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筱

她是享誉中国的脑神经外科医生，因为诊治病人而接手远在千里之外的孤儿学校，因为诊治病人而募集到源源不断的善款

“这下可完了，眼瞅着过年，你猜我想起了谁？”凌锋回忆2008年年初陷入困境的自己。

2007年，是凌锋任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的第六个年头。因2002年让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起死回生”，她一直被公众称为“神医”。这一年，她以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丽江民族孤儿救助基金项目主任身份前往丽江，当地教育局向她摊牌，救助基金必须承诺为丽江民族孤儿学校提供全额资助，这也是最后通牒。

“我一脑门子空白，任何固定资金来源都没有。可你要不答应，学校就撤并，孩子们就会被遣返。”

回去商量商量？再回来可能学校就没了。凌锋想起孩子们的眼神，硬着头皮，签字画押。

2008年年初，年关将至，凌锋接到基金会电话，听说专项基金账上“亏空”不小，她又懵了。

“我当时第一个想起了杨白劳。”凌锋告诉《中国慈善家》。 置身危墙

2005年，凌锋牵头，孤儿学校与儿基会合作设立救助基金，凌锋成了项目主任。

相声演员姜昆是凌锋好友，救助基金成立，姜昆任理事。“姜昆说，大姐，你做的是好事，我支持你。”与云南省某官员赴台湾考察后，姜昆态度突然逆转，“他说，大姐，这事儿你别干了行不？这事儿不好。”凌锋说。

姜昆所忧何事，凌锋心里明了。

孤儿学校建于1996年“2·3”丽江地震后，是一所抚养、教育贫困民族地区孤儿的民办学校，由参与公益多年的胡曼莉创办。

1999年7月23日，胡曼莉创办的丽江妈妈联谊会（简称“丽妈”）在丽江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随后与美国妈妈联谊会（简称“美妈”）创始人、美籍华人张春华正式合作。

张曾代表“美妈”于1999～2001年间先后向“丽妈”捐赠30余万美元及1万元人民币，用于孤儿学校开销。2001年，双方反目，6月20日，“美妈”一纸诉状将“丽妈”告上法庭，理由为胡未完全按照原告方要求使用该款项，且在财务管理中存在账目不清、弄虚作假、公私混淆等状况。事发后，舆论哗然。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虽于2002年获二审判决，但此后十年张春华从未间断追究，直至2011年5月，张还向丽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丽江市政府对“丽妈”监管失职。

人人对“丽妈”避之不及，原有理事已相继退出，此时牵头创立孤儿基金，无异于将自己的社会声誉做了筹码。

“这可能会付出政治上非常大的代价。”凌锋自问，“值吗？”

“这么厚的材料，各种各样的，包括这么厚的审计，”凌锋比划着，“我是一页一页地看。那么多的报纸，国内国外的，影印的东西，我都看过。”

凌锋多次找到胡曼莉，对报道出的每个疑点详细查问。胡曼莉习惯记日记、留资料。“哪年哪月什么时候，怎么回事，她说得清清楚楚，合情合理。”这并未彻底打消凌锋的疑虑，但她更看重胡曼莉的另一面。“她对孩子好，这么多年，我是在这看着的。”

孤儿学校曾收养一名被强暴和囚禁长达一年的女童，她整日蜷缩于墙角，衣衫脏臭，不吃不喝，有人靠近，她便恐惧大叫。“胡曼莉就面对面蹲在女童不远处，眼睛对着眼睛。就是一只狼，你这么对视，它看你眼睛里没恶意，它都不咬你。”胡曼莉拿着饭碗一点一点蹭过去，从两米开始，直到把饭碗挪到女孩面前，看她端起碗狼吞虎咽，“用了整整一夜。”

“她有再大的错，对孩子好没错。把她打倒了，孩子咋办？我觉得这个事情要分清，一码归一码。” 刚涉足公益事业的凌锋给胡曼莉划了两条质朴的底线：第一，孩子不能受伤、不能被拐卖、不能被不当处置；第二，能否把钱用“对”是另外一码事，可以再加强学习，但绝不可中饱私囊。 再为人母

