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脉探源

2015-04-22朱向前

神剑 2014年6期

关键词：湖南人毛泽东

朱向前

毛泽东文化底蕴深邃博大，那么其文脉何来？我尝试着从五个方面对此做一探源：

一、源自毛泽东的天赋个性

前面我们在第三部分讲毛泽东艺术风格的第一个特点“豪放大气”时，举了毛16岁的《咏蛙》诗为例，说明了他的霸气。这是与生俱来的，现在又有资料披露了毛更早的诗作，他13岁写的《井赞》：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表明他渴望挑战艰险，搏击风浪的人生信条，他的远大志向从小就异乎常人，由此可见一斑。

当然，这些诗作今天其实都不可考，是否真正出自毛的手笔，大有疑问。但这并不重要，人们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因为这些诗作和出自青年毛泽东手笔的《沁园春·长沙》和《湘江评论·发刊词》等诗文中的磅礴大气如出一辙、一脉相承。这就是天赋个性。关于这个问题，前面已多有论述，这里点到为止，而且，毛泽东的性格极富挑战性和斗争性，愈挫愈奋，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斗争和创作生涯中。这就要说到下一个问题。

二、源自毛泽东的斗争实践

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就是毛自己的创作体会，他的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相互发明、相互印证。首先是毛壮丽奇伟的一生，给他的创作提供了绚烂奇谲的源泉，这一点，我在前面多有阐述，此处从略。其次，毛泽东是最具历史情怀的大政治家，但他的历史情怀主要不是书斋里的产物，而是来自斗争实践，正如著名学者杨义指出的：“毛泽东是读史兴趣最浓的大政治家，解读毛泽东诗词而不高度关注其间的历史情怀，就很难把握其深层的历史文化意蕴和人格风采。历史情怀是何物？是进入毛泽东诗词的特质深层的重要路标。……历史思维已经成为他的政治思维的重要运思形式，诗中蕴史，诗史合璧，出入古今。然而他的历史观从本质上说，不是在书斋中推衍出来的，而是在惊天动地的历史实践和真挚洒脱的个人性情中磨炼、升华和流露出来的。其中既有戎马倥偬、运筹帷幄、治国理政、改造世界的历史知识运用之妙，又有面对波折、超越忧郁、交接亲朋、陈情言志的性情之真。他投身实践，吟咏性情，以窥历史之真谛。”

再次，纵观毛60年的创作生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从量和质两方面来看，毛泽东的创作，基本上是中青年时期胜于老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前胜于新中国成立后，战争年代胜于和平年代，长征时期胜于延安时期。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来做一个简单分析。

我个人认为，青年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是同学唱和，如写给易昌陶、罗章龙、杨开慧等，主要表达友情、爱情、同学情，风格尚未完全形成，真正走向成熟并走向高峰是在两首沁园春之间，即1 925年到1936年约11年期间。而这11年，正是毛泽东个人和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可以说，内忧外患，凶险莫测，九死一生，前途未卜，创作的条件和环境更加无从谈起。但毛泽东的过人之处就在此中表现出来了巨大的压力带来巨大的反弹，毛泽东的诗情空前进发，前后写下了《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采桑子·重阳》《清平乐·会昌》等经典之作。但还未到高峰，风格相对写实，如“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显得不够飞扬、浪漫。但是，到了最为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写出了《十六字令·山》《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等华彩篇章。这在毛泽东诗词创作生涯中是仅见的。相反，在延安十几年相对平和安定的环境中，毛反而诗情淡然，诗作甚少，除一首《沁园春·雪》之外，乏善可陈。

这种现象，毛泽东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1949年12月中旬，在迎接毛泽东访苏的专列上，毛泽东对苏联汉学家、翻译费德林说：“现在连我自己也搞不明白，当一个人处于极度考验，身心交瘁之时，当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候，居然还有诗兴来表达这样严峻的现实，恐怕谁也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当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倒写了几首歪诗，尽管写得不好，却是一片真诚的。现在条件好了，生活安定了，反倒一行也写不出来了。”其实，如前所述，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使然。同时，也符合艺术创作规律，“文章憎命达”，“写忧而造艺”嘛。只不过毛泽东写的是家国之忧，天下之忧，中华民族前途与命运之忧，而且是大气磅礴地写忧造艺，写大忧患而造大意境。

