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泪洒山川难慰心

诗人臧克家离我们而去了。他走得从容，走得平静，走得无怨无悔。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有能够亲眼看到宝岛台湾回归祖国。足见诗人的拳拳爱国之心。

回想起来，我作为后生晚辈，作为刊物的一名编辑，同前辈诗人臧克家已有30多年的忘年之交了。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吸取不少知识，感受不少鼓舞力量。他是我辈难以忘怀的良师！

就在此刻，当我提笔来写纪念他的文章时，思绪仍是乱成一团。太多的回忆。太多的难忘，无尽的思念，无限的悲恸，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他那站在北京东城赵堂子胡同15号门前热情的招手，亲切的笑容，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难忘啊，可敬可爱、可钦可佩的克家老人！

记得1998年冬天，我陕西家乡仙游寺文物管理所的几位朋友来京办事，我和所长王殿斌、副所长彭志团惦念着臧克家老人的病情，准备去看望老人。于是我打了电话给臧老夫人郑曼同志，说明来意，下午便到了克家老人晚年迁居的红霞公寓。待在客厅坐定后，只见老人身披一件棉大衣，手拄拐杖从卧室走进客厅，一见面便像往日一样热情地说：“我们是老朋友了，你们来我很高兴！”不知是人老了容易怀旧。还是其他缘由，忽然克家老人动情地说：“我是个重感情的人，古人有一句话叫作‘衣不如新，友不如旧。意思是说衣服是新的好，朋友越老越好！我们是老朋友了……”说着，他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眼眶湿润了。

这是克家老人发自内心的话，也是感人肺腑的话。我心为之感动。我们关切地问候他的病情，他坚定地说：“我情况不错。前一段病了，刚好。”记得前年，10月8日，他97岁生日时.我和舒乙同志去给他拜寿。那时他的病情复发，躺在卧室的床上，却依然激情满怀地说：“我要活到120岁！”我们自然由衷地祝福老人。临走他突然主动提出，要我和舒乙站在床头和他合个影！他郑重其事地脱下御寒的小帽，换上一身制服，合影时两只手紧紧地握着我们两人的手！对于病，他总是持乐观态度。即使病了那么多年，每次我们去看望他时，从未见到他呻吟，有过病态，有过愁容。总是热情洋溢地同你谈天说地，谈诗，谈文学，甚至谈论国家大事，就是不提自己的病情。乃至给我和朋友们以错觉：认为他是因为上了年纪，有些老了，而并非病人，其实他已是报过几次病危的重病患者，岂止是一般病人呢。然而他始终有一种强大的信念在坚定着。他一次又一次地闯过了“红灯”，奇迹般地活到了神仙的岁数——九十九高寿！

此刻，他又握住我的手说，他“是一个重感情的人”，认定“友不如旧”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无数事实可以说明。据我的感受，克家老人可谓朋友遍天下。他始终怀抱一颗炽热的爱心：爱国家，爱人民，爱朋友，热爱生活。虽说他是一位诗坛泰斗，一位大师，可你同他接近，从不感到拘束，不感到会有距离。他平易近人，平等待人。在他所结识的朋友中，有领袖，有学者，有年轻的编辑、记者、演员、运动员，也有普通的老百姓。诗人作家中。更是朋友多多，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还有少年的，几乎凡是同他有过一次两次交道，情投意合者，就会成为朋友。即使在“文革”中那样自己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里，他还总是惦念着远在各地的老朋友们处境如何。“文革”结束后。他首先忙着和各地的朋友取得联系，劫后重逢，兴奋激动之余，他写了不少致友人的诗作。对于被“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老朋友如老舍，他含泪而写了长篇怀念文章。对于他所惦念的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所结识的一批朋友如姚雪垠、于黑丁、碧野、田涛、吴伯箫、何其芳、白寿彝、季羡林、曹幸之、徐迟、苏金伞、袁鹰、李瑛、刘征、程光锐等人，“文革”后往来更密切，友情更深厚。除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更有诗文互赠，他的确很重视感情，尤其是友情。臧克家身体并不好，每日需要有更多的休息时间。可是只要是朋友来访，任何时候去。他都要起身走出卧室，在客厅里会见和交谈。有时谈得很兴奋，时间也不短。然而送走客人，他便又卧倒在床。累呀！所以家人在这种时候常常提醒他，谈话“差不多了”。去休息吧！他却时常摆摆手，说：“没谈完呢！”这种对待朋友所表现的热情、真诚和情谊，令人心存感动。

