些原则在“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曾作修改，但是，主体精神始终保留。1937年，它们被凝练为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简称ICA）的官方原则，即“罗奇代尔合作社原则”（Rochdale Principles of Co-operation）。

如今，社会企业在英国乃至全球方兴未艾，当年在蛤蟆街三十一号开张的“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商店，被奉为鼻祖。 发展 今日的英国，社会企业俯拾皆是，卖咖啡、卖时装、卖电信套餐，提供个人贷款、职业培训、儿童赡养，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几乎覆盖到了每一个领域，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据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英国目前有超过七万家社会企业，雇员多达百万，且它们的精力高度集中在英国最贫困的社区，已为英国经济贡献了超过200亿英镑。

一百七十年过去了，人们仍然可以在这些社会企业的身上，清楚地辨认出“罗奇代尔公平先锋合作社”的精神投影。然而，事实是，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社会企业才真正迎来了春天，并且逐渐扎下根来。

1997年5月2日，时年43岁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入主唐宁街十号，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在他的第一次施政演说中，他就大力肯定了社会企业对于拉动经济、解决社会问题有望发挥的作用。

随后，布莱尔政府及往后几届英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企业的优惠政策，并设立了部级机构，用以监管社会企业（如今由英国内阁办公室下设的公民社会办公室负责）。自此，社会企业成为英国政府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顽疾，建立公正、包容、可持续性社会的有力协助，且朝着规范化、体系化的方向一路前行。

2004年10月29日，经过两年的研究、磋商，英国议会批准《2004年公司（审计、调查和社区企业）公司法案》（Companies （Audit， Investigations and Community Enterprise） Act 2004），该法案第二部分提出，允许企业与社区分享利润，而不只是为了股东利益。根据这个法案，英国政府在2005年7月1日颁发《2005年社区利益公司规定》（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 Regulations 2005），专门为社会企业增设了一种新的法律形式：社区利益公司（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y，简称CIC）。

根据下设在英国商业、创新与技术部的社区利益公司监管人办公室（Office of the Regulator of Community Interest Companies）的网页介绍 ，社区利益公司是一种具有独特附加性质的有限公司，它的引进是为了鼓励商业资产服务于社区利益，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除了可以吸引捐赠资金，它还具有有限公司的优势，即可以通过贷款、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资金，并根据财务表现向债权人支付低额利息。

尽管因为“资产锁定”和“分红上限”的要求，投资社区利益公司的回报率可能低于其他投资类别，但这确实是一种灵活且很有吸引力的法律形式，它让社会投资者在行善的同时获得投资回报。

在此之后，英国政府又持续地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为社会企业在开拓市场、吸引投资、建立公共认知等各个环节都创造了更加利好的环境。

2006年，英国12个政府部门参与制定并发布了《社会企业行动计划》（Social Enterprise Action Plan），旨在通过推广社会企业教育、开展社会企业研究、为社会企业桥接私营部门、为社会企业提供多达1000万英镑的社会投资等措施，加强公众的社会企业意识，提升公众对社会企业的理解，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

该计划还承诺让社会企业更容易赢得公共合同。2012年2月28日，历经多轮辩论和审议的《公共服务（社会价值）法案》（Public Services（Social Value）Act），在英国上议院终审通过，并于2013年生效。这是英国社会企业发展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这部俗称《社会价值法案》的法律要求，英国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合同投标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经济效益，还必须考虑如何改善社区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状况。如果社会企业能证明自己不仅可以高效地履行合同，还能增添社会价值，它就能赢得政府合同，哪怕与之竞争的其他企业在投标中的报价更低。

