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述思

双11期间出现的各类商业欺诈又将一个老话题推到公众面前，尖锐而难解。

人们习惯性将当代商业诚信缺失归咎于制度。

这是一个关键要素，却非唯一。

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保障百姓权益基本靠明主、清官和大侠，以完善的制度保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商人（士农工商）更是痴人说梦，但不妨碍背负骂名的商业前辈们延续事业的香火，甚至在清代还崛起了影响深远的晋商和徽商，而维系其蓬勃成长的核心要素就是诚信。

但若因此便简单得出古代商人比现代企业家道德水平高却是不公平的。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有过精妙总结，也道出了古代商人生意兴隆的基石。

在人口被户籍牢牢捆绑的年代里，这些冒险家靠着农耕文明下的亲朋好友、市长同门，将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发挥地淋漓尽致，以权力为轴心，构建了牢固、庞大的人脉网和利益链，保证商业的香火代代相传。甚至在朝廷遭遇财政危机时，还可以跻身红顶商人，拿整个国家的信誉保证商业的正常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人的迁徙自由强力冲击着传统的户籍壁垒，传统的熟人社会走向分崩离析。

中国开始进入一个陌生人社会，仅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就有2.3亿，而留在乡村无法享受正常家庭关爱的孩子有6000万以上。

习惯于靠熟人构建商业社会的中国企业，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对外开放以后，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管理之余，也带来了现代商业制度文明。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束缚生产力的旧社会体制和管理模式被逐步打破，但新型的机制和组织却始终未能有效确立。

整个社会突然涌现出众多的自南个体，它们宛如林立的孤岛，无法联成大陆。

走出熟人社会的企业家们，对陌生人社会充满不适，只能靠单一的利益去维系这脆弱的关系，甚至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企业在天天生产面向大众的公共产品，内部管理却往往停留在家族化状态，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遭遇顽固的天花板，形成难以逾越的瓶颈。

在转型年代特有的急功近利、价值缺位、法治滞后的驱使下，“信任缺失”成为“唯利是图”的亲密伙伴，不仅无良小贩，大型国企、知名外企也不断挑战良知和法律底线，加剧了全社会对商业的不信任。

当社会自我管理能力脆弱甚至缺乏时，权力扮演着重建社会互信的重任。

可惜政府本身改革任务繁重，权力寻租频仍，导致贪腐丛生，加剧公信力下降，反为社会整体不信任推波助澜，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关键在于依法行政”无疑切中肯綮。

弗朗西斯·福山在名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将华人圈归于低信任度社会，症结在于缺乏社会中间组织。

社会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缺乏这类中间组织的社会，一边是强大的政府组织，另一边是原子化的个人和家庭，除了PK，似乎没有化解矛盾、重建信任的方法。

因此，简政放权、回归市场的含义不仅是对企业减负，而应立足于建立企业，乃至社会依法自治的新型制度模式，重塑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伦理，才能将阻碍商业进程的诚信危机带来的伤害降到最低。

呼唤信商，是对全社会重建良知、回归常识的渴望，是对法治市场经济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