凡是和诗人臧克家接触的人，无不感受到他那种随时进发出的“一团火”的精神。他待人亲切、和蔼、真诚、坦率。任何时候你同他接触，他总是热情洋溢，激情满怀。我最初和他的交往是工作关系。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常常向他约稿。只要他有感受，定会写出文章。支持刊物的工作。久而久之，我们成了忘年之交。尤其通过“五七”干校同甘共苦、历经磨难，我辈对于臧克家前辈更有了深厚的感情。因此，除了工作上的事，有时个人的某些事，也免不了打扰老人家。

当然说是私事，其实也是公事。我的家乡陕西周至县一处山清水秀、风光宜人的名胜古迹仙游寺，是千古流传的《长恨歌》的诞生地。当年唐代诗人白居易任周至县尉时，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感怀于渭水之滨的马嵬坡及唐明皇与杨贵妃悲欢离合的故事，在这里写下了情文并茂的《长恨歌》，以记其事。成为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千古绝唱。一个偶然的机会国家文物局专家罗哲文先生来仙游寺考察时，说起他曾从田家英（毛泽东同志的秘书）处看到过毛主席书写的《长恨歌》的手迹复印件好像没有写完。文管所有心人王殿斌记住了这件事，立即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又请在中央办公厅某局工作的乡友王添生同志帮助寻访。结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果然有这件事，原件珍藏在中央档案馆。后经交涉，我们终于拿到了原件的复印件。

当时在中央档案馆，我和王添生、王殿斌有幸看到了手书原件。毛泽东手书《长恨歌》共十张。草书、竖式，每页四列，每列多则七字，少则四字.疏密有致，结构奇绝。系书写在一种特制净白宣纸笺上。遗憾的是主席没有写完。白居易《长恨歌》原稿120行，通篇840字。而毛主席只写了32行，224字，即从开头“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始，写到“惊破霓裳羽衣曲”止。大概是主席在繁忙的工作空隙所写。没有写完，更没有标题和署款。王殿斌向我提出能否请一位诗人来写一个题跋？我们思来想去认为臧克家先生最合适。因为他曾和主席在中南海谈诗论艺，对主席的诗词深有研究，好，就请他！于是我们俩带上毛主席手书复印件向臧老登门求教，不想臧克家一见，异常高兴，欣然接受我们的请求。他连说写得好！并说：没有写完也是一种残缺的美！他说只见到毛主席手书的白居易的《琵琶行》，不曾听说、更没见到过主席书写《长恨歌》。对此，他一遍一遍地观赏，爱不释手。答应我们几天后写出题跋。

果真，四天后，我们如愿取回了臧克家书写的题跋，文字内容和书法均可弥补毛书的缺憾。可谓春兰秋菊，相得益彰。臧克家先生跋语的全文为：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革命家，卓越的诗人。才高多能。致力书法，风格独具，为世所称。六十年代，曾书写白居易名篇《长恨歌》，行云流水，疏朗有致。显系忙里偷闲，游目怡情之佳作，惜世人罕见。今勒石流芳，以供欣赏。原诗太长，未能终篇，缺陷之美，弥足珍重。谨缀数语于后，以表景仰之忱。

臧克家辛未十一月于首都北京

现在，毛泽东手书《长恨歌》的墨宝，连同诗人臧克家的题跋，已在仙游寺刻石为纪。这不仅增强了人们对仙游寺历史文化的认识，也为后世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所以我和我家乡人都非常感念臧克家老人！