无疑，这将为社会企业创造更多商机，让一度被大型私有企业垄断的公共服务市场重新趋于平衡和可持续，使纳税人的钱得到更好、更充分的利用。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ocial Enterprise UK，简称SEUK）首席执行官彼特·霍尔布鲁克（Peter Holbrook）认为，“这部法律的成果是，公共部门将最先向公众展示负责任的资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有自由、有权力把对社会的贡献作为选择服务提供商的基础，同时考虑价格与服务质量的竞争力。” 创新 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是英国面向社会企业的全国性机构，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向政府进行政策建议、建立社会企业联系网络、支持社会企业的媒体发声和为社会企业创造新的商机。除了《社会价值法案》，它还参与推动了“大社会资本”（Big Society Capital）的启动。

“大社会资本”启动于2012年4月，是世界上第一家社会投资银行，其六亿英镑的资金来自休眠银行账户以及商业银行。它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向社会投资金融中介提供资金，实现英国社会投资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社会投资金融中介涵盖各种各样帮助社会企业寻求投资的组织，包括募集资金并投资于支援机构、社区组织和社会企业（Volunteer Organization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and Social Enterprises，简称VCSE）的组织、为VCSE提供筹资平台的组织以及帮助VCSE做好投资预备的组织等。

英国的社会投资市场被公认为世界最发达，孕育过许多世界瞩目的融资创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 Impact Bond）的开发。

社会影响力债券最初由社会金融有限公司（Social Finance Ltd）提出。据其官方网站介绍，社会影响力债券是一种金融工具，投资者通过购买它向社会企业投入资金，支持它帮助政府实现改善社会的预期目标。如果预期目标达到，由政府向投资者退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如果预期目标没达到，投资者则会血本无归。

在英国，因为缺乏预防性干预和长期支持，刑满释放人员在离开监狱后极易陷入再次犯罪的沼泽。为了有效缓解这一问题，2010年，社会金融有限公司发行了世界首批社会影响力债券—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Peterborough Social Impact Bond），向社会投资者凑集了500万英镑，用于资助包括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在内的专业社会服务机构，为彼得伯勒监狱约3000名刑期在12个月以内的男性犯人提供包括饮食、住房、培训、心理支持等服务，以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将参与的刑满释放人员分为三批，一直延续到2016年，预期目标有两个：一是，每一批刑满释放人员的再次犯罪率降低10%以上；二是，如果有任意一批未达到10%，那么最终整体再次犯罪率降低至7.5%以上。只要有其中一个目标实现，英国司法部就将向投资者支付收益率在2.5%到13%之间的投资收益，具体收益率与再次犯罪率的最终降低幅度挂钩。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的债权人之一。据其官方网站发布的消息称，2014年8月7日，英国司法部发布了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第一期的最终结果。报告显示，与同期全国标准相比，第一批参与的彼得伯勒刑满释放人员的再次犯罪率降低了8.4%。虽然没有实现10%的预期目标，但对改善第二、第三期的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仍然让人期待2016年的最终结果。

无论如何，彼得伯勒社会影响力债券无疑将在英国乃至世界社会投资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据社会金融有限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以来，英国已推出社会影响力债券十七个，美国四个，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比利时、德国各一个，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影响力债券提案有100多个，资金总额超过一亿美元。

继发行了世界首批社会影响力债券后，2013年6月，英国社会投资又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那就是伦敦证券交易所推出了全球第一个社会证券交易所（Social Stock Exchange），十二家可再生能源、医疗保健、净化水、可持续交通、教育等领域的社会企业挂牌上市，市值总额达到五亿英镑。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公开材料显示，据估计，全球社会影响力投资市场的规模目前高达五十七亿英镑，未来十年有望增长到1250亿到4000亿英镑之间。 推广 通过建立一个涵盖法律、政策、金融、教育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生态体系，英国已然成为全世界对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支持力度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也已确立了相当牢固的地位，成为英国经济复苏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全球融合日益迅速的背景之下，英国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的影响力早已远远超出了其边界，辐射至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的公开材料显示，目前，有11%的英国社会企业从事国际贸易，而这个数字还有大幅增大的潜力。

