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苏 峰

作者系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副处长

董鲁安（1896-1953），原名董璠 ，字鲁庵，又名于力。满族，祖籍河北宛平，生于北京。青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读书，参加过五四运动。1920 年毕业留校任附属中学教员。1923 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做研究生，1925 年毕业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国立天津女子师范学院、燕京大学等地任教。对文学佛学均有研究。北平沦陷后，掩护进步青年的抗日活动。1942 年秘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后发表《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引起轰动。1949 年以无党派民主人士出席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

董易（1918-2003），原名董葆先，又名董大成、董小鲁，满族，北京人。董鲁安之子。1935 年中学时即参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6 年先后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1938 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皖南事变后，被派往云南各地任教，开辟党的工作据点。1947 年转移到泰国教书，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49 年10 月任中共粤东区农民报社副社长。1953 年11 月任中国青年杂志社副总编。1966 年5 月调中国社科院任现代文学研究室负责人。“文革”中被打倒、下放劳动，1973 年回京，任现代文学研究室研究员。1983 年离休。

于浩成（1925—）原名董葆和，满族，北京人。受父亲董鲁安、兄长董葆先的影响，自幼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42 年曾与同学创办“萤火社”，反抗日伪统治，寻求进步。1943 年夏秘密前往根据地。1946 年后历任《晋察冀日报》编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秘书处英语译员。1949 年后，任职于天津市公安局、华北局公安局、公安部。1956 年任群众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主持编务社务工作。1982 年任社长兼总编辑。1995 年离休。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

董鲁安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国文教授，为人洒脱、幽默，深受学生爱戴。同时，他热爱国家，反抗日伪统治，是沦陷时期颇为传奇的进步教授。

参加五四运动 深受学生爱戴

董鲁安青年时代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 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与老舍是同学，两人相知甚深。董鲁安曾参加五四运动，亲自参与火烧赵家楼，后在天安门集会时被军警围住、囚禁在北京大学第三院一晚上。此后同学6 人被捕，学校罢课，他与同学们每天都到街头演讲、编印和散发宣传品。这一段青年时代的经历奠定了他人生爱国主义的主基调。

1920 年毕业后，留校任附属中学教员。在这里，董鲁安的爱国情怀和幽默诙谐影响了一大批学子。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和张维(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就曾提及那一段学习时期的逸闻。钱学森曾说:“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有个特别优良的学习环境，我就是在那里度过了6 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6年。当年我们在附中上学，都感到民族、国家的存亡问题压在心头，老师们、同学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努力学习，为了振兴中华。我们班上，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教语文的董鲁安老师。董老师实际上把这个课变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课。我们就从那个时候懂得了许多道理，我们要感谢老师。”

张维回忆说:“语文老师董鲁安先生是在20 世纪20 年代师大附中最为学生称道的老师之一。董先生给人们的印象是个乐观派、名士派，非常潇洒。他讲起书来慢条斯理，一板一眼。讲到精彩段落，时常忘我地坐在讲台椅子上自言自语。有时讲得出神，就给同学们讲述一些轶事甚至离题好远的趣闻。所以他的课深受学生们的欢迎。一次董先生上课走了题。林津同学在下边悄悄地议论:‘又神聊啰 ！’董先生笑了笑，就回到课文正题。过了些天，讲课又走了题。董先生想起了林津的话，于是就问他:‘林津，我是不是又神聊啦？’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对这件事，同学们多年后再见面，还津津乐道。”

在师大附中任教时，董鲁安还有一位学生很传奇，他就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刘仁。两人师生关系很好，刘仁是四川人，家境贫穷，董鲁安还资助过他。刘仁抗战时期是晋察冀边区北方局城工部部长，派人和董鲁安联系，使得董鲁安逃离沦陷区、奔赴抗战前线的心愿得以达成。

1919 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界游街大会被拘留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爱国学生七日返校时摄影。前排穿黑色上衣白色裤子站立者为董鲁安

怒对日本军官 谢绝日寇威逼利诱

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国立大学先后南迁，许多爱国青年也纷纷奔向解放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燕京大学因是美国的基督教会募款所建，日伪当局一时尚有顾忌，所以仍留在北平继续开学。北平沦陷后不久，时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的董鲁安和妻子关竞乘坐有轨电车外出访友，突然上来一名日本军官，傲慢坐下后，双手将军刀杵在地上，眼光凶狠地看向同车的中国人。大部分乘客唯恐避之不及，只有董鲁安毫不示弱，投之以愤怒的目光。双方对视良久，日本军官最终不得已移开目光。

董鲁安在学生面前宽厚幽默，对日寇则嫉恶如仇。老舍夫人胡 青曾回忆，老舍名著《四世同堂》中大义凌然的诗人钱默吟就有董鲁安的影子。董鲁安和老舍不仅是莫逆之交，董鲁安还是老舍与胡絜 青结婚时女方的大媒。

董鲁安爱惜和敬佩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掩护和帮助进步青年的抗日活动，还与燕京大学学生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当时他家住在未名湖南畔的佟府院内，常常让出家中的客厅，以“读书会”的名义，为地下党小组在那里开会提供便利。此外，他还不怕牵连，同意把募集的急需物资寄存在家里，由中共地下组织随时派人带往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强行查封了燕京大学，并以“抗日”罪逮捕了邓之诚教授等十六人入狱，一手制造了“燕大教授案”。董鲁安也被软禁在家中，全家人生活失去经济来源。但他临危不惧，抗议言论非常激烈。他宁可典当衣物维持生计，也不去日伪机关登记任职。两月后，董鲁安在学生的声援下得以脱险。此后他从燕园搬回西城屯绢胡同18 号，深居简出、潜心研究佛学，只接受周叔迦的北平私立佛教学院和何其巩的私立中国大学的聘请，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董鲁安以研究佛教著称，常常参加佛事活动，他有个学生便以研究佛学为名，劝他出席一个日本著名密宗和尚的欢迎会，成立一个中日佛教团体，从而获得可观收入，被他严词拒绝。

