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已有的研究已证实，我国养殖户在生猪养殖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已形成严重的兽药残留、抗生素耐药性等问题，可能危及消费者的健康。本研究在分析江苏省阜宁县654户生猪养殖户案例的基础上，归纳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综合考量其期望收益，构建行为概率模型，并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实验，模拟养殖户间的交互作用，同时在政府政策不断变化的情形下，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研究发现，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认知的提高，兽药使用规范性程度不断提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逐渐变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相对于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其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等负面行为影响较小，且影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的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与此同时，政府监管对遏制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提高抽查比例、增大违规处罚额度能有效控制并减少生猪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力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关键词生猪养殖户；认知特征；兽药使用行为；行为概率模型；仿真实验

中图分类号F767.2；X5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2-0160-10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2.021

抗生素类兽药在预防和治疗生猪感染性疾病，控制寄生虫和非感染性疾病，提高饲料转化率和促进生猪生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科学研究已经反复证明，在饲料中按照规定的限量标准添加抗生素类添加剂不仅能缩短生猪生长周期，而且对降低生猪安全措施的成本投入[2]、增加生猪产业的经济效益具有显著的作用[3]。然而，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养殖户为缩短生猪治疗周期、促进生猪肌肉发育，在养殖过程中往往采取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或使用违禁药物、不遵守休药期等负面用药行为，导致生猪及生猪制品兽药残留超标，细菌耐药性不断增强[4]，可能对消费者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如急慢性中毒、过敏反应等[5]。由于消费者健康损害具有长期性、滞后性和潜伏性的特点，且消费者对发病缓慢的食品安全问题，诸如色香味俱全的“垃圾”食品对自身健康的危害不易识别并知之甚少。因此，研究生猪饲养过程中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对确保猪肉质量安全，防控耐药细菌蔓延，保障消费者健康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实证调查江苏阜宁县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基于实际调查与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归纳影响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认知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Matlab软件的仿真实验方法，模拟养殖户在不同政策环境下的兽药使用行为，以期为政府监管决策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1案例调查

江苏省阜宁县是全国闻名的生猪养殖大县。2012年生猪饲养量和出栏量分别为249.97万头、166.16万头，其中生态猪的饲养量为85万头。2013年检测结果显示，该县生产的生态猪肉中包括重金属、抗生素等在内的38项指标远好于绿色食品的标准要求，已达到国家有机食品标准。然而，在阜宁县生态猪生产量仅占生猪总量的34%，而接近165万头非生态猪基本上仍然是由小规模的分散养殖户（农户）养殖，生态猪的质量水平不能完全代表整个阜宁县生猪的质量水平。

本研究以阜宁县辖区内13个乡镇（村）的生猪养殖户为样本展开兽药使用行为调查。调查采用随机抽样并入村进户的方法进行，共获有效问卷654份，调查结果见表1。 被调查的654户生猪养殖户中，凭自己经验、不完全参

照说明使用兽药及药物添加剂的养殖户高达71.26%，在实际养殖过程中68.35%的受访养殖户不遵守休药期的有关规定。调查结果显示，调整配比浓度、超量用药是养殖户应对兽药效果不佳的主要方式，占样本比例的55.50%。

调查结果还显示，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度较低。完全不了解、有些了解兽药使用规范的养殖户占总样本的80.27%，且完全不了解兽药使用规范的养殖户确实存在兽药使用负面行为在此类样本中占有较高比例。调查显示，对禁用兽药、兽药残留危害完全不了解的养殖户分别占样本比例的66.05%、48.17%，且存在负面行为的样本比例中较高。与此同时，64.68%的受访养殖户完全不了解违规处罚。