无尽的思念，使我回忆起臧克家先生住在赵堂子胡同15号那座花木葱茏的四合院时，凡是拜访他的大大小小客人，临出门，他总是要送客到大门口外，即使冬季也要戴上绒帽、穿上外衣坚持相送。每次，他都是站在大红门前把手举得高高的，亲切地微笑着送客。赵堂子胡同在东城不算有多大，一条大约有几百米长的小胡同，臧克家先生有散步的习惯，一年四季不管天热天寒，刮风下雨他都坚持每天在胡同散步。他家隔壁有家幼儿园，那里聚集了一大群孩子。克家老人很喜欢孩子，每天他出门散步时，总要身上带着一把糖果.走到幼儿园门前时，只要孩子看见他，都会甜甜地喊：“爷爷好！”他便拿出糖果送给孩子。他的确是一个重感情而有爱心的人。在这条胡同里也交了不少普通老百姓朋友。胡同的大人小孩差不多都认识他，都知道这是一位善良、慈祥可亲的老人！原先胡同里的邻里街坊并不知道他是谁，可有时他家常来一些坐着高级小轿车的客人，比如朱德委员长，谷牧副总理……还有那些部长都来过他家里。那时小轿车并不普遍，到了一定干部级别才会有车。邻居们后来才发现这是大名鼎鼎的诗人臧克家哪！可他一点架子都没有呀，还那么亲近咱老百姓，亲近陌生的孩子！他在那个胡同人缘真好！

至于臧克家和运动员郎平，和小诗人田晓菲的忘年交，更是文坛佳话。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一个把自己置身于普通百姓之中，置身于普通作家群之中，一个重感情重友谊的诗人、老人。这个拥有海内外众多忠实读者的诗人，一个拥有海内外众多朋友的老人，正如他那首为纪念鲁迅先生而作的脍炙人口的铭刻在了几代人的心上，净化了多少人的灵魂，也道出了人间多少真理的诗篇《有的人》中所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看望艾青

好久没有去看望艾青老人了。还是在去年年初3月27日他85岁生日时我和朋友们去协和医院给他拜寿，当时，他只是静静地躺在花丛旁的病榻上，一言不语。对于人们向他祝贺生日，他只能微微点头，表示谢意。我们默默祝福这位人们敬重的诗坛泰斗能够早日康复。

时过不久，由于病情有所好转，他出院回家疗养。对于80多岁高龄的艾青来说，这无疑是一大幸事。因为在家里有贤惠的夫人高瑛的悉心照料，且不说能够吃、住得好，休息得好，心情也会是愉快的，而心境的好坏，对于一个患者来说，又是极端重要的。艾老病情的好转，是令人欣慰的消息。

时近严冬，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我和来自春城昆明的诗人晓雪及其夫人、白族歌唱家赵履珠（电影《五朵金花》插曲的歌唱者）相约一同前往东四十三条胡同艾宅去拜望老人。我们走进他家后，只见老人端坐在客厅的一张木桌旁，见我们来示意坐下。碰巧歌唱家王昆也在座。王昆又恰好是赵履珠当年在东方歌舞团工作时的老领导和指导教师。师生数十年后在艾青家相见，格外高兴！

高瑛大声向艾青说：晓雪夫妇刚从云南来，和周明一起看你来了！艾老直说：“谢谢，谢谢。”

我们刚一坐定，艾青不无感慨地对晓雪说：“一生认准一个人不容易。你年轻时就认准了我.写出了《生活的牧歌》。我一生歌颂生活……”他重复几遍这句话。

说得好啊，艾老！你的确一生热爱生活，歌颂生活，从你30年代最初发表的震撼文坛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起直至1979年经过20年的沉默昭雪后，所发表的《归来的歌》《光的赞歌》等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都是充分表达了你对养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无限深情。从你走上诗坛开始，就自觉地将自己与人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围绕着“土地和太阳”这一中心意向，倾吐自己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之情。

