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文 魁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校长

北京市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正值国家几个重大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十三五”完成之时，也恰是国家战略的阶段目标实现之日，在若干方面，中央对首都北京都有明确的要求。因此，北京制定“十三五”规划，必须充分对接国家战略。

中国小康社会全面建成时的北京,到2020 年，根据“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即将实现第一个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 周年）的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央对此有了更高标准的新要求，如精准脱贫、精准就业，不能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北京作为首善之区，应该实现得更好，走在全国前头，“十三五”规划应该对北京那时的小康社会前景做出描述。

北京“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中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对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划定了近期、中期、远期目标，特别是中期目标，2020 年，要求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取得明显成效，不但对严控人口提出明确指标，而且要求北京的“大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得到缓解。北京的“十三五”规划应该对缓解的程度和明显成效做出可感受、可测度的规划表述。

老城功能重组，优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规划纲要》要求北京在推动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的同时，大力推进内部功能重组。所以，如何老城重组、实现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应该是北京“十三五”规划的重头戏，要多用些笔墨。《规划纲要》中，多次出现二环内、东城区和西城区、城六区和首都功能核心区等边界性概念，可见，北京必须对疏解后的城市空间做出新的规划，明确走出一条内涵式集约发展的新路子的目标。这个问题说清楚了，不仅是“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而且对现实中疏解的推进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主导京津冀协同发展，走出新路、提供经验。《规划纲要》指出，北京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对北京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寄予极大的希望，希望在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走出一条破解“大城市病”的新路；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北京的“十三五”规划对此应该做出积极的回应。

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北京没有定位全国的经济中心，但不能不发展经济，北京自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后，一直在探索什么是适合首都功能的经济，先后提出若干表述。这些认识就基本方面来说是正确的、逐步深入的，但根据《规划纲要》提出的北京要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的指示，北京对“十三五”经济发展的定位，应该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新表述。进一步强化以上“三个经济”，而弱化总部经济，弱化招商引资。

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国家和北京的“十二五”规划都提出了“首都经济圈”的新概念，总书记的2·26讲话也使用了这一概念。首都经济圈既是首都经济发展的逻辑必然，也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有着基本一致的取向。《规划纲要》虽然没有使用首都经济圈的概念，但还是提出“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的命题。不管如何表述，首都圈都是一个客观存在，北京“十三五”规划应该对“打造现代化新型首都圈”做出回应，以作为北京对从首都经济到首都经济圈探索的进一步深化和与“十二五”规划的对接。

老城如何提升首都功能，应是“十三五”规划的重头戏

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中央提出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目标后，北京各区县和委办局都在积极探索落实。但什么是高精尖？高精尖是一个笼统的整体概念，还是一个可以细分，每一个字后面都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些似乎还没有真正破题。北京“十三五”规划应该有科学明晰的表述。

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策源地。北京是全国科技创新的中心，属于首都功能。《规划纲要》对北京的要求是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策源地，其他创新孵化、创新转化布局到天津和河北。因此，北京在完成这个与首都功能定位一致的经济增长点上，同样面临着调整、优化、升级。北京“十三五”规划也应该做出部署。

强化国际交往功能，建设国际城市。北京是全国的国际交往中心，与这一首都功能相一致的是充分体现国际交往功能的城市建设、管理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北京要强化国际交往功能，建设国际城市。因此，什么是国际城市？如何建设国际城市也是北京“十三五”规划必须回答的。

建设好北京行政副中心。《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好北京行政副中心，北京的《贯彻意见》也已明确“聚焦通州”。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广为关注的重大举措，北京“十三五”规划是不可回避的。

综上所述，北京“十三五”规划是国家整体战略布局实施关键时期的规划，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深入推进时期的规划，也是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规划，应该充分与国家战略实施的阶段、步骤、节奏对接；应该充分显示北京城市发展历史性伟大创新的精神。在体例上有新的构思、新的框架、新的文风；在指导思想和发展指标的表述和设计上，也应该突破以往的模式，有新的意境、新的语言、新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