2文献综述

2.1养殖户兽药使用负面行为及危害

在生猪养殖环节，来自疫病防疫、流行病等因素的风险水平较高[6-7]。兽药的使用就成为控制生猪疾病传播，减少经济损失的重要手段。然而，客观现实是，众多的养殖户为减少成本，增加收益，较为普遍地采取了兽药使用的诸多负面行为。基于现有文献及作者的前期调查发现，目前生猪养殖户违规甚至违法使用兽药的负面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药物。抗生素类兽药及其添加物的滥用或过量使用是造成目前耐药菌危害日增的罪魁祸首[8-9]，并导致耐药菌在整个食物链体系的蔓延与扩散[10]。Suriyasathaporn等[11]指出，滥用或过度使用抗生素类兽药造成的药物残留已成为泰国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过度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养殖场与正常使用兽药的养殖场相比更可能产生抗生素耐药性等危害。袁超等[12]调查发现，养殖户兽药使用剂量普遍不恒定，在畜禽发病严重时养殖户擅自加大剂量、随意混用多种兽药的行为尤为严重。大部分规模化养猪场为提高生猪的成活率，大量连续地使用抗生素[13]。Peak等[14]的研究表明，抗生素抗性基因的丰富度与抗生素的使用有关，大量使用与混合使用抗生素的抗性基因含量显著高于不使用抗生素的抗性基因含量。陈永山等[15]、高旭东等[16]均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方法分别测定出猪废水、鸡脯肉和牛肉中四环素类抗生素污染严重，残留量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限量标准。

二是非法使用违禁药品及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违法使用非食用添加剂是对食品安全的最大威胁[17]。吴林海等[18]的研究指出，部分食品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方法是滥用食品添加剂，而在动物饲料中非法使用添加剂是导致动物性食品污染的四大路径之一[19]。为获得经济利益，部分养殖户无视禁用药物较强的毒副作用和致癌性[20]，如将呋喃它酮广谱抗生素违法添加到生猪饲料中以促进其肌肉发育，且不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最终导致猪肉中兽药残留超标。大量的研究已证实，提前出栏可能造成兽药在生猪体内不能被完全分解而大量蓄积，导致生猪体内残留药物超标或出现不应有的残留药物，从而降低猪肉的食用品质[21]、影响猪肉质量安全[22]、对人体造成潜在危害[23]。虽然药品标签包含明确的休药期规定，但大多数养殖户总是根据行情、疫病等情况选择出栏时间，生猪若发生疾病养猪户往往会加大剂量以保证出栏量[24]。Cooper等[25]的研究指出，不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可能是病死牛肉中驱虫药物残留高于健康牛肉的主要原因。

2.2养殖户的认知特征与兽药使用行为

目前，我国的生猪养殖户主要由小规模的分散农户构成，具有经典农业经济学理论中小农的一般特征，主要表现为年龄偏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认知程度不高[26]。关于农户认知特征与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均显示，农户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其行为决策[27]。养殖户作为生猪生产的基本主体，其质量安全的认知水平、对生猪疾病风险的感知将直接影响或改变其生猪兽药的使用行为[28-29]。

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规范认知与其兽药使用行为。养猪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主要指对兽药操作规范，如用法用量、休药期等的知晓程度及使用效果的认知。孙世民等[30]对养猪场（户）良好质量安全行为实施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表明，养猪场（户）的兽药使用认知是其实施意愿的中层间接因素。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发现，养殖户的认知水平处于较低水平。Dewey等[31]的研究指出，虽然养殖户普遍在猪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类兽药，但使用阶段及使用频率并不明了。邬小撑等[32]的研究表明，目前生猪养殖户对于食品安全的认知还较为薄弱，对抗生素休药期和违禁药品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已成为影响猪肉质量安全的风险源。Green [33]等调查发现，养殖户能否参照兽药使用说明及观测休药期是影响其兽药使用行为的显著因素。与此同时，生猪饲养过程中养殖户对生物安全措施的效果感知、抗生素药物治疗效果的认知也直接影响其使用意愿[34-35]及使用行为[36]。

养殖户的兽药安全风险认知与其兽药使用行为。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主要指对兽药使用后潜在的安全风险，如抗生素耐药性风险、兽药残留危害等的了解程度。这与养殖户兽药使用规范认知虽然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但仍然具有本质的区别。Houston等[36]对尼泊尔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养殖户对潜在的疾病风险缺乏认识。与兽医相比，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风险的认知要少得多[37]。Friedman等[38]对南卡罗来纳州的研究表明，45%的养殖户了解抗生素耐药性。然而，随着养殖户对抗生素类兽药的风险认识逐渐清晰，抗生素使用的总体趋势也在不断变化[39]。李红[40]分析了小规模养殖户的养殖行为，结果显示，有相当部分的养殖户在了解负面使用兽药危害性的情况下，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仍然超量、超范围使用违禁药品和添加剂。