如今，艾青仍深深地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生活。他关切地询问晓雪云南边疆地区改革开放的发展情况怎样，少数民族生活改善得如何？当他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陪同智利诗人聂鲁达云南之行的情形时，他说：可惜，聂鲁达已故去。他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次在昆明第一次见到刚刚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工作的晓雪。晓雪的毕业论文正是研究艾青的那本专著《生活的牧歌》。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艾青的诗论专著。写论文时，晓雪不曾见过诗人艾青，只是一名艾青诗歌的热烈爱好者。那次昆明相见，晓雪和艾青结成了忘年交，几十年来交往不断，友情愈益深厚。今天他见晓雪来，高兴得直说：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晓雪带来一件礼物送给艾青，是一座雕刻精细的缅甸白玉大象。艾青喜欢极了，他不断用手抚摸着大象，突然说：“这东西（指大象）很笨，但是鼻子很有智慧。”惹得我们都哈哈大笑了。

高瑛大姐热情地打开一本“艾青”画册，要我们和艾青一起欣赏。画册中详尽地记录了诗人写作生涯的漫漫历程。忽然，我指着一帧他们和外国友人合影照片上的高瑛，开玩笑地问艾老：这人是谁，漂亮不漂亮？艾青不假思索地诙谐地说：“是我的‘饲养员。时间考验她是美丽的。”

说夫人高瑛是他的“饲养员”，这既幽默。又很准确。正是由于艾老有这样一应辛苦而精心的“饲养员”，他才得以延年益寿，能够不断给读者以精彩的新作。如此漫长时间的考验，也证明了夫人高瑛心灵美丽，我于是对高瑛说：艾老的话对你是最高的评价。高瑛不无欣慰地说：他是在鼓励我呢！

这时，王昆同艾青谈起延安时期的往事，有说有笑。王昆说：那时我们常常朗诵你的诗，现在，你是诗坛泰斗，可要多多保重哪。艾青幽默地说：我不是什么泰斗，是小菜一碟。

艾青关切地问起王昆最近在做什么？唱没唱歌？

王昆回答说：不断地唱着呢。今年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唱了许多抗战时期的歌曲。说着，王昆问艾青：你还记得不记得“大刀向鬼子们……”

不料，艾青激动地和声唱起来：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前线抗战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王昆边唱边打着拍子，与艾青合唱，我们在场的人都受到深深的感染。反复唱了几遍后，王昆要他继续往下唱时，艾青却笑笑说：不唱了，鬼子已经打跑了！

艾老虽说在养病中，依旧关心着社会生活。且思维清晰，记忆力也好。言谈中，仍不失诙谐幽默.妙语横生。他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智者。同他在一起，不仅轻松、愉快，而且受到不少启迪。增长许多知识。

临近中午时分，我们不敢太多打扰艾老，便依依不舍地向他辞别，他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直说：今天很高兴！高兴！

萧三：伏枥想千里

“告诉大家：我还活着！”

这是萧三同志接见我们记者时的一句话。“活着”就是新闻，可见要在“四人帮”的牢狱里挺过来谈何容易！这个“不容易”，人们在听了这位老诗人、老前辈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后，就有了更加具体、更加实在的理解。当时，他在全场热烈掌声中，仅仅讲了两三句话，说到许多年和大家不见面了，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哭了起来。激动得站起来哭个痛快。

他一直边哭边说，虽然下面的人不能全部听清楚他的讲话，但看到这个受人尊敬的老前辈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再想想自己的遭遇，不少人情不自禁，泣不成声。

他满腔激愤地说：“就我个人说。‘文化大革命中受审，坐牢，受监督，作为作家十多年未能动笔……”

听听这样的发言，看看他耳朵上插着的助听器，走路要两个人搀着，谁都会激起对“四人帮”和那个“魔鬼顾问”的愤怒和仇恨！

萧三同志早在1918年就在湖南参加新民学会。曾经留法、留德勤工俭学，光荣地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担任过“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他还是《国际歌》的翻译者。可是这样一位老革命，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加上“里通外国”的罪名，作为“特务”而被抓走了。他的工作本来就是搞对外文化交流的事吗，有什么奇怪呢。但四害横行，谁跟你讲理！从此萧三失踪了。在那乌云遮天的十多年问，谁也不能打听、过问这桩神秘而不可理解的“案件”。直到1974年夏天，他在狱中不幸患了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这个情况被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了，他老人家当时也已身患重病，却还十分关怀着每一个老同志，立即指令国务院办公室打电话给医院，指示要全力抢救。这样，萧三同志，这位当时已经年逾古稀而却身陷囹圄、受尽百般折磨的老人，才得以转危为安。同年10月他才被放出监狱，允许回到家中休养。但是。听说还要受到“群众监督”，所以他活着，他回到了家中的消息，是不允许“传播”的，也就不会有多少人知道。天长日久，这位诗人的名字几乎被人们“淡忘”了——这当然不是真正的忘记。人们也不可能忘记这位对党和人民事业做出过贡献的老战士、老同志和优秀的老作家的。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和心情吧，当获悉他将正式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而且已经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我们决意去采访他。看望他……