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日渐意识到了在全球促进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发展的重要性：一个更加包容、可持续发展、繁荣的世界，仅凭一国之力无法实现，必须放眼全球，跨越国界，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实践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建立紧密联系，共同应对挑战。

作为以促进英国和世界文化交流与合作为使命的国际机构，英国文化协会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这个责任，并发起了一系列全球性的社会企业项目，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实践者提供培训和资金支持，并通过组织会议、政策对话和公共宣传活动等多样化形式，推动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在全球的发展。

英国文化协会在北京作为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此外，它在上海、广州和重庆三市也设立办公室，且均作为英国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开展工作。

在过去七年中，社会企业项目及社会投资平台成为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在中国社会领域的核心工作板块。2007年，它与中央编译局合作出版了《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增刊《透视社会企业：中国与英国的经验》，第一次在中国全面、系统地引进了社会企业的概念。随后，它又通过试点和启动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搭建社会投资平台等方式，在中国大力推广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的理念，积极参与中国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生态体系的建设。

在接触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的社会企业项目前，民办非企业单位上海科技助老服务中心的创始人吴含章已经在养老服务行业摸索了十年。此前，他对社会企业毫无概念，一味跟着政府走，哪里有支持就去哪里做活动，方向繁杂而影响力薄弱。2010年参加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后，他对自身的发展有了更多的思考和认识，懂得更好地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去设计和提供服务，自主性和影响力都有所增强。

2009年至今，像吴含章这样接受了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项目培训的中国社会企业实践者约1200人。他们接受培训的课程内容，早期主要是社会企业概念、愿景、使命、定位等专业讲解。后来，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发现他们有财务、市场推广、品牌建设甚至社交媒体等方面的需求，因此，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除了邀请英国、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的社会企业专家分享案例，还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财务、品牌建设、市场推广等主题培训。

“我们起到的作用就是把社会企业家这些种子挖出来，给他们培土、浇水，为他们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在接受《中国慈善家》专访时，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部助理主任孟文静说。

经过几年的推广，社会企业的概念日渐从鲜为人知变为热议话题，而且，有越来越多愈见成熟的社会企业开始寻求更加深度的培训、孵化和投资来扩充其规模和影响力。鉴于这些需求，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决定携手中国本土合作伙伴，共同推出社会投资平台，通过商业计划竞赛的形式为成功社会企业的规模化提供专家辅导、接洽投资渠道。

2013年8月，首届社会投资平台启动，汇聚了增爱基金会、创奇玖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LGT公益创投基金会、育公益创投等七家投资机构，经过五个月的选拔、孵化和洽谈，成功对接从二百多家报名机构中脱颖而出的十五家社会企业，为它们提供总额900万元的社会投资。 在英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社会投资平台成功运作一年之后，2014年9月21日，在深圳残友集团、深圳郑卫宁慈善基金会创办人郑卫宁和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的倡议下，中国十六家关注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的基金会、研究机构、社会投资机构联合发起“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企业行业的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扮演了历史性的角色。我们希望有所启示，把英国的先进经验引入，但最终希望中国的事情由中国来做。我们是开放的，希望和论坛更好地合作，帮助他们实现更大的愿景。”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发展总监于准告诉《中国慈善家》。

2015年3月27日下午，第二届社会企业项目社会投资平台颁奖典礼在北京举办，从434家申请机构中胜出的十八家社会企业，最终赢取了总额超过一千万元的社会投资机会。此外，汤森路透基金会（Thomson Reuters Foundation）将免费为社会投资平台所有的优胜机构提供达成社会投资/资助协议过程中的法律咨询服务。

英国文化协会社会项目全球总监安迪·汉森（Andy Hansen）强调，在积极参与推动中国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领域发展的过程中，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将始终扮演平台和中间人的角色，既不会直接作为社会企业投资者的身份出现，也不会直接确立某一种社会企业的模式或标准，最终的判断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本土希望解决社会问题或已经付诸实践的社会企业从业者、社会投资者、政策制定者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