养殖户对相关法律法规与违规处罚的认知与其兽药使用行为。自1997年起，农业部先后四次制定并发布动物性产品中兽药残留最高限量标准，并在2011年实施了对包括“瘦肉精”在内的151种禁用兽药实名购买的规定。然而，生猪养殖户对相关法律法规并不了解，而且在实践中也难以确保标准的统一[41]。在农产品为“经验品”、政府监管疏于防范的前提下，农户易缺乏自律性，发生逆向选择行为[42]。王瑜等[43]的研究发现，小规模养殖户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认知度越浅，越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药物添加剂。加大对农户违规的处罚是打破现阶段“农户非标准化生产，监管机构弱监管”僵局的有效方式[44]。郑建明等[45]实证研究认为，违规处罚的认知对养殖户经济效益具有显著影响，并指出政府应该加强对违规养殖处罚的力度，把处罚力度与养殖户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以促进养殖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提高。

3养殖户行为选择模型的构建

3.1模型的基本假设

由于养殖户处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模拟仿真无法将所有影响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因素都考虑在内，本研究重点关注养殖户认知特征的差异如何影响其在生猪饲养过程中兽药使用行为，并作出如下的假设：

（1）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只有正面、负面两种行为，且每次决策只能选择其一种行为。正面行为指规范使用兽药行为，而负面行为包括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使用违禁药品及不遵守休药期规定等一系列不规范行为。

（2）生猪养殖户是具有经济理性的，对其自身的兽药使用行为遵循“成本—收益”的规律。

（3）在生猪养殖过程中，政府将不定期抽查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若发现负面行为，养殖户将被查处并将面临经济处罚及道德舆论压力。

（4）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是个动态过程，现实情景中的同行行为将影响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

3.2养殖户认知特征

在仿真试验中，生猪养殖户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活动主体，其知识观念、认知能力是影响其对期望收益估计的主要因素[46]，进而影响其兽药使用行为。根据前述的文献梳理，本研究将养殖户的认知特征主要概括为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相关法律法规及违规处罚的认知三个方面，并分别以φi1、φi2、φi3表示。由于在现实中每个养殖户的认知度并非完全一致，因此在仿真实验设定φi1、φi2、φi3的最大值，而每个养殖户的认知以此为上限随机取值。

3.3养殖户的期望收益

根据上文的基本假设，养殖户在兽药使用的行为决策中，其期望收益与政府监管的力度相关。为保证生猪质量安全，政府监管部门会采取一定的抽查比例对生猪养殖户进行监督，并将依据相关法律规章对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给予相应的处罚。政府监督部门对兽药使用的监管与负面行为的查处力度将影响生猪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因此，可将生猪养殖户的期望收益描述如下。

当养殖户规范使用兽药时，其期望收益为：

W1=G（1）

当养殖户兽药使用采取负面行为时，其期望收益为：

W2=（1-p）×（△G+G）+p×（△G+G-C1-C2）（2）

其中，△G=θ×G。G：养殖户规范使用兽药时所获得的收益；△G：养殖户负面使用兽药时获得的额外收益（包括提前出栏、使用违规药品等节约的成本）；C1：政府监管部门对养殖户负面使用兽药行为的经济处罚；C2：养殖户负面行为被发现后付出的社会成本，包括社会舆论压力、道德压力等；θ：养殖户负面使用兽药时收益可提高的倍数；p：政府监管部门对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抽查比例。