三、源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我说以屈原为代表的就是两千多年前的楚文化，所谓“吴头楚尾”，其风格就是比较瑰丽，浪漫，奇异，神秘。举一个时髦的音乐人的例子，那就是谭盾。现在谭盾是在西方最有影响的华人作曲家，大家可能听过他的电影音乐《卧虎藏龙》，交响乐《水》《地图》，你可能记不住它的旋律，但那种神秘诡异可能让你挥之不去。但这也恰恰是打动和征服西方听众的要害所在。有一次，我在我们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给研究生讲课，问到他们谭盾的音乐素材来自哪里，他们都摇头，我告诉他们，就是来自湖南湘西，来自湘西乡间古老的祭祀音乐，说穿了，就是两千多年前“吴头楚尾”文化的流风遗韵。青年谭盾曾插队湘西农村劳动，那种音乐浸透了他的灵魂，成为此后他在异国他乡的音乐灵感和创作源泉。在今天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要反其道而行之，我赞成鲁迅的那句名言，“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我还要再加一句，“越是古老的，越是现代的。”谭盾现在不就成了西方人所追捧的先锋作曲家吗？其实他不过是用西方的乐器和现代作曲技巧演绎和诠释了中国湘西最古老的音乐遗存。

当然，楚文化的代表首推屈原。在《离骚》《九歌》《九章》中所包含的想象浪漫的气质，文字华美的修辞，忧国忧民的情怀都为毛泽东所心仪和推崇，使屈原成为毛终身挚爱不渝的作家。他们二人之间的精神连接和承传，大家可以在毛泽东诗词中细细品味，如毛泽东坐地巡天的艺术遨游，帝子乘风嫦娥起舞的瑰丽想象，倚天拔剑裁取昆仑的雄伟气魄，都颇得《离骚》《九歌》之神韵。

四、源自“三李苏辛”为代表的

优秀古典诗人

“三李苏辛”即李白、李贺、李商隐，苏东坡，辛弃疾。他们的诗篇词章，无疑是中国诗歌长河中最璀璨瑰丽的浪花，也为毛泽东所钟爱。1957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少有的对杜甫、白居易和“三李”做出了比较，说“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喜欢所谓的“文学八贤”，“毛泽东对于两三千年的文史，于先秦喜欢庄子、屈原，于汉魏喜欢曹操，于唐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明喜欢高启，于清喜欢曹雪芹。这就是毛泽东明白表示其喜好的‘文学八贤。八贤的风格特点是什么？风格特点倾向于气度豪迈甚至带点霸气，想象奇特往往出人意表。无论豪迈或神奇，笔力均足以胜之，以归于沉雄浑厚。其诗词运用文史知识往往给人立意奇警、用语畅达之感，可以说深得‘文学八贤之助。在‘八贤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朝三李。词本来盛于晚唐、五代、宋，但毛泽东的词中有全唐风，比如《忆秦娥·娄山关》词牌据说是李白所创，词风、词韵也近于所传之李白《忆秦娥》。但毛泽东词中的全唐风，已不仅仅是李白的盛唐风，而且还包含有中唐李贺的奇异警拔，以及晚唐李商隐的深婉华丽。当《忆秦娥·娄山关》一词，出现‘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悲切壮丽境界时，我们感到它虽然还用李白词‘西风残照，汉家陵阚的韵脚，而境界已高度拓展；又从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中超拔出来，壮丽中增加雄浑了。”

