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宪光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而史官还有所谓记言、记事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其实，言与事要严格区别开来，是很难的，因为实际上往往是事中难免有言，言中亦可见事，故所谓左史、右史之分，不过是大体上有所区别而已。难怪《礼记·玉藻》却谓“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亦称“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与《汉书·艺文志》所说恰好相反。

不管是左史记言，还是右史记言，其所记之言都是经过史官加工过的文言，并非原生态的口语。且不论“佶屈聱牙”的《尚书》记言古奥艰涩，拗口难读，连国学大师王国维也自认“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即便是后世史书之记言，也与当时口语有别，或多或少呈现出言文分离的特点。试想，古无录音机，古人究竟是怎么讲话的？今人只能通过古籍中书面语言的记载去领会、揣想而明其大概，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然而近读《诚意伯文集》附录刘基之子刘仲璟所撰《遇恩录》，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仿佛有豁然开朗之感。

刘璟字仲璟，乃明代开国元勋诚意伯刘基次子，史载其“弱冠通诸经”。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任阁门使，当帝临朝时，出侍班，百官奏事有阙疑者，随时纠正，可见是颇得洪武帝朱元璋信赖的近侍。

朱元璋出身寒微，艰苦备尝，深谙人生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