3.4行为概率模型

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故不同的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选择概率存在差异。孙绍荣等[46]为研究人们在某种行为回报的普遍预期下选择该行为的概率，建立了行为概率的数学模型。对于某个个体而言，行为概率是行为不确定性的描述，即行为主体在行为集中选择某种行为的可能性。对于一个群体而言，行为概率是行为个体选择某种行为的数量比例。若群体中每个个体对各个行为的期望收益的判断一致，则群体中每个个体都会选择同一种行为，则不存在行为概率问题。实际上，人们对各个行为的期望收益的评价存在很大差异。群体中各主体占主导的知识与观念、多数个体的认知能力和认知偏差是导致差异存在的主要因素，进而使得个体在选择各个行为时出现不同的比例。本研究在文献[46]的基础上，结合养殖户的认知特征，构建行为概率模型，模拟在不同期望收益下，养殖户在生猪养殖环节中兽药使用行为。

特别要提出的是：当j=0时，φi0∈（-∞，+∞），当φi0决定了当两种对立行为的期望收益都为0时，即wi（α+）=wi（α-）=0时，表示主体i的行为是在无任何驱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称这种行为概率为自发概率。事实上，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行为的选择受其对期望收益判断的影响。通过行为概率模型，模拟生猪养殖户在其认知特征和期望收益的影响下正面行为α+发生的概率pi（α+）与负面行为α-的概率pi（α-）。假定当pi（α+）≥pi（α-）时，第i个行为主体选择正面行为，否则选择负面行为。累计观测N个主体，从而得出群体的行为概率。

4仿真实验与结果分析

本研究以生猪养殖户为行为主体，在计算机生成的环境中，考虑养殖户的认知特征，各主体间信息交流对养殖户兽药使用行为的影响，模拟个体间相互独立又交互作用的现象。

4.1实验描述

（1）模拟界面为20×20的正方形区域，仿真初始运作时，100个养殖户随机分布在此区域内。具体参数如表2所示。

（2）养殖户的视力值。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与其周边同行的行为密切相关[47]。模型中以“视力值”表示养殖户获取周围信息的能力，值越大表示获取周围信息的能力越强。仿真开始时，随机生成100个视力值赋予每个养殖户。若养殖户的视力值为2，则表示其可以观测到前后左右2×4个方格内的养殖户行为。我们假设：①若养殖户自身行为是A，其视力范围内A的个数≥B的个数，则保持自身行为，否则变为B；②若养殖户自身行为是B，其视力范围内B的个数≥A的个数，则保持自身行为，否则变为A。

（3）养殖户的认知特征。基于5分制的Likert量表，假定φi1、φi2、φi3在[1，5]中取值，其中1表示完全不了解，5表示完全了解。根据行为概率模型，φi1、φi2、φi3及φi4、φi5、φi6又分别为正面行为和负面行为的系数组成部分，鉴于规范使用兽药的正面行为和负面使用兽药的行为是两种对立行为，当养殖户对其中某个行为的执行意愿较为强烈时，另一种行为的意愿会相对较低。因此，假设这两组系数的关系为：

为保证模拟仿真的科学性并贴近实际，设定在仿真初始时100个养殖户的总体认知水平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假定φi0=2，φi1=φi2=φi3=3，即养殖户的三种认知在[1， 3]之间波动。

（4）养殖户的期望收益。养殖户对于期望收益的判断可由式（1）和（2）计算得出。养殖户的正常收益G在[5，9]上服从均匀分布（单位为万元）。θ表示负面使用兽药相对于正面使用兽药时收益提高的倍数。一般而言，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度越高，获取负面收益的可能性越小，因此θ与φi1有一定相关性，为保证θ为非负数，假定θ+φi1=5。实地访谈发现政府对普通生猪养殖户每年抽查2次到4次不等，p初值设为0.3。根据我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综合考虑各种负面行为，初步设定负面行为被查处后需承担3万元罚款，即C1=3。若养殖收益越高，其负面行为被查处后所面临的道德压力社会舆论压力越高，因此假定C2=2*G。

4.2仿真结果与分析

通过仿真试验，模拟了生猪养殖户各认知特征对其兽

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监管对与防范生猪养殖户兽药使用负面行为的有效性。仿真实验的图中，黑色曲线表示养殖群体中正面行为发生的概率，灰色曲线表示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

（1）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对养殖户行为选择的影响。仿真开始时，养殖户随机分布在模拟界面内，随时间推移各主体间发生交互作用。通过多次实验发现，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度φi1