由此可见，“三李苏辛”也罢，“文学八贤”也罢，他们共有的特质，如幻想、浪漫、飘逸、华彩、豪放，都是吸引毛的所在，有人甚至据此认为毛有抄袭他们之嫌。我不否认，在毛的诗词中有一些直接从他们的诗词中搬出来的原句，如：“雄鸡一唱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贾生才调世无伦”等等，这都是原句或某个字颠倒一下。但，“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毛泽东就“抄”得恰到好处，如毛泽东称赞李白的“登高壮阔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是好诗，是民族瑰宝。而毛泽东自认为写得有点诗意的“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据我看来即化自李诗；再比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化自杜甫“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再比如“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化自晚唐花间派词人温庭筠的“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但是前一句意境显然阔大了。这只是显示了毛泽东的渊源和师承，至多流露了他的个人偏好而已，这跟抄袭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喜欢他们是真的，现存中央档案馆里的毛泽东手书的古代诗作中，最多的是李商隐的诗，多达40多首。还有一个是苏东坡，古代诗评家评价苏是“开阔心胸，推倒豪杰”的一代词宗，毛对其人其文也极为心仪。我认为毛泽东的名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就是化自苏东坡的名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至于辛弃疾的文韬武略，气吞万里如虎的雄壮词风，就更是和毛泽东心有灵犀。前面，我们列举了大量实例证明毛泽东读书无数、广采博收，这里的例子又说明他情有所钟、精选细读，这是一种眼界，更是一种方法，所谓：“取乎法上，得乎其中，取乎法中，得乎其下。”毛泽东是取其上上，自然是得其上品。

五、源自湖湘精神

1.“惟楚有材，无湘不勇”

这是我要着重展开来说一说的。大家注意，这个湖湘文化和2000多年前比较浪漫奇异的楚文化不大一样，这是300年以来一种经世致用的、大气霸蛮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湘人学子或者士人集团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文化精神。岳麓书院大门外的名联说得好：“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但我一直想为其改个下联：“无湘不勇”。湘楚人物，文武兼备啊。

先来看看湘楚人物。从2000年前的屈原、贾谊，到1000年前的宋明道学的开山周敦颐，再到300多年前的王船山，逐渐形成了一个经世致用的哲学思想体系。王船山思想体系的形成，影响了湖湘几代人。第一代是两江总督陶澍以及贺昌龄、贺熙龄、魏源等人；第二代就是将近200年前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所谓的晚清中兴名臣；第三代就是以100多年前“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变法人士；第四代就是100年前的黄兴——孙中山的总司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死后有章太炎作挽联曰：无公便无民国，有史乃有斯人），还有国民党的元老宋教仁，《警世钟》《猛回头》的作者陈天华，还有以护法运动名震天下的云南督军蔡锷等等，都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第五代就到了将近100年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家数数看，光担任过中共领袖和国家元首的湖南人就有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有任弼时、李富春、陶铸，十大元帅有其三：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个大将有其六：粟裕、黄克诚、陈赓、谭震、萧劲光、许光达，1955年授的57个上将里有19个，140多个中将里面有40多个。前面我们说的是共产党，其实国民党也值得一说。就说八年抗战吧，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从忻口会战开始，历经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等，一共打了22次大型会战，其中有6次是在湖南打的，占了四分之一强。而且光是长沙会战就打了四次，四进四出，薛岳指挥的长沙会战打得非常精彩。淞沪会战的中日伤亡比是四比一，而到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时，伤亡比打到一比一。八年抗战，在湖南境内歼灭日寇多达20余万。仅1945年4月，在中国大陆对日最后一战就是在湖南湘西芷江打的，歼灭日寇8万多人。如果抗战战果以省区来划分的话，湖南无疑是第一。综上，说湖南人深刻地影响和决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走向，毫不为过。

2.“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其实湖南人这种雄视天下的精神，在20世纪初，就为国人所高度赞扬。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曾撰文指出，“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以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2 000云南兵，和10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最后，陈独秀大声疾呼：“欢迎湖南人的精神！”

陈独秀说到的杨度，是一代旷世逸才，他模仿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歌》写了《少年湖南歌》，其中最著名的两句就是“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和豪气！这也就是毛泽东的霸气和豪气。

据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的研究，总结出湖湘文化有五大特征，虽然有待推敲，但我认为富于原创和发现，我愿意在此结合我的体会介绍给大家共享。

