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燕，龚小萍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0 引言

姓名是一种特殊的符号，是区别个体的主要标志，它往往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中国人名翻译研究历史久远，早在20世纪初，中国前辈学者陈独秀就曾探讨译名问题并对人名翻译进行了研究(王金波，2003:64－66)。梁启超曾在《佛典之翻译》中提到:“翻译之事，遣词既不易，定名尤最难。全采原音，则几同不译。易以汉语，则内容所含之义，差之毫厘，即谬以千里”，指出人名翻译在实践中因选词和语境难以很好地使原语与目的语完好吻合，这是人名翻译的难点所在。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及:“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陈福康，2000:116)，意在说明人名翻译并非易事，其翻译过程需要深思熟虑。辛献云指出译者若不正确地道翻译英文人名会使译名混乱、晦涩，不但妨碍了文化间的正常交流，而且还影响读者对原作有效信息的理解(2005:65－69)。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规范英文人名翻译做出了不懈努力，提出了相关的翻译原则如名从主人、归口权威和遵守传统译名等(文有仁，2008:68－71)，有效提高了英文人名翻译的准确性。此外，一些学者还从理论视角对英文人名翻译进行了探讨，徐晓红运用专名意向性理论对英文人名进行翻译并指出人名翻译应更加注重双方文化差异和语境(2009:29－31)，杨永和运用动态顺应理论对英文人名进行翻译，译名的语境与语言结构能与原作很好地保持一致，引发了更多读者对英文人名翻译的思考，开阔了英文人名翻译的视角(杨永和，2009:57－59)。

本文从创造性叛逆的视角来分析英文人名翻译现状，结合实例分析创造性叛逆在英文人名翻译中的应用，并比较论证了创造性叛逆在英文人名不同题材中的改译、结构上的漏译和发音上的变译的作用和关系。本文在忠实于原作和把握创造性叛逆“度”的前提下，实例译文在发音、结构和意义上能较好地与原作相吻合，有效提高了译文的可读性。

1 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是在明确某种再创作动机下，翻译主体以忠实原文风貌为前提完成的创造性行为，是对原有作品的能动转换或转述，使原文的新价值得以体现和被认可。

“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由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他指出翻译即叛逆，它能把原文置于完全没有预料的语言体系中，使其译文更加生动、具体的贴近接受者;翻译也即创造，它能赋予原作品一个全新的面貌，使之能与广大读者进行更好的交流，此外它还能延长原作生命并赋予新的生长契机(埃斯卡皮，1987:137)。人名翻译中的创造性体现为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再现原作、接近目的接受者的一种主观能动;人名翻译中的叛逆性，却反映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创造性和叛逆性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不可分割(许钧，2003，01:8 －13)。

谢天振在《译介学》中指出了创造性叛逆的应用领域并对其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给予充分肯定，在翻译界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并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引起了较大共鸣。创造性叛逆并非只在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在富有文化特质的英文人名汉译中同样适宜，且更能突出它的创造性和与原作品较强的吻合性，其实质是对一种语言文化表达的能动转换或转述的升级，在译文中体现了极具文化特质的源语。

2 创造性叛逆在英文人名翻译中的实践

姓名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但具有特定的指称意义，而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翻译实践中，民族文化、语言结构、作品题材、语境、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是英文人名翻译的重要因素，简单直译或音译似乎与原语文化很接近，但却难以准确表达出人名文化的特征，使读者感到晦涩并会影响其译文的接受程度。较好的英文人名翻译往往需要结合原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在把握“度”的前提下对原作进行创造性改译和能动叛逆分析。

2.1 不同题材中的改译

在不同语境中人名翻译的选词用语要与原作的社会背景、目的语的文化特质和源语信息准确的表达等方面相适应，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译，而不是一味的按发音、形似直译。