1949 年9 月28 日出席全国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无党派人士合影。前排左起为于力（董鲁安）、马寅初、郭沫若、符定一、李达、张奚若，二排左起为丁西林、洪深、吴有训、王之相、欧阳予倩、周谷城

秘赴晋察冀边区 加入抗日斗争

1942 年春，晋察冀根据地和董鲁安联系，聘请他到边区工作，他慨然前往。5 月的一天，董鲁安用消字灵将“良民证”上职业一栏的“教授”二字抹去，换上“商人”字样，并同夫人商量好，故意留下一张纸条，上写“因看破红尘，决心去五台山出家，家人不必悲伤，亦无需寻找”云云。次日清晨，董鲁安身着长衫，头戴礼帽，腋下夹个大皮包，俨然一副商人打扮，搭乘预先订好的人力车，去了前门车站。可惜他此次易装出走，因途经路线遭日伪清剿而中断，不得不暂返家中。

8 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他辗转经保定到满城，过封锁线后到了晋察冀第一军分区所在地狼牙山下的易县周庄，受到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欢迎。三四天后到达灵寿一带，受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和城工部部长刘仁等人的热情欢迎。

在根据地，董鲁安切实感到这里的军民“熔铸了全民族社会各阶层的意志，也熔铸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共同的信心”，由衷地为中共坚持的民族统一战线而鼓舞。当他穿上解放区为他裁制的军服时，曾作诗自诩：“旧来学侣如相识，可笑书生作老兵。”

不久，《晋察冀日报》连载他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人鬼杂居的北平市》，以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深刻揭露了日寇和汉奸在北平犯下的种种罪行，热情歌颂了北平人民的爱国主义行为。受到当时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欢迎，荣获晋察冀边区鲁迅文艺报告文学奖金。

1943 年1 月20 日《晋察冀画报》报道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幕，董鲁安被选为副参议长

此后，董鲁安任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1943 年1 月，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副参议长。会议召开之际，董鲁安与聂荣臻、阮慕韩、张苏、刘奠基、宋劭文、吕正操、邓拓等发起成立以旧体格律诗词为主的“燕赵诗社”，以期“昂扬士气、激励民心，以燕赵之诗歌，作三军之鼓角。”成仿吾、马致远、沙可夫、田间以及各地硕彦鸿儒纷纷参加，集会时挥毫作诗，以邓拓和董鲁安诗作较多，并相互唱和，成为一段美谈。

1943 年秋，董鲁安参加对日反“扫荡”斗争，在艰苦的作战之余，作诗二百余首，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斗争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诗后被编为《游击草》诗集。

父子三人俱为抗日先锋

董鲁安离家之后，亲友探问，妻子关竞总是一面啼哭，一面拿出丈夫留下的“出家”字条。董鲁安长期研究佛学，一般人也就信以为真。不久，董鲁安女儿结婚，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婚礼，关竞当众宣布董鲁安已遁入空门，当了和尚，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继李叔同（弘一法师）之后出家为僧的另一位学者。后来董鲁安的好友王西徴 、崔毓林去他家看望，当关竞一面啼哭一面拿出字条时，他们两人都哈哈大笑说：“大嫂不必再做戏了，大哥的事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也准备到那边去啊。”

董鲁安的家庭气氛非常民主、进步，在小儿子董葆和（后改名为于浩成）的印象中，父亲和兄长董葆先常在家谈CP（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Y(the Communist Youth League of China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一类的事情，爱国情怀、进步思想自小就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董葆先（后改名为董易）早在中学时期就参加了1935 年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又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董易配合父亲从事秘密抗日救亡活动。1938 年中共党组织派他转移到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董易在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期间，继续在困难情况下，从事地下工作，反抗国民党、三青团的阻挠与破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爱国进步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在“民先”停止活动后，中共党组织以学生社团名义，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群社”，董易就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的领导骨干。在成立与开展“联大话剧团”、“联大戏剧研究社”、“群声壁报”等工作中作用突出。皖南事变后，他执行党的“隐蔽精干”的方针，先后被派遣到弥勒、普洱、陆良、昆明等地任教，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对开辟和建设党的工作据点，推动昆明爱国学生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2 年董鲁安秘赴根据地后，中共地下党在燕京大学的联系人每月给董鲁安家送去生活费，并和董葆和联系。当时董葆和在师大附中上学，思想进步，和同学们发起“萤火社”，家里成为活动场所，经常借阅进步书籍给同学们看。家中所藏的书籍，譬如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及鲁迅等一大批左倾文学作品影响了这群反抗日伪、追求进步的中学生。1943 年董葆和被发展入党。7 月也秘密去了晋察冀边区。他的同学们在他走后又成立了“海燕社”，后来骨干也都密赴根据地，再被派回北平开展地下工作。

董鲁安父子三人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带动了一大批人反抗日伪、追求进步，为抗战胜利、民族复兴做出了贡献。他们的事迹值得书写、值得铭记、值得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