胡曼莉曾是凌锋的病人。

1998年，中国发生特大洪灾，胡曼莉押送救灾物资赴灾区，途中病倒，前往凌锋处医治。种种症状表明，她可能患有恶性脑瘤，恐时日无多，胡曼莉向凌锋“托孤”。

凌锋了解丽江孤儿学校的情况后颇受触动，当即交了1000块钱会费，同意加入“丽妈”。手术完成，“发现不是瘤，就是囊肿，彻底治好了。”

凌锋决定去一次丽江。

转年，凌锋夫妇赴丽江探访，幼儿园的二三十个孤儿一拥而上，将凌锋围住，其中一个女孩拽住她的手，“一整天，不管我走到哪，她就没松过。”凌锋萌生助养之意。

经询问得知，这个名为拉姆的女孩已被央视主持人敬一丹助养，凌锋夫妇决定助养另一个纳西族女孩小凤。“她不会说汉话，就那么蜷着，在过道晒太阳，挺孤单的。”

办完手续，凌锋仍不踏实，拉姆眼睛一直盯着她，她心里不太好受。

回京后，凌锋耿耿于怀，打电话给胡曼莉：“你问问敬一丹那边，她要继续抚养，咱不夺人所爱，否则我接着行不行？”

不久，凌锋被告知，未收到敬一丹回复，对方也未继续提供助养金。凌锋一下多了两个孩子，助养金翻倍，每年共8000元，牵挂也随之翻倍，她每年都要去几次丽江。

凌锋对孤儿学校的参与越来越多，从关心两个女儿“吃啥、穿啥、学习咋样？”到“一睁眼上百张嘴等着吃饭”。

凌锋当时在医院里出“特需门诊”，这是一种挂号费比专家门诊还要高的出诊类别。一次问诊，凑巧孤儿学校打来电话—缺钱。简单沟通后，凌锋告知对方，说病人就在身旁，打算挂断，不料病人接茬，称想帮忙，并要求去丽江了解情况。“后来他去丽江看了孩子，一家伙就捐助一个班，一年20万！”

自2001年开始，到专项基金设立，凌锋每年要帮孤儿学校筹款数十万。钱多了，凌锋心却悬了起来。“学校如何花钱？捐钱的人会不会心里有点犯狐疑？”她向胡曼莉建议，做个网站，公布账目。或许是胡曼莉能力所限，此事始终未能推进。

有人建议她成立基金会。凌锋打怵，没经验，更没钱，怕做不好。

2004年，凌锋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加之又是“五好文明家庭标兵”，与妇联熟稔，经全国妇联宣传部副部长张晓元介绍，得以与儿基会秘书长宋立英相识。经宋立英全力支持，终在2005年12月，双方合作设立专项基金。合作成功，凌锋被“套牢”，孤儿学校的孩子都叫她“凌妈妈”。

凌锋还不知道，更多麻烦在不远处等着。 “位高权重”

2007年的一天，凌锋站在丽江市人民政府门前。她想，孤儿学校无论如何不能撤并，否则多数孩子难逃遣返、失学命运，有幸者，也要走几里十几里路去其他学校上学。她要竭力争取。

丽江市政府和教育局决定撤并孤儿学校，原因或较为复杂。2002年，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被撤销，原丽江地区改为地级丽江市，除行政区划有所调整，“美、丽两妈”之案，致“丽妈”于2007年2月14日被当地民政局撤销登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法院判决由丽江市政府于2007年4月1日前接管孤儿学校，但此事拖延日久并无推进，学校已无立锥之地。

凌锋到丽江已两天时间，出发前她就开始电话联络当地相关部门，均被告知没时间接待，而她转天就要返京。

57岁的凌锋在政府门外一站就是40多分钟，陪同者包括当时的云南省妇联副主席、丽江市妇联主席，以及宋立英、胡曼莉等8人，但门内一直无人回应。

那天，丽江天蓝得透彻，凌锋头顶悬着烈日，心里一片阴霾。

“为什么不回答？你要是比他官大一级，他早溜溜地到机场去接了，还能让我在门口都不见么？我好歹是个教授，要是平头百姓，还不定怎么着呢！”