这是一个北方深秋季节的艳阳天，我们来到北京一所医院的病房访问萧三同志。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言欢，关心地问起文代会的筹备情况，问起许多他所熟识的老同志的情况，问起作协的工作情况，等等。只是由于年迈，加之患病，走路不便，说话也比较吃力。

说实在的，我们见到他老人家，又高兴又难过，心情十分复杂。可他精神很振奋，情绪很昂扬，这从他病房的摆设也可以看出，病房里全是书，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都有。他每天坚持看书、写稿。伏案工作。听说，他在狱中还写了不少诗呢。我们问起他，他爽朗地笑了，说：“是写了。但那里边哪有笔和纸呀，哪里允许你写诗呀！我是腹稿——”他说着，笑着，用双手拍拍自己的肚皮，幽默地说：“都写在这里边哪！”

我们表示希望他能整理出来和读者见面。在场的萧三同志的小儿子和平高兴地告诉我们说：“爸爸是在整理，已经整理出几首了。”萧三说：“那还要好好加工哩。现在不忙发表。”萧三同志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一向十分认真，对发表作品也是十分严谨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每次缴党费都要亲手交给党组织。最近，他发表在第十期《诗刊》的新作《八十三岁自寿》就是经过反复酝酿，反复推敲和多次认真修改的作品，他还非常谦逊地说：“老姜应该辣。老人要写出好诗再发，以免影响青年。”看，他是多么严格要求自己呵！

1981年国庆节，我突然收到诗人萧三同志一本赠书——《萧三诗选》。这是由诗人的家乡湖南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新书。我打开一看，书的扉页上有作者的亲笔题字，而且写了一些亲切的字句。我知道，此时萧三同志已是85岁高龄的老人了，又是一位我们所尊敬的革命老前辈，他的如此举动，使我感到意外，也很受感动。平日我由于工作关系，常常同他联系，有时也去看望，作为一名晚辈，每每在同他的接触中，获得很多教益。他待人平等、亲切、和蔼而坦率，且勤于学习。虽然他的资历——1918年新民学会的成员、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参加者、担任过“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国际歌》的著名翻译者——资历是那么老，对革命贡献那么大，他却从不居功自傲，相反，总是那么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粉碎“四人帮”后，他和全国人民一样，精神振奋，意气昂扬，创作情绪很高。他每天除了看书学习、坚持记日记外，还不断地写诗，有些已经在报刊公开发表：有些还是腹稿。他还在撰写一部反映延安时期艰苦岁月生活的长篇回忆录《窑洞城》——已完成前一、二部分，约七八万字。后半部还在酝酿写作中。同时，他还在身边同志帮助下，整理他的文集和诗集。他在《诗选》的代序中说：“唯其有意识地写诗，主要是为宣传中国革命而写：并且写出来的东西力求通俗化，口语化……”这么高龄的老者，却还在勤奋写作，这种精神实在是感人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后来，萧三同志得悉四川人民不幸遭受洪水灾害，他毅然将这本《萧三诗选》的稿费全部捐献支援灾区人民。

我觉得这本书的分量更重了。

我去看望他时提及此事，他微微笑了，摇摇头说：“唔，这个没有什么。我们还不是老百姓养活的吗……人，虽然老了，还是要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这话，说得何等好啊！

这使我联想起诗人在1962年所写的一首诗中的两句话来：

我虽老而残，

伏枥想千里……

这不也正是诗人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吗？！

责任编辑/兰宁远

供图/吕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