在英文人名翻译中加入昵称或绰号更能凸显出原作人物所在领域的工作性质和地位。例如:部分媒体常把NBA球员Michael Jordan创造性的改译为“飞人乔丹”而不是直接译为“迈克尔·乔丹”，主要因其高超的球技而得名;Lebron James因在篮球比赛中多次夺得荣誉而常被媒体译为“小皇帝詹姆斯”而非“勒布朗·詹姆斯”;Shaquille O'Neal常在译名前加上“大鲨鱼”译为“大鲨鱼·奥尼尔”而不是“沙奎尔·奥尼尔”，译名更好地体现了他在篮球场上硕大的形象;Dirk Werner Nowitzki常常被译作“德国战车诺维斯基”凸显他精湛的球技以及他在德国球迷心中的至高地位(杨永和2009，11:57－59)。这些英文人名经过改译后更符合体育报道的文体特征，使译名栩栩如生、形象具体，有效突显了球员的技术专长，传递了球员职业道德所赋予社会的正能量。

一些译者根据发音和日常翻译习惯将美国著名汉学家John King Fairbank译为“约翰·金·费尔班克”，让学术界众多人士“不知所指”(高旭东，张园园.2012，29(6):71－73)。实际上，他的姓名被中国学者梁思成译为“费正清”，其中具有较深寓意的“正”、“清”两字是英文John与King的谐音，目的在于指出John King Fairbank清正廉洁和高尚的文化素质与道德修养。此外，美国汉学家Howard Goldblatt因在中国文史领域的独到见解和渊博的知识，将其改译为“葛浩文”，其中蕴含了较深刻的意义，体现了该学者在中国文史界贡献巨大且翻译著作数浩如烟海，从而更好地实现了英文人名翻译中的“意似”。

2.2 结构上的漏译

英文人名组成较简单，句子、段落等因素对其翻译的影响较小，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大，从而增加了英文人名翻译的难度。英文人名通常由二至三个音节组成很少出现四个及以上，这些音节一般由三至六个字母构成很少出现八个字母以上的英文人名。英文人名翻译为中文时，三个字居首，两个字其次，四个字次之(刘洪泉，2009，01:57－61)。譬如:四个音节构成的“Engels”，在翻译时不译为“恩格尔斯”，而是去掉结构上的“尔”译为恩格斯，“MACDONALDA”译为“麦克唐纳”而不译“麦克唐纳尔德”，此类英文人名翻译与目的语的语言结构和思维习惯相符合。此外，英文人名中不明显的发音在译文结构上可以省略不翻译，如Elizabeth译为“伊丽莎白”而不译为“伊丽莎白丝”，其中的“th”未译出(张泽明，2007，03:104－106)。

由此可见，创造性叛逆思维在英文人名翻译中不是胡乱的漏译，而是在忠实于原语思维习惯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形似”，从而使其译名更贴近目的语的文化特征和社会心理。

2.3 发音上的变译

不同语言体系中文字发音差别很大，仅根据发音对其进行翻译会使人名翻译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英文人名翻译中，译者常采用英文人名发音与汉字读音相结合的谐音译法创造性的译出符合中国姓名文化的人名，以缩短原语和目的语间的差距，但在翻译实践中，这种方法也会引起一些不足。例如:意大利人Agnelli与RobertoBenigni按其发音则应分别译为“阿格内里”和“罗贝托·贝尼格尼”，由于他们所处的特殊文化背景及其语言体系的发音特征，将其变译为“阿涅利”与“罗贝托·贝尼尼”，从某种意义上背离了英文发音规则但这样翻译更地道;西班牙人 Zamorano，因其语言体系中“Z”的发音似于中文的“斯”，将其转译为“萨莫拉诺”而不是根据英文发音直译为“扎莫拉洛”(高旭东，张园园.2012，29(6):71－73)。

从上述分析中可看出，创造性叛逆思维指导下的发音改译不会完全陷入直译的“死胡同”，而是更加地道的符合目的语与原语的语言特征。因此，在把握“度”的情况下，结合原语文化背景、目的语的发音特点及其文化背景对发音进行合理的变译，使译名更好的凸显了英文翻译中的“音似”与“意近”。