的最大值为1、2、3、5时，曲线变化较为明显。如图1所示，4种不同的参数设置下养殖户的行为选择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当φi1最大值为2，即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普遍较低时，群体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较高，如图1（a）所示，在95%-100%间波动；当φi1的最大值由1逐步变为2、3时，负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概率依次降低；在φi1=3时，正面行为和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在50%处上下波动；当φi1进一步增大到5时，养殖户选择负面使用兽药的概率明显低于正面使用兽药的概率。表明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不断加深，其抗生素类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越小，这与邬小撑[3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但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基本高于正面行为发生的概率；只有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才倾向于正面使用兽药。

（2）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对养殖户行为选择的影响。由图2可知，当养殖户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度较低时，群体中发生负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行为概率较高，在90%处波动。当整个群体对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提高到一定程度时，规范用药的比例将大幅增高，如图2（b）所示。当φi2=3时，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和规范用药的正面行为的比例在40%-60%间波动。对比图2（b）和（c），养殖户抗生素类兽药等使用的负面行为并没有随着其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安全风险认知的进一步提高而明显减少。可能的原因是，目前缺乏农业用途和抗生素耐药性扩散及危害人体健康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导致一些养殖户认为在农业中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经济效益足以继续采取这种行为。

（3）相关法律法规及违规处罚的认知对养殖户行为选择的影响。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与其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违规处罚的认知度密切相关，当养殖户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违规处罚的认知度βi3=1时，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相对较高，在70%-80%间波动，如图3（a）和（b）所示。当βi3最大值由1变为3时，养殖户群体中正面使用兽药的比重并未大幅上升，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则下降了5%-10%。由图3（c）可知，当养殖户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违规处罚的认知相对较高时，养殖户群体中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依旧普遍，约在50%左右的水平上，与正面使用兽药的概率相当。事实上，在我国，无论是生猪宰前检疫还是屠宰后肢体分部检疫，主要集中于对一些疾病的检疫，如口蹄疫、猪瘟、猪水泡病及其他病变，相关政府部门对生猪中的兽药残留并没有实施严格的监控，惩处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不力。因此，不排除养殖户在知晓违规处罚的情况下依然选择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的可能性。

（4）政府监管对养殖户行为选择的影响。在仿真实验中，政府部门对生猪养殖户的监管主要体现为日常抽查以及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实验结果如图4所示，当抽查比例和惩罚力度都较低时，负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养殖户要远大于规范用药的养殖户，负面行为约占80%，正面行为约占20%；若提高抽查比例，规范用药的养殖户的比例在整体上略高于负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养殖户，正面行为发生的概率在50%-60%间波动；而进一步增大对违规违法等负面行为的惩罚力度时，正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养殖户的数量要明显高于负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养殖户。这与陈炳钿等[48]对生猪养殖户生产行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基于仿真实验方法，在综合考虑养殖户认知特征、养殖户间交互作用的基础上，观测养殖户兽药使用的行为选择在系统中的动态变化过程。模拟实验结果表明：随着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不断加深，其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小，且当认知度足够高时，养殖户更倾向于规范用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兽药使用行为；养殖群体中滥用或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发生的概率随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的上升而下降，下降幅度呈递减趋势，总体而言，兽药安全风险的认知与养殖户的兽药使用行为有一定相关性；当养殖群体对相关法律法规及违规处罚的认知普遍较高时，负面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的养殖户所占比例依旧较高，与规范用药比例相当，养殖户对政府相关法律法规违规处罚认知的变化对其兽药使用行为选择的变化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结论所蕴含的政策意义是，针对我国生猪养殖户滥用、超量使用抗生素类兽药等负面行为相对普遍的现实情景，应加强兽药使用终端养殖户对兽药使用规范

的认知，引导其建立用药档案；同时，加强养殖户对抗生素耐药性等兽药安全风险的了解，促使其自觉科学规范用

药；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主体，政府应完善并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增强养殖户法律意识，并加强监督管理执法力度，

提高抽查比例，加大处罚额度，对兽药使用的负面行为的经济处罚落到实处。

（编辑：刘呈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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