凌锋想，他们怕啥？怕官。

官怕啥？怕舆论。

舆论什么时候最强？

两会！

凌锋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与云南事务并无交叉，她要坐得再“高”一点—全国政协委员。

回京后，凌锋电话打到全国政协人事处，自荐任政协委员。该处一位办事员的家属曾是凌锋的病人，凌锋藉此与处长通话，对方听凌锋表明意图，笑了笑，让她提交了一些必要资料，此后一段时间杳无音信。

一天，凌锋收到医科大学校方通知，让她填表上报。“是吗？这还成真了？”凌锋有些意外。

“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样的话凌锋早听过，但她想试试。

2008年3月6日，凌锋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建立少数民族孤儿救助基金及民族孤儿学校以落实政府关怀及安定团结》提案。“后来民政部就有了这个基金。”凌锋说。

当时，丽江当地民政局拖欠孤儿学校百余名孩子低保款，每个孩子每年127元，已长达8年之久。“他们就是要20%回扣，不同意就不给。”

凌锋打电话给胡曼莉，让其再找民政部协商，告诉对方，再不给钱，全国政协委员凌锋将就此事写提案。

“其实提案和写信告状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碍不着他们省里的事，可是他们不懂。”凌锋说，“他们说，别写！叫你们主任别写！你们下午就来领。真的下午就去领了，真的一分钱没扣，真的全给了，一直到现在。”

义诊筹款 2007年，凌锋来到丽江，官方担心孤儿学校财力无源，让凌锋承诺此后学校由专项基金全额资助，并签字盖章，孤儿学校正式挂靠于救助基金。压力成了动力，学校未来明朗，这当然离不开她的医生身份。

2002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持人刘海若在伦敦遭遇严重车祸，一度伤势危重，更有传言四起，称英国医方认定其“脑死亡”。

凌锋1982年曾赴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进修介入神经放射学，在法国巴黎第六大学居里医学院国际显微外科中心受训，以全优成绩通过考试。1990年她在英国伦敦国家神经及神经外科医院做访问学者，担任国际、国内专业领域的诸多高级别学术职务。1983年她创立中国首个神经介入中心，十年后又创办了第一所全国规范化培训中心，并编写、制定了整套教学大纲及考核制度。发表论文、文章数百篇，包括国家科技部、卫生部、教育部的二等奖、三等奖在内，获学术奖20余项。

2002年6月，凌锋受邀赴伦敦会诊刘海若，决定将她接回北京宣武医院治疗，经治疗护理，刘海若终得康复。凌锋因此声名大噪，媒体、公众称其为“神医”，不吝褒扬之辞。

在医院，凌锋出专家和特需两种诊类，专家号14元，特需号则要320元，当时，“黄牛”已将她14元的专家挂号费炒到了800多元。

“我凭什么给这些黄牛打工？我养活这帮黄牛，不劳而获的人，给病人增加那么多的负担。”她一度亲自去跟踪“黄牛”，再交给保安处置。试了几次，“斗牛”失败，“供需关系如此，这个事你根本搞不赢。”

她到处张贴“告示”，凡凌锋科室门诊，挂号费只收5元。每天十几个医生出诊，解决不了，医生便可带病人找凌锋，一律免费出诊。实行了一段时间，还算差强人意。

结果她发现特需号也有黄牛从中作梗，又数次“斗牛”后，再度败北。

她早已与院方达成协议，在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义诊，斗不过黄牛，干脆专心义诊。此后，凌锋的办公室成了孤儿学校的供氧之源。

凌锋办公室整日门庭若市，亲朋好友，不好拒绝，常有人送礼物和钱，凌锋觉得收之不妥，却之不恭，索性按特需号收费，捐了。“你还能得到捐赠证书，你去挂那个号，一样不报销。” 2005年起，为孩子们能喝上牛奶，凌锋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挂了个募款箱，募款箱是专项基金的。最初，专项基金常难以为继，最近几年来，状况渐有好转。

去年，凌锋在同事建议下才将诊费从320元调整至500元。

500元并不算高，有人找她看病，声称捐500万。几日后，对方让凌锋派秘书去取钱，凌锋本未当真，早已忘在脑后，经对方提醒，方才想起，“你说的是真的？哪能真的是500万？”