第一点是“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哲学思维，从屈原开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北宋周敦颐首创太极图说，到王船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体系，一直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历代的湖南知识分子都力图探寻把握宇宙社会人生的根本规律。就是所谓大本大原的问题。不是解决小问题，做什么比怎么做更重要。另一面就是瑰丽浪漫，神奇精妙的云景文章，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所重视的文采问题，从屈原到毛泽东，如出一辙，我们也不用多说了。

第二点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即讲究实事求是。东汉汉献王最早提出的“实事求是”，后来在20世纪初被当时岳麓书院类似院长这样的人物把它写在岳麓书院门内的影壁上。又过了20多年被毛泽东写在延安的中央党校，成为中央党校的校训直至今日。实际上从南宋的胡宏、张轼开始，湖南人就十分重视经济之学，主张从国计民生中探求富国强兵之路。毛泽东就更加把它化成实事求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就是严于自守，苦行清修。像青年毛泽东搞雨浴、风浴、游泳等等，这都是锻炼体魄，更主要是锻炼意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所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这些人也都是起于底层，出身寒微，但自律甚严。

第三点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从胡宏提出的日新不息的辩证发展观到王船山的“造化日新而又不用其故”的日新哲学与人类进化史观，这种精神一直盛行于湖南。所以青年毛泽东提倡“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追求新事物，敢为天下先，这也是湖南人的一个特点。曾经有人拿秦始皇来影射毛泽东，“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就是做了这种事情，可能要断子绝孙啊。结果毛泽东反问：“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谁无后乎？我无后乎？！”毛泽东就是不信神鬼，敢为天下先。

第四点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湖南的知识分子参政，不是个别人，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例如前面我列举的从陶澍到毛泽东，这前后200年左右，五代人，薪尽火传。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个特点，这些人主要是文人，平时都是道德文章交往，切磋学问。张轼、胡宏都在岳麓书院讲学。曾国藩、罗泽南这帮人都曾在岳麓书院读书，都是同学。当然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时，也常去岳麓书院旁听。平时他们以学问陶铸人心，转移风气，一旦到了时代更迭，国家动荡之际，这个文化群体就转化为左右国家政局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他们是典型的“上马击狂虏，下马草军书”的儒将，诗联唱和，每有绝响。

第五点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前面讲到，集大成者王船山总结了中国历史上治国治军的方略，其思想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300年以来的湖南人，对湖湘文化，对湘军，对曾国藩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1861年曾国藩和他弟弟曾国荃捐资了4200两白银，最早刊行了《船山遗书》，就是帮他出了文集。曾国藩把这套书带在身边，包括在剿灭洪、杨的过程中，戎马倥偬，经常是挑灯夜读。王船山的很多思想通过曾国藩的传承，后来被毛泽东所发扬。王、曾都是从统治阶级角度来研究当时农民起义，就是所谓他们的敌人的作战规律。比如说农民战争如火之燎原，就是王船山最早提出来的，毛泽东换了个说法，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还有一句王船山的话：“兵民是胜利之本”，后来也成了毛泽东的名言。再比如说，王总结农民军的战争特点是“走”一一“不以败为忧，不以走为耻……得地而无固守之情，以善其规避；一战而不求再战，以节其劳疲……败亦走，胜亦走，无所不走者，无所不掠。”曾国藩在总结与太平军、捻军的作战经验时则说：“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可伺，则彼乘隙而入……”“如蚁旋磨，忽左忽右。贼中相传秘诀曰：‘多打几个圈圈，官兵之追者自疲矣……”这就是农民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包括打得赢也走，捞了一把就跑。表现为机动灵活，让你抓不住。这个后来被毛泽东发展为游击战、运动战。并被毛泽东总结成“敌驻我扰，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十六字诀。再比如王、曾的“全军以破敌为上，不以占城池土地为意”“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等战略战术都被毛泽东整合成全新的人民战争思想。

还有更加著名的《三大纪律八大注意》歌，也是改自曾国藩的湘军《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夫人，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来当兵也是人……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