3 创造性叛逆的在人名翻译中“度”的把握

英文人名翻译是在“忠实”于原语发音体系和语言结构的能动转述与变通升级，给予了译者充分发挥联想的空间，注入了译者较多的主观能动性。英文人名在翻译中是否可无限制地加入其主观成份呢?若不是，译者应如何把握“创造性”与“叛逆”两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度”?因此，在创造性叛逆视角的指引下应更多考虑英文人名翻译中的诸多制约因素，才能正确把握创造性叛逆在英文人名翻译中的“度”。

3.1 创造性叛逆应符合客观知识规律

“创造性叛逆”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味追求新颖，而是在对专业知识理解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能动的转换与转述，使译语更加地道和得体。其实质上“名从主源”能较好的指引译者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把握“创造性叛逆”在翻译中的“度”，例如Hamlet的译名版本多达七种:哈姆莱特、哈姆雷特、汉姆雷特、汉姆莱特、罕秣莱德、汉姆来提和哈姆雷，但随着时间流逝，哈姆雷特已经成为统一的译名。若将其译为罕秣莱德，反而会让读者不知所指。从示例可看出客观的专业知识会为英文人名翻译提供一些相关的线索，让创造性叛逆不至于过于偏离客观事实，让译者有张有弛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对某专业领域的知名人士及其相关事宜的了解，有助于提高英文人名在此领域翻译的准确性。

3.2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文化规范

人名翻译的实质是文化跨越的过程，大量的文化因素在此过程中需经过适应、选择、保留、淘汰、扭曲和变形以适宜原作地道的翻译和迎合读者的文化心态。较好的译者不仅应熟知译入语与译出语姓名文化的现状、思想传承和艺术精髓，在跨文化交流中还能有张有弛的彰显原语文化并能较好的实现译作的可读性。译者作为创造性叛逆翻译的主体，不仅要实现原作赋予的语言层面的“达意”，还要体现译作在不同文化中交流、碰撞以及折中过程的“得体”，并对原作姓名文化的精髓进行正确传递。译者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其目的之一就是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从而帮助对话双方较快地“化解”文化间的“隔阂”。因此，译者有义务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并采取恰当有效的方法对英文人名进行正确翻译。

3.3 创造性叛逆应适宜语境

创造性叛逆翻译中的接受者和接受环境密切相关，在原语环境里正面的内容，而在译入语环境里却变成了相反的含义。在原作中是贬义的内容，经过翻译后译文却蕴含了褒义(谢天振，2007:86－87)。

姓名常常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寄托着父母对子女的殷切期望和美好的祝愿，对具有贬义的人名很忌讳，因此译名的用字及其褒贬义是影响英文人名翻译地道与否的重要因素。例如，联合国军司令Matthew Ridgway在朝鲜战争中为贬低他将其创造性的改译为“李奇微”而不是用原作中的译名“李奇威”，“微”在汉语文化中形容人是指其形象较差和社会地位低下，这样翻译更能让读者融入原作语境，使联合国军的丑恶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如泰国总理Yingluck，因其“lu”在泰语中的发音类似于中文的“禄”，指古代称官吏的俸给，常与财富相关，因此以前一直将其译为“英禄”。但通过相关资料查阅得知泰语中“lu”读为“拉”，而后将其改译为“英拉”。

可见，人名翻译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蕴含的文化内涵需要仔细斟酌并与具体语境相结合，才能对英文人名进行地道的翻译。

4 结语

我们可以管窥创造性叛逆不只适于文学翻译，英文人名翻译中同样需要，其主要表现为在把握客观知识规律、文化规范和接受语境这三个“度”的前提下，对英文人名不同题材中的改译、结构上的漏译和发音上的变译，有效促使了译者主观能动性在英文人名翻译中有张有弛的发挥。这样翻译不仅能准确地传达原语文化信息，还更加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使译文陌生感悄然而逝，从而有效提高了译文的可接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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