“真的！500万现金！”

凌锋没见过这么多钱，不敢去取，提供了专项基金账号。她打电话给专项基金秘书长，“今天有人来捐钱，你猜多少？”对方从1万开始，由少至多，第五次才猜到一百万。“你把椅子扶好，别给你吓着了，听好了，五、百、万！”

她说，义诊、募款都让她体会到人和人的温暖，即便常会抱怨社会愈发冷漠，但现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以医汇友

凌锋接到那通让她想起杨白劳的电话时，甚至能闻到年味了。孤儿学校正处艰难时期，救助基金账空无钱，虽刚打款2万过去，不过杯水车薪罢了。

为了让孩子们过个好年，凌锋请求儿基会先紧急借款18万元，拨给救助基金，让孤儿学校的员工、师生过了年。

2008年整个春节期间，凌锋一直在找钱。除了杨白劳，她还想起了自己的病人，“所有跟我联系的人，基本都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凌锋说。“谁还没个头疼脑热呢！”治好了别人的病，自己“头疼脑热”的时候便会有人出手相助。

2004年，导演张黎明拍摄电影《我的香格里拉》，包括小拉姆在内的7名孤儿学校孩子曾作为群众演员参与拍摄。张黎明有意将电影首映式门票收入捐给孤儿学校，他找到凌锋商讨，最终首映式安排在香港举办。

凌锋随即联络那些“病人病属”以及多年好友前往观影，其中包括多年来屡屡给予支援的刘海若，也包括台湾著名艺人、为海峡两岸大众文化交流带来推动的老牌艺人凌峰，台湾著名主持人胡一虎也到现场主持活动。一场活动，为专项基金筹款140万元。

2008年，救助基金设立不过三年，举步维艰，不幸遭遇汶川5·12特大地震，孤儿学校增收40余名灾区孤儿，资金更为吃紧。

随后，在医治一位病人后，得到其朋友、一位四川企业家向孤儿学校捐赠100万元。

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是凌锋的朋友。2012年、2014年马蔚华两次跟随凌锋前往丽江，为专项基金筹资超过200万元。

马蔚华等企业家带来的捐款一解凌锋燃眉之急，当时孤儿学校正建新校舍，已耗费大量资金。

如今，新校舍早已落成，蓝天骄阳下，白色四层楼与白云相叠，绿荫场外是红色橡胶跑道。楼里有现代化学生桌椅，有计算机室，校园一角还有美国友人捐赠的儿童游乐设施。学生们穿着英伦学院风的校服，无论材质款式，与北京城多数中小学校服相比，亦是云泥之别。

“非洲那么穷的地方，孩子们都是穿着校服，整整齐齐。孩子需要有一种仪式感，这是精神上的影响，培养他们的自信。”凌锋说。

有了新教学楼，孤儿学校的老教学楼让给了中国青基会的百年职校丽江分校。这是中国第一所全免费公益职业学校。“孤儿学校的学生初中毕业，正好上这个职高，上完了以后就可以就业。”

近些年来，学校运作趋于稳定，凌锋在孩子们的文化艺术教育上投入了更多精力。3月27日，凌锋打算与中国文化书院副院长陈越光去一趟丽江，陈越光为孩子们准备了上百本传统文化书籍。

采访开始前，凌锋正与中国现代舞团团长洽谈合作。她曾是团长孩子的医生，她想请中国现代舞团帮孤儿学校的孩子们排一部名为《七彩梦》的音乐剧。“就像莫斯科芭蕾舞剧院的保留节目《天鹅湖》一样，人会换，但年年演。”

小拉姆如今已长成20岁的大姑娘，亭亭玉立，酷爱歌唱，此前参加中央民族大学的艺考，250位考生中，她名列第九。

凌锋的另一个女儿小凤刚在宣武医院完成实习，工作已经找好—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做护士。“更高级！”凌锋笑得满足。

她拿出新款iPhone手机，将16年前与拉姆、小凤的合影翻给《中国慈善家》记者看。办公桌上的电脑中，拉姆正唱着一首纳西语民歌，清亮悦耳，欢快喜庆。

“没有一个母亲能放弃孩子。”凌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