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伟升

那个时候，我们梦想着周游世界，喂马劈柴，到我们老了，却还没有出发。现在，帮这些年轻人放飞梦想吧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1921-1926年，作家海明威以记者身份旅居巴黎，并在那座世界名城度过了一生中至关重要的6年。

在巴黎，海明威四处游历、专注写作、与妻新婚燕尔，结识了庞德、詹姆斯·乔伊斯、菲茨杰拉德等一批文学巨匠并互为莫逆。随着1926年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海明威完成从青年记者到成名作家的转折，并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流派。

离开巴黎四十多年后，海明威仍然惦念那段岁月并为此写了一本回忆录—《流动的盛宴》。该书的编辑麦奇勒写道：尽管书中所写的只是海明威一生中的短短数年，这些文字却体现了他一生的经历。 盛宴的供应商

如今，走向世界遇见“新的自己”，成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共识。在欧洲、美洲、澳洲，大学生毕业之后做一场长途旅行、体验全新的社会环境已经形成一股潮流，他们用一个专有名词来界定这种行为—“间隔年”（gap year）。

在中国，“间隔年”也渐成气候。

“在这一年，我徒步穿越国家公园，搭船去看正在爆发的火山，独自探索千年冰川，在12000米高空跳伞……我的心态被这种长途旅行磨练得异常平和。”2015年3月19日，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内，短片《在奇异国度的，那一年》用细腻的女声独白讲述着背包客耿玥环游新西兰岛的故事，镜头里闪现着高山、雪原、大海和旷野。

这一天，由乔新宇、畅磊等十位爱好户外运动的企业家联合发起的“中国间隔年基金”在月光厅正式启动，这是中国首个旨在传播间隔年文化、资助年轻人实施间隔年计划的专项基金。其官方网站的宣传语这样写道：“那个时候，我们梦想着周游世界，喂马劈柴，到我们老了，却还没有出发。现在，帮这些年轻人放飞梦想吧！”

2015年，间隔年基金将资助10名学生（5万元一位，3万元两位，1万元三位，5千元四位）在海内外实施三个月至一年的间隔年计划。自3月20日起，该基金便已向全国全日制本专院校18—28周岁学生开放申请，打工、旅行、学习、摄影、写作等方式都在资助范围之内。间隔年基金发起人之一畅磊表示，下一年度的资助规模和资助标准会根据2015年的基金募资情况来确定。

申请者提交的方案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把关，经过初选、网络投票、面试、公示等四个流程评出最后获助人选。其中，面试成绩占总成绩的70%。获助者须在2015年10月31日之前出发，单独完成间隔年计划，并且以文字或者影像记录途中的所思所想、所见所闻。除非遭遇天灾人祸、身体重大病痛或其他重大因素，否则获助人不可轻易变更甚至放弃计划。

“我们期望那些计划有正面、持续的社会影响力。比如对尘肺病群体的调查，甚至间隔年回来之后还可以成立一支‘尘肺病基金，这能唤醒社会的其他力量。单纯游山玩水的方案，可能就不会通过评审。”乔新宇表示，主办方对申请方案的主题不设限制，鼓励申请人大胆设计，但更青睐关注社会、人文、环境等具有社会关怀的方案。

“我们毫无疑问是国内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间隔年公益基金。以前很多都是已经设计好的项目，然后让人去参加，但间隔年很重要的一点是需要当事人用独立的精神去探索和设计，是‘间隔年+。”

为了推广间隔年文化，乔新宇和其他发起人甚至设想过创办一档间隔年版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他告诉《中国慈善家》，间隔年基金还筹划为间隔年归来的学生们建立阵容豪华的“人生规划导师团”，万科创始人王石、前央视主持人曲向东、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等人均是间隔年基金的顾问、发起人，“比如我们请王石做他们的导师，这个指导肯定不是在工作上，而在于如何选择、如何少走弯路等人生层面的指导，这个就特别重要。”

随着年龄的增长，孙陶然越发意识到年轻时想清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要和谁过”这两个问题很重要。他认为孩子从小就被父母安排到非常功利的跑道是非常可悲的事情，“我很多同学到了四十岁、五十岁才幡然醒悟说这辈子本来不想这么过的。” 迟来的盛宴

间隔年基金从着手筹备到正式成立只用了半年。但从起念到着手筹备，却停摆了十多年。

乔新宇回忆， 25岁时辞职游历欧洲和东南亚的间隔年让他找到了此后的人生态度，“当我深入接触这个概念和回想起那些经历的时候，一下子被震撼了。所以当时就想做一个公益项目，帮助更多人通过间隔年找到自己人生的兴趣和方向。”他建议大学生在进入社会前需要想清楚自己未来想要什么，因为一旦选择错误，转换往往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而且有些个性没这么强、不愿意或者不敢付出代价的人，那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尽管乔新宇并不否认可以在人生的其他阶段完成间隔年，但也强调大学刚毕业或即将毕业是最好的时期—此时人的思想、心性处于最佳状态，这个时期的间隔年将有助于形成完善的、适合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体系。

乔新宇的这个心愿遇到过诸多反对，包括他的老师。 普遍的理由是，“国外都是自发，并无公益基金助推”“与主流文化不符”“学生就业压力大”。他遗憾地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对间隔年的感触没有这么深。”

直到2014年，佛教徒乔新宇在西藏转山时终下定决心将酝酿十多年的心愿付诸行动，“走路时不停地磕头、祈福，然后默念我回去要做这个计划。我很清楚间隔年对人生的意义非常大。”从西藏回来后，他开始在朋友圈征集意见，寻求有户外经历的联合发起人。之后，畅磊、周子琰、孙陶然、郭婷婷、程明、舒晶、陈晓晓、姜琭、王立锋纷纷加入，王石和曲向东也为间隔年基金站台，出任顾问。

“我们这些发起人都非常认同间隔年这个概念。”当《中国慈善家》记者问及“思想是冰山以下的部分，成效难以速显和量化，是否会给后续募资带来重大困难”时，乔新宇坚定地表示不存在记者预想的情况：间隔年基金对每年的募资金额、资助学生数量等方面都已经做了完善的规划，持续注资保证基金正常运转也是十位发起人的共识，“我假设啊，周子琰的实友会有三千家企业，就算只有1%的企业愿意捐钱，那也不少了；孙陶然的蓝色光标公关公司，帮我制定推广计划；我们发起人在各个商学院的校友，加起来起码有一万人……”

另一方面，乔新宇在考察中发现国外公益组织的运作模式并不具有参考性，“澳洲的学生毕业后做间隔年跟吃饭一样平常，而且都是自行筹款。但中国还没形成这种风气，可能还是要社会力量推一把。”因此，他把间隔年基金更大的社会功效定位为在中国推广间隔年文化，让这个理念被更多人接受，“一旦风气形成，社会支持也多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基金就善莫大焉了。”

在间隔年基金启动仪式上，几乎所有发言的嘉宾都鼓励年轻人走出去看看更广阔的世界，寻找真实的自己。但是，间隔年基金推广大使、民谣歌手大冰则发出了另一种声音—公众对间隔年的解读未必理性，不少学生更存在着盲目的憧憬。大冰认为并不应该把旅行、间隔年当成对当下不满的万能解药，因为每个人最终都要学会跟过往、未来的生活和平相处，“如果可以的话，你应该获得这样的人生：既能朝九晚五，又能浪迹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